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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南明”是明清易代之际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后世史家在不同时期的修史、撰史活动则给予了“南明”以不同的意涵。而饶有趣味的是，不止是在中国，在同处东亚世界的邻国朝鲜也出现了撰修南明史书的活动。黄景源是朝鲜王朝英正时期著名的大臣及朝鲜士林公认的学术泰斗，在“尊周思明”思想的指导下，他向朝鲜国王提出将崇祯帝列入大报坛祭祀并编纂了《皇明陪臣传》一书，用一生高举“尊周”之旗帜。而黄景源“尊周”大业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便是撰著《南明书》，通过记载南明史事和树立南明之正统，既强化自身“尊周思明”的态度和立场，又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守护了他们的“中华”精神。此外，以黄景源“尊周”事迹及撰著《南明书》的活动入手，则可以进一步检视“南明”的历史文化意义和其在东亚文化圈之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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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南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后世史家的南明史撰著活动,赋予“南明”以丰富的思想内涵。明清易代之后,在邻国朝鲜也一度出现了撰著南明史书的活动,其背后的思想动因乃是朝鲜王朝士人的“尊周思明”心态。朝鲜人黄景源是朝鲜英祖朝极具代表性的“尊周”士人,也是朝鲜王朝撰著南明史书第一人。从他的一系列“尊周思明”事迹及撰著《南明书》的活动,我们或许可以透视“南明”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符号,在东亚思想界的辐射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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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南明；黄景源；《南明书》；尊周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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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鑫磊，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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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开史学》2020年第1期，第6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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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朝鲜通信使研究”(项目编号：17BSS019)
引言
所谓南明，通常是指明亡(1644)后出现的南京福王弘光、福州唐王隆武、肇庆桂王永历及绍兴监国鲁王诸政权。如以永历帝1662为清廷所杀为南明政权的终结，则南明政权存在的时间不足二十年，如以台湾郑氏政权继奉永历年号至1683年败亡计，其存续时间也仅为四十年。
南明政权存续时间极短，但在一些后世学人心中和笔下，却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时至今日，南明史可以说是以一种特殊的“断代史”的面貌呈现的。南明作为一个政权，在历史长河中只有瞬间的存在，但作为一个历史叙述的对象，其影响却跌宕起伏地持续了数个世纪。关于这一点，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去观察能够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
