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 王应山 《闽大记》 是一部成书于明代中期的福建地方史志著作。该书在编纂思想，以及体例设置上都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对心学多有批评，体现了福建作为理学大本营的地域文化特征， 以及明代前中期思想界的变化。学界现有观点多将 《闽大记》 视作明代福建第二部 “省志”，但从其体例特征， 以及明代学者对其评价来看，其书地方史的性质更为明显。《闽大记》史、志杂糅的特点，也体现了方志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紧密关系， 以及两者分离过程的漫长与复杂。
关键词 : 《闽大记》 理学 地方志 地方史
成书于明万历时期的 《闽大记》 是一部私修福建地方史志著作 ，其书仿司马迁《史记》体例而作 ，叙事始于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置闽中郡 ，迄于明万历年间 ，记载了八闽大地 1800 余年 间的史事 、人物。
《闽大记》 一书在编纂思想 ，以及体例设置等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学术文化特征 ，并对明代前中期学术思潮的变化与碰撞有所体现 ; 同时还表现出史 、志兼备的体裁性质 ，故而在史学史、 思想史 ，以及方志学等领域 ，都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目前 ，学界对其探讨尚多集中于版本目录学层面 ，因此值得在已有成果基础上 ，进行更深一步研究。
一 《闽大记》概述
《闽大记》 纂修者王应山 ，字懋宣 ，福州府侯官县人 ，生卒年暂不可考 。据其家乡方志以及其兄王应钟所撰的《闽大记序》 等材料的相关记载 ，王应山主要生活于明中期嘉靖至万历年间。
王应山年轻时科场失意 ，此后便无意仕途 ，在福州 、建宁等地教授《春秋》，后在同乡名宦林燫的邀请下 ，将主要精力投入福建地方史志编纂上面 。 除了福建省志性质的《闽大记》 外， 还著有福州府志性质的《闽都记》。
《闽大记》虽为王应山私修 ，但最初却源于明代中期福建官方续纂省志的计划 ，不过由于此事的主要负责人林燫去世 ，故而 “志事中寝”，官方修志计划遂宣告搁浅 。 曾参与前期资料搜集整理工作的王应山因为不忍 “糜费馆饩 ，殚心数月 ”所搜集到的众多材料 “遽之高阁”，故而 “奉宗伯 (林燫) 详定科条 ，以予所闻 ，捃摭论次 ，著其大者”，但明确地表示这部书乃是 “自述鄙意”。
王应山自述《闽大记》一书的编修“经始于万历六年戊寅孟春旦 ，越三载辛巳仲夏望日 书成”。但书成之后 ，未见有刊刻印行的记载，《明史 · 艺文志》 载其书共 55 卷 ，但在历世辗转传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原稿内容的散失 ， 以及现存抄本中的讹 、脱 、衍 、倒等现象。 但经过当代文献校勘学者们的努力 ，我们仍然可以一睹《闽大记》 的基本框架结构和大部分内容。
（一) 仿效《史记》的体例设置
明代方志编修在所用体裁上可说是百花齐放 ，细目并列与分纲列目是最主要的两大类 ; 而分纲列目这一大类 ，又可分为纪传体形式与总志再分细目两种。而《闽大记》 则全面仿效 《史记》，采用了相对彻底的纪传体形式。
《闽大记》 全书共 55 卷 ，除去第 1 卷的《总序》《述记韵语》《义例》， 以及《图经》等内容外 ，其余各卷可分为记 、表 、考 、世家 、传这 5 种体例。
其中 “记”仿效的是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 ，以编年的方式记载了福建地区从公元前 221 年到明代万历年间的诸多重要史事。
