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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和亲王弘昼为雍正帝第五子，在昭梿所著《啸亭杂录》中，被描绘为一副性格暴戾、行事乖僻的荒唐形象，《清史稿》将此用作弘昼之传，而学界也广为征引，使其“荒唐王爷”的形象就此形成。然而，档案、文集和实录等官私文献中却展现了一位勤学博文、仁爱谦逊、恬静寡欲的正面亲王形象。这种巨大反差，既与乾隆时期皇权空前强化、王权急剧式微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也与传说附会历史，昭梿对史料的采撷缺乏辨别和细致考证有关，还与昭梿的不幸遭遇及其认识的局限有关。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昭梿笔下的历史人物有了被夸大和渲染的空间。
关键词
弘昼、昭梿《啸亭杂录》笔记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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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王弘昼为雍正帝第五子，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侧室耿氏所生。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但多以负面为主，如传说他“纸醉金迷，整日在府里挥霍浪费”，尤喜“在家里给自己办丧事”，“经常把自己的房间布置成阴森恐怖的灵堂”，桀骜不驯、性格孤傲，因此民间冠其以“荒唐王爷”称号。追溯史源发现，弘昼的负面形象始于昭梿《啸亭杂录》的记述。是书载：
上即位后，优待和、果二王，每陪膳侍宴，赋诗饮酒，殆无虚日。然必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和恭王少时骄抗，上每多优容。尝命王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已晡，上尚未退朝，恭王请上退食。上以士子积习疲玩，未之许。王激烈曰：“上疑吾买嘱士子心耶？”上怡然退。傅文忠责王曰：“此岂人臣之所宜语？”王始悔悟。次日免冠请罪，上方云：“昨朕若答一语，汝身应粉齑矣！其言虽戆，心实友爱，故朕恕之。然他日慎勿作此语也。”友爱如初。
又载：
和恭王讳弘昼，宪皇帝之五子也。纯皇帝甚友爱，将宪皇所遗雍邸旧赀全赐之，王故甚富饶。性骄奢，尝以微故，殴果毅公讷亲于朝，上以孝圣宪皇后故，优容不问，举朝惮之。最嗜弋腔曲文，将《琵琶》《荆钗》诸旧曲皆翻为弋调演之，客皆掩耳厌闻，而王乐此不疲。又性喜丧仪，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必忌讳其事。未薨前，将所有丧礼仪注皆自手订，又自高坐庭际，像停棺式，命护卫作供饭哭泣礼仪，王乃岸然饮啖以为乐。又作诸纸器为鼎、彝、盘、盂诸物，设于几榻以代古玩。余尝睹其一纸盘，仿定窑式而文致过之，宛然如瓷物，亦一巧也。及王薨后，其子孙未及数年相次沦谢，亦预凶之兆所感应也。
弘昼继承雍邸旧赀，在衣食无忧中最嗜弋腔曲文，这大概是民间传闻其“纸醉金迷”的缘故；他在朝堂上以微故殴打乾隆帝宠臣讷亲，举朝惮之，是其“性格暴戾”说的来源；而关于“性喜丧仪”的记述，则演变为“喜好丧事”之说。
清代并无弘昼的官方传记，民国撰修《清史稿》时便转引昭梿所述，并以修史者的口吻为其作传曰：
弘昼少骄抗，上每优容之。尝监试八旗子弟于正大光明殿，日晡，弘昼请上退食，上未许。弘昼遽曰：“上疑吾买嘱士子耶？”明日，弘昼入谢，上曰：“使昨答一语，汝齑粉矣！”待之如初。性复奢侈，世宗雍邸旧赀，上悉以赐之，故富于他王。好言丧礼，言：“人无百年不死者，奚讳为？”尝手订丧仪，坐庭际，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饮啖以为乐。
