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发《理论与史学》第八辑。
嵇文甫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学家，主要研究中国思想史。目前史学界对于嵇文甫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并不丰硕，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嵇文甫学术的概观性研究；第二，嵇文甫旧学渊源的考察；第三，嵇文甫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研究；第四，嵇文甫明末清初思想史的研究。纵观目前的研究状况，学界对于嵇文甫的先秦诸子学术研究分析较少。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学界主要聚焦于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和侯外庐对先秦诸子学的研究，而对20世纪30年代的相关研究并不充分；二是嵇文甫后来主要集中研究左派王学，这导致学界对他早年的诸子学研究有所忽视。实际上，嵇文甫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建立了实验主义的诸子学研究，并开启了疑古史学。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学，并初步建立其学术体系的学者应该是嵇文甫。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已有成果之上，重点探讨嵇文甫诸子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色彩及其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体系。
一 史学转型与诸子学研究的嬗变
在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史学历经了一次学术转型。周予同指出，“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学术思想界，更其是史学方面，渐趋复杂”。葛兆光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1929年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1929年后，近代中国史学突破“疑古”史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其中，主要趋向之一就是从疑古史学到唯物史观史学。齐思和对此感同身受：“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这一趋势在先秦诸子研究上也有充分体现，因为“子是思想史的材料”，子学也融化为史学的一部分。
疑古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革命性意义毋庸置疑。然而，20世纪20年代末，疑古史学接连发生数事，颇具象征意义。一是1928年曾是疑古先锋的傅斯年放弃疑古，转向考古重建。他认为古史不过是历史中一部分而已，不可知道的内容尚多，因此，“不知为不有，以或然为必然”一方面违反逻辑，另一方面又遮蔽了事实。二是1929年疑古主将胡适表示不再“疑古”，而是转向“信古”。他说：“怀疑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证据不充分时肯展缓判断(suspension of judgment)的气度是更值得提倡的。”三是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查禁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国民政府对教科书进行查禁，其缘由主要是否定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动摇国本。而黄帝正是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文化符号。这种学术与政治的紧张最终导致了教科书案。这些事件表明疑古派正在面临着内部危机并且走向分化。
这种危机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在古史辨派的诸子学研究上。胡适、梁启超、顾颉刚、罗根泽等人的诸子学研究皆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因此破坏多于建设的问题也较为凸显。他们对诸子典籍的辨伪和诸子人物年代的考证，现在看来误判的情况不在少数。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多，可以证实很多所谓的诸子学伪书其实并不伪，如“《文子》、《尸子》、《鹃冠子》、《尉缭子》、《六韬》、《鬼谷子》都被证明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孔子家语》、《孔丛子》也可以在简帛中找到源头；子思的著作和是否有思孟学派一直被人怀疑，而今也在多处找到了根据；孙武、孙膑两《兵法》亦得到确证”。以文籍考证来看，疑古派的诸子学研究存在着过度疑古的问题。就连当时编撰《古史辨》之《诸子丛考》的罗根泽在评论老子年代考证时也感慨：“关于考据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册及此册所收，就有三十五六万言，真是有点小题大做。不要说旁观者望而却走，当事者也见而生畏。”疑古派将精力置于诸子考辨上，然而一系列问题由于材料不足并没有取得共识，反而造成了大量的误判。除此之外，还应注意的是古史辨派并未对诸子思想学说进行深入讨论。以至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视为是一部“诸子杂考”。因为“胡先生在这本书中，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诸子学的研究重心应当是对诸子思想学说的解读与阐释，因为思想学说才是诸子学最光辉的内容。但是，疑古派由于太过于偏重诸子的考证而轻视诸子的阐释，这恰恰是一种买椟还珠的行为。
