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世纪，西方殖民者在热带殖民地遭遇了各种疾病的侵袭。如何有效防控热带疾病的传播，保障殖民者的生命健康，成为欧洲殖民者十分关注的医学课题。1898年，英国人罗斯和意大利人格拉西几乎同时发现了“蚊媒说”。“蚊媒说”的成果被译介到日本后，日本参考西方热带医学知识及殖民经验，在日据时期的台湾采取相应的疟疾防治措施，巩固了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而日据台湾的热带医学研究也为1930年代日本南进太平洋进行侵略殖民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19-20世纪，疟疾，病理知识，台湾，殖民医学
19世纪，西方殖民者在热带殖民地遭遇了各种疾病的侵袭，热带疾病尤其是疟疾成为西方殖民者在热带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阻碍。如何有效防控热带疾病的传播，成为欧洲殖民者十分关注的医学课题。这一现实关切及利益考量成为热带医学兴起的背景。19世纪末，帝国主义进入全盛时期，疾病、传染病成为殖民者指责亚非地区落后的借口，近代医学成为西方殖民者口中所谓种族优越和科技进步的代表。他们以一种傲慢的偏见试图改善“落后”的殖民地陋习，为殖民地建立一个所谓“文明”的社会。 将西方医学引入殖民地成为西方殖民者眼中“协助落后民族提升文明”的一种方式。
19世纪末，日本占领台湾后，亦致力于执行热带医学研究，通过控制疟疾、鼠疫等疾病在台湾的传播，配合其南进政策，进而完成全面的殖民扩张。以往关于台湾热带殖民医学的探讨有，容世明以1908-1938年间的远东热带医学会为考察对象，探讨日据时期台湾热带医学知识的国际网络、交流传播过程及变迁的历史意义，顾雅文考察日据台湾时期的防疟政策，运用GIS地理资讯系统及相关档案等，分析日本防疟政策由“对人法”向“对蚊法”转变的背后反映的殖民医学本质，范燕秋对台湾疟疾史进行考察，认为疟疾研究是最具热带殖民意义的医学，作为台湾（亚热带）地区最普遍的风土病，对殖民者日本人构成威胁，迫使日本人展开疟疾研究；此外，她对后藤新平所谓生物学原则的统治进行研究，认为其重要意义在于支持日本国家主义的发展，希望运用生物学说建立公共卫生，增强国家发展机能，等等。19世纪末是台湾从传统医学向近现代医学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热带殖民医学国际体系下的疟疾病理知识如何被推广运用到台湾，却较少为学者关注。诚如容世明所言，这“当属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有鉴于此，笔者希图以19世纪后期台湾热带殖民医学兴起的背景出发，探讨传统医学向近现代医学的过渡期，疟疾病理知识如何被传至日本，并最终成为日本在台湾乃至东南亚地区巩固殖民统治的工具。
一、疟疾病理知识的生成
（一）英国殖民热带医学的建立
19世纪末，英国在亚洲大规模拓展殖民地，由此迎来殖民热带医学发展的黄金期。在英国政府的倡导下，热带医学成为其国内重点发展的医学。如何降低西非地区在热带气候下生活的欧洲居民的异常死亡率与患病率，是极其重要的课题。英国人诺特这么说道：“一个国家的气候对于住民健康及性格将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对于从温带地区突然移居到热带地区的人来说，必须专门学习如何在热带气候下生活。如果期待在热带地区居住能够享有如同在家乡般健康的生活，移居的人必须具备完整的健康生活守则与疾病预防的知识”，反映了英国人对于在热带地区生活所关切的议题，热带医学的建立与发展则是为了保障英国殖民者自身的生命健康。
1895-1903年，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 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他对于有“英国热带医学之父”之称的万巴德想要建立热带医学的想法给予很大支持。在万巴德开启他在圣乔治医院（St George’s Hospital）开展系列讲座的计划后，约瑟夫·张伯伦还给这所学校的系主任伊桑巴德·欧文（Isambard Owen）写信要求他们将系列讲座的通知发布给不列颠诸岛的殖民地外科医生。无疑，约瑟夫·张伯伦这一极具影响力的政治家的支持使万巴德备受鼓舞。
