张娜娜丨明清女性的疾痛审美及社会文化意义

张娜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江南大学江南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诗文研究、女性文学研究。

摘要：疾病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经由病人的解释、叙说完成。明清女性在文化传统、社会礼仪、公众期待等因素作用下，构建了属于她们的“疾病”空间。具体而言，疾病催生其审美和创作的潜能，疾病之殇化作文学艺术化的“意趣”之物，彰显了善病工愁的“闺阁风流”。这种闲赏品味疾病的方式，暗含着书写的疗愈功能。一方面，她们视诗歌为具有“悬置”与“净化”功效，驱除疢疾的灵药；另一方面，她们以病骨锻造诗骨，在奇险或清恬的诗境中缓释疾痛。此外，疾痛的语言亦诠释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们将婚姻生活和道德规训转化为关于身体障碍的话语，晚清的医疗卫生观念、强国保种之说亦成为病体的生理感觉，昭示着疾病书写模式的转换及新旧文化的裂变。

关键词：明清女性；疾痛审美；社会文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伦多大学馆藏怀履光档案研究”（项目编号：19VJX025）、2022年度无锡史、江南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研究项目“大运河与明清江苏女性的文化生活研究”（项目编号：JUSRP122082）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格式：张娜娜.明清女性的疾痛审美及社会文化意义[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150-149.

作为一种生理现象，疾病的象征意义无处不在，是医学、文学、文化、政治、性别、身体等不同话语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中国古代，萨满、巫医等仪式表演向戏曲、诗赋等文学艺术的转变使疾病与文学产生密切的关联，文学艺术家承接了巫者的治疗功能，比较典型的是枚乘以《七发》治疗楚太子疾病的情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疗疾病的中医文献、理论也和文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实际上，疾病更倾向于从病理学、生物学基础上对健康问题进行剖析。疾痛则是病人切实的患病体验，身体的具体症状，精神、心灵的苦楚。这种疾痛的描述经由病人的解释、叙说完成，他是主观的，甚至是文学意味的，携带着社会、文化的烙印。明清女性作家在其诗文中有大量的疾病书写，以强调身体感觉、心理认知、情感状况以及精神上的反思。从诗学层面，疾病往往在其诗文中化作审美意象，成就一种别样的“闺阁风流”，病中的阅读和写作经验又反作用于疾病的发生和疗愈。从社会层面而言，明清女诗人多用关于身体障碍的话语诠释对婚姻家庭生活中多重角色的焦虑，对贞孝之道德规范的坚守以及社会、国族之变局。

01

闺中病趣：疾病的审美再现

明清女诗人往往淡化疾病本身带来的痛楚，将疾病以及病中自我作为一种“物象”进行审视，使之成为某种女性气质的表达。比如庆凤晖直接以“病态”为题，写道“捧心无力晓妆迟，绿惨双蛾不自持。瘦比黄花犹觉妩，懒拈红豆写相思”。作者显然意识到“捧心”“蹙眉”的病痛之美，虽瘦比黄花，但妩媚不减。像袁棠的“菱花镜里人憔悴，病锁双眉扫不开”，“欲卷珠帘还住手，恹恹一病倩人扶”等句再现了病中形体、容貌和神态的清瘦与娇弱。关锳的“玉人扶病晚梳头，一双玉臂惊寒怯”，“花倚栏杆人倚帘，花如人瘦两恹恹”等句让人难以分辨是病，是愁，是韶光易逝的感伤之语，还是相思之情。杨舜华的《病起美人答徐惊鸿》直接道出“病”与“美”的关联：“幸同苏肺后，敢学捧心余。艾底先添缕，花间待校书。郎今看妾貌，比昔较何如。”病痛稍愈，除了“捧心”之美，还在烧艾、校书的过程中，平添了一份雅致、娴静。

▲俞明《董小宛卧病小景》（局部）

“疾病”的审美性不仅仅是女诗人在诗歌中塑造“病美人”的形象，她们还以诗化的笔触将疾病化作某种“意趣”之物进行审美观照，并生发出丰富的意涵。汪远孙曾为其继室汤德媛作《寒闺病趣图》，吴藻据此创作了一套《南越调》，其中《小桃红》写病中美人兼“画眉才子”，同各类文房清玩并置，构成别具风雅情调的“女性空间”。这是对闺阁才女病痛的审美观照，亦是对才女身份的强化和认同。“董小宛卧病”“杨妃病齿”也是明清女性多次题写的对象，如陆珊写杨妃病中懒启朱唇，嗔怪君王的娇憨之态，杨令茀则围绕董小宛病中风姿营造了文火药烟，小鼎长泉的诗意氛围。此外，金逸的《病起》诗有句曰“鹦鹉不知人病久，朝朝楼上唤梳头”，《闺秀诗话》称之为妙语，“趣味覃覃，盥薇朗诵，令人忘倦”。