南明政权终结之后，甚至可以说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一批当世学人开始对南明的历史展开书写，这种书写背后的意图，一是记录，二是反思。这些书写者中的大部分，属于所谓“明遗民”的群体，他们往往抱持着一种“为后世存信史”的信念去客观地记录南明史事，同时在评述文字中注入自己的追忆和反思之情。由于清政府在统治初期对于思想领域的控制有心无力，此类私人撰著作品大量涌现，而这些作品就成为后人整理和编撰南明史书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随着政权的巩固，清廷开始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自康熙年间始，陆续爆发的若干所谓“文字狱”案中，几乎都直接或间接与私撰南明史的活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南明史成为一个不能触碰的禁区。而随着《明史》官修工程的展开，清廷对南明政权的历史地位有了官方的认定和表述，民间私修南明史的活动也由此转入低谷，直至沉寂。
中国学界对南明史的研究热情，在二十世纪初再次被点燃，在经历“排满革命”到“抗日图存”的历史过程中，一些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希望并且相信从南明的历史中能够汲取到坚守本民族立场、抵御外民族入侵的精神养分，而这种理念，使得南明的课题再次提上了历史研究的日程。此后，投身南明史研究的学人，多从发掘考订清初“明遗民”南明史著述入手，向上接续被中断的南明史研究脉络，并在这些资料基础上推进研究工作，经过数代人的努力，直至今日，多部南明史专著得以问世(如柳亚子《南明史纲·史料》、钱海岳《南明史》、谢国桢《南明史略》、南炳文《南明史》、顾诚《南明史》等)，相关论文更是汗牛充栋。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即便是在中国，用“南明”作为著作名称来记载明清之际的历史的情况，最早也要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据说咸丰年间有个叫钱琦的人曾著有《南明书》(今已不存)，且这还只是一个孤例。整个明清两代有关南明的史著，题名中多用“明末”“明季”“南疆”“残明”等词语。到二十世纪以后，“南明”一词才被广泛使用于书和文章的题名中。然而，早在1755年前后，当时的朝鲜王朝就有一个叫黄景源(1709～1787)的士人撰著了一部《南明书》，由此看来，他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南明”一词入书名来编纂南明史著的人。那么，这个黄景源究竟何许人也？
一
黄景源其人
黄景源，字大卿，自号江汉遗老，南原长水人。他年少强学，于1727年通过生员试，以长于文章论说而名动一时，与当世名士宋士行、李天辅、吴瑗、南有容等交游往来，文章日进，名声益振。1740年，他通过增广丙科，被荐为艺文馆检阅，次年荐为春秋馆翰林，因学识出众，颇受英祖赏识。其后历任兵曹佐郎、世子文学、司谏院正言、司宪府持平等职。
1744年，黄景源从《明实录》中考出崇祯帝于后金侵入朝鲜(丙子之役，1636)时曾派兵救援朝鲜一节，上疏奏请将崇祯帝并祀于朝鲜大报坛，未见允。1749年他又再次上疏奏请，获允。奏请将崇祯帝并祀朝鲜大报坛一事，令黄景源成为朝鲜士林秉持春秋大义的士人典范，其在士林的影响力亦由此陡增。其后，黄景源又历任东莱府使、吏曹参议、嘉善、都承旨、礼曹参判、兵曹参判、安边府使等职。
1755年，黄景源任燕行副使出使明朝，及还，历任大司宪兼同知经筵事、艺文馆提学、弘文馆提学、刑曹参判、丰川府使、户曹参判、吏曹参判等职。1766年，黄景源又以吏曹参判的身份兼任艺文馆、春秋馆两馆提学。不久之后出任世孙(即后来的正祖)右副宾客。世孙主持编撰《宋史箜》,令其撰史论。其后，他还历任资宪、刑曹判书、江华留守、礼曹判书、京畿观察使、工曹判书等职。
朝鲜正祖即位(1776)后，黄景源撰进英祖元陵《哀册文》。之后，他又历任议政府右参赞兼知经筵事、都总管、备边司提调、吏曹判书等职。正祖建立奎章阁，拜黄景源为首任奎章阁提学，他推辞不就，转而致力于编撰《英宗实录》《明义录》等书。同时，他仍长期担任艺文、春秋两馆大提学，这表明他晚年已经成为朝鲜士林公认的学术泰斗级人物。