值得注意的是，《闽大记》在纪年方式的选择上有着一定的独特之处 。 除去汉 、晋 、唐、 宋 、元 、 明等相对公认的正统王朝外 ，在记载三国以及南北朝时期史事时，《闽大记》采用了当时管理福建地区的孙吴与南朝诸政权的年号 ，而并未使用占据中原地区的曹魏以及北朝政权的年号 ; 但在记载五代十国历史时 ，王应山却摒弃了曾一度统治福建地区的王氏闽政权所使用的年号 ，转而选择了五代政权的年号 ，并将王延钧等人称帝建元的举动视为“窃干大号”。《闽大记》的这一做法 ，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的正统观念经过唐 、宋时期的激烈争论之后 ， 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变化 。许多史家也不再以诸如 “是否统治某一特定地区”“是否前代政权传承而来”等相对单一的标准来确定各个时代正统之所在 ，而是根据自身理念 ，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正统所在进行灵活选择。
《闽大记》的表则主要侧重于郡县建制 、吏治以及选举这三个方面 。至于四考 ，则源自《史记》 的八书 。但无论是表 ，还是考 ，其内容都相对比较单薄 ，这可能与其乃是私修 ，缺乏官方人力物力支持有关。
《闽大记》 还设置了世家这一体例 。世家虽然是《史记》 的五种体例之一 ，但自《汉书》 取消这一体例后 ，历代正史中仅《新五代史》设有世家 ，且其立意也已经不同于《史记》。《闽大记》重设的世家体例又可分为两大类 ，其中《闽越王世家》 与 《闽王氏世家》 记载的是历史上曾统治过福建地区的闽越政权与王氏闽政权 ，其立意当接近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的世家，而 《朱子世家》的设置则是效法司马迁所作的《孔子世家》。
(二) 突出人物的体例特点
人物传记部分是 《闽大记》 全书的主体 ，不同于大部分先区分人物的府 、县籍贯 ，再按事迹进行归类叙述的方志 ，王应山将全闽视作一个整体 ，并不对书中所收录的人物进行府 、县划分 ，只是对传主们的生平事迹进行归类。
同时 ，在制定收录人物标准时，《闽大记》 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多数的地方志书 ，其修纂宗旨在于 “矜其乡贤 ，美其邦族”，因此在收录人物时 ，多选择本地有嘉言懿行之正面人物进行褒扬 ，而很少有如正史一样专门设立 “佞幸”“奸臣”等意在贬斥的类目 。弘治年间完成的福建第一部省志 《八闽通志》 在其人物部分的序里表示 ，其所收录之人物意在 “以益增吾闽之重者” ，而明代福建修成的最后一部省志《闽书》 亦在凡例中明言其在人物选择方面是 “恶与邪不列矣” 。但是 ，王应山却并未特意为乡邦护短 ，相反 ， 出于为后世提供鉴戒的考虑 ，他在《闽大记》 末尾 ，专门留出数卷篇幅用来记载一些反面人物。
虽然《闽大记》上述诸卷均已散失 ，但王应山在全书的 “义例”部分提出: “‘杂传’法欧公 《五代史》。 恶夫士行不纯白 ，且以不勖不二心之臣 。仙释伎艺 ，有足采者 。奸谀不可道 ，殿于外传 ，后于贡夷 。 以夷狄有臣 ，不如诸夏之无 。采其行事 ，备鉴戒焉。”根据上面的表述并结合现存的目录 ，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闽大记》当设有 “前鉴”这一类传 ，用来记载那些反面人物的事迹 ，用来 “备鉴戒焉”。
二 重理学的地域学术特征
福建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方面曾经长期落后于北方地区 。但两宋之际 ，理学兴起于伊洛 ，经道南学派南传闽地 ，至朱子时集其大成 ; 在宋 、元 、明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 ，程朱之学被尊为官方统治思想，“闽学”也成为当时学界显赫一时的学派 。受此影响 ，理学在福建地方史志的编修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列朱子为世家
朱熹作为闽地学术最为重要的代表性学者 ，王应山在 《闽大记》 中特意将他从人物列传部分独立出来 ，列为 “世家”，以示尊崇。
在司马迁《史记》 中 ，世家的地位 “更大程度上卑于 ‘本纪’而尊于 ‘列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个例目 ”，而之所以立《孔子世家》，按照张守节在《史记正义》 中的解释 ，乃是因为 “孔子无侯伯之位 ，而称世家者 ，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 ，学者宗之 ， 自天子王侯， 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 ，可谓至圣 ，故为世家”。可见意在褒扬孔子。