《清史稿》将昭梿之说用为弘昼之传，并以官修史书公之于众，使弘昼的荒唐形象就此形成，并经学界广为征引，而渐成“事实”。
实际上，昭梿对历史人物奇闻轶事的记述多得于“幼闻先人所述”“闻故老云”或“少时闻老妪妇”等，即大都道听途说而来。弘昼去世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六年后昭梿才出生，因而他关于弘昼的记述亦源自传闻，而故事在转述时不仅会与原有故事之人物、事件出现差异，而且还会有意或无意间添加个人情感，使故事包含主观倾向。那么，昭梿根据传闻的记述是否可靠？历史上的弘昼果真如此荒唐不堪吗？
一、文集、档案与实录中的弘昼形象
胤禛即位时，其皇子中仅有19岁的三子弘时、12岁的四子弘历和五子弘昼，以及尚未序齿的皇八子福惠四人。至雍正六年(1728)，弘时、福惠已相继去世；雍正十一年，最幼的皇子弘曕出生。因此，在雍正帝诸皇子中，弘昼与同龄的弘历相依为命，其人生经历也大都与弘历相关。本文基于清代文集、档案和实录等官私文献的记载，围绕弘昼其人、其事，对其历史形象作一辨析。
（一）弘昼其人
雍正帝与允禩等兄弟间同室操戈、与弘时父子间水火不容的经历，使其对弘历、弘昼兄弟二人的情感培养格外重视。他时常以三阿哥弘时“年少无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的事例教导两兄弟，“使知儆戒”。为避免皇位相争的悲剧再次重演，他改革皇位继承制度，秘密立弘历为储君，并在保密原则下尽量表现得一视同仁。直到临终前，雍正帝还不忘嘱托嗣君弘历“与和亲王弘昼同气至亲，实为一体，尤当诚心友爱，休戚相关”。弘历即位后，兄弟二人依然感情笃深，与父皇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密不可分。在雍正帝的刻意安排下，弘昼与弘历在相同的生活和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不仅饱读经书、深明大义，还养成了仁爱友孝、谦逊寡欲的性格特点。
1、勤学不辍，具有较高的经史素养。
早在雍王府邸时，胤禛便特意安排弘昼与弘历同学进读，令“受经于傅先生”。位登宸极后他依然令二人相伴读书，前后几近20年。
弘昼天资不及弘历或为事实，如弘历称“吾弟和亲王资性稍钝，日课恒落后”，弘昼也自认“资学浅陋，远不及皇上聪明天纵”。但他“自髫龄诵读以来，每日偕师友讲论经史子集，涉猎篇章诗赋以及周、秦、汉、唐、宋、明古先大家之遗书，而未敢一日稍辍”，允禄称他“早夜孜孜，励学不倦”；朱轼称他“秦汉八家之文、六朝唐宋人之诗，无不广搜熟诵”。雍正八年，弘昼集所著序、论、诗、赋等为《稽古斋全集》刻印。除兄长弘历外，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及诸师傅皆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无作不美”，并强调绝非溢美之词。可见，他自幼勤学不辍，涉猎广泛，在与弘历晨夕相处中也具备了较高的经史素养，这为他日后总管御书处事务、主持修订礼制事宜、任职皇子“第一专师”奠定了基础。
2、恬静寡欲，具备仁爱谦逊的性格特点。
品德教育的缺失，是康熙帝育教皇子中的最大败笔，其多位皇子皆养成了暴虐凶残的性格特点，如太子胤礽曾将掌院学士徐元梦“推入河内，复引出殴打”，甚至对“亲伯父及伯叔之子、皇子等，皆以不可道之言詈之”，而其余皇子之“暴虐，乃甚于太子”。
雍正帝吸取教训，将品德教育作为皇子教育的首要目标。为此，他“妙选天下之英贤”为皇子之师，如福敏“严气正性，凛不可犯”，朱轼“朴诚事主，纯修清德”，蔡世远亦有“守道君子”之称，皆是才高行洁的典范。雍正帝令弘历、弘昼“以师儒之礼相敬”师傅，使皇子敬谨师道：他还特意嘱咐诸位老师“当教以立身行己、进德修业之要”，并御书“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一联赐悬上书房，以为二人所警，而诸师傅也遵旨“教人以忠信、孝悌、仁义”之道。
