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 所著《东塾读书记》, 蜚声海内, 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 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 立足于汉学立场, 以古文经学为主, 融合宋学及其他, 兼收并蓄, 独树一帜, 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 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关键词:陈澧;汉宋调和;东塾读书记
本文原载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汉宋调和是清后期兴起及盛行一时的学术思潮, 而陈澧则是其中的主将和集大成者。前人关于陈澧及其汉宋调和的论述, 多语焉不详, 下面试爬梳史料, 归纳综合, 以见大概, 幸方家不吝赐教。
陈澧(1810 -1882), 字兰甫, 一字兰蒲。广东番禺人。道光举人。读书处曰东塾, 学者称东塾先生。七应会试不中, 大挑二等, 选授河源县学训导, 两月告病归。从此绝意功名仕宦, 以讲学著述终生。他长期担任著名的学海堂学长, 晚年掌教菊坡精舍, 直至逝世。
陈澧年轻时, 受以学海堂为代表的广东朴学风气的影响, 致力于训诂考订之学。但他善于独立思考, 有自己的主见, 他说:“夫治经者将以通其大义, 得其时用也。”表明他不满当时以考据为目的, 支离破碎、弃本求末的风气, 而向往“通经致用”, 以义理为归宿的学术追求。
陈澧中年学术思想发生转变, 准备走一条与流俗时尚不同, 独立自主的学术道路。他说:“百余年来, 诸儒说经多发古人所未发, 余中年以前, 亦颇为此学, 后乃辍焉。以为诸儒说经之书, 汗牛充栋矣, 何必又加太仓以一粟乎……余自中年不为此者, 专意于《汉儒通义》、《学思录》诸书, 而精神不能兼及耳。”可见陈澧学术生涯, 以中年为界, 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中年以前, 以训诂考订为主;中年以后, 以致力于汉宋调和为主。当然这有一个渐进过程。
陈澧对于汉宋门户之争, 一向持反对和超然的态度, 主张兼包并蓄, 有关言论很多。如他说:“读书三十年乃知读书之法。汉学、宋学门户之见, 消融净尽, 惟寻求其切要以窥见古贤之学, 庶不虚此一生耳。”而陈澧调和汉宋, 则是从目睹及批评汉学末流陋病积弊开始的, 他写道:
“今时学术之弊：说经不求义理，而不知经；好求新义，与先儒异，且与近儒异；著书太繁，夸多斗靡；墨守；好诋宋儒，不读宋儒书；说文字太繁碎；信古而迂；穿凿牵强；不读史，叠床架屋。”
这里所说涉及诸多方面, 应该是他批评汉学流弊比较集中的代表。主要是认为汉学本末倒置,将手段当作目的, 脱离现实, 繁碎支离, 不讲究经世致用, 轻视个人道德修养, 流弊丛生, 积重难返,故必须以宋学来补救之。
陈澧调和兼融汉宋的学术探索努力,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强调经学以义理为归宿, 也即寻求微言大义。乾嘉诸大儒皆标榜“以训诂明义理”, 或“训诂明而后义理可明”。但由于各种原因, 汉学末流重训诂而轻义理, 转陷入“为考据而考据”的泥坑, 将手段当成目的, 本末倒置, 琐碎繁杂, 而不能自拔。陈澧对此非常不满, 一再批评道:“盖百年以来, 讲经学者训释甚精, 考据甚博, 而绝不发明义理, 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 故经学之书, 汗牛充栋, 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又说:“今人只讲求训诂考据而不求其义理, 遂至于终年读评多书, 而做人办事, 全无长进, 此真与不读书者等耳! 此风气急宜挽回也。”强调以义理为归宿, “但因寻求义理的内在需要, 其中又滋长着调融思想的潜流。”也即寻求义理, 在有意无意之中, 向宋学方面靠拢了一步, 这是势所必然。
