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有人”：
越朝诗文中的冯克宽形象
作者简介
刘玉珺
刘玉珺，扬州大学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越书籍交流研究（多卷本）”首席专家，入选四川省第十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负责人。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3项，以及其他各类科研项目十余项；荣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3项；代表性学术著作有《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四库唐人文集研究》《越南汉籍与中越文学交流研究》等。
内容提要
在强烈的民族意识驱动下，曾出使明朝的越南使臣冯克宽被其国官修史书和古代文学作品塑造成了知识阶层的杰出代表和诗赋外交的典范。冯克宽的诗赋外交在越南汉籍和朝鲜燕行录中的记述，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展现了朝越两国渴望实现“国中有人”的相同愿望，但二者的思想基础却有所不同。越南对中原王朝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背离并存，使得相关的汉语文学叙事往往回避现实世界里因宗藩关系而造成的政治不对等，以空间方位代替政治指称，将中越两国置于南北平等的语话架构之中。同时又往往忽略历史真实，通过虚构诸多文化争胜的故事情节，向处于中华文明优势地位的他者传达自己的文化理想。
关键词：越南 冯克宽 南国有人 文化理想 朝鲜
明代是中越外交往来逐渐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从洪武年间，明朝就与越南[1]陈朝开始了使节往来。越南所派使臣多为朝贡、请封、告哀、谢恩、庆贺，而中国所派使臣多为行册封、赏赐、吊祭、议事、宣谕之职。明太祖曾因陈朝“朝贡无节，实劳远人”，限制过越南进贡的次数，不过从洪武十年（1368）至崇祯十年（1637），越南仅仅是遣使入贡就高达79次。[2]另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明代，明朝派使赴越有30多次，而越南派使如明则达一百余次。[3]可见，有明一代，两国有着非常频繁的外交往来。外交互往也成为了中越，乃至整个东亚汉文化圈文学交流的重要途径。较为遗憾的是，关于明代中越诗赋外交往来留下的史料并不多见，以赴明越南使臣来看，唯冯克宽一人流传有燕行录，他也是现存燕行录最早详细记载了与朝鲜使臣有过深入交往的越南使臣。冯克宽因为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使中国的经历，被越南官修史书和古代文学作品塑造成了诗赋外交的典范，与他相关的叙事文学作品展现了越南古代文人长久以来的所渴望实现的文化理想，以及越南古代汉文学热门题材的形成过程。有鉴于此，本文拟从诗赋外交作为切入口，对越南使臣冯克宽及其文学形象的历史意蕴作一番较为细致的考察。
一、冯克宽其人及其出使的历史事实