1898年11月25日，约瑟夫·张伯伦在给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信函中提到，他决定在伦敦建立一所热带医学学校，专门指导殖民地的医学长官们治疗热带疾病。1898年，约瑟夫·张伯伦、万巴德致信医务委员会总会（General Medical Council）及英国主要医学学校，建议他们应该在平常的医学课程中给予热带医学足够的重视，为这些日后会被派往国外的医生们做好准备。但是各主要医学校认为没必要为少数可能学习热带医学的人改变先行教学内容，最终并没有实施这一方案。在建议各医学校给大学生开设热带医学课程失败后，约瑟夫·张伯伦又建议开办专门的热带医学培训学校，承办英国殖民地办事处医师的系统性培训，从而减少殖民地内欧洲人和本地人的死亡率，更有助于发展长远的殖民政策。由此可见，热带医学是以“使命为本”，如何有效治疗和预防殖民地的致命疾病是其首要任务。1899年，万巴德在职业生涯的巅峰时期，以格林威治海员医院为基础，成立了伦敦热带医学学校。万巴德也因此被称为“英国热带医学之父”。
（二）罗斯与“蚊媒说”
罗斯（Ronald Ross，1857-1932）是英国热带医学发展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1878年，万巴德发现某些种类的蚊子可以作为人类丝虫寄生虫的中间宿主。1894年，罗斯即将离开伦敦的时候，万巴德向罗斯展示了1880年法国军医拉韦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1845-1922）所发现的人类疟疾的寄生虫，因此他向罗斯提出了蚊子可能是疟疾传播的中间媒介。1897-1898年间，罗斯作为印度医学服务部的一名年轻外科医生，发现疟疾的传播媒介是蚊子。这一发现是在万巴德协助下完成的，同时他还通过对鸟类的实验发现疟原虫的生命周期等。拉韦朗在罗斯发现“蚊媒说”的科研道路上也起到了关键作用。1880年拉韦朗在疟疾患者血液中发现疟原虫。1896年发表文章论述疟原虫在人体外亦可见的学说，随后被罗斯证实。拉韦朗因证实原生动物是疟疾的病原体而获得190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间，罗斯和拉韦朗展开直接的书信来往，从而为罗斯提出蚊子是疟原虫传播的中间媒介说作出较大贡献，也为1902年罗斯获得诺贝尔奖奠定基础。
1894年，在万巴德的书信鼓励、建议下，罗斯最终发现某些蚊子可以传播疟疾寄生虫。1899年，罗斯从印度医学服务部退休后，在万巴德的安排下，接受了新开的利物浦热带医学院（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讲授职位的邀请。此后，罗斯以利物浦热带医学院为基地，发展热带医学事业。1901年3月，利物浦热带医学院在商界的支持下，请求殖民地部委派卫生调査团到各殖民地考察，但约瑟夫·张伯伦以管治成本为理由反对，他表示不希望将英国的殖民政策变成卫生政策。以万巴德为首的伦敦热带医学院则表示遵从殖民地部的政策，在实验室研究热带疾病并在医学院训练医官，在殖民地人民受教育后及经济条件许可下才在殖民地实行公共卫生措施，足以表明英国的热带医学研究带有强烈的殖民目的。
（三）格拉西与“蚊媒说”成果之争
尽管罗斯因获得1902年诺贝尔奖而被人铭记，但其奖项背后却存在争议。实际上，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格拉西(Giovanni Battista Grassi，1854-1925)也发现了“蚊媒说”。格拉西在不同生物学领域均做出巨大贡献，但他的名字在寄生虫学家中脱颖而出并被人铭记是因为他对疟疾及其寄生虫方面的贡献——在按蚊中发现疟原虫生命周期。1888年，格拉西开始研究疟疾，并与里卡多·费莱蒂（Ricardo Feletti）医生合作，共同研究各种鸟类的疟疾周期。他们描述了两种寄生虫Lavereria dasilevsky和Hoemameba praecox，提出了两种人类疟疾寄生虫的名称，即目前所称的间日疟原虫和疟原虫。1895年，格拉西来到罗马时，罗马疟疾专家假设这种寄生虫是由一种当时身份不明的吸血昆虫传播的。格拉西从动物学家的角度选择了三种蚊子作为嫌疑媒介：按蚊和两种库蚊。1898年11月6日，格拉西与比尼亚米（Bignami）和巴斯蒂亚内利(Bastianelli)一起向林赛学院宣称，一名健康的志愿者因为被暴露于这些蚊子的叮咬而被感染。1898年12月4日，他们在林赛学院学术会议上又宣读一份报告，称一名来自非疟疾流行地区的健康志愿者在被按蚊叮咬之后而感染疟疾。同年12月22日，他们再次描述了疟原虫在按蚊宿主中的整个发育周期。而1897年罗斯在研究鸟类疟疾期间，描述了一种未分类的蚊子胃壁中的寄生虫卵囊，他将这种蚊子称为“灰蚊子”，一种他认为可能是库蚊的“有斑翅的蚊子”。1899年，他在巴斯德研究所年鉴中提到了应当为传播疟疾而负责的昆虫，称其为“moustique d'une Novella espece”。与格拉西不同，罗斯没有接受过动物学家的培训，他完全缺乏系统动物学的知识。
