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地域文脉赓续与桐城宗风南传
——兼论姚鼐对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
蒲曾亮
蒲曾亮，男，湖南怀化人，文学博士，现为江西省新余学院讲师。
摘要：清代中后期，江西新城古文在姚鼐的影响下，由“闽学”转向“桐城之学”。姚鼐“扶树道教，讲明正学”的为文义旨，以及“高简深古”的文风为新城古文家所吸引。以鲁九皋和陈用光为代表的新城古文家纷纷向姚鼐请业，留下了各种类型的师法文献。姚鼐“恳切周至”的诲示中，富含其文章学的矩矱及灵性；新城作家的追随与效法中，也融入了江西实学底蕴和科举风尚。新城古文在姚鼐的指引与帮助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逐渐崛起于文坛，并出现了人才荟萃的局面。
关键词：地域文脉；桐城宗风；姚鼐；新城古文
基金项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江西新城古文对桐城派的传衍与新变”，项目编号：ZGW18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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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3.02。
2.本文经作者授权，个别字词有调整，转引以原刊为准。
乾嘉时期，江西新城出现了古文兴盛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地域文脉之赓续尤其是新城古文家善于吸纳闽、皖两地文学之精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城旧属建昌府，虽是僻远的弹丸之地，但它在清代散文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姚鼐曾对新城私淑弟子鲁九皋说：“往时敝县前辈文学，颇盛于天下，近乃衰歇，……独新城英俊鹊起，弥众且贤。”[1]吴德旋称：“乾隆、嘉庆之际，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2]曾国藩记述“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3]姚鼐在晚年的讲学生涯中，受到新城古文家的推崇，与他们往来密切，并以不同的方式（面授或尺牍）教导这些古文家。这一份相遇既是对桐城古文理想的慰藉，亦是“教”与“学”双方的深度契合与彼此生发。
多种文献显示，姚鼐对新城古文予以特别的关注，颇含文心秘法的《惜抱轩尺牍》共有三百九十余通，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尺牍是他与新城学者来往的信函。另外，姚鼐还为新城人写有墓铭、文集评鉴等。姚鼐尝致信鲁缤（按：即鲁九皋的从弟）曰：“以海内之大而学古文最少，独足下里中独盛，异日必有造其极者。然后以某言证所得，或非妄也。”[4]姚鼐施教的高明在于将桐城之学的矩矱及灵性与新城人的才性及自得相勾贯，而新城学者在姚鼐的教导与点拨下，在古文方面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关于桐城派在江西新城的传衍情况，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但就姚鼐与新城古文家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而言，尚有细致辨析的余地。循此深入，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姚鼐文章学的秘钥，而且对新城古文的地缘自觉与文风用心有更多了解与认同。
（姚鼐）
一、地域文脉之赓续：从濡染“闽学”到宗奉“桐城之学”