在越南文学史和外交史上，后黎朝冯克宽（1528—1613）因其出使中国而声名赫赫。冯克宽字弘夫，号毅斋，越南山西石室县冯舍村人。关于他的生平，越南典籍多有记载，其中不乏小说家言，但部分重要史实，各书记载一致，以《人物志·太宰梅郡公录》记载最详细。冯克宽“生于戊子年正月日”，“癸丑年，公八十六岁，卒，赠太傅。丙辰年又加赠太宰。庚申年加赠封上等福神。今有传神像在祠堂，冯舍社二村同奉事”，[4]其生前身后都享有颇高的地位和声誉。
关于冯克宽的科举和仕宦，《太宰梅郡公录》记录曰：
壬子年，黎皇帝开乡试科，公年二十五，试中三场。丁巳年，公三十岁，秋试中四场，再从征讨。庚辰光兴三年，公五十三岁，会试中第二甲进士出身，参军国事，谋除逆莫。……至壬辰年，收复京城，公时已六十五岁。天下初平，奉给冯舍社为寓禄，封竭节宣力功臣，特进金紫荣禄大夫，清化义安等处赞治承政使。乙未年，升工部左侍郎。丁酉年四月日，奉命北使，时公年七十。[5]
依上引文，冯克宽曾在1552年、1557年两次参加乡试中格，却经过二十多年，直到1580年会试才登第中进士。这与冯克宽身处黎、莫两个政权纷争的乱世是有密切关系的。冯克宽于1597年，即万历二十五年出使明朝一事，《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云：
命工部左侍郎冯克宽为正使，太常寺卿阮仁瞻为副使，如明岁贡，并求封。克宽至燕京，适遇明帝万寿圣节，克宽上拜贺诗三十首。明武英殿大学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张位以万寿诗集上进，明帝御笔批曰：“贤才何地无之，朕览诗集，具见冯克宽忠悃，殊可深嘉笃美。”即命下刊板，颁行天下。于是朝鲜国使刑曹参判李晬光为之作序。[6]
《大越史记全书》成于众手，就正和本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而言，外纪五卷和本纪十卷黎朝史官吴士连之手，完成于洪德十年（1479）年。黎玄宗景治三年（1665）范公著续写黎朝国史，将自己编撰的“本纪实录”五卷、“本纪续编”三卷，与吴士连所作十五卷合编为一书，记载了冯克宽事迹的这一部分则出自范公著之手。万历皇帝嘉奖冯克宽一事，不见著于中朝史籍，却被越南汉籍不断追述、演绎。《太宰梅郡公录》还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冯克宽才华出众，“诸国使臣各献诗一，公独献诗三十一首”，[7]明确地将其置于整个汉文化圈之中，以数量的优胜凸显他的诗赋之才，以此表明冯克宽不仅在本国出类拔萃，而且在明廷朝堂上也远超诸国使节。
《人物志·太宰梅郡公录》与冯克宽的别集《梅岭使华手泽诗集》皆收录了冯克宽的贺寿诗三十一首，比《大越史记全书》所云多了一首。这些诗歌均为七言律诗，试举第二十五首，以一斑而窥全豹：
冀江水碧冀山青，拱抱尧畿地气灵。长日昭回皇极殿，众星环绕紫微庭。
南方茅贡供常职，西母桃盘献寿龄。惟圣即天天即圣，愿天永卑圣康宁。[8]
诗歌首联套用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蜀江水碧蜀山青”，从大处落笔描绘天子所居之地的环境，意在将之比作尧帝，颔联将视角缩至帝王的具体住所，颈联以蟠桃献寿表达贺寿之意，尾联是对天子的祝颂。全诗采用了典型的祝颂诗写作模式，强烈的谀美色彩体现了作者欲以诗取悦于人的功利性目的。