弘昼在这种“日亲德教，日奉训辞”的教育中逐渐成人，形成了仁爱谦逊的性格特点。如乾隆帝评价他“读其辞，可想见其为人也”，“迟徊慎重不自满，假谦德雅怀，足为师法”；和硕庄亲王称其“仁义中正之心，常溢露于语言之表”，说明其文行合一，谦谦儒雅。和硕諴亲王则评价弘昼“忠孝友弟，本于性成”；师傅蔡世远则称他能“以古人之所善者为法，古人之所非者为戒”，且观其言行“所善者，必躬自行之；所非者，无躬自蹈之”。曾入和亲王府侍王子读书的施炳炎、卫都二人亦对弘昼的个人修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施炳炎称赞“其乐善虚衷，撝谦下士，洵非笔墨所能罄述”，而卫都称“王之行已端庄，齐家严肃，事君忠敬，治国公勤，一一准乎古圣先贤之要道”。可知，与弘昼相识熟知者，莫不以仁爱孝友、谦逊儒雅、礼贤下士而赞誉之。
弘昼的谦逊、寡欲还体现在对皇位继承的认识方面。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秘密立弘历为太子，虽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早已确立的储君地位，还是使他在不经意间表露出来，这在礼制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如雍正元年祈谷礼成，雍正帝单独将弘历召至养心殿，分赐胙肉，其含义是令其日后“克承大宝，上告昊穹”，其嗣君地位众目昭彰。再如，国家祭典时的主祭人往往被赋予特殊的政治含义，经统计，雍正朝两皇子共致祭25次，其中弘历19次，弘昼6次，且弘历所承祭者多为祭祀祖陵、奉先殿、太庙等，而弘昼所祭者多以吉礼中不太重要的祭先师孔子、文庙、城隍庙等。在弘历看来，拜祭祖上时“命予恭往代祭”，意在昭告先祖嗣君已定，“实不无深意也”；而拜祭先师孔子、文庙时“尝遣朕弟和亲王恭代展祀”，意在自己往祭尚有机会。这种承祭人选背后的特殊含义，不仅弘历心知肚明，弘昼及诸王大臣亦皆心照不宣。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早在雍正八年弘昼便公开示弱，称“吾兄……及皇祖见爱，养育宫中，恪慎温恭，皇祖见之，未尝不喜，皇父闻之，未尝不乐”，而自己虽与兄长“朝夕共处，寝食相同”，却“会心有浅深，气力有厚薄，属辞有工拙”，心悦诚服地表示“未敢同年而语”。弘昼恬静寡欲、顾全大局的性格特点，以及对兄长心悦诚服的态度，无疑为昆仲关系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弘昼其事
弘昼的事迹主要集中在乾隆朝，其所司事务被弘历概括为“典旗务、领内府”两大事项。
所谓“典旗务”，是指弘昼以亲王身份曾先后兼任正白旗满洲、镶黄旗满洲、镶红旗汉军、正蓝旗满洲等都统。在此任上，他对旗务管理多有建树，如八旗印房笔帖式向系从考试翻译的旗员中咨送吏部、兵部补放，乾隆六年，弘昼以止取“翻译之人补用，不能谙练旗务”为由，奏请“笔帖式一半照旧考取翻译补授，一半于在印房效力行走年久、缮写清字及办事熟练人等内拣选咨部补放”，得旨允行；十年，弘昼奉旨查办八旗世职佐领分例；十三年，又令议定世职承袭条例；二十三年，奏请“八旗汉军照满洲、蒙古各旗，一体专写清字”；当年又奏请更改阅兵旧例，“将首队两翼改用护军，二队用骁骑。移二队护军于首队、首队骁骑于二队”等，均得旨允行。