清代中后期，在桐城古文的影响下，江西、广西、山东、江浙等地均涌现了不少作家，他们钟情于古文，创作古文，与桐城派遥相呼应，蔚为壮观。曾国藩在总结桐城派地域传衍时说：“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群从，有陈学受艺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5] 这段话传递了两个重要信息：一是“乡人化之，多好文章”，说明新城是古文传播的极佳土壤，这奠定了古文崛起和兴盛的基础。二是“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由是”二字，表明新城古文的发展壮大，是以鲁九皋、陈用光舅甥为首的新城人从学姚鼐之后才出现的，迸发出家族文化的某种力量。
如果要考察新城作为接受桐城之学的“土壤”条件，恰需将鲁九皋的“师承转向”加以合观。在姚鼐之前，鲁九皋已经转益多师，年轻时曾经从学于族叔鲁鸿，鲁鸿的业师即朱仕琇。又师事同乡学者陈道，鲁氏与陈氏家族还有姻亲关系。后来亲赴福建建宁，拜朱仕琇为师，向其学习古文之法。那么可以说，在鲁九皋与姚鼐结识之前，新城一地的古文主要受具有闽学色彩的陈道、朱仕琇等人影响。擅长风格学辨识的方东树指出：“副宪（雷鋐）与陈凝斋（陈道）、朱梅崖（仕琇）两先生相切劘，讲学宗朱子，为古文师魏叔子（魏禧）。三君子之传为鲁山木先生仕骥，实为高弟，克大其成。”[6] 清初以来，闽赣学脉之间有着一定的内在通道，新城起初受到重朱子理学的闽北学风影响，并因赣南自身资源如魏禧经世古文的沉淀而潜相回应。从学脉渊源上看，鲁九皋得之朱仕琇为最深。两地的这些学脉因素也在鲁九皋与朱仕琇的关连中得以强化和凝结。
历来关于如何定位朱仕琇与桐城派的关系，论述较为笼统。描述桐城派源流大势的刘声木注意到朱氏的古文成就与传授的作用，其《桐城文学渊源考》专门列为一卷，即“记师事和私淑朱仕琇者”，又作“补遗”谓：“继雷鋐以古文鸣于闽，主讲鳌峰书院十一年，其成就弟子，在建宁则朱雍、黄风举、金荣镐、余仕翱、何□诰、陈绩、李天炎等最有声，凡闽人治古文者，不问知为仕琇弟子，否则亦闻之于仕琇弟子者，盖古文之道绝续之交，得仕琇而开通之。”[7] 看重朱仕琇对于一方古文局面的“开通”之功。事实上朱仕琇对在闽赣地区形成一定的古文风气是有贡献的[8]。学界注意到朱仕琇因与方苞之弟子雷鋐的关系及其古文趣味，将他的影响力框定在桐城派之翼的范围内来论述，这种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偏于究其同的思路，往往不利于理解同样作为新城古文施教者的他与姚鼐之间构成了怎样的张力。
朱仕琇比姚鼐年长十六岁，其致力于古文的时间亦稍早于姚氏，就文坛形势而言，当时治古文者并不多，他们各自发挥出相应的引领作用。关于朱、姚之间的比较，乾隆年间著名的汉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朱珪指出，朱仕琇“与桐城姚氏之学，殊途同归。”[9] 也许理解和描述“殊”要难于“同”，但如果以他们前后所教鲁九皋等新城人士为例，则似乎容易看出一些端倪。
朱仕琇的学文路径为“始力抗周、秦、两汉，与荀卿、屈平、马迁、扬雄诸子搏，必伏而盬其脑，然后导而汇之韩、柳、欧阳、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委逆也。及其晚而反复于遵岩、震川诸家，心愈降而客气尽，于是奇辞奥旨不合于道者鲜矣。”[10] 王昶说：“是时建宁朱太史仕琇生平诵读朱子，以能古文称。君（指鲁九皋）从之游又最久，承其指授，则君得朱子之传，信矣。”[11] 由此可见，朱仕琇与桐城派相似，都倾心于朱子理学，且博采周秦诸子和唐宋八家之长，追求文与道的谐调。关于朱仕琇的古文风格，《清史稿·文苑传》记载道：“副都御史雷鋐见其文，叹为醇古冲澹，近古大家，自是名大著。”[12] 王昶称鲁九皋之文为：“醇古澹泊，不事雕琢，纡徐反复，使人各得其解。”[13] 这说明鲁九皋与朱仕琇是一脉相承的。鲁九皋在拜见姚鼐之后，“心折焉，以为古文正脉在桐城。”[14] 他又尝对友人汪辉祖说：“桐城姚姬传郎中，文辞高简深古。仕骥曾见其一二作，不胜倾服。窃谓其必可信今而传后者。”[15] 鲁九皋为何深慕姚氏古文，并奉为“古文正脉”？从“醇古冲澹”到“高简深古”，两种文章风味究竟有何区别？我们从新城作家对桐城派的追随与效法中可以得到某种启迪。