▲杨令茀《杨妃病齿图》（局部）

明清女性还将病痛的身体感受诗意化，这是一种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学化、艺术化书写。王采薇的“离愁作雾疑沉水，晓病如烟尽著山”写病中迷蒙混沌之感，如不尽烟雾萦绕群山。“愁如天远还窥帐，病与云亲不下楼”将疾病拟人化，写患病而长年幽居高阁，少与外界相接的生活状况。诸多女性因肝疾咯血，宗婉“未经柳叶展眉弯，又见桃花点唾斑”就用“桃花斑”写吐血的症状。类似的，归懋仪“咳带桃花露，吟成杜宇红。休言心力瘁，诗律未曾工”句，将咳中带血比作“桃花露”，病中苦吟比作杜宇啼红。疗疾所用药物也被视作闺阁雅物，明清女诗人往往视捣药为闲情逸趣的一种，制药疗疾之举颇有一种清雅、安谧之感。

此外，明清女性大多深居闺闱，病起或行药则漫步于庭院之内。她们将目之所见的颓败、残落之物比作病体，佳人病骨和闺阁物象构成一种诗化的转喻。庄盘珠写残菊“绝似佳人支病骨，又似寒儒，憔悴鹑衣结”。余希婴将秋海棠视作“病中倩女”，于闺阁中寒欹夜月，泪滴秋风。在明清女诗人笔下，一草一木、春秋代序都可成为“病我”的一种审美呈现。写梅花如“崛强枝条浅黄朵，高人风骨病娃容”，写秋柳有“愁姿病态总萧萧，泪眼犹舒翠黛销”之句，写杨花而联想到“一抔净土埋香地，九十韶光善病身”，疾病、病体和病中的感受被物化、艺术化，暗藏着女诗人的自我呈现。她们还将病体化作外在唯美、凄寒的客观物象。陆蒨的《晚晴》篇将病体比作暮日的“乱蝉”和慵栖的“瘦蝶”。沈佩湘写给张䌌英的问疾诗，称“眉减青螺鬓堕鸦，清癯标格似梅花”，写病中眉目素净，鬓发倾斜，清冷消瘦，有梅花一般的品格。另外，金逸的《病蝶》诗将自己比作“病蝶”，恹恹之际仍有“珊珊艳影”，春心不死，纵然憔悴，亦别有一段风流。

02

病生涯与诗境界：诗歌的疗愈功能

首先，大多明清才女在病痛中，视诗文为疗疾的药饵。一方面，疾病提供了创作的时间、空间、素材和灵感，故而“新诗反向病中添”。另一方面，诗歌的阅读和写作，可以“悬置”痛楚，净化心灵，故曰“佳咏能教疢疾除”。讯疾与答疾在明清才女群体的交游网络中构成“同病相怜”“同声相应”的表达系统。其中，她们借“疗疾”之说与友人交流自己的诗学品味。张䌌英称虚白太夫人“清”味诗具有治疗眼疾的功效。江珠认为《吴中女士诗钞》的编者张允滋诗有“清超之致，能以无为为工”，故称“久病沉愁销不尽，赖君奇句涤烦煎”。金逸形容吴琼仙的诗风如“曲涧流云”“瑶琴弹月”，给人空灵澄澈之感，感叹道“我是病中谁破闷，把卿诗卷当灵丹”。骆绮兰曾卧病数日，足不出户，得《杜诗镜铨》一部，因有注释征引，明白晓畅，故“深闺扶病起，一卷乍吟终”，悟得诗学要义，病亦少除。