所谓“领内府”，是指弘昼以皇弟身份兼管内务府、雍和宫和御书处事务。早在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帝便安排弘昼跟随允禄“学习办理内务府总管事务”，不久又令弘昼专管内务府米局事务。自受命以来，弘昼“日夜思维，尽心筹画”，积极为平易京师米价建言献策。在承管雍和宫事务中，弘昼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如严禁值守人员旷班、饮酒、赌博及排列不齐、不戴凉帽、不佩腰刀等情弊，制定苏拉雇佣制度，严格宫内喇嘛管理制度等。在管理御书处事务中，弘昼主持编修了《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雍正八年至十三年上谕，奉敕校刻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监修并校刻《日讲礼记解义》《八旗氏族通谱》《皇清文颖》《叶韵汇辑》《医宗金鉴》等。
综上，文集、档案和实录中展现了一位勤学博文、友爱兄长、恬静寡欲、办事敬谨的亲王形象。在乾隆帝看来，弘昼“爱敬恳挚，从未有过愆”；在诸臣看来，弘昼仁爱孝友、谦逊儒雅；弘昼的自我评价也是“自藩封后，蒙皇上差委公务，兢兢敬慎，无敢怠忽”。
乾隆帝及诸亲王、大臣对弘昼的赞誉多集中于《稽古斋全集》之序，为撰者作序，难免会有溢美之嫌。但实际上，诸人之誉，当非虚誉：
其一，弘历、弘昼自幼“饮食居处同，所读之书同，所作之文同，怡怡愉愉，欢悦无间”，俨如一体。在朝夕相处中，兄弟二人昆仲情深，如弘历所忆：“当是时，侍奉皇考膝下，优游书府，日寝馈于经史文字中，世纲尘务，毫发不以婴其心。吾两人者，相观以善，交相勉，相得无间，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弘昼亦特别珍惜这份“同气之欢”，称非“语言文字所能尽载”。师傅们也对两皇子的深厚感情赞叹不已，称他们“相与友爱之深，真诚笃挚，和气蔼然，熏蒸融浃”，令人羡艳。很难想象，在德为先的教育要求下，在相同的生活、学习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兄弟二人，会在性格和品德上有巨大反差；更难想象，在弘昼不学无术、荒唐不堪、暴戾骄横的情况下，兄弟二人会“相观以善，交相勉，相得无间”凡二十余年！
其二，康熙帝二十四子諴亲王允祕比弘历、弘昼小五岁，胤禛继位后，将其养育宫中，令与弘历兄弟同习课业。然而，弘历对这位叔叔的评价却是“性耽安逸，不知黾勉向学”，因此，他即位后特选派翰林官二员为其师傅，令“用心教导”，“倘王仍前怠惰，当竭力规劝教诫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弘历不仅给予弘昼较高评价，甚至还屈帝王之尊，对弘昼的谦逊表示折服，称“予之所深愧而嘉叹，为不可及者”。即便弘历有过誉之处，但也不至于颠倒是非，以黑为白！
其三，乾隆十三年，孝贤皇后病故于德州，乾隆帝痛斥皇长子永璜在大丧期间“于孝道礼仪未克尽处甚多”，并认为“此皆师傅、谙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因此“和亲王、来保、鄂容安着各罚食俸三年，其余师傅谙达着各罚俸一年。张廷玉、梁诗正俱非专师，着免其罚俸”。这表明弘昼时任皇长子永璜的第一专师，因而应对其失礼行为负首要责任。乾隆帝认为，作为皇子师傅，不可“仅以寻章摘句为能”，而应该对皇子“随事规劝”，使“俾明大义”；作为首要专师的总师傅，则更应当“董率众师傅教以正道”，“尽心诲导，凡事纳之于善，勿使稍有过愆”，如此“方为无忝厥职”。若弘昼如昭梿笔下般的荒诞不羁，弘历是万不会令其任皇子之总师傅的。
此外，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弘昼病逝时，乾隆帝对弟弟的一生作了总结，即“秉性纯诚，持躬端恪，髫年共学，友爱实深，自备位亲藩，懋昭敬慎”，并赐谥“恭”。所谓“谥者，行之迹也”，即根据其生前品行、事迹拟定谥号，“恭”字是对他生前敬以事上、尊贤敬让的高度概括。
二、弘昼荒唐形象形成的客观原因
既然历史上的弘昼是一位正面的谦谦君子形象，为何会在昭梿笔下被描述成一副性格暴戾、骄奢淫逸、行事乖僻的荒唐形象？其实，弘昼荒唐形象的成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动机。其中，乾隆朝皇权高度强化、王权急剧衰微的时代背景，以及历史传说的附会特性，是弘昼荒唐形象形成的客观原因。