可以说，姚鼐所倡导的“桐城家法”对新城古文的沾溉之功，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怎样习古，即如何统摄唐宋诸家与周秦两汉。在取法对象上勾连周秦两汉与唐宋古文，这可以说是桐城派的标志所在。清代凡有此识趣的古文家大都容易被归入桐城派的同道羽翼。但如何勾连两者，内中思路却各有火候。就朱仕琇而言，他学习周秦两汉古文用了“力抗”一词，并借用《左传》中描写制服敌手的“伏而盬（吮吸）其脑”的说法，可以感受到，周秦两汉相比于唐宋元明，是有较大异质性的文学传统。朱仕琇后来归宿于唐宋元明以下，前期的素养较易以“奇辞奥旨”而残存，当然因其“冲澹”的品性修炼，他似乎最终摆脱了“奇辞奥旨”的诱惑。要之，在他的思考中，周秦两汉与唐宋古文两者的衔接是存在某种裂罅的。而桐城派善于从归有光、方苞进入唐宋诸家并上摄周秦两汉，其理论上的建构性奠基于“义法论”的整体思考，他们学习古人是为了学其精神、意义，而不是专摹字句，否则如方苞所说是“局于蹇浅”[16]，“流为伪体”[17]。姚鼐对“义法论”加以贯彻和发展，他诲示陈用光说：“望溪所得，在本朝诸贤为最深，而较之古人则浅。其阅太史公书，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止以‘义法’论文，则得其一端而已。然文家‘义法’亦不可不讲，如梅崖（朱仕琇）便不能细受绳墨，不及望溪矣。”[18] 这里特意指出朱仕琇“不能细受绳墨”，是有教学针对性的，因为这些毛病也容易被新城学者所沾染。姚鼐对鲁九皋之子鲁嗣光撰写的《鲁习之文钞》作过鉴定，留下多处批语，其中一则批语是针对《上姚姬传先生书》的，姚鼐认为，该文风格夹杂，即夹杂战国诸子和秦汉赋家常用的铺排博喻，姚鼐诲示道：“至其层叠取喻，真是周人文法。但文家设喻贵奇，习见之语，则不奇矣。不奇则使人读之无精神飞动之趣，转以喻过多为嫌矣。”[19] 细加体悟，对怎样才能学古而摆脱表面的好高骛远，做到在精神深处的出“奇”制胜，姚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他的教诲是切合实际的，也是一针见血的，由此不难感受到姚鼐引领新城超越朱仕琇之风的实际效用。
二是在保持道德文章气象的同时如何完善艺术创作个性。醇雅或醇厚之品往往是具有儒学或理学底蕴者的共象，但留连于此，也可能带来艺术创新上的瓶颈，其损失往往是未能发展出完足的艺术创作个性。姚鼐为什么要讲究从“醇古冲澹”的一般格局而跃入“高简深古”的宏大格局？细究原因，就会发现他有这种理论考量。朱仕琇和鲁九皋之文长于醇厚，鲁九皋还承欧、曾之“纡徐反复”，但是缺乏“高、简、深”的特点。长于醇厚、纡徐反复，有利于书、疏、赠序这类人际交往文体的发挥。吴德旋说：“《梅崖集》（朱仕琇）中，书一体最佳，有可传者。”[20] 姚鼐对鲁九皋的文章评价道：“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辩又次之。”[21] 姚鼐认为，在鲁九皋的各体文章中，以书、疏、赠序为佳，其他文体则稍显不足。秦瀛《致陈硕士书》总结了姚鼐和鲁九皋的不同：“姬传先生文学韩、王，其简直处，得之望溪侍郎；山木则为欧、曾之文，纡徐繁复，不必尽以简胜……或以平漫为山木病，非也。江右古文家，近人如盛于埜、谢怀屋，多宗宁都魏叔子；山木出，实驾而上之。其少时师事闽朱氏梅崖，而其文气味较醇，致有义蕴，特学之者，易涉平漫耳。”[22] 说明江西古文远承欧、曾，近宗魏禧，“纡徐繁复”之余，易犯“平漫”之病。而姚鼐善学韩愈、王安石[23]，其能从气息醇雅之际还能强调避平缓为“简直”，得之于方苞[24]。可见，如何让古文家的创作个性在理学的包裹下得以舒展发挥，成就一种超迈与阔大，这是姚鼐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姚鼐在学韩之外又强调了“劲健”的王荆公（王安石），并且学王甚至也成为后期桐城派的秘法[25]。与朱仕琇、鲁九皋的醇古冲澹（或澹泊）风格相比，姚鼐的“高简深古”风格具有重要的流派标志意义，说明桐城派能不局限于儒学或理学对文章的自然涵育，而追求儒学体系下风格学的审美开拓。晚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评议朱仕琇尽管“文气淳朴”，但“法散语枝”[26]，可证朱、姚之间的落差。