同样 ，在《闽大记 ·朱子世家》 的史论部分 ，王应山提出: “昔太史公序帝王曰本纪 ，公侯传国则曰世家 。孔子一鲁司寇 ，无爵土可传 ，得附世家 。予稽仲晦氏躬行著述 ，祀以公礼 ，禄秩 延世 ，闽南孔子也 。作朱子世家。”明确表示自己立 《朱子世家》乃是仿效《史记》为孔子作《孔子世家》的做法 ，并将朱子比作闽南孔子 。可以说，《朱子世家》 这一篇目的设置体现了闽地深厚的理学传统对于 《闽大记》编修的影响。
(二) 理学人物独占 “儒林”
《宋史》之前的各代正史在记载学者史事时 ，若其人在学术史上极为重要 ，则会为他们设立专传或是合传 ，例如《史记》 的《老子韩非列传》、《汉书》 的 《扬雄传》，以及《后汉书》 的 《马融列传》 等 ; 而其他大多数学者则按其学术旨趣进行分类 ，或为 “儒林”，或为 “文苑”。
但是伴随着理学在宋明时期成为全国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学派 ，其对纪传体史书编纂体例的影响也日趋显现 。元修《宋史》 新增 “道学”这一类传篇目 ，其在收录人物时，“只列入周、程 、张 、邵 、朱熹及其门人弟子”，而陆九渊 “心学”这一系的学者则多被列入《儒林传》。清代理学家陆陇其在《答徐健庵先生书》中评论《宋史 · 道学传》这一做法: “盖以周 、程、张 、朱 ，绍千圣之绝学 ，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 ，故特起此例以表之 ，犹之以 《世 家》 尊孔子 耳。”换言之，《宋史》 采用将 “道学”与 “儒林”两分的编纂体例 ，乃是为了借此突出程朱理学在道统传承中的正宗地位。
虽然 “道学传”因为种种原因 ，并未能再出现于《宋史》 之后的正史中，但这一 “类传” 篇目却在各地方志中频繁出现。
福建作为理学大本营之一 ，其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 便设有 “道学”这一类目 ，除收录《宋史 · 道学传》 中的闽籍学者外 ，还将胡安国 、真德秀 、魏了翁等被《宋史》 归为 “儒林”的闽籍学者划入 “道学”。此后 ，尊崇理学更是成为了闽省方志编修的重要传统 。清代道光年间 ，闽省学界在重修省志时还因为 “道学传”的存废问题 ，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论 ，支持保留 “道学传”的梁章钜更是直言: “道学莫盛于宋 ，亦莫盛于闽 ，此 (《道学传》) 在他史可无 ，而在宋史则应有 ; 在他志可无 ，在闽志则应有 ，不可删也。”
《闽大记》一书从篇目名称上来看似乎没有设置 “道学” ( “理学”) ，而仅有 “儒林”。但其 “儒林”所收录的人物实际上全是闽地的理学人士 ，按照王应山的自述 ，乃是 “自道南而后考其师友渊源 ，俾闽人士知所往矣”。 同时在全书的 “义例”部分 ，王氏也作出 “传首 ‘儒林’， 以闽继濂 、洛 ，彬彬辈出 ，即朱子集大成 ，必溯流以穷源”的解释。可见《闽大记》 之 “儒林”，虽名为 “儒林”，实则为 “道学”。
王应山的这一做法 ，在理学界内部亦有同道 。 陆陇其便主张: “既为儒者 ，未有可不知道学 ; 不知道学 ，便不可为儒者 。 自儒林与道学分 ，而世之儒者 ，以为道学之外 ，别有一途可以自处 。虽自外于道 ，犹不失为儒 ，遂有俨然自命为儒 ，诋毁道学而不顾者 。不知《宋史 · 道学》 之目 ，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 ，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 。今若合而为一之 ，使人知道学之外， 别无儒者 ，于以提醒人心 ，功亦不小 。尊道学于儒林之上 ，所以定儒之宗 ，归道学于儒林之内， 所以正儒林之实。”可以说 ，陆氏 “道学之外 ，别无儒者”，“归道学于儒林之内 ，所以正儒林之实”等理念 ，早已于近百年前 ，被王应山贯彻于《闽大记》 一书的编纂之中。
三 贬斥心学的时代特征