1787年，黄景源卒，享年八十岁，正祖亲制祭文赐祭。祭文曰：
大雅云远，文气日漓，作者中间，寂矣鼓吹。卿奋厥声，规彼大匠，体尚邃古，言耻官样。滔滔江汉，鸣国之盛，为予宾僚，掌予词命。奎署英馆，卿又其冠，曰笃契遇，不宁才难。机变都忘，孤卿自至，白发寒屋，手勘存笥。兰刻香歇，莲榜星回，太平生老，酹以一杯。
1792年，黄景源被赠谥文景。黄景源的功绩，不仅得到朝鲜国王和政坛人士的认可，当时朝鲜士人亦均对其生平成就予以高度评价：
国朝能言之士。生际昌辰，以文章贵饰昭明之化者多矣。自在布衣，声振四方，卒乃结两朝之知遇，主盟词苑。荣禄以终，未有若江汉黄公之盛者。
公平生以文章及尊周大义，受知两朝，致位崇显，没乃予谥文景。其法为勤学好问，由义而济，岂不美哉。
明清易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朝鲜士林的舆论和思想风气，以春秋大义、尊周攘夷为主流，上至国王下至士人，皆是如此。朝鲜士人对于黄景源生平的评价，最集中的是对其秉持尊周大义的表彰和褒扬。黄景源生平的不少行动和言论，都直接体现出这一点，除了最具标志性的奏请将崇祯帝并祀朝鲜大报坛事件外，他还曾经设想编纂《毅宗皇帝实录》,试图推动将袁崇焕并享朝鲜武烈祠，以及编撰《明陪臣传》一书，等等。而其长年致力于编撰《南明书》,以强调南明帝统一事，更是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
目前学界对于黄景源的研究，总体而言尚不充分。韩国方面，研究者对于黄景源的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从文学研究角度展开，讨论其文学思想和诗文创作相关的问题，此外，有研究者曾撰专文讨论过黄景源的《明陪臣传》。韩国学者禹景燮的《朝鲜王朝知识人的南明王朝认识》一文，提到了黄景源编撰《南明书》的事迹，但论述较为简略。而在中国学界，鲜少有研究论及黄景源此人，目前只见到孙卫国教授在《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朝鲜王朝尊周思明问题研究(1637—1800)》一书中提到黄景源奏请将崇祯帝并祀于大报坛的情节，且只是一笔带过而已。有鉴于此，以下本文将就黄景源的一系列“尊周思明”事迹加以叙述，并就其编撰《南明史》的事迹展开介绍。
二
黄景源的“尊周思明”事迹
黄景源生平最值得称道的“尊周思明”事迹，当属向朝鲜国王提出将崇祯帝列入朝鲜大报坛祭祀一事。大报坛是朝鲜王朝在明朝灭亡后寄托对明朝追思的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孙卫国教授的《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中对此有深入的研究。该书在论述朝鲜英祖时期大报坛从独祀神宗到三皇(太祖、神宗、毅宗)并祀的变化时提道：“英祖二十五年(1749)三月初一日，应教黄景源报告《明史》记载，崇祯十年(1637),崇祯帝获悉朝鲜仁祖被皇太极围困于南汉山城之消息，当即命令总兵陈洪范调集各镇舟师赴援。”由是，开启了朝鲜王朝大报坛祭祀仪制变化的讨论，并最终实现三皇并祀。
事实上，黄景源早在1744年就已经提出将崇祯帝并祀大报坛的建议。1744年三月二十四日，黄景源上疏，以当时英祖命有司新制大报坛所用祭祀乐器、乐章一事为契机，结合自己从《明史》中考出的崇祯帝下令救援朝鲜一事，用大段文字论述崇祯于朝鲜之恩情，称其足以与万历帝义救朝鲜之举相比拟，进而建议将崇祯帝并入大报坛祭祀。
然而，该次上疏之后，黄景源得到的回复仅是：“省疏具悉。所陈者，当下教于相臣矣。”然后，关于将崇祯并祀于大报坛一事竟然没有了下文。不仅如此，黄景源的这篇奏疏，非但没有引起英祖的足够重视，反而给自己招来了削职的处分。这究竟是何缘由?
追溯这篇奏疏的流转过程可以发现，它在被呈交到承政院之后，并没有被全文转呈至英祖手中，从《朝鲜王朝实录》的记载看，它经过了承政院的节略转抄。而经过这一番节略，奏疏的内容大打折扣，甚至可以说是被完全扭曲了。首先，原来奏疏中的核心内容，即从春秋大义的角度阐发崇祯义救朝鲜与万历义救朝鲜足可相提并论的叙述，竟被删得片字不留；其次，原奏疏中提出的并祀崇祯帝于大报坛的诉求，一降而成为“增补祭祀乐章”的要求，乖离了原意；再次，由于主体内容的删减，黄景源在奏疏最后弹劾朝中大臣吴光运的内容被突出放大。于是，当英祖看到节略后奏疏的反应，就是对崇祯一事表示不知所云，注意力完全放在了弹劾吴光运的问题上。经与朝臣相议论，英祖认为黄景源不过就是随便找个借口来弹劾政敌，于是削去他的职务以示惩戒。