与此同时，唯物史观随着社会史论战的开展而风行于世。就连顾颉刚也不能对唯物史观视而不见，称“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底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此时唯物史观史学大为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利用社会分析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古史辨的漏洞和缺陷。1930年，冯友兰表达了对“古史辨”的不满，并且对于“释古”特别推崇，主张“从历史上推到其社会背景，再由其社会背景而追溯其历史”。另外，1933年郑振铎发表的《汤祷篇》也颇有代表性。郑振铎认为“《古史辨》的时代是应该告一个结束了”，指出：“顾先生的《古史辨》，乃是最后一部的表现中国式的怀疑精神与求真理的热忱的书，她是结束，不是开创，他把郑、崔诸人的路线，给了一个总结束。”同时称赞陶希圣和郭沫若对古代社会的探索颇有价值。读了此文的舟及也表示赞同，称“像《古史辨》那样的著作，确实已经到了结束的时期了”，这种对古史辨派的反思与批判，无疑是学术转型的一种自觉。其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社会史论战对历史学的贡献就是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并试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史学。在社会史方面，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等先后出版。除了社会史外，当时学者利用唯物史观研究经济史也是独树一帜。《食货》和《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专门刊发经济史论文；《现代史学》《中国经济》《文史杂志》等纷纷开辟经济史研究专栏。因此，可以说社会史论战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社会史论战对唯物史观史学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学界对此的研究有一点值得反思。因为社会史论战时期大多数学者主要是研究社会形态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所以对其他研究就有所忽视。如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所言，马克思主义史家“关心的首先是如何解释过去以去执行现实革命任务的问题”。这种判断并没有问题，问题在于解决革命的现实问题只在于解释过去的社会吗？以唯物史观解释过去不仅需要对过去社会的清理，也需要对过去的意识形态进行清理。所以，当时的学者也注意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古代的思想。郭沫若明确地指出国故研究与唯物史观的关系，称“现在却是需要我们‘谈谈国故’的时候。我们把中国实际的社会清算出来，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加以严密的批判，让你们看看中国的国情，中国的传统，究竟是否两样！”郭沫若的看法是明晰的，既需要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清算，也需要对中国文化和思想进行清算。而此时郭沫若偏重对古代社会的清算，尚未顾及古代思想的研究。
在展开古代社会研究的同时，唯物史观学者实际上也开始展开了对古代思想的清算，尤其是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批判，如李季、叶青、彭述之、胡秋原等。留德学生李季以唯物辩证法反思实验主义的诸子学研究，专书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进行批评。在进行方法批判的同时，李季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情形和诸子的阶级性也有所主张。在他看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不仅是一种消极的批评，并且还是一种积极的主张，尤其是对于春秋战国诸子的阶级性，都有一种明白的分析，使他们学说的背景显露无余”。李季的古代思想研究虽有一定的建树但主要是破，反思既有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相反，嵇文甫的研究则主要是立，阐释唯物史观对于先秦诸子研究的新突破。他指出：“因为用新兴社会科学观点，从中国社会史上研究先秦诸子，现在各方面多有此需要，而这一类著作却还极其缺乏；所以不揣浅陋，贡献其一得之愚。”他对诸子学的阐释，可以说意味着诸子学研究正在从疑古转向唯物史观。
概而言之，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疑古史学面临着自身的困境，而逐渐走向分化。另一方面，唯物史观史学等异军突起，蓬勃发展。从疑古史学到唯物史观史学的转向，也深刻地影响着诸子学研究。古史辨派的诸子学研究不仅对诸子文献造成大量误判，而且撇开诸子思想，对学者使用唯物史观解读诸子学提供了学术空间。此外，在社会史论战时期学者不仅重视对古代社会的清理，也着手对古代思想的研究。因此，诸子学研究也呈现出从疑古到唯物史观的学术更替。
二 唯物史观与诸子学研究的转向
在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对古代社会进行清理的学者较多；而对古代思想进行清理的学者相对较少。其中，嵇文甫对古代思想特别是先秦诸子学格外关注。1929年，他就发表《周末社会之蜕变与儒法两家思想上的斗争》；1930年发表《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仁”的观念之社会史的观察》；1932年发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其中，《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是第一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先秦诸子学的著作。