第二, 编纂《汉儒通义》。为了证明汉儒也有寻求义理的传统, 陈澧特地编纂《汉儒通义》一书,从汉儒言论中寻找阐绎义理之说的点滴证据, 来支持自己的立论。序云:“汉儒说经, 释训诂, 明义理, 无所偏尚, 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 非也。近儒尊崇汉学, 发明训诂, 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 醇实精博, 盖圣贤之微言大义, 往往而在, 不可忽也。谨录其说, 以为一书……窃冀后之君子, 祛门户之偏见, 诵先儒之遗言, 有益于身, 有用于世, 是区区之志也。”可谓用心良苦。揭示汉儒非独训诂也有义理者, 前此有人, 虽然并不多见, 如王鸣盛说:“学者若能识得康成深处, 方知程朱义理之说, 汉儒已见及;程朱研精义理, 仍即汉儒意趣, 两家本一家”。但特地辑为一书而大为表彰者, 则自陈澧始。
第三, 表彰郑学、朱学。《汉儒通义》完成后, 陈澧意犹未尽, 复思郑玄集汉儒之大成, 朱子集宋儒之大成, 二人时代不同, 立论偏重不同, 但有一共同点, 即讲考据不废义理, 发挥义理不忘考据。这就证明, 汉学、宋学二家有相通之处, 可以调和兼融为一。据此, 陈澧又欲著《郑学》、《朱学》二书,他说:“汉学、宋学迭相攻击, 实无人细读郑、朱两家书。余欲著《郑学》、《朱学》二书, 盖不得已, 竟须成此二书, 乃一生事业也。”但《郑学》、《朱学》二书由于各种原因并未撰成。为此, 陈澧乃着手编辑二人文集、语录的工作。《郑氏全书》、《朱子语类日钞》二书就是在此背景下先后编纂辑刻而成。
第四, 撰著《学思录》。为了彻底弄清汉、宋之学的关系, 也即将汉宋调和学说建立在更牢固坚实的理论基础上, 陈澧决心去从事一项更为艰难繁重的工作, 即追溯经学历史, “考证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通论古今学术, 不分汉宋门户”, 这就是撰著《学思录》一书。关于该书宗旨, 陈澧曾从不同角度予以阐述, 他说:“汉儒之书, 有微言大义, 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 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大义乖矣。宋儒所说, 皆近于微言大义, 而又或无所考据, 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即无考据耳。国初儒者, 救明儒之病, 中叶以来, 拾汉儒之遗, 于微言大义, 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 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 必有考据, 庶几可示后世耳。”这一段话, 将他自己撰著《学思录》的宗旨主要是为了调和汉宋这一目的, 讲得十分清楚透彻了。
以上四点, 就是陈澧意欲调和汉学、宋学已做或准备做的几项工作, 其中尤以《学思录》(后改名为《东塾读书记》)为其后半生倾注心血之寄托, 代表了他主要的学术旨趣和追求。
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 错综复杂的形势下, 陈澧不盲从风气, 不随波逐流, 而是坚持己见, 准备走一条不偏不倚的折衷道路:这就是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 立足于汉学立场, 以古文经学为主, 融合宋学及其他, 兼收并蓄, 独树一帜。对此他写道:“汉、唐、宋学, 自来无兼之, 余之《学思录》自成一家, 不可不勉成之也。‘谢朝华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其可传者在此。”正是夫子自道, 也颇以此自负。意即要兼融汉唐宋学, 开启一代新的学术风气。
陈澧倡导调和汉宋, 主要是针对汉学流弊所发, 所谓“陈氏何为而作《东塾读书记》也?曰以救敝也”。近人钱穆概括为:“故知东塾之在当时, 实目击汉学家种种流弊, 而有志于提倡一种新学风以为挽救者也。”可谓言简意赅, 一语中的。陈澧所欲提倡的“新学风”,包罗多方, 对此他在不同场合有所阐明发挥。大致而言, 包括以下内容。