清朝于1739年将官修《明史》颁赐给朝鲜，黄景源于1740年入春秋馆后，得以见到此书，当他从《明史·朝鲜列传》中读到崇祯帝命救朝鲜一事，深植于内心的尊周大义与思明之情，促使他迫切地想向英祖提出并祀崇祯帝于大报坛的建议。但是，他的第一次上疏却因为一些意外因素没有成功，随之而来的削职处分，或许让他误认为自己的建议提的不合时宜，所以短期内他没有再提此事。
直到五年之后的1749年三月初一日，黄景源才再次向英祖提出并祀崇祯帝于大报坛的建议。这一日，英祖召集一批儒臣，讲读《夙兴夜寐箴》,讲读完毕，黄景源向英祖当面进言，再次陈述了并祀崇祯帝于大报坛的建议和理由：
臣见皇《明史·朝鲜传》:崇祯十年正月，朝鲜告急，帝命总兵陈洪范调各镇舟师赴援。三月洪范奏：兵出海数日，山东巡抚颜继祖奏属国失守，江华已破，世子被擒，国王出降。帝以继祖之不能协图救援切责之。若南汉数月不下，洪范之军必至城下。至不至，特本国之幸不幸，而出师之恩，毅宗、神宗何间?况毅宗不责我不能守城，反责继祖之不能救，其悯念属国之恩，未有如我毅宗者也。本国之力，虽不能闭关绝约，先正臣宋时烈所云“忍痛含冤，迫不得已”八字，常在于心，然后可谓不忘皇朝。而今皇坛不祀毅宗，臣窃伤之。昔我肃考，当甲申天崩之月，望祀毅宗于苑中。继述之道，宜有追配之典矣。
这次，英祖听到黄景源的进言后，当即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予则不知有此事矣。先朝设坛祀神宗之时，以正史之未及出来，不知有崇祯罔极之恩矣。不然，岂不并祀毅皇耶?”第二天，英祖就召集群臣商讨的具体事宜，在几轮商讨过程中，英祖还进一步提出将太祖与神宗、毅宗三皇并祀大报坛的想法，虽然期间也有一些大臣有不同意见，但很快在英祖的主导下实现了意见的统一，而黄景源则是站在英祖一方，支持三皇并祀的舆论主力。此后，朝鲜大报坛三皇并祀之制，迅速得以确立并施行。
崇祯帝并祀于大报坛，其皇坛神位应使用哪个庙号，起初也是一个问题，因崇祯庙号有四：怀宗、毅宗、思宗、威宗，朝鲜人在使用哪个庙号的问题上犹豫再三。后来，这个问题也是因为黄景源的进言而得到了解决。黄景源认为：怀宗是清人所上庙号，自不能用。思宗、毅宗是南明朝廷先后所上之庙号，而根据谥号的意涵，失位而死曰怀，追悔前过曰思，强而能断曰毅。所以，以毅宗为庙号显然最为合适。
推动并最终实现崇祯帝并祀于大报坛一事，可以说是黄景源生平浓墨重彩的一笔。经此一事，他在士林中树立了较高的声望，在被“尊周思明”情绪所笼罩的朝鲜士林中，他可以说成为一个模范和标杆式的人物。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国王英祖的进一步青睐，成为英祖的近臣，仕途一路顺畅。或许也正因为黄景源身上有了一个鲜明的标签，他自己也更加努力地投身到尊周大义的事业中去。
比如，他还曾提出编纂《毅宗皇帝实录》的设想。明朝有官修实录的传统，因实录编纂形式为后代修前代史，崇祯后明亡，所以崇祯一朝就没有了官修实录。黄景源曾就此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明天子自高皇帝至熹宗，凡十五世皆有史，藏于名山，而毅宗独无《实录》,何其悲也?”而他认为，即便如此，在当时要再为崇祯朝纂修一部《实录》,也并非不可能：
自古社稷虽已亡，而国史终不可亡。故金匮、石室之中无实录者，未之有也。方帝室南迁之初，为毅宗诚求文献，论著实录，大学士为之总裁而学士为之纂修，则毅宗盛德之美不特止于本纪所载而已也。然百世有良史焉，因本纪而广之，追成实录，亦宜矣。岂必使学士纂修、大学士总裁然后可以扬毅宗圣德之美也哉？
他认为，采用“因本纪而广之，追成实录”的方法是可以编出一部《毅宗皇帝实录》的，而关键就在于尽可能发掘更多的资料来源。他认为，在朝鲜方面，也可以发掘出能够用以丰富《毅宗皇帝实录》的资料。为此，有一次他专门拜托准备进入鼎足山史库点校国史的友人赵景瑞，希望其能够从朝鲜史料中辑出崇祯的诏敕、制命等资料，以用于《毅宗皇帝实录》的编纂：
赵君景瑞以奉教点检国史于鼎足山。夫国史所载者，王朝之事也。然崇祯诏敕、制命亦足考信也。今景瑞入鼎足山，辑崇祯诏敕、制命，撰《毅宗皇帝实录》传于后世，亦其职也。
尽管编纂《毅宗皇帝实录》一事，最终并没有在朝鲜王朝得以实现，但黄景源的设想和努力，在当时来说也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