鲁九皋是新城古文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作家，新城后学如陈氏家族的陈用光、陈兰祥、陈希祖、陈希曾等，鲁氏家族的鲁缤、鲁嗣光、鲁兰枝等，均师从鲁九皋，得其指授。姚鼐认为，鲁九皋的古文以冲和平易见长，文风近于宋朝欧阳修、曾巩之文，有阴柔之美。姚鼐在为鲁九皋撰写的墓志铭中，指出鲁氏文章的风格特点是“冲夷和易而有体”[27]，陈用光对此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舅氏鲁九皋的古文是“冲淡夷犹”[28]，可见二人的观点基本一致。
从总体上看，新城古文的兴盛主要受到两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以朱仕琇为中心的闽学（或曰建宁之学），二是以姚鼐为中心的桐城之学，而后者的影响尤为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新城古文赓续并融汇了闽、皖两地文学之精华，故能称雄于文坛。鲁九皋在得到姚鼐的教诲之后，敏悟到桐城之学的“正脉”意义，于是新城一地的学风便逐渐由闽学（建宁之学）跃升到桐城之学。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地缘资源以及个性积习，桐城之学的传播必然会经历一个接受、推崇与弘扬的过程，同时它也是一个思想火花相互碰撞的过程。
二、姚鼐教诲“恳切周至”
从地域上看，江西位于安徽南部。姚鼐将桐城古文及其理论逐渐传授给新城学者的过程，可概括地称为桐城宗风（或桐城之学）南传。需要指出的是，桐城宗风的南传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从鲁九皋与姚鼐的相识、订交到姚鼐辞世，这一过程延续了将近三十年。从文学渊源上看，新城古文脱胎于桐城古文，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它其实亦属于桐城派在江西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分支。
鲁九皋之甥陈用光所写《姚先生行状》，将尊师姚鼐的为文宗旨及其教学造诣概述如下：“论学以程朱为宗，其为文与司马韩欧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师时，有所作必归于扶树道教，讲明正学。先生论学，兼治汉宋，而一以程朱为宗。其诲示学者，恳切周至，不惮繁举。”[29] 不愧是姚门高弟，所述字字精要。虽说“恳切周至”应是姚鼐教导各地及各书院弟子的普遍特征，但陈用光在如此着笔之际，一定格外荷戴着作为新城弟子所受教恩之实感。
乾隆五十二年（1787），鲁九皋赴安庆怀宁拜访姚鼐，此时已经进入姚鼐的中晚年时期。惜抱先生怀抱文章学信念，辗转于敬敷书院、紫阳书院和钟山书院讲席，姚门弟子群逐渐形成影响力。鲁九皋初识姚鼐之后，“谓其必可信今而传后”，于是虚心向姚鼐求教，还“命其子嗣光及甥陈用光来学于桐”[30]。在鲁九皋的大力倡导和引领下，新城学人持续追随姚鼐，学风从此便逐渐转向桐城派。不仅有众多尺牍等文字交往请益，还有其他各种访学面谕。当然，新城人士含有江西学术精神传统中的“力行”品格，对姚鼐的教诲信受奉行，与姚鼐结下的学缘从而成就了一段文章史的佳话。
姚鼐的“恳切周至”，首先表现在对新城人士好古文的高度认可上。他从新城学者钟情于古文，以及古文在新城一县之兴起，联想到自己家乡亦是如此，即桐城古文亦由一县而兴，这种相似的境遇使他倍感亲切。他对鲁九皋说：“独新城英俊鹊起，弥众且贤，良由先生（按：指鲁九皋）导之于前，‘一人善射，百夫决拾’，理固不虚，然亦天意欲留此道一线之传于新城矣。”[31]人能弘道，对于鲁九皋在新城一地倡导姚氏法门，姚鼐引用《国语·吴语》谚语“一人善射，百夫决拾”，欣慰于其为首者倡导于前，则其众必起而效之。这也更能反映姚鼐传扬桐城派的信心与愿力，是他看到了“天意欲留此道一线之传于新城矣”。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如厄于匡时，曰：“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32] 姚鼐在这里也借“天意”发叹，隐然表露自信极深，欲感染同道，共承天赋之使命。而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前，汉学极盛，宋学则备受压抑，“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姚鼐以宋学和古文相号召，应者寥寥，自无足怪。”[33] 所以姚鼐对这些“新城英俊”的问学和追随似多了一份悲欣交集之感。