明初统治者对于程朱理学的推崇 ，使得其在思想界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但到了明代中期 ，伴随着王学的崛起与广泛传播 ，朱学虽然仍是官方哲学 ，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 。此后王学自身亦开始逐渐分化和解体 ，这标志着整个理学开始走向解体 ，因此张立文先生将明代中后期视为 “理学的解体阶段”。
《闽大记》成书于万历早期 ，此时正值王学与朱学激烈交锋之际 ，王应山本人作为朱学的坚定拥趸 ，故在其书中 ，对心学进行了严厉抨击 。在《李杏传》 史论中 ，他提出: “正学本洙、 泗 ，衍于濂 、洛 、关 、 闽 。总之博文约礼 ，所由适道 。近世士大夫不务宗洙泗正传 ，一第以后， 窃禅宗之似 ，缘饰高论 ，鼓动愚俗 ，逐臭之夫 ，靡然从之 。圣哲微言 ，厌弃诋讥 ，犹以盗主翁谓同室之人盗也。”王应山的这段评论 ，先是强调了程朱理学的 “正学”的地位 ， 以及濂 、洛、 关 、 闽的学术传承关系 ，同时对王学进行了批评 ，认为其 “窃禅宗之似 ，缘饰高论”，并将王学支持者贬斥为 “愚俗”与 “逐臭之夫”。
明代学界还存在着一股追求儒 、释 、道 “三教合一”的思潮 ，但由于部分学者缺乏治学的严谨性与规范性 ，导致 “儒不儒 、禅不禅 、 玄不玄”的三教相滥现象层出不穷。作为一名儒学学者 ，王应山对于 “三教合一”理念极为排斥 ，在 《闽大记 · 儒林传》 的序中 ，王应山开篇便借自己业师之口提出 “儒正学 ，与二氏之教不相入”，并强调福建自 “龟山先生程门立雪 ，载道而南 ，彬彬儒学 ，遂并于邹鲁 。垂髫总角之童 ，知斥二氏 ，尊孔子”的理学传统 ，针对当时学界有人 “又言孔 、释 、老氏之教同出于一人 ，士贸贸莫知适从”的情况 ，明确提出 “三教不可合 ，亦不必合 。朱 、陆之学不必同 ，亦不害其为同 。舍所学之正以企圣修 ，犹航断汉绝污而求至于海也 ，胡可得哉”，表明自己对于三教合一理念的反对。
而在《仙释传》 的序中 ，王应山又再次强调 : “ (释 、老二氏) 要其归与孔门背而驰 。近言三教合一 ，予谓二氏不相为谋 ，况援儒以入于二氏乎?”体现了王应山坚定的 “尊儒”立场。
四 史、志之间的体裁性质
明代是中国古代方志编修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 ，但此时的方志学却并未能完全从传统的史学范畴里独立出来 ，这一情况也造成了以王应山为代表的明代学者与现代学者之间对于《闽大记》定性的差异。
(一) 闽省之史 、汉——— 明代学者眼中的《闽大记》
现代学界将 《闽大记》 与黄仲昭 《八闽通志》、 何乔远 《闽书》 这三部著作视为明代福建修成的三部省志 。三者之中 ，编修于明代前期弘治年间的《八闽通志》被认为是“现存的第一部福建全省性的地方志”，而成书于晚明时期的《闽书》 乃是 “福建现存最早的完整省志”， 至于成书时间介于两者之间的 《闽大记》则被形容为 “差堪视为我省第二部 ‘省志’”。
但王应山本人却并未单纯地将 《闽大记》 视为一部地方志书 ，而是将其视为一部以福建历代史事人物为记叙对象的纪传体史书 。其书在命名时 ，并未使用常见的 “通志”“省志”等典型方志名 ，而是仿照《史记》 使 用 了 “记”这 一 称 呼 ，同时在其书义例部分 ，他 也 明 确 提 到“‘闽记’准迁、固而作”。
王氏本人对于司马迁也极为推崇 ，除在体例设置方面仿效《史记》 外 ，其在书中自比 (闽省) 太史公之处亦颇多可见 。在《总序》 中 ，王氏有一段答客问式的自述 ，面对外界 “妄哉子之为也! 昔人言史有三长 ，通志之任 ，必当代名卿秉笔如椽 ，片言袞斧 。今吾子职非著作 ，才非班 、马 ，管窥蠡测 ，以通志己任 ，是滇夜郎争汉大 ，其不量矣”的非议 ，王应山先是驳斥了只有当代名卿才能著述的观点 ，接着从 “予家文献之旧也 ，世有荣名 ”谈起 ，并提及 “藉令一旦先狗马沟壑 ，家大人畴昔所授 ，其将无闻于世”的忧虑。王应山对于著史的这份执着信念 ，与司马迁面对司马谈临终嘱托时 ，发出的 “小子不敏 ，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弗敢阙”的誓言， 其心境是相同的。在《总序》 的最后 ，王应山坦言此书乃是 “自述鄙意 ，弁于简端 ，藏之名山 ，传之其人 ，即有罪我 ，以资拊掌而覆酱瓿”，而这又同司马迁 “成一家之言 ，厥协六经异传 ，整齐百家杂语 ，藏之名山 ，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的感慨相类似。