此外，黄景源还曾试图推动将明朝将领袁崇焕从享于朝鲜武烈祠。武烈祠是朝鲜时代设置于平壤的一座祠宇，其中主祀的是壬辰倭乱中极力主张出兵救助朝鲜的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此外还有一批战争期间援朝抗倭的明朝将领如李如松等从享其中。黄景源认为，袁崇焕也应从享武烈祠，其逻辑是袁崇焕果断斩杀了意图袭击朝鲜的毛文龙，有恩于朝鲜王朝。
史称崇焕由海上入双岛，文龙来会。至夜半，与相燕饮，文龙曰：朝鲜衰弱可袭而有也。崇焕大怒，六月五日，邀文龙观将士射。设帐山下，令参将谢尚政等伏甲士，文龙既至，其部卒皆不得入。崇焕顿首请帝命曰：臣崇焕今诛文龙，以肃三军。于是乃取尚方剑，斩于帐中。
黄景源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杀毛文龙，毛文龙必袭击朝鲜，朝鲜极有可能灭亡。袁崇焕斩杀毛文龙的功劳，堪比当年义救朝鲜的李如松。诚然，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一事，在中国历史的脉络中自有其解释的脉络，然而回到历史的场景中，朝鲜人对于此事的认知和理解有着复杂的样貌。由于当时朝鲜士人对袁崇焕及毛文龙的评价也存在着争议，所以黄景源提出将袁崇焕从享朝鲜武烈祠的设想，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黄景源编纂了《皇明陪臣传》一书，该书为在朝鲜王朝抵御后金入侵的战事中死节的臣子以及孝宗时期倡议北伐的诸人立传，其意在表彰为国捐躯的忠臣和坚守尊周大义的朝鲜士人。如此种种举动，无不显示出黄景源终其一生都在为“尊周大义”而努力着，而下面将要谈到的撰著《南明书》一事，堪称其晚年为“尊周”大业而尽力的绝唱。
三
黄景源与《南明书》的撰著
南明的一段历史，往长了说四十年，往短了说只有二十年不到，然而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被后世学人书写成了一种特殊的“断代史”,这是一个有趣的学术史现象。原本，南明与任何一个历史朝代相比，体量都不在同一个量级，但是，当它成为一个历史叙述的对象，被叙述者们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加上他们所希望赋予的意涵，层层累加之下，体量不断膨胀。
“明遗民”撰著南明史，为寄托追忆和反思；晚清民国学人研究南明史，为唤醒民族意识、抗御外辱；时至今日，弘扬民族精神，仍是南明史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有趣的是，在历史上，南明史研究被赋予特殊使命的現象，不仅仅存在于中国，甚至还“走出国门”,发生在了邻国朝鲜。
清代学人私修南明史的活动，自康熙朝后因受到压制而日渐沉寂，可在当时的邻国朝鲜，却有着另外一番景象。孙卫国教授的研究指出，明亡之后，朝鲜士人在“尊周思明”理念的影响下，开展了大量明史编纂活动，在其《大明旗号与小中华意识》一书中，介绍了十九种朝鲜人撰著的明史书籍，这些史籍中最早的成书于十八世纪初，最晚的成书于十九世纪末，从这些书的内容来看，可以发现朝鲜士人编明史，几乎都将南明政权作为明代历史的一部分加以记述，并采用南明正朔。可见，尊奉南明帝统的修史活动，虽在同时期的清朝正逐渐走向末路，在朝鲜的士人群体中却得以长期延续。
然而，有这样一个情况值得注意：在朝鲜王朝最早編纂完成的一部明史著述——李玄锡(1647～1703)的《明史纲目》(成书于1703年)中，有关南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的记述，是被置于附录之中(末附补遗三篇)的，比之其后出现的明史著述的写法，它反倒成了一个的特例。这一情况表明，在李玄锡个人的观念中，或者说在其所处时代的舆论环境中，朝鲜王朝大概还没有出现必须尊奉南明帝统的意识。那么，这样一种意识是如何形成和被强化的，就成为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
孙卫国教授在介绍十九种朝鲜人的明史著述时，提到了南有容(1698～1773)编纂的《明书纂要正纲》,称该书“意在更正李玄锡之误，强调南明正统，记洪武元年到永历十三年史实”。南有容在《明书正纲序》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写作意图：“近世李氏《纲目》,又自附紫阳义例，而纪年止于崇祯，弘光以降，附见编外，下同僭国。虽其载事之详，用心之勤，大纲不正，曷足以为史?是书所为作，特正其纲焉耳。”尽管《明书正纲序》的确切成书年代不可考，但当不晚于1772年。南有容称自己编纂该书“盖十有三年而仅能脱藁矣”,也就是说至少在1760年前后，南有容就已经具有了明确的南明正统意识。