若从整体综合来看，这组诗歌具有如下形式上的特点：一是整组诗歌依次采用平水韵的上平声十五韵和下平声十五韵。从第二首诗歌起，别具用心地将平水韵平声三十个韵部的首字作为诗歌起句的韵脚，即各诗起句的末字分别为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寒、删、先、萧、肴、豪、歌、麻、阳、庚、青、蒸、尤、侵、覃、盐、咸。这不仅体现出了冯氏心思细腻、用力颇深，而且押阳平五微、十二文、十五删，阴平九青、十蒸、十三覃、十四盐等窄韵、险韵，显露才学的意图鲜明。二是大量地使用复辞的修辞手法。复辞在《诗经》中即有广泛运用，到了唐代近体格律诗走向成熟之后，复辞式对偶也随之发展，类似的句式均可见于冯诗。有一句诗歌中一字重复三次的类型，如“九春九夏九秋冬”（其三）、“重辉重润又重光”（其二十三），与李白《宣城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月三日忆三巴”相类；又有更为复杂的复辞式对偶，如“以雅以南沾盛宴，若民若物囿春台”（其十一）、“如今如玉昭王度，于鼎于甌奠国盘”（其十五）等。还有在一句诗中形成回环式复辞，如前文列举的“惟圣即天天即圣”即是一例；在一联诗中形成顶真式复辞，如“仰惟帝量同天地，天地长存帝福存”（其十四）。可见，这组诗歌是冯克宽精心结撰的心血之作，体现了他较为娴熟的汉诗技艺。
不过，这组贺寿诗是否如《太宰梅郡公录》所述一般，在明朝为冯克宽赢得了显赫声誉呢？阮公宝编纂的《苏江志始》对此颇为肯定：“仍差冯克宽为陪臣，奉往岁贡，以专对之责。克宽善于辞章，声价甚高，而天朝起敬。”[9]文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认定冯克宽因善于作诗而赢得了明廷的尊重。其实从诗歌本身的创作水平来看，这有可能只是越南古代文人的美好期许。
应该说冯克宽的贺寿诗并未达到令“天朝起敬”的水准。首先，这组诗歌乃预先拟构，而非外交场合的即兴创作。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初克宽以万历二十五年四月过关，至十月到燕京，拜谒明帝”，[10]错过了万历皇帝阴历八月十七日的生日，是诗乃事后补献。尽管诗歌在用韵和辞藻方面所花心思较多，但投赠对象和主题都很明确，写作有规范和套路可循，很难反映出优秀使臣所应具备的专对之才。其次，这组诗歌在艺术上并不出彩。修辞手法运用得当，可以提升诗歌的表现力，过度使用则落入了前人窠臼，成为了诗法技艺的卖弄。据笔者统计，这三十一首诗有二十多处采用了复辞句式。尤其是第二十四首，八句中竟有“并三才立位成位，照四方行明继明”“斯民斯世何多幸，兴太平风颂太平”[11]四句用了复辞的修辞手法，通篇滑易，反而远离了古人所称赞的“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杜甫）、“南陇鸟过北陇叫，高田水入低田流”（梅尧臣）诸诗[12]语意高妙的境界。其次，尽管冯克宽所作诗歌数量远超于他人，却过犹不及，一些意象、词汇、典故反复出现，充斥着陈词滥调。例如名词尧、舜、四海、天地、太平、南山、西母，数词一、三、千、万等反复使用；又如“黄发老臣陪盛宴”、“受赐小臣齐祝圣”、“下臣忝奉南来使”、“小臣忝预佥香使”“小臣愧乏千秋鉴”[13]等口吻和句意也是大同小异，明显表现出才力不足、诗作格调不高的缺点。
显然，冯克宽贺寿诗的功利性政治意义要更重于彰显本国文教水平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下来审视冯克宽的出使。《大越史记全书》对这次出使还有补充记载：