▲丁以诚《骆绮兰平山春望图卷》（局部）

其次，苦吟致病，疾病亦反过来激发无限的创作动能，明清女诗人就以别样的语言、形式和风格阐释病症，以不同于日常的诗风缓释身心的疾痛。女诗人华浣芳病中呕吐，友人戏称“怪道你诗好，胸中渣滓俱打扫干净了”，疾病的磨砺、净化带来诗艺的精进。徐德音言“诗肠苦为病魔勒，一泻乃涌万斛泉”，病魔对身心的抑制带来诗情的喷发。“病骨伶俜诗骨健，愁怀抑郁酒怀清”，病骨也可能带来诗风的转变。一方面，诗人的情思意绪在疾病的折磨下骤起骤落，催生出奇险怪异的诗风。比如，朱庚身患暑虐，写下长诗《虐鬼》篇，句式长短不一，突兀怪诞，跌宕跳跃，颇有韩愈之风。左锡嘉《甲申五月患喉感作》篇酣畅淋漓，奇险狠重，与喉疾抗争的过程颇有政治军事色彩。她们还以新的词汇、意象形容病中行走坐卧、视觉和听觉的怪异之感。比如，胡慎容的《病中》和甘立媃的《述病》用放眼疑雾、闻声似风、耳畔虫鸣之语描绘病中头晕目眩的感觉；另一方面，在疾痛的境遇下，明清才女的诗作有着黜靡去伪、剥落脂粉、情涵性中的微妙变化，形成一种清秀、恬淡、闲雅的诗风。金逸《病中次韵》为王蕴章《燃脂余韵》评为“清俊迈俗，洗尽人间烟火气”。包佩芬的“病多尝试药，体弱不禁风。人意和诗瘦，乡书遣雁通”之句，亦被王蕴章誉为“诗意清淡，是能以性灵为主者”。梦月的《病中咏》写其病中研习翰墨，在诗书中品得“物外幽闲”。“琴怪”“诗清”句可见疾痛情境下的诗境，即荡涤尘俗之气的“清”。

▲江珠画像

再者，明清女性通过病痛的“身体性经验”，在病中整合、重塑自我，利用疾病的丰富文化含义为自身的患病经历创造意义。她们多以“女相如”自称，强化自我的文人身份。比如，杨蕴辉“相如病久诗千首，满室芸香积暗尘”，王德宜“闲窗静息起还眠，渴疾相如已有年”等。“女相如”之称呈现的是多病、多才且跨越性别界限的新身份。胡慎容病后自嘲“若能吟有异，不管腰身细。清减肯如梅，凋零亦是魁”，只要能吟诵出新颖有异的诗句，她并不介意病中骨瘦如鹤的形貌，或许肉体上的消瘦清减能够带来诗才或者精神的永恒。在明清才女看来，病体是通往诗境的媒介，诗境的探寻又与禅宗悟法颇多相似之处。因此，陆韵珊写道：“锦囊句作楞伽诵，诗境如禅静夜参。”江珠也在身患奇疾的状态下“随意拈诗如说偈，妄言状鬼譬谈禅”。陆蒨病中答友人诗，称病骨到伶俜之际即为仙体。姚倚云在病中度过八十岁生日，称“无忝所生堪自慰，莲池药境是吾乡”，将“莲池药境”视作生命的最终归宿。病中异样的感官体验被她们视作通达佛法或臻于仙境的历练，宗教成为缓解疾痛的方法之一。

03

以“病”为镜：疾痛的社会文化隐喻

明清女性对疾痛的解释模式深受当时的文化信仰和社会情境影响。书写疾病的语言成为折射社会文化状况的一面镜子。首先，大部分明清女性与家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几乎决定了她们的疾痛经验，家庭空间构建着明清女性的生命故事。她们在“病我”的境遇下，表达自己平日压抑的情感潜能，以疾痛的感觉诠释自己的家庭婚姻生活。一方面，病痛充当一种媒介来解释、应对生活中的问题，其中有夫妇之间的伉俪情笃，更有婚姻变故与劳燕分飞的不幸。以陈蕴莲为例，她的疾病诗多同其夫君向庭有关。疾痛贯穿二人婚姻始终，其中象征着曾经的琴瑟和谐，更多的还是一个妻子的隐忍和贤德，及其夫君的孟浪轻狂、始乱终弃。另一方面，疾痛情境还是彰显逆境成才、砥砺人格的课子场域。明清女性在病中言传身教、殷殷嘱托，更能彰显其作为母亲的家庭角色。王瑶芬《病中示二儿并寄七儿》隐含着“父师皆母职”的自我角色期待，彰显其贤母的典范形象。高凤楼《病中示儿辈》在病中回顾个人生命史，同时教导子女，传递自己的处世之道。此外，程芙亭则因生子夭折，直接在病中写不育的愁闷。张德茂则在病中为夫纳妾，以疾病诗写新人到来之后对自我处境的忧虑。疾病的特殊境遇为女性开拓了一个表现私人生活和情感的空间，身体的疾痛隐含着身为妻子、母亲和子女等多重社会角色的焦虑。