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王应山本人经常以太史公自喻外 ，当时的许多学者亦将 《闽大记》 视为史书 。万历年间的闽籍士人陈元珂在提及 《闽大记》 时 ，认为此书 “其文简 ，其事核 ，劝善 而惩恶 ，史氏之流匹也 ，可传必矣”。 同为福建文士的林如楚则称赞《闽大记》“叙事精凿， 笔力矫健 ，成一 家之 言”。而王应钟在《闽 大 记 序》 中 ，赞扬王应山著书 “皆 宪 章 《左》 《国》，取裁迁 、 固 ，其体严 ，其例该 ，不虚美 ，不隐恶 ，有古良史之风”。
晚明时期 ，闽地士人在论及福建省志编修时 ，亦多跳过《闽大记》，而是直接将何乔远的《闽书》上承黄仲昭 《八闽通志》，例如何乔远门人郑之玄认为 “八闽旧有通志 ，前辈黄公仲昭 所作 ，去之已远”，而当时的闽籍名宦叶向高也认为 “闽故无志 ，黄公仲昭始创为之 ，久而莫续 ，故弗传也”。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明代福建学界对于《闽大记》 的定位。
(二) 《闽大记》编纂上的史学特征
明代史 、志之间的区分虽尚未明晰 ，但学界对两者已有模糊的分别 。例如同为明代福建方志的嘉靖 《建宁府志》 在其序中提出: “郡邑志类古国史而实不同 。史载列国刑赏举措 、祀戎 、朝 聘 、盟会之典 ，志则纪郡邑封域 、沿革 、 民俗 、土宜 、秩官 、体统百凡之制。”可见 ，在明代 一些学者看来 ，方志编修的重心应当在于记载当地的自然地理 、人文物产 ， 以及建制沿革等方面 。但《闽大记》 一书却将人物部分作为主要内容 ，这一方面与其书修撰出自私人之手 ，缺乏官方材料支持有关 ，但另一方面也与王应山将此书视为一部接近于 《史记》 的纪传体史书有关。
同时 ，王应山也十分重视对于史事人物的评论。 《闽大记》中的史论通常被冠以 “野史氏曰”“外史氏曰”“论曰” “应山尝言”等 。其中 “野史氏曰” “外史氏曰”一般出现于卷首或是卷尾 ; 而 “论曰”则被放在具体的人物传记之后 ，用来臧否人物 ; 至于 “应山尝言”，相对来说则比较随意 ，通常是用来抒发王应山本人的一些感慨。
仓修良认为明代方志编修受当时学风影响 ，喜欢贯通古今 、空发议论。 以此观之，《闽大记》 中的史论大多是王应山从其理学信徒的立场出发进行阐述 ，确实未表现出太多值得关注的新见解 ，不过王氏结合自身经历 ，对于科举制度利弊得失的评论倒是有着相当高的水平。
王应山本人科场不顺 ，其兄王应钟在为《闽大记》 作序时提及: “弟年十五 ，试场屋已策名 ，主司嫌其少 ，临时易之 ，濩落偃蹇 ，以至于此。”而成书于万历末期的《福州府志》 则记 载: “应山年十三 ，试于乡 ， 已入彀 ，主司骇其幼 ，罢之 。迄不第。”两处记载虽然在王应山 应试年龄上存在差别 ，但都指明王应山在已经考中的情况下 ，却被考官以年龄过小这一理由 ，强行取消资格 。此事的个中原委 ，已然很难查清 ，但经此之变 ，王应山开始对当时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 ，并在《闽大记》 中进行了总结。
在 《宋进士年表》 序中 ，王应山指出: “叔季科目繁兴 ，俗益偷薄 。士诵习占毕 ，抱咫尺空文 ，以希登进 。青紫既售 ，筌蹄遽谢 ，其能忠于朝廷 、无务富其家而私其身甚鲜。”他认为在科举制度影响下 ，广大士人群体将登科仕宦异化成寒窗苦读的终极目标 ，而在此影响下 ，国家不但不能通过科举选拔人才 ，反而造就了大批为官之后 ，私而忘公 ，将攫取个人利益视作对自己当年艰辛求学之回报的国家蠹虫 。 同时 ，在此序中 ，王应山还批评了宋代科举录取过于泛滥的现象 ，认为 “宋世踵前代弊风 ，制益猥琐 。进士一榜所录既众 ，又有特奏 、诸科 ，岁所抡秀 ，动 辄数千 ，何其滥也”。
而在 《国朝乡举甲科年表》 的序言里 ，王应山对明代科场风气渐坏的过程进行了叙述 。他认为 “成化以前 ，淳风未漓 ，考试或征宿儒 ，不必有官 ，士耻苟得 ，鲜事钻刺 ; 正德季年 ，监者匪人 ，科目为市 ，幸进多门 ，舆论明宪 ，罔所畏忌 。至于今日 ，予盖难言之”。可以说 ，王应山本人作为明代科场的亲历者以及受害者 ，他在《闽大记》中留下的材料 ，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科举提供了一段角度独特的材料。