因此，识别出疟原虫宿主蚊子种类并在人类志愿者身体上得以实际传播的实验成果应该归于格拉西，因为罗斯无法识别出蚊子的类别并且他也是从鸟类的疟疾研究中作出其假设推断的。实际上，罗斯已经通过格拉西实验室的客人E. Charles发给他的报告知道了格拉西在罗马进行的研究，而E. Charles则是由和罗斯有着密切关系的万巴德送到格拉西实验室去的。在罗斯和格拉西获得这些独立发现之后，罗斯立即开始了一场诽谤运动，声称其较早发现了疟疾传播机制，并导致最终1902年诺贝尔奖授予他这一结果。而根据其后日本医学界所称，格拉西的成果在日本更多地被医学界所了解与借鉴，也显示了这一时期格拉西在国际医学界的影响与地位。
二、台湾地区的医病认知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清代台湾瘴病主要指疟疾。尽管清代台湾时人饱受疟疾的侵扰，然而如前所述西人发现疟疾病理知识是1898年左右的事情。此前的台湾时人对瘴疫致病认知以环境致病、水质致病假说为主，即便在传教士医学传入台湾后，瘴疫致病假说的认知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整体上，这一时期的台湾地区医学发展仍属于传统医学的范畴。
（一）环境病理假说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ic Corpus）所著《空气、水、地方》（Airs, Waters, and Places）一书，探讨了气候、土壤、水源等环境因素对人类疾病的影响。直到17、18世纪，世界各地的医生们依然继承了这一学说，对其深信不疑。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国家逐渐有意识地梳理、研究境内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及人口状况等，不少医生开始对气候变化与疫病流行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记录与研究。清代台湾时人亦受到这一传统影响。有关“瘴病”（疟疾）的记载充斥着台湾文献，充分显现了这一时期台湾时人对“瘴病”致病机理的认知。康熙二十四年（1685）蒋毓英编纂之《台湾府志》记载，台湾瘴厉的发生是气候环境所致。台湾四季不分明，日夜温差较大，很容易使体质弱者染上瘴厉：“乍燠乍凉，脆弱者即因之搆疠”。陈文达《凤山县志》记载：“自凤山溪南至于淡水等处，早则东风大作，及晡郁蒸，入夜寒凉。冬少朔风，不用装绵。土多瘴气，来往之人恒以疾病为忧。”同时时人认为空气中的毒气是导致瘴厉发作的原因，瘴气之区的分布与地域开发进程有关，瘴毒之区往往是人烟稀少的未开发地区；开辟以后，瘴气逐渐被人类居所屏蔽而消散。诸罗半线以北，“山愈深，土愈燥，烟瘴愈厉，人民鲜至”。由此可见，清代时人对台湾瘴厉致病认知仍以环境病理假说为主。
即便在传教士医学传入台湾后，瘴疫致病的医学认知仍未取得根本突破。1871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搭火车经由香港抵达台湾打狗（高雄），在台时间（1871-1880、1881-1893、1895-1901）长达26年。1893年马偕回到加拿大之后，在加拿大生活了近两年。此间他于1895年9月撰写完成《From Far Formosa》（2007年中文版书名改为《福尔摩沙纪事：马偕台湾回忆录》）。马偕在其回忆录中对瘴病在台湾流行的原因及危害如此描述：
台湾，这个地方的阳光尤其强烈，湿气很重，所以动植物的生殖或生长都是很快。全岛几乎没有不毛之地。岩石上都有青苔蔓草，野树上也是藤萝缠绕。但是因为生长既速，朽腐也快，所以台湾有一种最凶恶的传染病，那就是疟疾;这个疾病往往成为诸多其他病害及死亡的原因，使人民之间造成了莫大的灾害，是笼罩美丽岛最久的乌云。
在灾害的时季，土人往往突然为这种病所侵犯，甚至在几个小时之后就死亡了。亚洲的霍乱和疟疾的病原，随风所及，像疫病似地横行于岛上。台湾的气候，使这些致命的祸害，往往数月之久没有显露，然而往往突然流行，以致医生束手无策。这种可怕的疾病，其真正的起因，无疑是有机物的分解而发生瘴气毒性。
以上反映了传教士医师对晚清台湾瘴病（疟疾）及其致病机理的认知。整体上，1890年代以前，“瘴气论”的致病假说在台湾十分盛行，这一论说认为自然界的火、空气、水、土等自然元素经过热气与空气中的某些物质混合后会产生有毒气体，从而引发人们感染疟疾、霍乱、痢疾等疾病。