而在强调南明正统这件事情上，黄景源的表现比南有容更进了一步。相较于将南明作为正统纳入明史进行叙述的做法，黄景源决定编纂一部专门记述南明政权历史的史书，且书名直接题为《南明书》,这在当时士人中，可算得上是一种创举。黄景源曾于一封致友人书信中提及，他在出使清朝期间，“从皇朝世家子孙收拾永历十六年旧史遗闻”,并称这些资料对他编纂《南明书》有极大助益，黄景源出使清朝的时间为1755年，由此可知，他至少在1755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编纂《南明书》。
1740年，黄景源以翰林身份进入春秋馆供职，得见清朝官修《明史》,对他产生深远的影响，促使他开始致力于《南明书》的编纂工作。黄景源在一次与好友申成甫的书信往来中，回顾起自己编纂《南明书》的最初动机：
景源在史馆时，读张廷玉《明史·传》,至弘光、隆武、永历三先帝列于《诸王》,未尝不悲愤泣下也。昔孔子因鲁史记作《春秋》,周虽微，犹书天王者，明大义也。故僖公二十有八年《经》曰：“天王狩于河阳"，《殺梁传》曰：“为若将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昭公二十有三年《经》曰：“天王居于狄泉”，《殺梁传》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春秋》之义不亦严乎？夫三先帝承毅宗之绪，正位南方为天子以承宗庙，而廷玉列之《诸王》,是春秋之义不明也。景源欲著《南明书》,始自弘光元年讫于永历十有六年，以明大义。
黄景源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是编纂一部始自弘光讫于永历的单纯的南明政权史书，这在当时的朝鲜可算是前无古人之举。然而，在具体编纂的过程中，他却遇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文献资料不足。因此，他说自己“论次《南明书》者十五年”而“未能卒业”。此前，朝鲜士人编纂明史的方式，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方面的文献中辑录汇编，因此掌握文献数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编纂成果的质量。
黄景源给自己规划了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课题，但是，在当时朝鲜国内要真正找寻到与南明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是极难的事，诚如他自己所说：“自永历入缅以来，士大夫出七星关奔井亘者不可胜数。本邦山川在中州万里之外，属国史臣得南明行在事实，为尤难也。故景源虽欲论次，而不可得也。”因此，黄景源编纂《南明书》进展极慢，完全可以理解。
不过，情况总算是发生了可喜的变化。1755年，黄景源充任燕行副使，前往中国，更加幸运的是，在这次出使过程中，他收集到了一些南明历史记录文献。黄景源称这部分文献是“皇朝世家子孙收拾永历十六年旧史遗闻”，而从他另外一些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所谓的旧史遗闻，主要是一些南明人物传记类的资料。比如，他在给友人李天辅的书信中就列举了一些相关的人物传记资料：
夫桂林、梧州之间，其烈士不见于史有邓凯者，善用长矛，重百斤，能刺人于马上，疾如鸷鸟。奉诏书护卫皇子，赐金币，进右都督。帝在阿瓦，凯进曰：“国君死社稷，此大义也。今陛下不死社稷，其于毅宗皇帝何?”因叩头泫然泣下。及被执，五日不食犹不死。闻帝崩暴骸中野，乃泣血提筐拾之。滇父老无不感动，各助金钱，遂葬于囊木河上。
有魏豹者，好游侠，往来江、淮，交天下豪杰之士。弘光元年直内殿，勇冠三军。隆武初进总兵官，永历元年与大学士吕大器定策有功，诏拜为靖东将军，进爵国公。及天子出奔永昌，马惟兴劝豹亡去，豹谢曰：“吾辈皆去，何忍使天子独行邪?”流涕不去，从入缅，日以恢复为事。会缅人诈盟，杀文武四十余人，豹手刃力战死之，时年四十四。
有陆苏者，年十一，毅宗皇帝弃群臣，白衣冠哀临七日，如成人。弘光元年，南都陷，遂毁巾衫、焚笔砚，迁于水次，驾扁舟漂泊海滨三十年，誓不履岸，冠婚皆在舟中焉。惟日日投网得鱼，令童子入市易米以自给。风雨之夕辄系棹仰天恸哭，呼毅宗皇帝不辍。其卒时遗命家人葬于海岛，曰：“我死，无令魂魄游中土也。”
