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无忌鉴真淳
——杨志玖先生的学术品格
陈生玺
杨志玖（1915-2002），山东长山县人，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蒙元史的研究饮誉海内外。他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之北大史学系和文科研究所，师从钱穆、傅斯年、郑天挺、姚从吾、向达诸名师，1941年毕业后即在联大南开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复员到天津，直到逝世，长达六十一年。杨志玖先生生前是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兼任蒙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唐史学会和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民族史学会顾问、天津市历史学会名誉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等职。先生在蒙元史、隋唐史、回族史方面的诸多成就（如《元史三论》、《马可波罗在中国》），早为国内外史学界所称誉，勿庸赘言。我有幸于1952年考入南开大学，亲聆先生诸多教诲，前后也已半个世纪。对我感受最深的是先生高尚的学术品格，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风骨：为了追求真理，不计个人利害，是其是、否其否，不媚权势、不趋时尚。
《最忆是南开》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在1957年整风时，他第一个投书人民日报，为雷海宗先生声辩。当时的政策口号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雷海宗先生在天津教授座谈百家争鸣的会上，提出了社会科学主要是历史科学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方面还停留在恩格斯逝世时的1895年，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有许多新的资料发现，应该根据这些新的资料有所发展。显然，雷海宗在这里所指的是关于古代奴隶制问题，完全是个纯学术问题，但当时人民日报在通栏大标题的报道之后，特别加了黑体字的编者按语（当时称编者注），认为雷海宗说社会科学没有发展，是攻击马列主义没有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23日）。人所共知，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非同小可，是代表最高权威的观点的（据云此按语乃康生所加），一时盲从者风声鹤戾，草木皆兵，及时响应，都认为雷海宗犯了大错，公开表态批评雷海宗先生。而杨志玖先生则第一个出来为雷海宗鸣不平，认为人民日报错误理解了雷海宗先生的原意，雷海宗是研究世界史的，他所说的社会科学停止发展，主要是历史科学本身的具体问题，而不是说马列主义停止不前。雷海宗提出这点，正是要我们用丰富的历史资料来补充发展马恩所创造的历史科学，而不是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把历史科学研究透了，用他们的原理和结论就可以代替历史科学的研究，这对于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和刻苦钻研，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他不同意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杨志玖先生公开表示不同意人民日报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个人动机，不是出风头、标新立异，邀取什么名声，而是出于一个学者的正义和良知，实事求是的将事实讲清楚，因为他是雷海宗先生的学生和同事，对雷海宗先生比较了解。结果事与愿违，不久，雷海宗被划为“右派”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杨志玖先生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多次违心的检讨才免于被公开划为“右派”，而在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都要为此事被迫反复检讨、自责。后来有人问他为什么敢于向人民日报写信，他说：“是书生气嘛！”，所谓“书生气”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这使我想起了宋代大思想家朱熹的一句话，有人问他为什么历史上有些志士仁人敢于面折廷争而不惧刀斧之诛？他说：乃是“只见道理，不见刀斧。”
1957年反右以后，在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左的思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用马列主义的词句套用中国的历史实际。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问题，有一派人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土地国有制，没有土地私有制，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讲过，在古代的东方、“亚细亚”，没有土地私有制，土地都是属于最高统治者君主的，中国在东方，属于亚洲，当然包括中国在内。杨志玖先生首先对此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根据事实查阅了大量的经典文献，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东方”、“亚细亚”主要是指土耳其、波斯和印度斯坦，并不包括中国在内，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是根据伯尔尼的《大蒙兀儿等国旅行记》一书而来（《如何体会经典作家关于东方土地私有制度的理论？》光明日报1961年5月10日）。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具体历史事实看，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是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而不是国有制。经过一场热烈的讨论，最后证明杨志玖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用马克思的话硬往中国历史实际上套是错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三联、1962年出版）
