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孙子学史研究折射出每个时代的社会背景、战争形态、学术水平、研究范式等，值得深入探讨。2023年3月，《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就“孙子学史发展的分期与特点”问题请教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研究专家刘庆研究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和探讨。
作者简介：刘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和百科研究部研究员；侯昂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陆军专业技术大校。
侯昂妤：刘老师您好。学界认为中国的兵学是早熟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发现并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兵书，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您怎么看？
刘庆：是的，中国自古为兵学盛国。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半岛上，当各城邦的学者们还在争论特洛伊战争的爆发是不是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了美女海伦的时候，当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仍醉心于探索万物起源而无暇论及战争问题的时候，当号称“西方军事理论之父”的色诺芬还没有参加他最终赖以成名的希腊雇佣军远征的时候，位于遥远东方的古代中国已经创造出辉煌的古代军事文明，涌现出姜尚、孙武等一大批著名兵学家，形成了众多的兵学研究流派，出现了至今仍被人们奉为至宝的《孙子兵法》等兵学名著。
侯昂妤：刘老师，想请您谈谈《孙子兵法》的产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兵学理论发展的起点？
刘庆：我们就《孙子兵法》的意义来简单谈谈。《孙子兵法》可以被视为兵学理论发展的起点。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而言，在《孙子兵法》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兵学应该是从姜太公开始的，这一点司马迁也谈到过。目前可见的材料，除了战争实践，最早可见的材料在周代，这也是跟姜太公有关的。然而，从姜太公开始到《孙子兵法》产生的这段时间，相对像样的材料非常之少。而囿于礼学等时代性质，在本质上周代兵学理论的基本理念是对兵学的一种扭曲。
侯昂妤：《孙子兵法》的产生实际上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
刘庆：是的。《孙子兵法》是以反对西周礼乐文明相关军事原则为起点的。《孙子兵法》产生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它体系相当完备、系统。所以《孙子兵法》首先是作为一个旧的周礼、周代兵法的破坏者或者反对者形象出现的。从这点来讲，《孙子兵法》是以反对西周礼乐文明相关军事内容或者相关军事原则为起点的兵学圣典，奠定了中国几千年兵学发展的基础。
侯昂妤：可以说《孙子兵法》出现即高峰，这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
刘庆：中国古代的孔子、老子、墨子等思想家和相应的经典文本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过去我们认为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水平较低到水平较高的过程。但在中国很奇怪，中国著名的子学，包括《孙子兵法》，一出来就达到高峰，并且引领了后来子学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自《孙子兵法》产生，顺着经典文本，此后历朝历代不断涌现在其基础上的注疏、校释等。注疏、校释类文献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我没有那么多的精力，也不具备那个学识，可以把几家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都搞清楚，但是我可以捋一捋《孙子兵法》研究发展的脉络。
侯昂妤：请您概括一下各个历史时期《孙子兵法》研究的特点。
刘庆：先简单概括一下。春秋战国时期是《孙子兵法》经典文本的确立时期和初步阐发时期；秦汉到隋唐时期则从文本词语的研究转向拓展观点和深入阐释理论；宋代确立了《孙子兵法》作为武学兵经的地位，对《孙子兵法》文本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明清时期孙子兵学成为讲章讲义，是军事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来说，我认为孙子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研究《孙子兵法》的著述方式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二，孙子学由个人单注发展到集注。因此保留下来许多难能可贵的史料，使得后世对孙子文本的研究，有了更集中深入的借鉴。第三，宋代出现了《孙子兵法》的几大流传版本，如《魏武帝注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和《武经七书》版《孙子兵法》。
侯昂妤：纵观孙子学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再到中心的过程。《孙子兵法》的地位、研究特点折射出时代特征。比如，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和百家争鸣催动了兵学的出现；宋代外敌频繁，《武经七书》成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近代中国，面对外敌入侵和亡国灭种的危机，民族自信和学术自觉合二为一，以融合中西的方式解读《孙子兵法》。