先是，使臣冯克宽等赍贡物及代身金人、沉香、象牙至燕京，上表乞修职贡。明帝见表大悦，复诏封帝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管辖南国土地人民，及赐安南都统使司银印一颗，使冯克宽等赍敕书回国。克宽乃上表曰：“臣主黎氏，是安南国王之胄，愤逆臣莫氏僣夺，不忍负千年之仇，乃卧薪尝胆，思复祖宗之业，以绍祖宗之迹。彼莫氏本安南国黎氏之臣，弑其君而夺其国，实为上国之罪人，而又暗求都统之职。兹臣主无莫氏之罪，而反受莫氏之职，此何义也，愿陛下察之。”明帝笑曰：“汝主虽非莫氏之比。然以初复国，恐人心未定，方且受之，后以王爵加之，未为晚也。汝其钦哉，慎勿固辞。”克宽乃拜受而回。[14]
这段文字记录了冯克宽如明进贡、请封的经过。黎圣宗之后，越南整个封建社会就从鼎盛走向了衰落。从1498年起，此后短短的三十年间，皇位经历了六次更迭，社会动荡。莫登庸于嘉靖六年（1527）成功篡夺了黎氏皇位，改元明德。嘉靖十一年（1532）阮淦等人拥立黎昭宗之子黎维宁称帝于哀牢，后迁到清化，与莫氏政权对峙，正式形成了越南南北分治的局面。黎莫双方都曾试图通过向明朝进贡，以争取明朝的承认，从而确立己方政权在国内的合法地位。嘉靖十五年（1536），黎氏派使臣郑垣从云南入明，恳请明朝出兵讨伐莫登庸。尽管明朝对于是否要出兵讨伐莫氏，一直议而不决，却一直在边境积极备战。嘉靖十九年（1540），内忧外患的莫登庸迫于明朝的威慑，率众入明，并递上降本。明朝也因其戴罪之身，仅授予莫氏都统使之职，为此明世宗下谕曰：“今革去安南国号王封，特授尔都统使之职，赐从二品衙门银印。”[15]
从万历十一年（1583）开始，莫氏政权走向衰落，黎氏逐渐复兴，并重掌越南大局。具体处理中越两国外交事务的广西地方官提出了“不拒黎，亦不弃莫”政治策略，并得到朝廷的支持。[1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克宽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入明朝贡，并为黎世宗请封。明朝尽管承认了黎氏政权的合法性，却没有恢复其安南国王的封号，仅仅参照此前对莫氏的册封，授予黎世宗“都统使”的名衔，赐银印一颗。虽然《大越史记全书》记载了冯克宽对此上表力争，以“明帝见表大悦”等细节描述，有意营造出了明朝对黎氏政权颇为友好的氛围，但从结果来看，冯克宽并未完成外交上的政治使命。换而言之，他精心撰写的贺寿诗未曾为实现政治目的起到任何助力。时任广西左江副使的杨寅秋有《谕交南夷使冯克宽》一文云：“疏草来阅，天恩深重，天威震肃，整点毋忽略。至本道绥怀汝国，三年来披肝露胆，不欲费汝国槟榔半咽。”[17]公文中的倨傲语气显露出明朝作为宗主国对黎氏政权居高临下的真实姿态，丝毫看不出明廷相较于莫氏更看重黎氏的立场，也与《大越史记全书》所记明帝“见表大悦”，笑着解释“汝主虽非莫氏之比”的和蔼态度大相径庭。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有时间可考的，最早明确记载了冯克宽出使事件的《大越史记全书》属编年体史书，作者范公著没有将冯克宽与明帝的对话系于他出使的这一年，而是在记录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二月初六日，实际掌权的郑松“差候命官杜汪等先备仪注礼物，至镇南交关迎接北使”[18]时才加以补述。可见在史官眼里，冯克宽以贺寿诗折服各国使臣，得到万历皇帝的嘉奖，为国赢得声誉，才是他此次出使最值得追记的事件，又以官方的立场肯定了他使明的历史功绩，冯克宽由此赢得了身前身后名。黎光兴二十二年（1599）二月二十七日，“以工部左侍郎冯克宽为吏部左侍郎，封梅岭侯”。[19]此后由黎僖编写的《大越史记全书》续编乾隆五年（1740）条，记载时人将如清使臣范谦益比之为冯克宽，予以褒奖曰：“谦益文章德行，为时模楷。使燕增重国体，人比之冯克宽。”[20]至此，冯克宽已然成为越南使臣的典范。