其次，姚鼐在教诲新城后进的过程中，十分注意调动学习者的主动性和自身长处，这种教学法是极为高明的，同时也能从中体悟某些艺术法则的辩证观。例如，姚鼐对鲁九皋的评价是：“为人敦行谊，谨于规矩而工为文。”[34] 姚鼐认为，鲁氏前期学古文“虽本梅崖，而自傅以已之所得，持论尤中正。” [35]不难感受到，姚鼐乐于发掘和鼓励学者“自傅以已之所得”的本领，这样在接受各种法则或规矩时，能根据一己之心得而略加调适，那么持论的“中正”风味才能够有所焕发。“中正”可以理解为将外部机缘或古学资源转化为个性发挥的最好契机，正如陈用光称颂姚鼐“其为文与司马韩欧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相遇以天”或“自傅以已之所得”之所以受到姚鼐的看重，是因为它既是育才方法上的一种较为圆融的策略，同时又有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一育才理念贯穿于姚鼐的整个讲学生涯，这大概是他门庭广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常被人忽略。
从艺术个性的角度看，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与所短，姚鼐在诲导新城弟子时，十分讲究如何扬长避短，有时甚至巧用其短，充溢着辩证之思。鲁九皋曾经将自己的古文寄给姚鼐，请其评阅。姚鼐评云：“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36] 这不是简单的因材施教的问题，而是在思考如何利用人我之短长而臻入妙文之境，说明姚鼐的标准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刻板地以某个经典人物作为取法对象。这种灵动性与文章学奠基于“天地之道”的哲学观，它们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在他看来，“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苟有得于阴阳刚柔之精，皆可以为文章之美。”[37] 这也就是姚鼐所说的“为文者之性情形状”[38]。
姚鼐对陈用光的指导也是如此，他对陈氏回信道：“前所寄古文，今阅寄还。大抵正有馀而奇不足。此不必勉为奇，只求益其醇厚，即自贵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39] 新城古文本有醇厚之味，“益其醇厚”，实际上是扬其长而避其短。又对陈用光说：“《送集正序》甚佳，风味疏淡，自是好处。从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40] 陈用光对姚鼐的教导心领神会，“守乎师之说，如规矩绳墨之不可逾。”[41] 其文风即呈现为“守纯气，专主柔而不可屈，不为熊熊之光、绚烂之色，而静虚澹淡。”[42] 这说明陈用光之文具有纯正恬淡的风格特点。再如姚鼐指导鲁缤说：“夫学文者利病短长，下笔时必自知之，更取以与所读古人文较量，得失便无不明了。充其得而救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43] 一般而言，人们只强调“救其失”，但是姚鼐还要“充其得”，甚至用“充其得”来“救其失”。无论是正与奇的关系处理，还是得与失的利病对治，都充满着姚鼐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领悟。姚鼐又对鲁缤的古文评价道：“承示古文佳甚，其气凌厉无前，虽极能文之士，当避其锋也。”[44] 气振本应为佳，但过于凌厉，便是一种“失”。其实也间接说明其“得”与“失”存在内在转化之机，需要作者深切思之。