刘庆：我们谈到了《孙子兵法》的各种版本，它们的存在和争论实际上反映了《孙子兵法》产生之后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呈现的特点，这可能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里还存在着大量的未解之谜。
关于《孙子兵法》的文本，它到底有多少篇，13篇还是82篇？13篇的说法出自司马迁。司马迁两次提到这个问题。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在孙武与吴王阖庐问对之前，吴王就已经看到了他的13篇兵法。但这13篇是什么？没人说。没有人讲吴王在孙武入宫之前，他看的13篇是什么。后来孙武是否进行过进一步的修改架构，也没有记载。司马迁作《史记》的时候，当时流行的说法可能就是13篇。后来曹操正是根据司马迁这个记载把82篇精简到13篇。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历史之谜。现在学界基本认定13篇之外的篇目都是孙子后学的阐释，也就是孙膑曾经提到过的“孙氏之道”。当时还没有出现注疏这种方式，大家都是自己再写一篇来阐释《孙子兵法》里面某篇的意思，这种特别多。其他的子学也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如《论语》也是包括了孔子自己的言行和他的弟子记下来的东西，同时也有孔子的弟子根据孔子的意思再继续阐释、发扬光大的内容。银雀山汉简里就发现了很多讲古兵法的东西，如《地形一》《地形二》，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弟子对《孙子兵法·地形篇》的解释。解释的人不同，大家的理解也就不同。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甚至怀疑现传13篇里面本身就有后来加入的东西。比如里面提到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如提到吴越同舟共济、姜太公等。因为《孙子兵法》本身主要是舍事而言理，主要讲理论上的东西，不讲例子，但是13篇里面恰恰保留了几处言事的内容。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很可能当时后学发展的一个手段，就是以自己著述篇章的方式来传承孙子学的原理。这个是大家的一个推测。
侯昂妤：汉代以来，《孙子兵法》研究发生巨大历史性变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曹操注释《孙子兵法》。
刘庆：曹操是东汉末年人，他对《孙子兵法》82篇做了一个特别大的改变，就是把82篇削减为13篇，成为《孙子兵法》的另一个流行文本。在此之前，《吴孙子兵法》82篇实际上跟汉代三次大的兵书整理有关。比如汉代从张良、韩信到步兵校尉任宏都做过兵书的校理。而从先秦诸子的著作篇章来看，那个时候不太讲究著作权的问题，很多著作实际上是古人把一个学派的著述都合在一起，以该学派创始人的名字来发表。《吴孙子兵法》82篇也是这种方式，汉代三次整理兵书的过程中，把它整理成82篇。这个我们没办法说明白，只是一个推测。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曹操对82篇的一个改造——把它变成了13篇。这个时候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先秦时期，甚至延续到汉代，一个学派的文字最后归结到学派创始人的名下成为学派思想的一个总集的著书方式已经变了。这个时候作者以自己署名的方式来认领自己的学术文字成为通行的做法。所以从曹操开始分清楚这个事。曹操认为他从82篇里挑出的13篇比较精，其他的质量比较差，可能不是孙武本人作的。恰巧司马迁几次提到13篇，认为13篇是精华。从后来看，包括银雀山汉墓竹简里其他与孙武相关的文字，确实其他篇目在理论概括能力、思想的高度、战争原则等方面赶不上这13篇。当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仍然认为13篇里有一些质量不是很高的篇目。原因有很多，比如古代的错简，甚至把不同篇章的东西弄乱了，这些情况都有。假如我们再扩大点，就会涉及手抄本82篇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这82篇完全是伪造出来的。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可能要对手抄本82篇重新评价。我们甚至怀疑手抄本82篇可能就是盗墓得来的，由于涉及法律问题，发现82篇的人不敢透露来源。而从82篇的内容来看，不是今人或者民国时期的人能够伪造出来的。曹操做了一件很好的事，就是把当时汉学之风的学术著述方式引入兵学研究领域。这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阐释孙武思想的新方法。
侯昂妤：您认为曹操注释《孙子兵法》的意义是什么？
刘庆：《说文解字》之后，汉代出现了很多解释字词的书，促进了中国先秦子学的发展，在兵学领域里最早这样做的就是曹操。第一，他把《孙子兵法》82篇精简为13篇。这一点上他做的是对的，当然也有可能取错了，也可能他认为孙武只写了13篇这个设想就错了。不管怎样，他做的这件事使《孙子兵法》在后世得到更好的流传。第二，他开始注释解读《孙子兵法》的含义，这是后来孙子学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三方面很有意思，曹操把自己的作战经验，包括自己的战例跟注释《孙子兵法》结合在一起，开了以战例来解释兵法的先河。曹操开拓《孙子兵法》的解读方式，使得孙子学研究得到深化和拓展。从三国到隋唐，虽然留下来的兵学著作不是特别多，但孙子兵学、孙子学的发展一直没有停下来，一直在这条路上正常推进。
侯昂妤：宋代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两宋王朝武事不振，频受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最后亡于外患；另一方面，两宋时期兵学理论的发展却取得辉煌的成就，形成了中国兵学史上的一次高潮。您能谈谈宋代孙子学发展的特点吗？