（二）水源病理假说
清代台湾时人早已注意到水质与健康间的关系。康熙三十五年（1696），福州火药库失火，库存硫磺、硝石全部焚毁，朝廷责令采办补备。次年郁永河赴淡水采硫，当时他已认识到水质影响人的健康：“日出磺气上腾，东风一发，感触易病。雨则磺水入河，食之往往得病。七、八月芒花飞颺入水，染疾益众”，他已认识到硫磺与飞花等杂质会污染水源、致人生病。光绪初年（1875年此后几年），周懋琦《全台图说》记载，从淡水到葛玛兰厅苏澳一带，“海瘴山岚，交酿浓露”，此地是生番聚集地，更是瘴毒之区，“外人至彼，饮其水，多腹胀生病”。道光十一年（1831）纂成的《葛玛兰厅志》记载，葛玛兰厅开辟之初，泉水发黄，民人使用白矾净化水源。但白矾使用过多，水发涩，则导致疾病发生。苏澳一个村庄，“山水恶劣，因水从深林密菁中流出，不无毒蛇恶鸟杂入污秽，故居民多染患病症。不为脾泄，则为鼓胀”。台中东势一带，“水色俨如刀削，行人涉起，鲫鱼趁脚而飞，食之则腹痛泄泻而死。涉者不用盐刷洗，则脚痒蛆烂”。以上均揭示了水质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三）台湾时人的蚊子书写与应对之策
我们知道疟疾是通过蚊子携带的疟原虫传播的，这一致病机理直至1898年前后才被探明。此时让我们拨转历史的镜头，来看看19世纪晚期台湾时人是如何看待蚊子这种生物的。在晚清台湾时人的文字记载中，蚊子是令人头疼不已、严重干扰人生活休息的生物。《台湾县志》记载：“蚊，���岙齿人飞虫，长吻如针。性恶烟，以艾燻之则溃。夏秋最多”。台湾蚊虫甚至成为赴台人士的噩梦，孙元衡在《赤坎集》中提到台湾蚊子、蚂蚁之患：“一室难为理，卑栖傍草莱。秋衣炎未着，夜户瘴难开。肘腋防蚊患，床帷告蚁灾。从教迟簿领，莫遣负樽罍”。《南疆绎史》亦记载台湾湿热环境下的毒蛇、蚊子之患对北方人及塞外人士造成的威胁：“诚以南土庳湿多疫、海险江深，毒蛇匝地，聚蚊若雷，呕吐霍乱以时而发。凡同居中国，北人之吏于南者，犹以为病；况自塞外来邪！”六十七《使署闲情》则记载：“半间七尺呻吟地，拥被披裘对夕曛。侵隐墨蚊何善伺，缘空朱蚁似多闻。芳樽独负忘归子，良药全凭抱节君。莫道前轩花有径，未能着屐已离群”。诗作按语提到“黑蚊、红蚁，为患实甚”。为了对付蚊子，台湾每逢端午节要燃烧一捆稻草熏染卧室，并在门上插上蒲艾：“五月五日清晨，然稻梗一束，向室隅薰之，用楮钱送于路旁，名曰送蚊。门楣悬蒲艾兼插禾稗，谓可避蚊蚋”。夏天蚊子多，为躲避蚊子之害，台湾还有做蚊烟筒的师傅：“以长筒入杉木和砒、石油、䏁米㨘凡㗱末，夜间烧之，以避蚊”。素有巫蛊信奉传统的闽台人士自然也有相应的抵御之道：“入深山，持明镜，则妖魅不近。念‘仪方’二字辟蚊；念‘仪康’二字辟虎，念‘林兵’二字辟百邪。渡江河，朱书‘禹’字佩之吉；写‘士’字于手心下船，无怖。士当作土(身世准绳集说)。”尽管19世纪赴台文人墨客的笔墨之下都留下了饱受蚊害之苦的记载，他们却始终未能将瘴病（疟疾）的发生与蚊子联系起来。
（四）疟疾治疗药物奎宁的使用
尽管疟疾的致病机理直至1898年才逐渐为人类所探明，然而疟疾的治疗药物则很早就被发现。1633年，西班牙军医卡兰嘉（Antonio de la Calancha）确认了金鸡纳（Cinchona）树皮能够治疗疟疾，并将其以“上帝的树皮（Jesuit’s bark）”之名介绍给欧陆医学界。1820年，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萃取有效成分奎宁(Quinine)，制出著名的抗疟药物。至1920年代以前，奎宁仍是主要的抗疟药物。康熙三十二年（1693），康熙不幸染上疟疾。西方传教士洪若瀚使用金鸡纳霜（奎宁）治愈了康熙，成为奎宁在中国使用的最著名事件。尽管“金鸡纳”（奎宁）能够治疗疟疾的知识很早就被人们认识到，但是在荷属殖民台湾时期，台湾不过是荷兰贸易中转站，金鸡纳制成的药品（奎宁）只是偶尔出现在记录中，此后清代也一样，奎宁并未被大规模地应用于台湾民众的疟疾治疗。
海关档案中记载的英国殖民者给予派驻台湾人员的医学健康建议，表明这一时期英国殖民者已然了解台湾地区高发的瘴病之害。1874年5月，日本武力侵犯台湾，收到清政府18.7吨白银赔款后，于11月收兵离开台湾。这次事件给清政府很大的打击，清政府开始着手发展海防。海关总税务司司长赫德趁机献计，向李鸿章推荐世界一流战舰生产商之一的阿姆斯特朗公司，并电令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幹（James Campbell）推荐洋务运动开煤矿所需的合适的矿务工程师，调查阿姆斯特朗公司正在研制的新型炮艇。1874年11月27日，金登幹就推荐矿务工程师及调查购买新型炮艇事宜致信赫德：