嵇文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先秦诸子学，主要得益于旧学积累和苏联留学的经历。首先，受乡贤影响研习旧学。嵇文甫对于旧学的积累主要受李敏修的影响。李敏修是清末民初河南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少年时代，嵇文甫就经常去李敏修创办的经正学舍看书，对李敏修十分仰慕。据嵇文甫自称，“自先生罢政归里，始得相从问业。及余适故都任教职，寄居先生寓庐，益得朝夕侍坐。每饭毕，杂论古今，尽情倾吐，往往连五六时，不知日之落夜之深也”。李敏修去世后，嵇文甫多次撰文纪念并给予高度评价。也是因为旧学基础深厚，1918年嵇文甫就在《河南教育月刊》发表《老子发凡》一文。他一方面驳斥老子为世人诟病的状况，分析出主要原因在于“儒者囿于门户之习”；另一方面试图突破儒者对老子的遮蔽，揭示老子的本来面目，认为“老子者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嵇文甫在旧学方面的积累为他以后从事思想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留学苏联，学习辩证唯物主义。1926年，嵇文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即赴苏联留学。因为史料缺乏，嵇文甫在苏联期间的情况不甚明了。从偶尔提及的内容来看，嵇文甫对唯物史观的学习抱有极大的热情。“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他曾亲自聆听斯大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即《对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与启迪。”“有一次，我去听某学者——记得就是塔尔海玛罢——讲唯物论”，“我偶尔翻阅伊里奇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英译本)(现译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可见，嵇文甫在苏联通过听讲座和阅读书籍等方式积极学习唯物史观。关于留苏经历对于之后历史研究的影响，嵇文甫回忆说：“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虽说达不到精通或掌握的地步，但是，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道路，总算有了些认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事中国社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是从这时打下了基础”。
1928年3月，嵇文甫回国。从1929年开始，嵇文甫就主动利用在苏联留学所学的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思想史。这一时期，嵇文甫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思想史的最大成绩主要体现在先秦诸子学研究方面。他先后撰写了《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和《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1932年由北平开拓社出版，是1931年嵇文甫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政治社会思想史》的先秦部分。主要内容为论述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思想学说。但是，这部书并不是就思想而论思想，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分析思想。该书出版后，不断获得好评。《中华新书月报》评论称：“在本书里缕列出先秦诸子之学说的重心，指摘其错误与好处，不偏不倚，理论正直；更作此家与彼家利弊之比较，发明其与现代新兴社会科学之理论相吻合及其冲突处，以及说出其学说发生之背景和所代表之阶级；有条不紊，确为一部有系统的完整的学术思想史。”在回顾清末民国的思想史时，郭湛波论述辩证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专门提及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称之为“有价值的小书”。
此外，嵇文甫还撰写有《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1934)一书。据嵇文甫称：“那本书原由开明书店出版，版已排好，且广告已发出了，而‘八·一三’战起，不仅书未印出，连原稿也毁灭了。幸而还有副本。”与《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相比，《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有以下不同。第一，从研究角度看，前书是以学人为切入点；而后书则是以家派为切入点。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前书仅此介绍了先秦诸子的政治社会学说；后书不仅阐述了各家的思想学说，还解释了周末社会转变与诸子学勃兴的关系、秦汉大一统与先秦诸子的结局。从总体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来看，嵇文甫保持一以贯之的认识：运用唯物史观对先秦诸子思想进行研究，重视思想变动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强调思想家学说的社会根源。