如果说作家之所长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才”，那么它还需与“法”、“功”相结合。姚鼐指出：“文章之事，能运其法者才也，而极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无定之法，有定者所以为严整也，无定者所以为纵横变化也。二者相济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达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见古人纵横变化中所以为严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见之矣。”[45] 意在说明“法”不是拘束“才”，而是使“才”得到充分的表现。要想拥有这些功力，则惟有勤下功夫。姚鼐嘱咐陈用光道：“寄来数诗改本，大胜于前……欲得笔势痛快，一在力学古人，一在涵养胸趣。”[46] 又说“石士前所寄文，俱为阅过，其间卓然精诣者，不能及半，而牵于应酬者多。大抵好文字，亦须待好题目然后发。积学用功，以俟一旦兴会精神之至。”[47] 无论是“才”与“法”的关系，还是“力学”与“涵养”的关系，以及“积学用功”与“兴会精神”的关系，我们都可以看出一点：姚鼐的诲示语重心长，充溢着文学教育的力量与灵性。
三、“新城英俊鹊起”
如果说桐城宗师与“新城英俊”的相遇，是古文运会的一种奇缘，其实师徒的相得之乐，恰似人逢知己，分享彼此拥有的人生诗意，如同姚鼐《喜陈硕士至舍有诗见贻答之四十韵》所咏“所贵士豪杰，千祀期尚友。”[48] 在现存文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桐城本土作家与新城作家之间互写对方，尤其在“书”、“诗”、“行状”、“墓志”、“赠序”等体类中表达了精神上的认同感，即使学有不及，心有所向，切磋交流，气息相投。从师法旨趣上看，桐城派“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49] 具有高标清迈的特征。而姚鼐笔下的鲁九皋是“为人敦行谊，谨于规矩而工为文。人观其言动恭饬有礼，而知其学之邃；读其文，冲夷和易而有体，亦知其必为君子也。”[50] 与桐城派一贯的学行统一相吻合。当姚鼐把总结鲁九皋为人为学的墓铭文（即《夏县知县新城鲁君墓志铭》）交给其外甥陈用光时，尝写诗咏叹道：“俯仰人间士，感叹及贤舅。我出铭墓文，尔读目泫浏。”[51] 其中有着贤士之间惺惺相惜的敬重与慰藉。
在姚鼐与新城才俊相期相勉的过程中，尽管有各种层次的交流与探讨，但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他们都赋予某种极致化的认知或期勉。如果不是怀抱理想之真诚，实难有此人生境遇。在姚鼐的教诲与帮助下，新城古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而致力于古文的青年才俊亦如同雨后之春笋，不断破土而出，如陈用光、陈兰祥、陈兰瑞、鲁缤、鲁嗣光、鲁肇光等等便是应运而生的新城英俊。这使姚鼐感到十分欣慰，他预言新城古文将来会取得卓越的成就，说：“异日必有造其极者。”[52] 足见姚鼐对新城古文的嘉许与赏识。鲁九皋作为姚鼐的朋友兼私淑弟子，切实感受到师承的魅力，曾盛赞姚鼐：“其论文章，根极于性命而探原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一脉流通，古人所未尝言者，先生独抉其微而发其蕴。”[53]鲁九皋能作如此深微的体认和揭示，难能可贵。于此可以看出新城人士颇能“取法乎上”。