（一）皇权高度强化、王权急剧式微的时代背景
康熙时期，诸皇子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较大权势。特别是康熙帝离京巡狩期间，必定选派部分年长皇子留守京师，分为数组，轮流在畅春园及紫禁城值班。这种以皇子暂行皇权、由皇子亲信大臣辅理朝政的方式，无疑为诸皇子集聚政治力量、密构朋党提供了条件，成为康熙后期储位之争异常激烈的重要根源。胤禛深知其弊，在即位之初便表达了对诸王、大臣“结党怀奸”“欺罔蒙蔽”等“种种恶劣之习”的不满。随后，他公开了与允禩、允禟党人的矛盾，雍正四年二、三月间，分别将允禩、允禟革除宗室，交宗人府圈禁，将允禵禁锢于景山寿皇殿。至此，雍正帝在和硕怡亲王胤祥的支持下，以残忍的方式取得了对敌对宗室的全面胜利，为皇权的强化奠定了基础。
乾隆帝对诸王集权、密构朋党的危害始终保持着清醒认识，他称皇祖临御时“诸王等各为阉仆所播弄，分立门户，肆威渔利，入者主而出者奴，彼此交相倾轧，无所不至，非大加惩创，国法将不可问”。即位伊始便公开宣称，即使庄亲王、果亲王等人“亦不可以其所言尽以为是”。不久又以一人兼管多事恐“精神有限”为辞，稀释了诸王权力。然而，诸王并不甘心丧失权力。乾隆三年，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人“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且“日甚一日，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次年弘皙请巫师占算“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事发，甚至还爆出“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的事件，弘皙弑君篡位之心显露无遗。对此，乾隆帝不得不严厉惩治允禄、弘皙党人。在此事件中，乾隆帝再三警告：“朕亲亲之情，亦须严公私之辨……固不敢以亲亲之一节，而忘国家之大法”。他明确将国法置于亲情之前，无疑为弘昼等人的处事之道敲响了警钟。
乾隆元年，乾隆帝令弘昼继承了雍和宫的大部分资产，包括雍和宫所属合成、春成两当铺，共本利银7.77万余两；雍和宫内仍堪使用的马鞍、盔甲、弓箭等物件；雍和宫所属京畿地区大粮庄、果豆庄、银两庄等共计140人，地628顷余；盛京地区13个粮庄，共地“六千一百六十七垧，房一百二十七间，马二千八百五匹，驼十九只，牛七百四十五头，羊六千四十三只”。三年，虑及弘昼“家口不敷养赡”，将雍和宫一份蓝甲护军校、蓝甲赏给弘昼；十四年，和亲王府失火，又赏银万两以资修造。这些经济性赏赐是其他亲王难以渴求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将雍和宫赏给弘昼作为王府，乾隆帝却以雍和宫“系皇考肇迹之区，若令列邸分藩者，居此发祥之地，不特邻于亵越，并恐无福祇承”为辞断然拒绝。这反映了乾隆帝对弘昼经济上逾格优待、政治上保持警惕的心理。昭梿记述，乾隆帝“将宪皇所遗雍邸旧赀全赐之”，因此弘昼“甚富饶”；又载，乾隆帝对弘昼“甚友爱”，但“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都符合事实。
（二）传闻对历史事实的附会
附会史实是历史传说的特性。昭梿在记述弘昼的奇闻轶事时，以其悍然殴打讷亲为例，展示了他暴戾、骄横的性格特点；又以其“最嗜弋腔曲文”“性喜丧仪”等，展现了他荒唐不羁的形象，但诸般街谈巷议恐为民间附会之辞，不足深信。
首先，讷亲乃遏必隆之孙，乾隆帝宠眷尤厚，将其视为“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然他“溪刻不近人情”，“自恃贵胄，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如左都御史刘统勋就曾以讷亲“任事过锐，乞加裁抑”。可见，讷亲为人尖苛、独断，公卿耆老多有衔怨。由此看来，即便果有殴打讷亲之事，也不能以偏概全，认为弘昼性格暴戾。