这一系列关于诸子学的论文和著作具有重大的学术史意义：率先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先秦诸子学，对思想史进行社会解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思想学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早在1930年，嵇文甫在《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中就阐释了思想史方法论，称“研究思想史，我有一个根本观念，就是：一切思想学说，都是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概而言之，就是“生活决定思想”。具体而言，“生活决定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1)生产力的状况；(2)被这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3)经济基础之上所发生的社会政治秩序；(4)一部分直接由经济，另一部分由经济上所发生的社会政治秩序规定了的社会人的心理；(5)反映这心理的各种精神文化。嵇文甫从“生活”来理解思想，可谓是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也符合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说：“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然而，中国学界长期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简化为物质决定意识，从而注重阶级属性和家庭出身。实际上，这与马克思从生活解释存在的认识是不同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嵇文甫从生活出发来理解思想，指出“当时是个社会大转变的时代。各人在一种新生活、新环境中，得到些新刺激、新观感，因而形成新思想……五光十色的诸子学说于是出现了”。所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形成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生活的大转变。
第二，重视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的关系。同一时代和社会阶段中之所以会产生多元性的思想学说，关键就在于思想的社会基础不同。因此，嵇文甫十分看重考察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即思想的阶级性。他说：“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社会中，其群众因生活方法之不同起了分化，则常有与之相应而起的思想上的分化；而思想上的各宗派，又各自有它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各有它自己的社会基础。”在《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出版不久后，就有学者批评嵇文甫“犯了把事情简单化了的毛病”。实际上，嵇文甫对于思想阶级性的认识是深入的，并非把先秦诸子的阶级性做简单处理。在嵇文甫看来，思想阶级性的研究理论主要包括： (1)所谓某派学说代表某阶级，并不意味着这派学说有意识地代表这一阶级，而是与这一阶级的需求相适应。(2)所谓思想的阶级性仅是大体的倾向所言，并非指涉阶级中个别的偶然现象。(3)所谓代表某一阶级的学者并不一定来自这一阶级。(4)不适应任何阶级要求的学说是不会成为思想潮流的。(5)所谓某学派代表某阶级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阶级要求转变而转变。就先秦诸子而言，各家学说之间的异同离合都与当时的社会分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的思想学说迥异并相互攻击，实际上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
第三，强调思想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嵇文甫分析思想史的重要特色就是坚持“群众本位”，而非“个人本位”。“个人本位”就是一味地夸大伟人的优越性，认为伟人是高出群众的，是领导群众的。针对于此，嵇文甫通过唯物史观分析出了伟人出现的社会条件，指出“群众不为他准备下必要的条件，伟人就出不来；而伟人活动的方向与界域，又是由群众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群众却领导伟人了”。因此，嵇文甫在分析思想史时呈现出明显的“群众本位”，即“各种伟大的学说，当它还未被某几个学者造成体系以前，早已在无数不知姓名的群众间自然的孕育着”。譬如，嵇文甫论述“道家起源于隐士”就是群众本位的实践和运用。他认为：“不是先有了道家学说才有隐士，恰恰相反，乃是先有隐士然后才演化而为道家学说。纵然我们承认春秋末年实有老子其人，但这个老子亦只是当时隐君子之一，和其他隐士一样，固不失为道家的一个先驱，或者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但道家思想以特殊的学说体系而出现，总该是战国时期的事情。”
从上述研究可见，嵇文甫在具有旧学积累基础上留学苏联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利用唯物史观研究先秦诸子学，关注思想学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的关系，强调思想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可以说，嵇文甫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和《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标志着诸子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因此，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承认，“用新兴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上古的思想史，这无论如何是件新颖的工作，却又是需要有人来专费精神致力的工作，嵇先生此著，恰于此际出现，我们是绝不能轻视的”。