有赵叔济者、焦润生者、林行帜者、钱邦艺者、杨志达者、李若练者、王玉藻者、费经虞者、薛大观者之仁之勇，亦干城之士也。诚使九人佐先帝奋扬威武，则何患缅国之不臣顺而明室之不匡复乎？
黄景源对自己在出使过程中获得的旧史遗闻资料，感到如获至宝，按照他的既定设计是希望编撰一部纪传体的《南明书》,其中本纪部分并不难，因为完全可以从官修《明史》中摘取史料。真正困难的恰恰是列传部分，因为官修《明史》中，属于南明政权人物的列传不仅不够多，而且几乎都是些众所周知的大人物，他则希望自己编的列传能够尽可能收入一些小人物的传记，而他这次出使获得的资料，恰恰都属于这一类人物传记资料，这让他不禁觉得是天意要助其完成《南明书》的編纂：
始张廷玉撰次《明史》,永历大臣大学士瞿式耜、大学士吴贞毓、大学士严起恒皆得立传，而独于士之微者不著也。有如景源不入关，则永历诸臣本末莫之得也，又何以成《南明书》乎?往者足下所为序称景源著本纪以存皇统，然永历贤士大夫为天子死于大义，而湮没不见于史，则景源虽著本纪，不足为一代全书而传于后世也。然则景源入关内而得明事以成此书者，岂非天哉？
最后，黄景源终于完成了他的《南明书》,其篇幅为三本纪、四十列传。然而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这部《南明书》。
有趣的是，在中国，曾经有人提到自己读过朝鲜人编撰的《南明书》。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中记载：“《南明书》,朝鲜佚名撰。按：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砦)纪事》鄂寨(砦)续编注引《春在堂随笔》云：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云云。”该条材料指向了晚清民国的士人王葆心(1867～1944),其在《蕲黄四十八砦纪事》中所述原文是：“吾观朝鲜人所为《南明书》,其中书法实以正朔予安、绍诸帝而外本朝。其书法予夺，均本此义。可见朝鲜人乃以中国正统自居，而以清代为闰位也。”由此可见，王葆心曾经读到过朝鲜人所著《南明书》。但是该《南明书》是否即为黄景源所著之书，尚无法断定。
四
结语
朝鲜王朝士人黄景源，平生以文学造诣与坚守尊周大义见称，历仕朝鲜英祖、正祖两朝，在士林中地位尊崇。他通过撰著《南明书》,为朝鲜士人树立了一个尊奉南明正统的标杆。从后世朝鲜士人明史编纂的表现来看，他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其后，由朝鲜正祖亲自主持编撰的《明季提挈》、赵彻永编撰的《续明史》、洪奭周编撰的《续史略翼笺》等明史著作，均将南明政权作为正统纳入。此外，朝鲜正祖时期另一位著名的尊周学者成海应，在整理汇编了大量明遗民史料之后，也试图追随黄景源的脚步，编纂一部南明专史，由其文集中留下的《南明书拟稿义例》一文可见一斑。
南明的历史，对于朝鲜士人来说，本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存在，但它竟然能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成为一部分朝鲜士人关注的热点，这种现象对于不熟悉朝鲜历史的人可能真的难以理解。事实上，在朝鲜王朝的语境中，南明史更像是一个工具，士人们利用它想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强化自身所谓“尊周思明”的态度和立场，而强化这样一种立场的有益结果，便是可以帮助朝鲜王朝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隔绝来自外部世界(清朝中国)新的影响。而这种隔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守护，在朝鲜士人笔下，称他们守护的是“中华”的精神，而在我看来，他们守护的本质上是自己的民族精神。由此观之，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朝鲜，南明史最后都指向了民族精神这一归宿，这可算得上是一种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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