其次，弘昼自幼熟读经史，精于礼乐制度，不仅多次主持礼乐改制工作，如变通冠服制度、奏改中和韶乐、议定笾豆成式、修改圜丘规制等，还统筹办理雍和宫佛像开光、跳布扎及献供等多项礼仪事务。此外，雍和宫还时常举办演戏活动，乾隆十六年形成定制“每年元旦在雍和宫、弘仁寺演戏一天”，其中雍和宫“由和硕和亲王府演戏”，后又增加每年四月初八日“于雍和宫举办大道场演戏”，这些演戏活动亦由弘昼亲自操办。在这些工作中，弘昼不可避免地会对礼仪、曲文进行调试、演练，这可能是人们传闻弘昼“最嗜弋腔曲文”及“性喜丧仪”的史源。
其三，昭梿还称，“上以孝圣宪皇后故”，对弘昼“恶行”皆“优容不问”。孝圣宪皇后即弘历生母钮钴禄氏，而弘昼生母为耿氏，后被尊为裕贵太妃。弘历认为，在诸母妃中，除生母皇太后外，“其次即应致敬裕贵妃”。弘昼与弘历生母孝圣宪皇后交集不多，况弘历早有“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的谕旨，昭梿所谓“上以孝圣宪皇后故”，恐为裕贵太妃之讹。
此外，同为弘历之弟的弘曕尤值一提。乾隆年间，弘昼与弘曕是弘历仅有的两位弟弟。弘历即位时，弘曕年仅三岁，因此乾隆帝主动承担起教养之责，将其养育宫中，令与皇子“永璜、永琏同住斋宫”。乾隆三年二月，乾隆帝将弘曕过继给无子而薨的和硕果亲王允礼，令其承袭亲王爵位。然而，二十八年五月，弘曕却因“屡蹈諐尤，罔知绳检”，被革去亲王爵位，降为贝勒。其罪状包括：“开设煤窑，占夺民产”；奉命前往盛京恭送玉牒时，竟欲“先赴行围等候”；随驾南巡时，“私托高恒售卖人参”，并向各处织造、关差等处“派办绣缎、什器”物品；请托兵部尚书阿里衮，试图在拣选官员时安插门人；弘曕母谦妃千秋之时，不遵皇太后懿旨预备称祝之仪，反而以微词暗讽皇上，甚至“谩语相诋”；圆明园失火后，弘曕“所居最近，而其至转在诸王之后，且嬉笑如常，毫不关念”；向皇太后请安时，其仪节僭妄，不循轨度。乾隆帝怒斥弘曕“种种谬戾乖张，难以毛举”！据此看来，弘曕确有性格乖僻、暴戾骄横的一面，而后人在口耳相传时，不排除将弘曕的恶迹和形象移植到了同为皇弟的弘昼身上的可能。
三、弘昼荒唐形象形成的主观原因
除客观原因外，昭梿的个人遭遇、认识水平、宿命论及其情感表达则是弘昼荒唐形象形成的主观原因。
（一）昭梿的不幸遭遇及其情感表达
昭梿深知稗史小说“虽皆委巷妄谈”，然有些“有所据者”，有些“有所托也”。所谓“有所据”，即传闻中有基于史实的推论；所谓“有所托”，即其中蕴含着撰述者的情感表达。
昭梿为礼亲王代善六世孙，生于乾隆四十一年。乾隆二十年，其父永恩曾因护卫违法出境遭“某贵臣”弹劾，几至大狱。嘉庆十年(1805)，昭梿袭父王爵，嘉庆二十年因罪被黜。其获罪缘由主要有三点：
其一，“凌辱大臣”。嘉庆二十年四月，刑部侍郎景禄进内接班时并未迟逾，而昭梿因与“景禄本有嫌隙”，便执意称其进班迟误，“向其呵斥”。
其二，“与景安争论王府属下”。昭梿曾当面斥责户部尚书景安“为伊家奴才”。
其三，“非刑虐下”。因加租不成，昭梿便将庄头父子叔侄六人圈禁于府，用碎磁片“划伤程建义、程建忠脊背百余道，至于流血昏晕”，“血痕遍体，不忍寓目”。嘉庆帝认为，景安系一品大员，“与王公等同属朝臣，且与昭梿并不同旗，非其属下”，而昭梿指称景安为其府奴，“甚属狂妄，妄自尊大，目无君上”；至于在府第中非刑虐下，则“实属奇贪异酷”。故谕令革其王爵，交宗人府圈禁。次年，嘉庆帝虑及“昭梿虽滥用非刑，其被虐之人究未毙命”，将其释放于家自省。
这次蒙难给昭梿极大打击，他在诗文中屡屡抒发内心的不快，如作诗云：“过眼情难驻，伤心境自猜”，“孤洁叹累臣，颠危剩此身”，“朝来慵洗面，惟有泪沾襟”等，皆难掩心中悲凉。而这种个人情感也被寄寓在了《啸亭杂录》及续录中，如他称“有妄男子身隶王府旗籍，乃声言并非王府臣仆”，认为这是一种“违祖制”的行为，暗指景安声称并非其王府属下事；又以超勇亲王博尔济吉特·策棱之言怒诘“某贵臣”曰：“礼王何罪，公乃罗织至此，使宗藩斥革如发蒙振落！”借他人之言抒自己之忿。