二、冯克宽“两国状元”文学形象的文本建构
《大越史记全书》所记载的这次诗赋外交，被越南各类典籍不断地强调、增衍，最终构建出了一位才华横溢，凭借诗赋外交力压诸国，有着“两国状元”之美誉的越南使臣形象。这一形象的建构经过了三个维度的塑造。
首先，采用越南玉谱[21]描写所奉祀神灵的笔法和套式，将其神化。在越南古代文人的笔下，著名历史人物从出生开始就被赋予神异的色彩，少儿时期即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天分等，预设其一生的杰出乃天命所授，冯克宽也不例外。《太宰梅郡公录》记载其曰：
公生于戊子年正月日，啼声长而大，有一乡老来闻之，谓人曰：“此子不凡，他日必成令器。”公质颖悟，性真率，闻见甚敏，书籍酷好。会众戏游，亦有节止。九岁能议戒色挽，十六岁颇擅诗名，有《言志诗集》，深识时机，预知国运。[22]
关于冯克宽幼年的出类拔萃，《老窗粗录》的描写更为夸张，云其幼时就有不同于普通孩子的品质：“声洪目秀，手骨不凡。五六岁时，屹如大丈夫品量。”又借其父母之间的对话，以展现他的天资高于常人：
夫人喜告公曰：“全赖阴功，幸我有子。察儿色质，不类凡儿。公宜教以读书，以观其立志。万一彼苍不负，幸遇其时，扶大厦于将颠，补穹囚于既系，愿足矣。妾又囗术教子成名，郎君亦无遗憾。”[23]
《大南奇传·冯尚书传》更是继承了越南神迹的民间叙事传统，将其出生神化为某神童之转世：
每自家赴京，憩耕云桥。有老人，年七十余，每见公即掩面大哭。公召问故，老人曰：“癃老无知，万望长君恕罪。敢以实对。”公曰:“第言何害？”老人曰：“臣观长君形貌，手足，面傍有痕，酷似老人之子，十分无异。是以见贵人而思及子耳。”公曰：“老之子死何年？”对曰：“屈指计之已四十年矣。”公曰：“老之子前有学否？”对曰：“老亲二十岁生得一男，长六七岁，以神童名。及十三岁，应考稍通，擢山西处首选。末及，入试场而死。”公曰：“今有书籍颇存乎？”对曰：“尚留二箧，极心怜子，犹自珍重。”公命取来一卷，看则字迹与公正无异。诗文赋六，皆公口气 。公以为奇，遂命迎回养为义父。[24]
类似的片断还见于《听闻异录》《本国异闻录》《大南显应传》等书，这固然只是小说家的虚构，但在通俗文学中反复以这样一种简单的文学形态和模式来塑造冯克宽的形象，可见他不仅超越了官方正统文化，还在世俗民间的认知里成为了历代杰出文士的样板。
其次，夸大与增饰冯克宽出使明朝这一普通历史事件，将其提升到以才智赢得民族自信、捍卫国家尊严的高度。这对于冯克宽“两国状元”形象的塑造起到了最为直接的核心作用，相关的汉文学文本则充斥着浓厚的政治意味。从前引文可知《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冯克宽被明帝嘉奖一事时，并没有提到他被授予“状元”的封号，然而《太宰梅郡公录》转述《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后，特地加了一句“因赐‘南国状元’等字以荣之，给之冠服”，又有小字注曰：“故俗号为‘状冯公’。”[25]收录《太宰梅郡公录》的《人物志》是一部记录越南著名历史人物行状，同时还兼录诗文的著作，其编撰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虽然虚构了冯氏“南国状元”之名，但把叙事框定在一定史实范围之内，毕竟在越南本土冯克宽并未摘得状元之冠，他仅中二甲进士。