当然，桐城之学能在江西新城成功播衍，与接受场域的地缘风气也有密切关系。首先，江右学风富有“得之即践履之”的底蕴，事实上，新城学者非常注重实用与实践。陈用光的祖父陈道说：“国初吾乡彭恭庵、魏叔子愤然欲雪其耻，倡为经世实用之学，而易堂之名，著闻天下。”[54] 在实学思想的影响之下，陈道尤重力行，对农田水利、军政边防等领域都很关注。他在家训中称：“学贵有用，非必居官临民用于世而后为有用也。”[55] 又说：“儒学以躬行为要，规矩准绳，六经备矣。宋周程张朱五子之书，其入门阶梯也。”[56] 鲁九皋年轻时师事陈道，继承师说，此外，他对清初思想家颜元的实学也颇为向往。鲁九皋之姊适陈道第二子陈守诣，是为陈用光之母。陈道去世后，鲁九皋又被陈道之子聘为塾师，教授陈道之孙以及曾孙等，体现了家学的传承与互通。在这种致用学风的带动之下，新城学者往往“得之即践履之”，为新城古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陈用光恪守姚学，自道“于出处大节,固十余年守之而不敢逾。”[57] 问学姚鼐后，诗文大有进步，常得到姚鼐的赏识，如姚鼐评曰：“寄来数诗改本，大胜于前。”[58] 又评曰：“石士近所作文字，骏迈胜往时，诚是进也。更尽力为之，自更有胜处。”[59] 姚鼐又告诫陈用光：“必欲简峻，莫若更读荆公所为，则笔间自有裁制矣。叙事之文，为繁冗所累，则气不能流行自在，此不可不知也。”[60] 指出了繁简之“法”对文章之“气”的影响，并强调了简峻的重要性。陈用光对于恩师的教诲总是积极听从和信守，且乐于传播，他对同乡好友鲁缤说：“凡为文以气为主。气非学古于何生？有法而无气，则土偶之官骸而已。以学古而至于裂规矩、弃绳墨，则尤不当。”[61] 陈用光由姚鼐之言领悟到“气”非学古不可得，“气”不是简单的“法”的问题，而“法”也不是仅为外在的形式。如前所云，姚鼐学韩、王，而桐城派对王安石也非常重视，刘大櫆评其碑志文曰：“以议论行叙事，而感叹深挚，跌宕昭朗。”[62] 吴德旋说：“其削尽肤庸，一气转折处，最当玩。”[63] 桐城派在思考如何使叙事之文在繁杂的事件中不影响文气的流转，于是有所谓剪裁法，桐城派的简洁之风与此有密切关联[64]。陈用光尝对好友秦小岘说：“词具而气质神味不存焉者，亦非文也。”[65] 可见陈用光在学用结合上的颖悟不凡。
其次，地域化的科举风尚也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除鲁九皋、陈用光以外，陈道、陈守诒与姚鼐熟识，陈守誉、陈希曾等与姚鼐有书信往来，陈用光之子陈兰瑞、侄子陈兰祥亦师事姚鼐。陈守誉是陈用光的五叔，他欲令其子及孙前往钟山书院师事姚鼐，未果；鲁鸿欲使其二子鲁绘、鲁缤渡江从姚鼐学，未果。这种绵延数代的群体性的行动就不仅是古文趣味的趋同，还应有科举应试的考量。
新城陈、鲁二氏都是科举世家，簪缨联翩。鲁氏世居新城，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在科场上屡有斩获。姚鼐称陈氏“德门多才，家学累袭，当为四海不多觏之族。”[66] 陈道进士及第，精通制义之文，又尝为鲁九皋之师，鲁九皋记载道：“仕骥自成童以制举业事公，公为示正学而戒以勿近名，勿为口耳论说。”[67] 陈道所言的“勿近名”，可谓识解甚高。习举业本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来谋取功名富贵，而陈道却要求弟子勿追求名誉，岂非自相矛盾？从这里可以看出，陈道不是把制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工具，而是视为文章，即弘扬正学（儒学）的文章。“勿为口耳论说”则是要求不剿袭，只有融会经史，以经史为根柢，才能“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己出。”[68]
陈用光在《存素堂制艺序》中提出了超脱世俗的“时文”观，颇见卓识：“今世之言学问者，大率以诗、古文自喜，至于时文，则薄而不为。吾谓由乎性情之说者，诗、古文之道尊已，彼依附孔孟之旨，必其身不悖乎圣贤，而后能一当于文字之间，其功不尤钜而体不尤尊与？若由乎名誉之说者，时文虽工，谓其志希科第而无事于自得云尔。彼徒以诗、古文矜夸于世，而不必果有所自得者，皆张乎其外之为也。”[69] 陈用光认为，如果抒写性情的时文能够阐释和弘扬孔孟之旨，那么它便值得尊重；如果仅仅把时文视为沽名钓誉的工具而无自得之见，那么这种文章就没有什么价值。可以说，陈用光的时文观与祖父陈道是一脉相承的，他希望将时文从世俗的名誉工具中解救出来，并以“有所自得”来抬高时文之品。又说“若能深观乎文事，而必其文与行相称，始能为自得之言，则体虽时文制举业也，而可以谓之经义，经义者，固古文之一体也。”[70] 如此爽朗地宣称时文“固古文之一体”，也合于桐城派的文章观，即打通古文与时文的界限，平视二者。