我完全理解您所说的“趁热打铁”的意思，我想找一位合适的矿务工程师的一切努力都不成功，这是最令人失望和恼火的。因此我最后决定立即把翟萨派去，我想您可能先派他到九江或别的地方去工作，然后在河水解冻时可能再指示我把哈珀派去考察北方的煤矿。我还在继续打听，希望找到一位比哈珀更好的人，以备不时之需。我还未告诉翟萨，他有可能被派往台湾（但我已劝他要带一瓶奎宁、一瓶哥罗颠和一盒科克药片）。他答应不向任何人提起他的工作。我已见过他的父亲，他是泰恩河畔盖茨黑德的一位机械工程师。我与他的谈话更坚定了我对他儿子的好感。
在这封信中，金登幹称他可能派翟萨到台湾，并叮嘱他带上一瓶奎宁、一瓶哥罗颠和一盒科克药片。由此可知，此时英国人已经对台湾疟疾盛行的状况有所了解，并以奎宁作为治疗疟疾的药物。使用奎宁治疗疟疾的记载似乎未见于清代台湾地方文献中。既然早在清初西方传教士就曾使用奎宁治愈了康熙，为何在清代疟疾如此多发的台湾却未被大规模使用？结合这两个事例，可以推测尽管人们早已探知奎宁可以治疗疟疾，然而很可能奎宁的产量很小，只为社会上层人士所使用，且服务于欧洲国家的殖民侵略目的，用于保障西方殖民者的生命健康，并未在殖民地区民间社会广泛推行。
三、日本医学界对疟疾病理的探索与借鉴
日本开始探索疟疾病理的契机与1874、1879年日军两次军事行动有关。日军在台湾、琉球遭遇的“台湾热”“八重山热”直接促进了日方对疟疾病理的研究与探索。
（一）疟疾病理的探索契机
早在1874年，日本因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时就遭到热带恶性流行病疟疾的袭击。当时随军军医落合泰藏所著《明治七年征蛮医志》及其后回忆录《生蕃讨伐回顾录》记载，自1874年5月7日开战至12月2日撤营为止，日方参与此次军事行动的军人、军属及军夫共5990人，其中在战事中伤亡者33人，感染疾病人次约2万，平均每人生病两三次，因病死亡者393人。日军在台罹患传染性疾病共7919人次，其中又以“弛张热”最多（3769人次），造成101人死亡，死亡率最高；此外还有“间歇热”患者784人，痢疾患者两百多人，伤寒患者几十人等。此次战争中所爆发的热病以体感冷热交替发作为一大特征。但由于此次日军在台湾所患疟疾的症状难以和日本本土的疟疾特征相吻合，因此日军军医无法确认此病是否是“マラリア”，而是将这一疾病称为“台湾热”。关于“台湾热”的病因，落合泰藏亦采取了长期以来盛行的“瘴气论”，认为“目前的营地过去本为草原，一经开垦便使有毒分子浮游于空气中”，故士兵才会感染热病。此外他也注意到“土人甚少感染此症”，因此认为日军患病的另一原因在于士兵“不习惯热带地区的风土”。1879年日本出兵琉球，废琉置县。1874、1879年日本分别出兵台湾和琉球的两次军事事件开启了日本独立探索疟疾致病病理的道路。
（二）琉球八重山诸岛风土病的研究
如前所述，1880年，法国军医拉韦朗在显微镜下观察到了疟原虫，并确认其为疟疾的病原体。然而，疟原虫通过何种媒介进入人体成为当时各国科学家急欲探明的问题，日本也因占领琉球的现实需要而展开相关研究。为查明琉球恶性疟疾的病因，明治政府派遣多位学人前往琉球调查，这一时期的疟疾调查研究主要由明治中央政府展开，成果收录在《石垣市史资料编近代3疟疾资料集成》中。田代安定及古川荣等人是初代对八重山诸岛疟疾等风土病展开调查的研究者，他们多由内务省派遣，其调查成果成为配合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进军台湾、琉球这一入侵计划的重要参考。其中，田定安代在1882-1887年间曾三次赴冲绳从事地理、民俗、宗教、植物及地方流行病的调查。其所著《八重山群岛瘴疠毒记》认为“此病即洋医所谓麻剌利亚，日本俗称‘台湾热’或‘八重山病’”，确认台湾的“台湾热”和日本、琉球的热病皆属疟疾。然而在论及致病原因时，他和晚清时人的认知一样，同样认为疟疾是热带地方的环境气候产生的“瘴气”所引起。田代安定之后，陆续有医学背景的日本学者到冲绳调查，并发表八重山风土病的相关调查报告及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八重山风土病相关报告有三浦守治《冲绳县风土病状况》、古川荣《八重山岛风土病审讯报告》、横内扶《八重山岛风土病审讯报告（汇报书）》、塙忠雄《八重山全岛》、我如古楽一郎《八重山岛风土病调查书》、藤田千次《八重山岛风土病预防驱除方案及预算》、笹森儀助《冲绳县下八重山岛风土病状况及消灭方法意见》、崎山宽好《八重山热记》、大岛信《八重山群岛瘴毒排除建议案》、安场保和《冲绳县八重山岛风土病消灭有关建议案》、三浦守治、三角恂、川添正道、我如古楽一郎《八重山群岛风土病研究调查报告》、三浦守治、三角恂《八重山热（麻拉里亚）的原因》、三浦守治《八重山岛风土病（麻剌利亚的原因）》、三浦守治、三角恂《半月形小体与红细胞的关系》、三浦守治《疟原虫从什么地方进入人体》等，显示了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入侵台湾之前在应对热带疟疾可能对日军造成的潜在伤害而进行的实验调查探索。