“四科论”:他说:“吾著《学思录》之宗旨, 惟在于分四科。每科又分之, 不使为专门之学者, 谓人人皆当如我。”孔门四科指德行、言语、文学、政事。按四科之意, 大致相当于专业分工的意思。即谓人皆当以己性之所近习一科或一书, 为专门之学, 使四科之人, 不交争而偏废, 不彼此相轻而是相益。这是从“四科之人, 皆天下所不可无, 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的角度出发, 来发挥演绎他调和汉、宋之学的宗旨主张。
“郑氏家法”:汉学重师承家法, 对此陈澧有自己主见, 他特地标出“郑氏家法”。他说:“有宗主,亦有不同, 此郑氏家法也。何邵公墨守之学, 有宗主而无不同。许叔重异义之学, 有不同而无宗主。惟郑氏家法, 兼其所长, 无偏无弊也。”“学贵有师承而不可有门户”是郑氏家法的核心, 在汉儒家法问题上, 陈澧与严守家法者不同, 也与不守家法者有异, 认为不讲家法是为妄, 太重家法是为迂, 采取的是一种稳健与灵活的折衷立场, 择善而从。所以, 在这里“郑氏家法”是一种治学态度方法, 也是一种值得仿效的优良学风。
“博学知服”:陈澧说:“儒行多善处, 固矣。其最善处, 如‘博学以知服' 是也。郑注云:‘不用己之知, 胜于先世贤知之所言也。'孔疏云:‘谓广博学问, 犹知服畏先代贤人言, 不以己之博学凌跨前贤也。'澧谓后儒当以此书绅铭座。”陈澧在多处说, 读书“若不自首至尾读之, 随意翻阅, 随意驳难, 虽其说胜于先儒, 而失读书之法。此风气之坏, 必须救之。”特地拈出“博学知服”,主要是针砭汉学末流肤浅浮躁, 好求新意, 好与先儒立异, 好露才扬己的时弊, 而提倡一种谦虚、谨慎、敬畏前贤的治学态度。
“专习一经而治身心”:专习一经即“道问学”,治身心则是“尊德性”,将二者结合起来, 是陈澧汉宋调和论的重心所在。他说:“专习一经而治身心, 吾之学如此而已。此《学思录》宗旨归宿处。”与此有关的言论还有:“专经而明理敦行, 此真汉以来学术之中道, 人可共由之者矣。”他所说的“讲经而躬行之”、“因汉儒之学而师汉儒之行”、“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等, 均是同一意思不同层面的发挥。
以上即是陈澧所欲提倡“新学风”的主要内容, 明显带有“补偏救弊”、“扶世立教”、“有为而发”的倾向。陈澧自己也不隐讳这一点, 他说：“《学思录》排名法而尊孟子者, 欲去今世之弊, 而以儒术治天下也。排王肃而尊郑君者, 欲救近时新说之弊也。排陆王而尊朱子者, 恐陆王之学将复作也。著此书非儒生之业也, 惩今之弊, 且防后人之弊也。”大有当仁不让, 以斯文自任的豪迈气慨。
陈澧原担忧陆王之学复兴, 他说:“汉学衰则宋学将起, 然未必讲朱子之学, 盖讲象山之学而已,且未必全讲象山之学, 讲王阳明之学而已。以人心浮竞, 好逸好捷卜之也。”
后来的发展事实是陆王之学并未兴起, 陈澧担忧不免有些过虑。钱穆认为, 陆王之学不兴, 所以如此, 是因为“盖乾、嘉尚实博证之风, 尚有其宰制牢笼之力, 使后之来者, 虽变不能脱其樊……此亦道、咸以下学术风气回翔往复, 终不能一变故昔之所由也”。
但陆王之学未兴, 而今文经学的崛起流行, 证明陈澧并非过虑, 反而被他不幸言中。清代今文经学开始于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 中经龚自珍、魏源, 至廖平、康有为而达到极盛。陈澧在世时, 虽然廖、康的登峰造极表演还未登场, 但他对今文经学的学风已有所警觉。他的弟子文廷式写道:“师云：‘微言大义四字, 后世必以此坏经学。余所撰《东塾读书记》,于《孝经》一卷曾一用之, 拟即改去。此斩足趾避沙虫之意也。'廷式言:‘微言大义未遽坏经学。近来专好言西汉之学, 乃真足以坏经学。此佛家所谓狮子身中虫, 自食狮子身中肉者也。'师曰:‘然'。”师徒二人对话, 已有先见之明,“微言大义”、“西汉之学”,后来果然“坏经学”。