三 唯物史观诸子学体系之建立
嵇文甫对先秦诸子学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超越“就思想论思想”，运用唯物史观对先秦诸子学进行社会分析。不仅如此，嵇文甫建立了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体系，彻底瓦解了以诸子出于王官论、九流十家论为核心的《汉书·艺文志》体系。
第一，关于诸子学的起源，嵇文甫超越“诸子出于王官论”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间的对立，主张晚周诸子是晚周社会的产物，而积古相传的典制乡俗是他们的形体躯壳。在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之前，关于诸子是否出于王官的问题争执不断。“诸子出于王官论”形成于汉代，以《汉书·艺文志》为代表。近代学者章太炎力倡此说，主张“诸子出于王官”。留美的胡适归国后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指出“诸子之学皆春秋战国之时势世变所产生。其一家之兴，无非应时而起”。随着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嵇文甫并无顺从旧说，而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切入，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与思想之间的复杂性关联，指出“一班学者但见某家引证某书，尊重某人，就说某出于某。这完全是就思想论思想，专在形式上打转。至于诸子学说，实际是从当时整个社会生活转变过程中自然涌现出来，他们是未曾看到的”。嵇文甫对于既往研究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因此，他着重对先秦思想史进行社会分析，指出“晚周诸子是晚周社会实际生活自然的产儿，而积古相传的典制教条乡俗野谚，都成为他们随缘托生的形体躯壳”。嵇文甫一方面从思想的实质层面强调思想是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从思想的形式层面强调新学说与旧学说之间的关联。因为“每个时代的思潮，实质上虽为当时社会实际生活的反映，但是用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却和那个社会中原旧流行的学说教条等有密切的关系”。这样，嵇文甫就超越了“诸子出于王官论”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另辟蹊径探寻先秦诸子学产生的社会根源。
具体言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重要者如土地私有制度的发展和商业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上的大变动引起了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如贵族的衰落、自由地主的出现、市民的活跃、独立小农的形成、游民无产者的出现等等。这种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充分证明了周末社会的转型。正是在这种社会转型中，由于阶级利益的冲突，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正如作者所言，“先秦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时代，却也正是中国社会大转变的时代。思想转变和社会转变间的关系，在这个大时代中表现得格外显明”。
第二，关于诸子学的学说，嵇文甫超越就思想论思想，主张分析先秦诸子的社会属性。在嵇文甫之前，研究诸子学的学者不可谓少。从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到孙德谦、江蠳、张尔田都是注重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至于这种学说产生的根源并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转变是在社会史论战开展之后发生的。嵇文甫就是这一史学转型中研究先秦诸子的代表者。在1930年的《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中，嵇文甫就意识到社会分化与思想分化之间的关联，指出思想史上的宗派各有自己所代表的社会集团，并说“我常假想：儒家学说是当时日就衰落的贵族思想的结晶，法家学说是当时新兴自由地主思想的结晶，墨家学说是当时行会中劳动者思想的结晶，道家学说是当时自由小农思想的结晶：各有各的社会基础”。但是，嵇文甫仅此论证了老庄思想与小农社会的关系，此时并无具体展开。在1932年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中，嵇文甫就已经展开论述孔子、墨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思想之社会根源，认为孔子是没落贵族的救星，墨子是下层劳苦群众的代表，老子思想是小农社会的反映，韩非子是新兴自由地主的代言者。在1934年的《先秦诸子与古代社会》中，嵇文甫更加系统地研究了周末社会结构的变动，“于是乎有代表贵族的，有代表市民的，有代表自由地主的、有代表独立小农的、有代表无产者的。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各有其特殊立场，建立其特殊学说，相攻相颷，以造成中国思想史上最灿烂的时代”。