此外，昭梿还在记述人物轶事、品评人物高下时，寄托了个人的爱憎感情，表达自己的是非观。主要体现在：
第一，对驭下之术的看法。
昭梿认为帝王对臣子应以宽大为政。如记康熙帝“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对枉法诸臣“苟可宥者必宽纵之”；徐乾学与高士奇贪赃枉法，康熙帝“惟夺其官而已”，被昭梿赞誉“明通下情”。他还记雍正帝宠待大臣，称赞乾隆帝“政治宽厚”，并认为只有法网宽松臣子才“乐为尽力”。
同时，他又认为家主对奴仆应驭下从严。他以非刑虐下而被夺爵，故在文中极力辩解严以驭下的正确性。如赞扬明珠对不法家奴“立毙杖下”，如此才能“长持保家之道”；他又以母舒穆禄氏之语，称“府中包衣人，实咆哮不法”，当“确知宵小辈之凶焰”时，后悔未曾及时管制；同时，他还举王以衔“待下最宽”却“屡为奴隶所侮”为例，说明仁弱者将受奴仆欺侮的事实。
第二，对有功不赏的不满。
昭梿在林清事变中亲临指挥，对剿灭教民、稳定军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嘉庆帝有功不赏，昭梿不免心生怨诽，以致被废。他将这种不满也表达在了作品中。如他同情明末孙承宗虽有收复永平四城之伟绩，但崇祯帝始终“视为泛常，仅荫一锦衣指挥”，后因凌河之役战败立加罢斥，昭梿感慨“真赏不酬功”！他还记镇压回民孜牙敦起义立有殊功的永芹，不仅被权臣“攘为己功”，还遭其参劾，险些丧命，昭梿不由感叹道“公以天潢近胄，乃为人谗恶若尔，良可叹也”。昭梿与永芹同以天潢贵胄立有勋功，却同遭大难，他既叹永芹，也在叹自己。
第三，对双重处罚标准的抱怨。
昭梿不满嘉庆帝的双重量刑标准，如记述军机大臣戴衢亨贪污纳贿，并在会试中“去取多所不公”，然嘉庆帝“甚重其人，弹击之语不能入也”；仪亲王永璇以尔汝之辞称谓君上，后在奉祭裕陵时私回京邸，“有司议以黜革”，嘉庆帝“惟罚锾示惩而已”；宠臣勒保“性卞急，责奴隶多酷虐，有致毙者”，却也能安然无恙。然而好友鲍桂星为人构陷，被革职圈禁，昭梿作诗为其鸣不平，称“君性本飒爽，蛾眉遭众嫉”，“堪惜干将材，明时遭废黜”；他审视自己，虐待奴仆用刑“虽奇刻”，但“究未致毙”，却使“先王封爵自余而失”，借此表达对嘉庆帝双重处罚标准的不满。
第四，对宗室、近臣的讽刺。
昭梿对嘉庆帝所重用的宗室、近臣颇有微词。如称深受嘉庆帝眷遇的王懿修，表面“持躬谦抑，从不与人相忤”，其实“非真和霭甚者，盖假此以寓世也”；称定恭王绵恩“外美而内昏，不习政体”，愚暗无比；又称宗室禄康“才具庸劣，无所建白，又不甚识字，于古今政体毫未寓目……罔识朝廷大体”，昭梿不禁慨叹：“夫以天潢贵胄而不学无术至此，安可以当调羹重任也？”宗室、近臣“饱食终日，毫无所事”，而自己“实为社稷臣，朗抱非碌碌”，“剑埋黑狱光仍烛，骥负车盐志不磨”，以示自己徒有一番宏伟抱负却无处施展的愤懑。但是他也明悉“人情嚣悍……稍有不当，则浮议蜂起，利害随之，其功业安得建树”的道理，既讽刺了嘉庆帝的用人，也鞭挞了尸位素餐的臣子，还表达了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不满。
虽然尚不确定令其父蒙难的“某贵臣”是否与弘昼有关，但上述史例足以证明，昭梿的不幸遭遇使他在品评人物、记述轶闻时寄托了个人情感。他根据传闻，默认弘昼如历史上的弘曕般暴戾骄抗，并极力加以渲染，以展现乾隆帝的宽大和优容，并借以讥嘲天潢贵胄的庸碌与荒诞。
（二）昭梿的认识水平及其宿命论影响
唯心主义的宿命论和神秘主义的灵验论是古人解释自然和理解社会的主要方法论。昭梿已意识到稗官野史“假鬼神以惑众”，因此确立了“杂录中不录鬼怪诡诞”的原则。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昭梿并未完全摆脱宿命论和灵验论的束缚。如记康熙帝北征时，刘禄占卜得知粮饷“不出三日定至”，果如其言；随帝幸滦阳时，刘禄踉跄至宫门“请上速徙居高处，以避水厄”，结果“夜间山水涨发，果冲没行宫”；记代善第八子祜塞曾曰：“此间殊寂寞恼人，未若诸天乐也”，结果应验，不久暴毙；记朱天保上书请求复立太子胤礽途中，“出德胜门，有百数鸦栖其马前，似阻其行者”，结果疏上，朱氏父子满门被斩。再如，昭梿引唐代张文瓘“居中书数年，未能食一堂餐，以为命蹇”之例，称自己“凡朝廷大燕会及内廷听戏等嘉礼，皆未曾预”，一生“不得与逢盛典”，不由感叹“其命之蹇，应与文瓘同也”，皆为命中定数。昭梿的这些记述，皆体现出宿命论和灵验论的影响印记。