有鉴于晚清学术发展演化的多变及不可预测性, 故陈澧对他原先的一些思想言论有所调整修正。他反复强调说:“微言大义, 必从读书考古而得。《学思录》说微言大义, 恐启后来不读书不考据之弊, 不可不慎。必须句句说微言大义, 句句说读书考据, 勿使稍坠一偏也。‘微言大义从读书考古而得',此二语庶乎无弊矣!”又说:“本朝诸儒考据训诂之学, 断不可轻议。若轻议之, 恐后来从而废弃之, 则成明儒之荒陋矣。今人考古者少, 已大不如国初以来之渊博, 断不可顺其风气而一空之也。但当取义理以补之耳。《学思录》必须有一段说明此意。”可见陈澧防微杜渐, 思虑又比当初深入了一层, 立论更缜密周全, 不使后人逃于空疏不学。
由于陈澧在汉宋调和兼融方面, 从事时间较早, 实际倡导较多, 对学界影响较大, 故当时及后世学者均将之视为晚清汉宋调和的中心人物, 或集大成者。例如:番禺吴道镕云:“嘉道而后, 号儒者皆沟通汉宋, 至陈东塾而旨意大明, 其以渐而合也。”长沙叶德辉在论及清代经学流派时说:“东塾派有陈澧, 所著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澧为阮元再传弟子, 然近世所谓汉、宋兼采一派者, 至澧而始定其名, 故别为派以殿于后。”近人楚金在《道光学术》中写道:“为汉宋兼融之学者, 其端启于李申耆, 而终于陈兰甫。”其后章太炎、刘师培诸人, 虽于陈澧颇有微辞, 但毕竟承认他在晚清汉宋调和方面的特殊地位和贡献。可见众口一词, 已成不移之论。
陈澧之所以能成为晚清汉宋调和的关键人物, 与以下因素密切相关。
其一, 岭南朴学地位。清代朴学兴起于吴、皖, 然后向外界流衍。与湖南、湖北、四川、福建、贵州等省相比, 广东朴学兴起时间较早, 文化群体阵容较强, 学术成就较为彰著。尤其太平天国革命期间, 朴学中心江、浙、皖受到战争严重摧残, 损失惨重,“道咸以降, 江浙衰而粤转盛”。由于各种特殊的客观因素和机缘运会, 使得集广东朴学之大成的陈澧在晚清学术界占据了一个十分特别和有利的位置, 有可能也有条件去从事纠偏补弊的学术调融工作。
其二, 广东历史文化传统。广东僻处岭海, 与中原交通不便, 故形成自己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如明代广东白沙学派崛起, 开有明一代理学之先。白沙学说提倡“学贵知疑”,反对“各标榜门墙, 不求自得”的不良学风, 这对明清二代广东的学界有深远的影响。故清嘉道间, 广东朴学兴起以后, 其时老师宿儒辈学者, 如林伯桐,“研修以汉儒为宗, 践履以宋儒为法”。黄培芳著《汉学宋学论》,谓“夫宋学精于义理, 汉学长于考据, 轻重攸分而不可偏废”。张维屏诗云:“何须分汉宋, 要不愧儒林。”可见当时广东学界, 门户偏见舆论淡薄, 而调和兼融意识氛围浓郁。林、黄、张均为学海堂学长, 他们是陈澧的前辈师长, 交往关系十分密切, 耳濡目染, 影响至深。正由于陈澧身处岭外, 汉宋门户争斗的历史传统包袱较少, 因此可以比较超脱。
其三, 学术传承渊源。清代广东朴学, 阮元为其开山。阮元虽为提倡汉学显达, 但他力持学术之平, 不走极端。他在《拟国史儒林传序》中强调说:“是故两汉名教, 得儒经之功, 宋明讲学, 得师道之益, 皆于周孔之道, 得其分合, 未可偏讥而互诮也。”阮元又身体力行, 著《性命古训》、《论语论仁论》等, 兼采汉宋, 调和兼融倾向十分明显。陈澧是阮元的再传弟子, 他秉承师训, 追求汉宋调和, 自然容易理解。
其四, 强烈的使命感。陈澧中年学术思想开始发生重要转变, 转而致力于从事汉宋调和的探索努力。促成他转变的原因之一, 是他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对此他写道:“今当汉学之衰, 吾故讲求宋儒、近儒之偏处而求其中, 又讲求九流之偏而求其中, 此区区之志也。”又写道:“自孔门删述之后五百年, 而郑康成笺注出焉;又后五百年而孔、贾义疏出焉;又后五百年而朱子《四书集注》章注出焉;又经五百年而乾隆诸儒说经之书出焉。”在此条下陈澧批注道:“此条拟删, 恐后人疑以自任也。”“拟删”虽出于谨慎, 但正曲折反映他是以斯道自许, 在汉学衰歇, 学术式微, 江河日下的形势下, 奋然自任, 纠偏救弊, 具有“天降大任于斯人”,“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使命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 促使他以后半生之力, 专意于汉宋调和的学术探索努力。