那么，如何做到“有所自得”呢？姚鼐说：“文贵清真雅正，著在功令……所谓正者，则专论文体。夫正、嘉以前正于隆、万以后，江西诸公正于云间诸公。然就其所长论之，亦犹皆可谓之正，以其有学古之功，非从剽窃来也。束书不观，中无所解，剽窃因人，苟且凭臆，怪诞为妖，庸暗为晦，文体若此，亦何由而得正乎？”[71] “清真雅正”是清代衡量时文优劣的一条重要标准。姚鼐所强调的“正”，是就文体而言的，他主张时文要重视学古，应以经义为本，而不可剽窃因袭。又说：“大抵从时文家逆追经义古文之理甚难。若本解古文，直取以为经义之体，则为功甚易，不过数月内可成也。”[72] 姚鼐把古文素养对科举时文的功效以及熟稔古文后学习时文所需的时间，作了透彻的揭示。
新城陈氏“科第连绵，而冠盖启戟之相望者，几二百有余年。掌文衡者，殆遍十余省，桃李盈天下。”[73] 陈希曾作为陈用光的侄子，曾屡次掌文柄，提督四川、山西、江南等地学政，他曾致信姚鼐，请教有关时文的问题。姚鼐则在回信中对时文的现状和颓败的士风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并请陈希曾衡文时一定要重视宋学：“愿阁下训士，虽博学强识，固所贵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学为归宿之地。以此觊于士习，庶或终有裨益也乎。”[74] 陈用光多次充任乡、会试考官。梅曾亮指出，陈用光于道光乙酉年（1825）“持节校士于两江，两江人士莫不访求姚先生之传书轶说，家置户习，以冀有冥冥之合于公（按：指陈用光），而先生之学（按：指姚鼐之学）遂愈彰于时。”[75] 陈用光提督福建、浙江学政时，曾刊行姚鼐《敬敷书院课读四书文》作为教材。陈希曾和陈用光都是新城英俊中的佼佼者，他们仕途通达，且身居要职，所以他们在传播宋学和姚学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梅曾亮高度评价了陈用光的弘扬师说之功：“盖学之足传，而传之又得其人，虽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万人之势，亦其理然也。”[76] 在梅曾亮看来，陈用光作为姚鼐的衣钵传人，他无疑就是那种胜过“千万人”且能发挥关键作用的“一、二人”，可谓一语中的，亦不失为一种客观而公允的评价。
（陈用光）
四、结语地
新城古文在清代中后期的发展与兴盛，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清代散文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出现，必然有其存在的依据或者合理性。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如果我们从天时、地利、人和等方面来考察新城古文，就会发现其兴盛与这些因素密切相关。就天时而言，清代重视文教，文运昌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文章之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为新城古文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就地利而言，新城紧邻古文之学较为发达的闽、皖两地，充分吸取了两地文学之精华,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人和而言，姚鼐孜孜不倦的教诲与启迪，新城学者的虚心求教、勤学好问、博采众长，都有力地促进了教与学双方的进步与提高。可以说，“新城英俊鹊起”既是桐城宗风南传所结出的硕果，又是新城古文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总之，新城古文兴盛的背后蕴藏着清代散文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与深刻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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