▲陈蕴莲《管赵》

其次，明清时期“刲股疗疾”“刲臂疗疾”之举是妇女道德宗教化的极端表现之一，女性在父母病危之际割股疗疾，或哀毁成疾乃至殒命是孝道的至高体现。孝女程玉如“生有至性”，其父病危，求以身代父，后哀伤成疾，逾二旬而殁，汪端写诗称颂道：“五女墩边云，七女池中水，奇孝名传心不死。千秋彤管叔先雄，一时绮阁婴儿子。”面对孝女的死亡，季兰韵写道：“寄言母勿伤怀抱，万事那如忠孝好。伫候朝廷绰楔恩，孝女名垂后天老。”女性的病体乃至死亡成为博得孝道门风的途径。男子歌颂贞女，喻指自己于君于国的忠诚。反过来，明清女子通过疾病的书写，也将侍疾、疗疾的贞孝之举上升到家国层面，视之为忠君的象征。黄贞女许沈氏，未婚，沈即病殁，贞女矢志不嫁。季兰韵的《黄贞女诗》视之为“忠君”之举，并称颂道“红闺懿行继家声”，“正气由来属女英”。严澂华的母亲染患痢疾，她刲股和药以进，不日暴毙。其兄之前亦在一次寇难中举家殉难。女诗人严永华题诗，称“兄忠与妹孝，两事同流芳”。“妹孝”与“兄忠”同样流芳百世，刲股疗疾在某种程度上堪比“殉国”之举。女性的身体成为社会伦理、儒家道义、男性话语与女性被扭曲化的自觉自愿相互角逐的场域。

▲曾懿像

再者，到了晚清，明清女性的的疾病书写开始走出闺闱，展示世变的乱离与创伤。有关疾病的治疗也在宗教、道德之外，开始讲求科学、理性，部分女诗人甚至发起以医疗卫生拯救国族危亡的口号。个体病痛与自然、社会之灾难祸福相依，身体的不适与障碍往往成为某种社会状况的隐喻。比如，季兰韵的《楚畹阁集》常以“病”表现旱涝、时疫、战争之苦，乃至吸食鸦片而导致的风衰俗怨。其《禁烟讴》中的“病”是世人精神堕落，以及统治者禁令不当、管理失察的表征。此外，民族危亡意识和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使一些女诗人将疾病的治疗纳入“强国保种”的目标之下。曾懿将女子之病归为被禁锢的生活状态，并非天生的多愁多病，并提出“运动、卫生”这些西医概念，作为疗救之法。另外，她认为缠足是对女性自由的剥夺，放足可以治愈女性大部分痼疾。当然，女性放足疗病的最终目的是使“种族日益繁盛”，此“我中国前途之大幸福也”。总之，晚清之际，部分才女的疾病书写将自我放置在宏大历史场域中，其诗文建构的疾病世界也参与到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

综上所述，个人所面临的疾痛不仅仅是“疾病的实体”所导致的，更是病人的体验、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对于明清女性来说，诗歌写作是在破碎、杂乱、无序的病痛折磨中重新建构事物的过程，她们亦由此达到马尔库塞所提倡的那种“艺术的审美解放”。她们超越病理的本身，给予病症、病体以审美性，塑造了唯美的、诗意的疾痛体验。同时，在诗歌“悬置”“净化”的艺术功效下，营造奇险或清恬的诗境以缓释疾痛。文化传统、社会礼仪、公众期待等决定着明清女性呈现疾病的内容和方式，因此，表达疾痛的语言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意义。她们由“病”切入，写闺房燕昵的温情、婚姻变故的苦涩、井臼柴米的操劳等，诉说其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对自我多重角色的矛盾和焦虑。才女们津津乐道的“刲股疗疾”亦是将身体的疾痛经验纳入公众期待的忠贞网络。晚清世变使一部分女性走出闺闱，疾病成为折射兵燹战乱、国族危亡的一面镜子。当她们开始参与维新，引入新的医疗卫生观念，女性的疾病书写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呈现新旧文化的传承与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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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建林

校对：李思舒

审核：赵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