1894年，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病理学教授三浦守治受内务省之命赴琉球开展一系列试验，对过去的“瘴气说”提出怀疑。他参照西方观点及琉球八重山群岛岛民避忌生水的传统，提出疟原虫生活在水中的假说，并以自身和同行的助手为实验对象，在调查期间的整个夏季坚持“不生饮、不生食”，结果只有一人感染疟疾，他基于这一实验结果提出“生水说”，认为预防疟疾必须谨慎用水，不管是食用、洗浴或清洁食器，都必须使用煮沸过的热水。“生水说”因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成为驻台日军应对疟疾策略的学理依据。
（三）欧洲热带殖民经验及疟疾病理知识的借鉴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台湾人民与日军展开反割台斗争。在交战过程中，日军再一次受到疾疫的侵袭：“彰城设野战病院，初止患者二百余人，后数日疫症流行，忽千余人。患者多在市内铺户，病人呻吟。至九月中旬，病势益烈，师团中健者约五分之一。山根少将、中冈大佐、绪方参谋及其他将校，多入鬼籍”。甲午战争后，台湾成为日本近代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同时也是热带殖民地。热带风土病成为日据初期日本殖民统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如前所述，这一时期欧洲的热带医学发展已取得一定成果，加之其亦有一定程度的殖民实践经验，因而成为日据初期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参考资料和经验借鉴的来源。
1896年，为了借鉴欧洲的殖民经验，台湾总督府曾向日本外务省建议购买英国热带医学的书籍，并于1897年购入有关英国殖民地和法属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报告等，作为研究和制订台湾医疗及卫生措施的参考资料。此外，日本军医石黑忠悳（1845-1941）亦参考德国、荷兰、英国和法国等在热带殖民地的卫生报告，提出日本在台驻军的注意事项。 欧美出版的热带地区卫生手册，亦成为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重要参考来源。如詹姆斯·约翰逊（James Johnson）、詹姆斯·拉纳尔德·马丁（James Ranald Martin）及爱丁堡医师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Edinburgh）于1813年出版《热带气候对欧洲人体质的影响》（Influences of Tropical Climates on European Constitutions)一书，对孟加拉加尔各答的物理气候、医学气候及季节影响、远东地区巴达维亚、地中海、非洲海岸等地的地方病进行了介绍，并指出致病原因及白人应采取的热带医学防治措施，包含穿着、食物、饮水、运动、盆浴、睡眠、心情等细节建议。日本陆军军医石黑忠悳建议以英国人约翰·墨利（John Murray）所写的《如何居住于热带非洲》为参考，作为日本人适应台湾气候的经验借鉴。随后，日本人仿行欧洲殖民者的做法，亦出版了热带地区生存手册。1906年台湾日日新报社出版《内地人健康法》。1917年，羽岛重郎与荒井惠共同出版《通俗台湾卫生》一书，告知日本人在台湾健康生存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日据台湾初期是西方“蚊媒说”发展的黄金时期。当时日本医学界十分关注疟疾的传播路径问题，密切关注、收集和报道欧洲的研究成果。1897年，日本医学博士北岛多一将拉韦朗所主张的蚊媒传播学说译介到日本国内。1898年12月3日，意大利召开疟疾研究会，会议上チェルリー氏所发表的《意大利的疟疾研究》报告登载在1899年2月25日的细菌学杂志上。他指出，血液中的疟原虫在外界的生存状态如何及进入人体和动物体的途径为何依然是悬而未决的两大问题。随后，英国人罗斯在印度加尔各答的鸟类-蚊子感染实验取得成功。意大利的格拉西报告称，包括按蚊（Anopheles claviger）和 Cuiex 在内的三种蚊子被怀疑是感染媒介。