从对孔子学说“仁”的解释，可以略窥嵇文甫对诸子社会属性的研究，与前人相比略胜一筹。“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概念，历代学者对于“仁”的解释不计其数。在胡适看来，“仁即是做人的道理”。梁启超把“仁”解释为人格的抽象名词，称“《论语》中许多仁字；各人问仁，孔子答的都不同。若懂得仁字是人格的抽象名词，句句都通了”。周予同则称“天地是本体的‘体’，生殖是本体的‘用’，仁是本体的‘德’”。仁的主要内容在于积极层面的“忠”和消极层面的“恕”。从以上论述看来，他们主要还是讨论“仁”的思想内涵，对“仁”进行一种思想和观念的分析。这就是嵇文甫所谓的“就思想论思想”。嵇文甫从唯物史观出发，讨论“仁”的社会基础，对于“仁”的解释不可谓不精辟。在嵇文甫看来，“仁”不过是“自然经济时代的一种淳朴笃厚的心情”。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经济开始崩解，商品经济得到发展，所以建筑在自然经济之上的“仁”也开始遭到破坏。作为没落贵族的孔子对世道人心的变化不满，于是就提出“仁”的口号。那么从前作为道德常识和基本规范的“仁”就成为学问上的一种目标。正如嵇文甫所言，“自然经济时代的一种纯朴笃厚的心情，到此时已经理论化，系统化，而成为一种意趣深远的学说了”。
第三，关于诸子学的消亡，嵇文甫超越“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政治论述，主张诸子学随着秦汉社会的稳定而逐渐蜕变和转化。从清末以来，梁启超等学者论述诸子学的衰落和消亡时大都强调“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因素。譬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指出“儒学统一云者，他学销沉之义也”。因为“凡专制之世，必禁言论、思想之自由。秦、汉之交，为中国专制政体发达完备时代；然则其建设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并立而喜其一尊，势使然也”。邓实的《古学复兴论》认为：“我周末诸子，本其所得，各自为学，波谲而云诡，不可谓非吾国学术史一代之光也。学之衰也，其自汉武之罢黜百家乎。”江蠳在《读子卮言》中说：“吾国学术之盛，莫过于周秦，而吾国学术之衰，亦自周秦始。盖盛极难继，理则然也。自秦政愚民，燔百家语，诸子之学扫荡无余。”这些论述在启蒙与救亡的近代中国语境中得到凸显和强调。其实，从“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分析诸子学的衰落实质上是一种政治论述。它忽视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分析。
在嵇文甫看来，先秦诸子“并没有灭绝，而只是转化；并且转化的原因，既不在秦始皇的一把火，同样也不是专就思想论思想所能说明的”。所以，他从社会角度分析了先秦诸子学的兴衰，指出先秦诸子学说既然是周末社会大转变的结果，当然随着社会转型的完成和秦汉社会的稳定，思想界也会稳定下去。各家各派原本尖锐对立的学说，随着社会的稳定，逐渐混合和转化。这种思想混合的倾向在《吕氏春秋》《六家要旨》和《汉书·艺文志》中表现得特别突出。经过大混合，中国思想界形成了儒、法、道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因此，嵇文甫得出结论，称“先秦思想界的局面，既为当时社会局面所决定，那么，现在社会条件变动了，思想界的局面亦自当随之而变动。各学派有的消声匿迹，有的蜕变其形貌而与他派相混合，都和当时整个社会变迁、整个阶级结构有关系。单拿秦朝一把火或者单就思想论思想，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嵇文甫利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学，建立了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体系。在诸子学的起源上，嵇文甫超越了“诸子出于王官论”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诸子学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在诸子学的学说上，嵇文甫超越了就思想论思想的局限，强调先秦诸子的社会根源和阶级属性。在诸子学的消亡上，嵇文甫超越了“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的政治论述，主张诸子学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秦汉社会转型的完成而逐渐转化。
四 结语
在近代诸子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应当给予嵇文甫充分重视。因为他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先秦诸子学，并初步建立了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体系。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史学发生了学术转型，其主要表现就是疑古史学面临困境并逐渐分化，田野考古和唯物史观史学异军突起并蓬勃发展。在此过程中，嵇文甫在传统旧学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诸子学可谓独树一帜。从研究方法层面讲，嵇文甫的诸子学研究注重思想学说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的关系、关注思想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从研究范式层面讲，嵇文甫初步建立了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体系，对于诸子学的起源、诸子学的学说、诸子学的消亡提出了全新的见解，提供了一套对诸子学研究进行社会分析的系统性论述。因此，嵇文甫的诸子学研究标志着唯物史观的诸子学研究的初步建立，意味着诸子学研究的唯物史观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