在章回体小说《越南开国志传》里，冯克宽文学形象被塑造得更为丰满，他的“状元”之名从偏远南国远播至中央王朝，获得了“两国状元”的美誉。小说描写冯克宽出使之前的事迹，就为他赢得这一美誉作了铺垫，指出他“生得聪明慧智，识量过人，有诸葛、刘基之才，颜、曾、思、孟之学。文章冠世，胆略超群，真当世之状元也”。[26]接下来描述他与明朝天子对话，《越南开国志传》云：
明朝天子见冯克宽面丑体卑，笑曰：“昔日沐晟、张辅在安南，回言南邦人才济济，豪杰彬彬，今使者克宽到此，料已选择精矣。人才之盛，可以见矣。”遂问冯克宽曰：“汝于南邦，官居何职？”克宽奏曰：“臣在南邦应试，幸中状元，封为户部尚书之职。”
冯克宽出使时实际官职仅为正三品工部左侍郎，这里为了与他状元的身份匹配，将其官职虚抬为正二品户部尚书。
为了进一步展现冯克宽的才华，小说还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三复”的情节组织模式，虚构了三组机智对答。第一组是冯克宽回答了明帝的天下事何谓易，何谓难，饮食何为美味，玩器何为宝物之问。第二组是明帝命人制作假雀置殿前竹丛之上，问冯克宽是否识得此雀。冯克宽则将假雀摔坏，昂然回奏，以竹子比作君子，将雀比作小人，以喻上国君主怠慢臣下。如果说第一个回合的较量只是展现了冯克宽的才思敏捷，那么第二个回合冯克宽不仅在口头言语上占了上风，而且将对答上升到维护国家尊严的层面。第三组是冯克宽凭借母子天性，轻易分辨出两匹马孰是母孰是子。这既从汉文化的角度，也从生活的层面，再次渲染了冯克宽的聪明才智，使小说具有了一波三折的艺术效果。
《越南开国志传》对于明廷反应的描写，也是层层深入。冯克宽从容地回答完明帝的三个问题后，小说描写到：“明朝文武称赞不已，帝曰：‘南邦使人，面体丑陋，言语如流，吾试观之，辨其才也。’”小说先抑后扬，前文描写冯克宽的长相丑陋只是一个铺垫，不过是为了显示出明朝以貌取人的浅薄。冯克宽将竹子、雀分别比作君子和小人之后，明帝的反应是“面有惭色，默然不语”，朝廷百官则“各自骇然，皆褒称不已”，进一步显示出冯克宽聪明绝顶，达到了让人大为惊讶的地步。在三个回合的机智对答全部结束时，明帝“甚奇之”，“意欲苦留”，最后“诏勅封冯克宽为两国状元”。小说至此也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两国状元”的人物形象塑造。[27]
再次，将外交的场景从中国移植到越南本土，夸饰、虚构的空间得到了转换和扩展，并鲜明地体现出了“南国有人”的文化追求和自主意识的勃发。《南天珍异集》写道：
时北朝占天星，相位有缺，御颁青缎一匹，内着“青翠”二字，遣使牒送本国。朝臣会议，经十余日不辨，奉旨差官就𣒣鹘处召还。公奏云：“余久居深山不问国事，乐与禽兽为伍，羞于入朝面君。”再奉旨差官载回，公即辨“青翠”二字为“十二月出卒”字。北国知其我南有人，由是得安。[28]
冯克宽熟稔中国民间颇为流行的拆字游戏，这一文字知识被拔高为“南国有人”的明证，《老窗粗录》《南天珍异集》《听闻异录》《人物志》等多种越南典籍都记述了类似的情节。其中《听闻异录·梅岭侯成母志录》将这个情节写得更详细，在冯克宽解出“十二月出卒”后，与北使还有一段言语的交锋：