“左”的思想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地位划是非，凡属于统治阶级的行为都是坏的，被统治阶级的行为都是好的，无原则的拔高历史上农民起义的主张和行为。例如关于宋代的方腊起义，方腊是摩尼教徒，所谓“吃菜事魔”者，吃菜就是主张素食，事魔就是信奉摩尼，并且反对佛教，“不事神佛”。他们为了表示反对佛教，故意把佛教《金刚经》中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误读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有人便根据这一记载认为方腊起义曾提出了“平等”的口号，以说明他们的思想如何先进云云。杨志玖先生根据历史事实提出质疑，指出佛教中的“平等”是指佛法平等，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并不是人人地位平等、财产平等、阶级平等。方腊起义乃是由于宋徽宗的“花石纲”骚扰东南人民而起，其口号称要用十年的时间，夺取宋朝的江山，“轻徭薄赋，以宽民力。”根本没有用过“平等”这个口号。“平等“这两个字的政治含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输入中国以后才有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解强加于古代。（《方腊起义提出过“平等”口号吗？》，1960年9月29日《光明日报·史学》。
杨志玖《马可波罗在中国》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年12月版
杨志玖先生的读书和他的为人一样，极端认真、一丝不苟，可以说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关于马可波罗来华问题就是由此而发现的。1941年他在研究元代的回回问题，在读《永乐大典》中《站赤》一部分时，发现元朝至元二十七年（1290）派往波斯的使臣兀鲁碍、阿必失阿、火者这三个人的名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曾提到。据此他进一步考证《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波斯的伊利汗阿鲁浑的皇后死后，曾派三位使臣向元世祖求婚，要求赐给他一个和亡妻同族的女子为配，完成使命后，马可波罗正是陪这三位使臣一同从泉州出发离华的，由此证明马可波罗确曾来过中国，《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中国情况是真实的，这就解决了中外历史上一个大难题。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影响极大，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因为读了《马可波罗游记》，想要寻找马可波罗所述的东方，他横渡大西洋，结果发现了新大陆，他还以为是到了马可波罗书中所说的东方，把古巴当成日本，把墨西哥当作中国的杭州。由于《马可波罗游记》是他口述，由别人记录，他口述时不免过分夸大，所以有人便怀疑他是否真正到过中国，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听到的。杨志玖先生的这一发现，立即引起史学界的关注，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一文原刊于1941年重庆《文史杂志》上，随后被译成英文，刊于1944年英国《亚洲学会学报》孟加拉版上，1945年又摘要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学报》上，获得整个国际学界的认可。此后，虽有个别西方学者仍然怀疑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但都没有举出确凿的证据。
杨志玖先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是与他为人、治学坚持实事求是、恪守学术真理，在任何情况下只求是非曲直、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直言不讳的学术品格分不开的。
秦都 周虹 书《陋室铭》
杨志玖先生是我国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命运注定了他要走过一段曲折复杂的道路。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后方读书，条件极其艰苦。抗战胜利后，紧接着又是3年内战。解放以后，本可以安心读书做学问了。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又理所当然地被划归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是思想改造的重点，要脱胎换骨，接受无休止的批判。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才能真正做学问，但这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杨志玖先生1951年加入民盟，他逝世后，在一次追思会上，他的亲属谈到他一生的艰难经历，与会者无不感慨唏嘘。杨志玖先生一生以学术为生命，淡泊名利，生活极端俭朴，在逝世前还住着极其简陋的房子，他自己只有一间十余平米的书房兼卧室并会客。某报社记者访问他时，感到十分惊讶地说，您这样的大学者怎么住得这样简陋？他在一次会上回忆此事时，十分幽默地用《论语 》中一句话说：“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这样陋下去吧。”因此，他将自己近期出版的一本随笔名曰《陋室文存》（中华书局2002年9月），这正如宋玉所说“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九辩》）。呜呼！哲人已逝，风范长存，嘉惠后学，永无止期。我深信，只要我们潜心研读先生留下的文字，体味其学术品格，在与先生神交中，不难获得心灵的愉悦和升华。
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