1899年，该杂志又发表一篇片假名署名为チェルリー，由守屋伍造翻译的文章《チェルリー教授的演讲》。文章指出，可以确认的是，春季隔日热寄生体是在一种翅膀上带有四个斑点被称作“Anopheles claviger”的蚊子中培养的，因此Cuiex蚊种只是一种普通蚊子，对人类无害。这是第一份告知日本人存在一种名为“Anophies”的蚊子，且这种蚊子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报告。チェルリー在文章中写道，然而，欧洲人似乎并不因此就相信“蚊媒说”，因为没有疟疾发生的地方蚊子也很多。同年，该杂志又发表芝山五郎翻译的鲁拔儿笃古弗所著关于疟疾的文章。文章指出，在热带地区预防疟疾的措施，除了服用奎宁之外，一是必须要用开水，二是睡觉时使用蚊帐。也就是说，除了“蚊媒说”之外，并不能排除饮用水经过口感染疟疾的可能性。但是随后有很多的流行病学证据表明“防蚊虫叮咬的举措能够减少疟疾病患”。此外，同年《东洋学艺杂志》上刊登一篇名为《蚊子与疟疾疾病之间的关系》的文章，介绍了意大利格拉西的科研成果，在讲述按蚊Anopheles claviger种属的蚊子为疟疾的传播媒介后，又指出日本版图内流行间歇热的地方很多，前往八重山、台湾的人几乎没有不感染风土病的，考虑到这一事实，研究和考察蚊子种类生态，对日本而言是最有用的事情。由此，意大利有一种叫做“Anopheles claviger”的蚊子作为疟疾的媒介物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病理知识至此被日本医学界所知。
由上可知，日本医学界率先将拉韦朗、格拉西等人“蚊媒说”的演讲及文章翻译到日本国内，使日人获知疟疾通过蚊媒传播这一知识。“蚊媒说”由此成为日本驻台陆军预防疟疾的医学依据。日方以基隆守备队的士兵为实验对象，实施了兵营防蚊、驱蚊的政策，并在1903年西班牙的万国医事会上发表通过防蚊控制疟疾的方法与效果，引起德、美诸国的注意。1903年，佐仓孙三以汉文出版《台风杂记》，记录在台见闻之文化、风俗、习惯、物产、生活等。其中，佐仓孙三就曾对台湾地区流行的瘴厉及鼠疫等流行性疾病之危害进行记载：“瘴疠之毒，不啻台地， 我亦有之，称曰疟。头痛恶寒，身神共衰。然比之台瘴，未至其十分之一”； “台地多疫病，瘴疠、鼠疫为最惨毒者。鼠病俗乎曰草疫，又曰瘟疫，以当其春气渐动之时发生也”；“我文武官之在台者，大抵为瘴疠所染，重者一再病而殪，轻者经五、六十回而不死。唯屡罹者，气血枯丧，归国而后尚不能脱者，往往有焉。此病之发，或每日、或隔日而患之，不违时间而来。先感恶寒，忽而战憟眩晕，如以磐石压头脑。或苦吟发呓语，似病风者”。为防范驻台日军中爆发疟疾，日据台湾初期的日军已经利用“蚊媒说”的原理预防疟疾传播：“近时我军队之在彼地者，以瘴毒为蚊蛾之所诱，穿手套、张蚊帐以防之，大奏奇效云。”
四、甲午战后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医学实践
日据台湾时期，疟疾防治工作的开展与日本的疟疾研究工作直接相关。1898年，后藤新平作为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助手、台湾民政长官，以生物学原则对台湾展开管治。其中克服瘴厉（疟疾）等传染病问题成为日据初期台湾总督府施政的重要目标。
（一）展开疟蚊调查研究
19世纪末，英国、意大利研究人员的报告对日本军医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为厘清疟蚊与疟疾感染之间的关系，1901年夏，都筑甚之助与陆军二等军医大町文兴相伴，赴北海道展开为期40天的调查，对旭川深川村的气候、疟疾流行病学的情况、疟蚊采集、疟蚊种类及分布、蚊体内疟原虫发育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北海道调查之旅结束后，1901年11月，都筑再次被派往台湾，到台湾各地调查疟蚊分布。与都筑的经历和使命差不多，宫岛干之助也是早期从事疟蚊研究的日本人之一。他最初被派往京都伏见、大津、神奈川等地采集成虫、幼虫，细细观察其外部、内部形态。1904年，宫岛前往台湾考察疟疾。次年，他以“间日虐流行病学研究”为题，从疟疾与蚊子起源的关系，开始讨论患者的构成、复发情况和预防方法等。此外，台北卫生试验室的羽鸟重郎、台北医院医务嘱托木下嘉七郎等人，出访台湾各地观察、采集、饲育疟蚊，展开生物学的调查研究。1901年9月、12月，木下嘉七郎、羽鸟重郎先后发表关于台湾疟蚊的报告。1903、1904年，木下嘉七郎对丰富的材料展开详细研究，并对当地进行了参观。日本人在台展开的系列疟蚊研究调查成为配合殖民政策实施的羽翼，也开启了台湾疟疾学研究的近代化之路。