上命撰来文，远知天旨，即日送之渡河见客，入见坐定，北使责之以公干，辞色俱厉。公止优游谈笑、吟风弄月而已，未曾说到北事。北使复责之曰：“某以公事来，而君以闲谈泛应，得非有他私乎？”公乃从容对曰：“小国偶罗厄运，贡道不通，垂十六年，不得见皇华一面。快睹瑞麟，辱临敝邑，举国君臣，不能庆贺，姑且暂留玉趾，聊写渴尘。至于出卒之期，处分已定，不须频频说道。”回出来文，自袖中呈于坐右。北使见之自服。[29]
这是《越南开国志传》两国斗胜模式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不同的是，《越南开国志传》中的冯克宽，以南国状元倾世之才折服了明朝的满朝文武，尚有对“诵《诗》三百，使于四方，可以不辱君命”这一使臣精神的理想呈现，上文所引却是在本土语境和强烈的民族自主意识之下，对于“国中有人，北人叹服”这一文化构想的文学表达。二者的共同点是都偏离或忽略了中越外交关系的历史真实，对中越邦交关系进行了一番具有越南民族特点的文学想象与书写。
三、“东国有人”的反衬：朝越诗文互往中的冯克宽
冯克宽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出使中国一事，同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李睟光的著作也有相关记录，见于李睟光《芝峰先生文集》卷八《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下文简称《问答录》）。李睟光（1563—1628），字润卿，号芝峰，朝鲜全州人，朝鲜李朝实学派的先驱。万历二十五年（1597），时年35岁的李睟光以贺圣节使兼进慰使身份第二次出使明朝，因而与冯克宽有了笔谈和诗文交往。其中李睟光为冯克宽的贺寿诗所作的序文在越南广为流传，全文如下：
夫天地有精英清淑之气，或钟于万物，或钟于人，故气之所钟，扶舆磅礴，必生环奇秀异之材，不专乎近而在乎远，不禀于物则在于人焉。吾闻交州，南极也。多珠玑金玉、琳琅象犀之奇宝。是因精英清淑之气，特钟于彼，而宜有异人者出于其间，岂独奇宝乎哉？今使臣冯公，皤然其发，臞然其形，年七十而颜尚韶，译重三而足不蠒，观礼明庭，利宾王国。其所著万寿庆贺诗三十一篇，揄扬叙述，词意浑厚，足以唾珠玑而声金玉，亦岂所谓异人者哉？噫！大明中天，圣人御极，惠怀四溟，威怛九裔，巍巍荡荡，轶周家之盛，宜乎白雉呈祥，黄耈向德。今子之来，抑未知天果无烈风，海果不扬波，如曩日成周时否耶？若然，则吾子即古之黄耈，而斯诗之作，祥于献雉远矣。古有太史氏采风谣，以弦歌之。又安知吾子之词，不编于乐官，而彰中国万世之盛也欤？不侫生在东方，得接子之话、观子之词，怳然飙车云驭，神游火海之乡，足涉铜柱之境，幸亦大矣！其敢以不文辞？是为序。[30]
是序亦见载于冯克宽的别集《梅岭使华手泽诗集》，文辞略有不同，表达的意义并无根本区别。全序对冯克宽极尽褒奖之辞，不仅直白地称赞冯氏虽然年过七十容颜却不显衰老，而且对冯氏的贺寿诗也以“词意浑厚，足以唾珠玑而声金玉”大加赞扬，又以周公时越裳氏献白雉之事比之，称冯诗所涵祥瑞更甚于白雉。
单从这篇序文看来，未完成政治外交使命的冯克宽似乎已赢得了同属于藩属国的朝鲜使臣的肯定，甚至连安南这个在明朝心目中，地位不如朝鲜的南陲小国，也因为冯克宽而获得了人杰地灵的赞誉，从而实现了长久以来越南使臣一直所秉承的“扬声名于当朝，垂休光于异域”[31]的政治抱负。曾于万历八年（1580）十二月如明岁贡的越南士人杜汪在《梅岭使华诗集序》中称赞冯氏：“天皇帝奇其才，相国公爱其能，而余辉剩馥，亦起敬于邻国之使，其斗南第一人物乎！”[32]因而，不仅越南多种典籍收录了这篇序文，朝鲜使臣序诗这一事件还被相关的文学作品加以发挥，成了塑造冯克宽这一越南理想士人形象的关键素材。如《老窗粗录》以小说笔法描写某阮姓尚书见冯克宽画像的情景：