在这种思想主导下，再加之很多鬼魅灵异事件得于“先人所述”或“先恭王亲闻”，故被认为“必非荒渺之语”，而被作为事实记述下来。昭梿以弘昼“性喜丧仪”来作为“其子孙未及数年相次沦谢”之凶兆，并以自己的见闻辅之说明，便是其宿命论影响下的结果。
结语
综上可知，历史上的弘昼是一位勤学博文、友爱兄长、仁爱谦逊、恬静寡欲、办事敬谨的正面形象，却在昭梿笔下被描绘成一位性格暴戾、行事乖僻的荒唐形象。究其原因，是传说附会历史、昭梿情感寄托及其认识论的局限等多种因素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综合影响的结果。可以从中得到以下认识：
其一，昭梿在《啸亭杂录》及其续录中关于奇闻轶事的记述，大都为“未知其事确否”的情况下所记，弘昼的荒唐形象同样源自这些未经证实的传闻，而传闻有附会历史的特性。弘昼多次主持修订礼制、掌管宫廷演戏等史事，在人们的转述过程中经过不断地艺术加工和渲染，又被昭梿以文学化的笔法记录下来，最终演变为弘昼“最嗜弋腔曲文”“性喜丧仪”等传说。而同为乾隆帝之弟的弘曕所表现出的“种种谬戾乖张”之举，也有被移植到弘昼身上的可能。
其二，乾嘉时人对当时皇权达于极致、王权急剧衰微的权力背景感受强烈，亲王从康雍时期的政治前台退居幕后，其职守、事迹日益隐没，即便与皇帝关系密切的弘昼，亦在官私史籍中记载寥寥，更无任何传记存留。官方记载的缺失放大了民间传闻的价值，使昭梿笔下的传闻成为《清史稿》为弘昼作传时的唯一现成史料，这无疑又强化了传闻的“史料价值”，并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征引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又进一步发挥，将弘昼恬静寡欲的性格特点与弘历对亲王的警惕心理相结合，附会西汉萧何等人“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的故事，演绎为弘昼自求荒诞以避皇帝疑忌之新说，主动为弘昼的荒唐寻找合理化的解释，从而使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渐行渐远。
历史是一种集体记忆，不同群体或个人因阶级立场、个人素养和遭遇的不同，对历史记忆的选择标准和表述方式皆有不同。在历史研究中，对任何史料的解读，都必须经过一个去伪存真的研究过程。《啸亭杂录》及其续录的最大的价值在于对清代官制、礼制、八旗等制度，对内务府、奏事处、上书房等机构，对金川之战、平定回部、癸酉之变等重要历史事件的记述，所谓“考国故者，莫备于是书”。但是，书中对部分历史人物的评述，寄托了个人的爱憎感情。因此不能偏信一家之言，而应多方比证，在最大化确保史料可靠性的同时，还要注意时代背景以及撰述者的个人经历、认识水平等因素对文本史料价值的影响，力求还原历史人物以本貌。
作者简介
李文益，1986年11月生，中共党员，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清代政治史、宫廷史、满洲民族史。出版专著《清前期包衣牛录组织研究》，并在《中国史研究》《清史研究》《历史档案》等发表论文多篇。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康熙朝内务府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与研究”课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