1913年，台湾颁布疟疾防治条例，指示要进行灭蚊工作。在当时，防蚊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展开，例如进行经费预算、清洁疟疾发生源、砍伐竹子树木、改造房屋、引进疟蚊的天敌鱼类等。但由于台湾地形复杂，实施难度很大，能够表明疟疾发生率减少的具体资料很少。1914年，小泉丹赴台，进入“中央研究所”卫生部医动物学研究室，从事台湾疟蚊相关研究，调查各种状态下的土地、流水等地发育的疟蚊种类与数量，判定不同类别的疟蚊及地物在疟疾流行病学上的意义，并提出可能可行的对策建议。他在向台湾总督府提交的《台湾蚊子的预防医学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台湾预防疟疾的部门已经取得国际上疟蚊生态的相关研究成果，但台湾各地区对疟蚊种类、地貌、居住环境、生计模式的流行病学调查却严重不足，将国际上已有的知识套用于台湾，则可能发生错误判断。因此，他主张仍然维持当时防治疟疾的主要方法“对人法”，辅以适合当地疟蚊生态环境的“对蚊法”。1920年，小泉丹发表《台湾蚊族之预防医学研究》的报告，回顾了1901年以来的疟蚊调查结果，列出10种台湾疟蚊。此外，1927年，森下薰前往印度，从事台湾、印度、东南亚产疟蚊的比较研究。1936年，森下薰核定八种疟蚊，并提出14种台湾疟蚊及其检索表。1928年，穴泽显治发表《疟蚊分布及其习性研究》的报告，指出只有深入调查台湾风土环境才能掌握疟蚊质与量的分布。以上成果均推进了台湾疟蚊的相关研究，进一步为疟疾防治工作提供学理依据。
（二）设置医学研究机构
热带医学研究是基于殖民的实际需要，疟疾研究与防疟工作紧密相连。1899年，台湾总督府设置台湾传染病、地方病调查委员会，网罗在台日本医学人员，刊行《台湾医事杂志》（1902年改由《台湾医学会杂志》接办），每年定期举办医学大会。1909年发布“台湾总督府研究所官制”，分化学部、卫生学部两部。其中卫生部的研究任务即包含热带地区的研究。1921年，“台湾总督研究所官制”改制为“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官制”，下设卫生部，并于1930年设“热带卫生学研究室”。1939年，卫生部扩充为台北帝大附属热带医学研究所。从台湾总督府传染病地方病调查委员会、总督府研究所、到“中央研究所卫生部”、热带医学研究所，背后都离不开日本殖民政府的顶层政策设计和系统规划。
1930年代，日本在台湾的疟疾研究趋于成熟。如前所述，为因应1930年代日本殖民扩张之需，日本在台成立热带医学研究所，日本学者正式提出“热带医学”的术语，强调以台湾为中心的热带医学的重要性，台湾热带医学成为日本进行殖民统治的有效手段。台湾疟疾研究的发展显然不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而得以不断演进的，而是为了配合日本南下殖民统治台湾的需要，协助日本人克服台湾风土疾病的侵扰，巩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为根本目的。1930年代末，随着日本侵略的急剧扩张，日本相关疟疾研究的场域随其殖民范围的扩大不断扩展至华南、南洋地区。台湾热带医学则作为日本向华南、东南亚地区入侵的工具，为日本南进太平洋侵略殖民提供了医学方面的必要协助。热带医学的发展由此与日本殖民侵略和统治的既定方针互相促进、互相协助。台湾总督府研究所的设立目的则完全是为了配合日本的南进政策，反映出台湾地区的热带殖民经验在日本进行殖民扩张整体布局中所具有的重要参考和研究价值。
五、结论
通过对热带殖民医学的兴起背景、疟疾致病机理知识的生成和国际传播过程的梳理，可知热带医学的建立与发展是以保障西方殖民侵略者的生命健康为初衷和宗旨的；近代医学在热带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确立是以欧洲国家的殖民侵略扩张为背景的。19世纪晚期，“蚊媒说”的探明成为疟疾防治的关键学理依据，这一病理知识的国际传播为确保在台日本殖民者的生命健康奠定了基础，台湾总督府基于此在台湾逐渐型塑出所谓“近代卫生”，日本殖民者以台湾作为南进的基地，推进所谓“大日本帝国”的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出发，我们在讨论近代医学在台湾的确立与发展成效时，不应忽视台湾近代医学的产生、发展与日本热带殖民医学服务于殖民侵略扩张的利益需要这一背景之间的关系，也不应忽视近代医学所带有的浓厚的殖民色彩。
作者简介：赵庆华，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