刘庆：宋代的孙子学发展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孙子兵法》文本得到提炼，二是文人论兵。第一个特点，宋代《孙子兵法》文本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82篇已经消失，《孙子兵法》文本出现了文字上的精炼与修改。这就使得《孙子兵法》的文本更好读，朗朗上口。之前对《孙子兵法》词句的评价有两种：一种是晋朝时有人提出《孙子兵法》词如珠玉，用词非常好；还有一种说法是《孙子兵法》里很多字词很难理解。从现存《孙子兵法》的主要版本来看，确实到宋代的时候已经文本特别好读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宋代由于文人论兵现象普遍兴起，《孙子兵法》研究者不再局限于对孙子感兴趣的兵学家这么一个小的群体，而是变成一个更为广泛的群体。这样确实是促进了《孙子兵法》文本的通俗化，《孙子兵法》文本的质量也提高了。这时，人们为了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孙子兵法》，开始收集和保存跟孙子学发展相关的资料，主要是《孙子十家注》和《孙子十一家注》。孙子学研究开始向理学的方式发展，即《武经七书讲义》，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对文字的解释，而是开始向对内容进行释义和挖掘发展。这个时候，《孙子兵法》和其他6部兵书被北宋朝廷汇编为《武经七书》，并定为官方军事教科书，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套军事教科书。由于《孙子兵法》被定为军事教科书，人们不仅可以对它的文字进行简单的解释，还可以就《孙子兵法》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新的开拓发挥，这实际上非常有价值。
侯昂妤：近代中国知识界开始用西方军事理论解读《孙子兵法》，1915年，蒋百里、刘邦骥合著《孙子浅说》，突破了只对字词校勘注释的传统做法，大量引入西方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书中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毛奇等人的言论。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刘庆：在近代，孙子兵学在指导战争方面的作用遇到了瓶颈，实操性逐渐下降，被边缘化。为什么？从西方引进的克劳塞维茨思想体系更容易被大家接受，这也和孙子兵学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实操性有很大关系。而西方的军事理论本身就适应西方武器装备、军事组织和行动方式的，所以这套理论可以拿过来直接用。这也就是西方克劳塞维茨理论的运用在中国崛起的原因，当然和武器技术的发展也有关系。一方面，我们运用了《孙子兵法》所保留下来的一些在近现代战争中仍然可以使用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让《孙子兵法》走得与战争实践越渐行渐远。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们对《孙子兵法》的解读还都停留在一种借鉴性或者借助性的层面。
侯昂妤：刘老师，尽管《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书中一直位居首位，但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下，随着西方军事学术的引入，《孙子兵法》一度失去了重要思维。例如，1875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没有收录《孙子兵法》。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进一步指出，西方军事学不仅包括了中国兵学的内容，而且更加精密。您怎么看这一现象？
刘庆：孙子学的发展与中国其他传统学术如儒学、道学一样，都是走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模式。这一经学的发展模式有它的好处，就是对原典文本的研究逐渐深入，甚至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理解，大家顺着自己的思路往前走。但是兵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实践性极强的理论。兵学走经学的道路会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它可以不顾战争形态的发展，不顾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仅在自己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到近代的时候它遇到了大问题，甚至有人说《孙子兵法》不管用了。兵学研究必须从封闭的环境中走出来，根据战争形态的发展、武器装备的发展等条件适应新的战争舞台，这个也是《孙子兵法》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需要。这种经学的发展模式维持了孙子学几千年的延续，也是它在近代受到的巨大挑战和不得不浴火重生的原因。
侯昂妤：谢谢刘老师。您很好地解答了《孙子兵法》在近代面临挑战的原因。近代中国知识界和军界在抵抗外敌入侵的战争实践中重新认识、发掘《孙子兵法》的价值。面对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侵略战争，中国上下需要的不仅是军事学的指导，更需要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巅峰之作，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从对《孙子兵法》的自我否定到探索中西融合。这意味着，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战争，中国人对自身的学术思考和国家命运的关怀更趋理性，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更为高涨。抗日战争时期，《孙子兵法》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峰。1911年到1949年，《孙子兵法》研究大致可以193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37年前，《孙子兵法》研究还不多见，1937年之前共出版9种相关著作，除蒋百里、刘邦骥合著的《孙子浅说》和蒋百里未完成的《孙子新释》，其他可谓乏善可陈。1937年后（含1937年）相关著述则达到18种，总数是抗战前的两倍，在质量上也明显比1937年以前的著作深入得多。为适应战争时局的迫切需要，在中国形成了一场深入学习《孙子》、研究《孙子》、运用《孙子》热潮。可以说，高度重视研究和吸取《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对提高全国抗日军民的作战水平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刘庆：是的。