综合来看，《闽大记》重视介绍福建人物甚于地理民俗 ，注意评论史事得失多于介绍闽省建制沿革 ，表现出了较为鲜明的 “史”之特征。
(三) 《闽大记》属于地方史
现代学者评论《闽大记》时 ，认为此书 “差堪视为我省第二部 ‘省志’”。这 “差堪”两字恰恰体现了单纯将《闽大记》 视为一部方志实际上与王应山对于此书的定位存在着偏差。
王应山在编修 《闽大记》 时 ，乃是按照编修一部纪传体史书的标准来开展工作的 ，因此从王氏本人以及当时众多学者的角度来看，《闽大记》 乃是一部 “闽省之 《史》《汉》”，并非一部单纯的方志著作 。而这也导致了以现代方志学角度来看，《闽大记》 只能是一部称得上 “差堪” 的 “省志”。
笔者认为 ，相比于典型的地方志书 ，将《闽大记》 视为一部纪传体地方史更为恰当 。仓修良在论及地方志与地方史关系时 ，提出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关联 ，但两者的概念并不能完全等同 ，方志所载虽有一定的地理内容，但它并不是地理书 ; 它具有地方史性质 ，但内容却比地方史丰富多彩 。它记载的面比地方史广泛得多 ，但它与地方史相比 ，并不需要那么系统 ，更没有地方史记载那么深刻与专门 ; 方志乃是一种记载某一地区历史 、地理 、社会 风俗 、物产资源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由此观之，《闽大记》一书略于介绍闽省建制沿革 、风土人情、环境物产等方面 ，但详于论述学术思想 、杰出人物事迹的特点 ，无疑更接近于地方史。
而像《闽大记》这样 ，性质模糊于地方史与地方志之间的古籍并非孤例 ，例如常璩《华阳国志》，学界对其属于 “史”还是 “志”便也存在着分歧 。笔者认为 ，这种分歧根本上源自于方志学和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方志由地方性的地理著作与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发展而成 ，长期以来被视为地理书 ，即使在方志学相对成熟的清代，《明史 · 艺文志》 依旧将诸多地方志书归入史部地理类 ; 但方志学作为广义史学体系中相对独立的一个支流 ，方志无论是体例还是行文 ，又都与传统的史书存在着差异 。仓修良就认为地方志在性质上 “是介于史地之间的一种边缘学科 ，不过史的性质更强 ，总的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是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
现代学界有观点认为明代许多方志编修者视方志为史书之流别 ，因此鉴用史裁规划志体的理念十分流行。若是易位思考 ，从王应山等明代学者的角度来看 ，他们在进行被我们视为 “修志”的文献编纂活动时 ，其内心实际上怀着 “著史”的理念。
可以说，《闽大记》这种史 、志杂糅的现象向我们展示了方志学逐渐独立于传统史学这一过程的漫长与复杂 。 同时 ，也体现了学科体系的发展对学者观念的影响。
结语
地方史与地方志作为史书的特殊分支 ，它们本身的地方特性使其在编修时除了受到时代大环境的影响外 ，还受到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 。福建作为理学重镇 ，其地方学风深受朱子一派的熏陶 ，闽地学者亦多以此为傲 ，因此成书于明代中期的 《闽大记》在体例上格外推崇理学 ，并对当时流行的 “三教合一”理念与王学派系多有批评。
而有关 《闽大记》 究竟属于地方史 ，还是属于地方志的观点差异 ，一方面显示了方志学与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伴随着学科体系的发展 ，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同一事物的看法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而这本身也是史学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