最早批评陈澧调和汉宋者, 似为王闿运、廖平、叶德辉诸人。王闿运骂陈澧为“汉奸”;廖平则诋陈澧为“盖略看数书以资谈助, 调和汉宋以取俗誉”。此外还有章太炎、刘师培诸人。章太炎谓陈澧调和汉宋为“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 故弃其大体绝异者, 独取小小翕盍, 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 必有其分寸色理同者”。刘师培也谓“澧学钩通汉宋, 掇引类似之言, 曲相附和”。与章太炎大同小异。
与此相反, 晚清及近世学者也有推崇陈澧不遗余力者, 如:宛平徐仁铸服膺陈东塾之学, 曾以手书相告其门人叶德辉, 要他“远师亭林,近法兰甫”。将陈澧与顾炎武并列, 推尊可谓无以复加, 且隐然有顾炎武为清学开山, 陈澧为清学集大成之意。
另有袁昶,“桐庐袁忠节公昶平日议论, 以经济之学, 国朝推曾文正公为正轨;经义之学, 推陈兰甫京卿澧为正轨;古文之学, 推姚姬传中郎鼐为正轨。并云此三家之书, 子弟能熟读, 可以束身自立, 独往独来于浊世之中云云”。推为经义之学正轨, 无疑承认陈澧在晚清学术上的正统领袖地位。
又有沈曾植, 文廷式回忆说:“沈子培刑部曾植游粤时, 曾数与师相见, 师亟称之。后子培为余言, 兰浦先生, 有所不言, 无所不知, 盖汇乾嘉以来文儒之总也”。这里明确将陈澧视为清代正统考据学的集大成者, 表明沈氏能从学术史大局着眼, 因而视野开阔。
民国学者中, 较早尊崇陈澧者首推钱基博, 他曾说:“同光间, 一时称大师者三人, 曰兴化刘熙载融斋、番禺陈澧兰甫及王闿运。刘、陈务平实, 其学不显;王独好振奇, 阙道乃光。固由人情之厌旧而喜新, 亦适会世运之穷而欲变也”。称为“同光大师”,地位当然尊崇。钱氏在自己著作中对陈澧及《东塾读书记》持积极赞赏态度, 称誉随处可见。他以“后东塾”名其室, 所著《古籍举要》,初名《后东塾读书记》。
而推崇陈澧最著者莫若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专列了《陈兰甫》一章, 并评论说:
“观其《学思录》要旨, 真所谓“基址颇大, 田地颇宽”矣。此等气象,与东吴惠氏之专言汉学者不同;与高邮王氏之专事训诂者亦不同;与休宁戴氏之别辟新说以求推倒前人如《孟子字义疏证》之所为者又不同;与当时经学家之各为经籍作新注疏,句句而求,字字而解,而陷于屑碎不务得其大义者复不同;与同时及其后起之所谓“公羊”经文学派,专讲微言大义,而发为非常可怪之奇义者更不同。而读东塾之书者,皆确然认其为一经师,终不得摈而不预之经学家之列也。凡东塾所欲提倡之新学风,大率如是,是其用心至苦,而成就亦至卓矣……此余于东塾之一编,所尤拳拳深致其向往之意也。”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陈澧调和汉宋所言所论, 包括他所提倡的新学风在内, 均无甚新意可言, 也无甚高明之处, 皆是古已有之、耳熟能详的寻常理论思想, 正所谓“何敢自矜医国手? 药方只贩古时丹”。而且从学术、政治层面考虑, 陈澧无疑属于传统、保守型人物, 谈不上维新革命思想,近代西学影响也有限, 但也不是顽固守旧型。清代考据学即汉学、朴学, 繁碎支离, 窒锢思想, 泯灭性灵, 人所共知。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陈澧坚持汉学、朴学立场来出面调停汉宋, 提倡新学风, 有何意义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 考据学或汉学虽述而不作, 无思想性可言, 但在治学方法手段上却不失为科学的, 具有近代精神。胡适即谓:“中国旧有的学术, 只有清代的‘朴学' 确有‘科学' 的精神。”如此一来, 陈澧立足于汉学, 强调读书, 突出考据, 在治学精神、学术方法方面就有其永恒的价值和积极意义。他所反复申述强调的这些人所共知的寻常道理, 虽无慷慨激昂, 耸人听闻之处，却稳健淳朴, 笃实不欺, 属于平凡真理一类, 万古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