对于孙子学研究来说，实践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传统兵学和现代军事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实践性。1936年，毛泽东两次致函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求购买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其中就包括《孙子兵法》。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a毛泽东把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上升到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b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提出了全面抗战，预见性地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取得胜利。
侯昂妤：毛泽东不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还是抗日根据地学习《孙子兵法》的发起人。1939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战形势，提出要学习古代兵法，并把注释兵法的任务交给郭化若，同时就如何研读《孙子兵法》提出了具体意见。郭化若撰写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研究，开了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孙子兵法》的先河，在中国孙子学史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既阐发了《孙子兵法》的学术价值，又实现了《孙子兵法》的战争指导功能，对抗日战争中准确普及、传播《孙子兵法》做出了贡献。人民解放军其他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彭德怀等，也对《孙子兵法》有精到的研究，并在各自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生涯中发挥作用。被誉为“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不但熟读《孙子兵法》，而且能背诵全文，在实战中运用孙子谋略克敌制胜，屡建奇功。1937年10月，刘伯承指挥八路军129师在山西七亘村三天之内两次设伏，痛击日本侵略者。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强调，是依据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原则，把握了日军的作战习惯和特点。
刘庆：陈毅曾写诗赞刘伯承“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a《。孙子兵法》在抗战中得到充分的宣传、普及和应用，是中华民族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军事学回应，验证了孙子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指导价值。
侯昂妤：刘老师，您一直强调孙子学研究要高度重视战例研究。
刘庆：的确如此。在孙子学史的研究中，我特别强调战例研究。第一种情况，是将领在指挥作战的时候，直接提到了《孙子兵法》的某一个原理、某一个观点。第二种情况，是古人在讲到某一次作战的时候，用的就是某一个《孙子兵法》里的原理。第三种情况，我们称为“化用”，就是在史籍记载中没有谈，但实际上将领却是根据《孙子兵法》某个观点、某个原理来打仗。我建议咱们《孙子兵法研究》期刊可以刊发一些通过历史上的战例来分析《孙子兵法》原理应用情况的文章。现在，更多的研究是从理论上来分析《孙子兵法》，很少用战例来印证《孙子兵法》的理论观点。《孙子兵法研究》期刊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实践性对于兵学、对于《孙子兵法》来说非常重要。
侯昂妤：刘老师，您的建议特别好。军事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以其鲜明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区别于其他学科。如果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看作一排相互关联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军事是引起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结构连锁反应乃至文明发生质变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从这个意义上看，军事学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饱含着自身经验的社会显微镜。谢谢刘老师的宝贵意见，我们期刊在今后的《孙子兵法》研究中将更重视战例研究。
刘庆：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侯昂妤：是的。刘老师，历史的智慧之光照亮前行的路。从军事学角度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构建现代化的军事理论。您怎么看我们的军事理论现代化要走的路？《孙子兵法》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
刘庆：怎么回头来认识《孙子兵法》？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到它的很多价值，将来我们可以在构建我军的军事理论体系过程中加强对《孙子兵法》的价值和内容进行吸收。对于我们今天的军事理论发展而言，我认为从中国兵学史或孙子学史角度来讲，用中国的传统兵学进行研究，这是学术层次的思想。从理论创新层次来讲，我们可以利用《孙子兵法》里一些过去没有引起我们充分重视的观点来丰富我们的军事理论内容。现代战争、现代战场已经出现了很多新形势，在这些新的战场形势面前，《孙子兵法》的思想焕发了新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