但见皤然白发，俨若朱颜，头顶法冠，身穿象服，儒家四宝，种种具陈。酷肖老臣象貌。阮公乃盥手焚香，□向前拜礼，重修舟艧，厚遗遣还。原来阮公于前夜四更末，梦见一隶告云：前朝相公来见。未及迎接，公遽觉起，乃唤门童嘱曰：“来日有何人来谒，引来告见我。”逮旦，他果携公传神像轴来，阮公看果，语家曰：“冯公正气，山岳钟灵，经今风火不常。精神如生，平生如此自许。今日显圣又如此。我读冯公诗集，见高丽使臣季晔诗序称曰，昔人果不谬哉！”[33]
引文中的“高丽使臣季晔”当为朝鲜使臣李睟光之讹误。这一段文字以后辈虔诚的口吻，展现了冯克宽在越南历史文化中的卓然地位。倘若结合更广泛的史料，却不难发现，冯克宽这一彰显了“南国有人”文化理想的光辉使臣形象，仍不免是越南士人一厢情愿的理解与想象。
李睟光为冯克宽所作序文之后，另有一文描写冯克宽及越南使团曰：
使臣姓冯名克宽，自号毅斋，年踰七十，形貌甚怪。涅齿被发，长衣阔袖，用缁布全幅盖头，如僧巾样，以半垂后过肩焉。其人虽甚老，精力尚健，常读书写册不休。若值朝会诣阙，则束发着巾帽，一依天朝服饰，而观其色，颇有蹙额不堪之状，既还，即脱去。一行凡二十三人皆被发，贵人则涅齿，下人则短衣跣足。虽冬月赤脚无袴袜，盖其俗然也。其寝处必于床上，不为炕突。其饮食略如华人而不精洁。其服多绫绢，无绞锦绵絮之衣。其状率皆深目短形，似猕猴之样。其性颇温顺，略知文字，喜习剑技，其法异于《纪效新书》，欲令军官辈学习，则秘而不教。其言语类倭而用合口声，其中解汉音者只一人，以汉译或文字相通。其国俗书则字画甚异，殆不能解见矣。[34]
这段文字充满了李睟光对冯克宽及其使团的轻视。[35]序文中“皤然其发，臞然其形，年七十而颜尚韶”的冯克宽实“形貌甚怪”，甚至连冯氏的衣着也是鄙俗的，尤其是“值朝会诣阙，则束发着巾帽，一依天朝服饰，而观其色，颇有蹙额不堪之状”一句，看似只是对冯氏不习惯大明衣冠的实写，实则故意贬损安南使臣粗陋，无法融入到中华先进文明中来。接下来还从生活习惯、外貌、语言、文化素养等多个方面，将对冯克宽一个人的鄙视扩展到对整个安南使团的贬低，用不客气的口吻指出安南人饮食“不精洁”，衣服的质量较差，懂汉语的随员只有一人，[36]文化水平也仅仅只是“略知文字”，最为刻薄的是称安南使团成员长相“深目短形，似猕猴之样”。
前文指出，《大越史记全书》所记载的冯克宽于万历二十五年出使，是因撰有三十首贺寿诗而赢得了明帝的嘉奖，也由此李睟光才为之撰写了那篇满是赞美之辞的序文。然而以诗赋之才在越南扬名后世的冯克宽，在李睟光笔下却只是一个谦卑平庸的普通文人。《问答录》记载了朝鲜使臣序诗的另一种描述，兹引如下：
初欲观其文体如何，试制长句以送，则使臣辄和之，因此往复累度。使臣每见睟光等所为诗，击节称赏曰：“文章高了，自后必称大手笔。”盖以他国之文，过奖如是也。使臣且请曰：“不侫有万寿贺诗集。敢请使公序其端。以沾大手笔泽云云”。求之甚恳，屡辞不获。遂作书赠之，使臣致序曰：“喜见使公诗序，词藻烨然。过情之誉，窃自耻之。多谢！多谢！”[37]
在这段回忆文字中，李睟光对冯克宽的诗才无任何正面评价，反借其之口夸耀自己文章出众。对于冯克宽与李睟光之间“往复累度”的唱和，也仅有一句看似客观的简单叙述，与冯氏对李睟光诗才的极力褒扬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然在李睟光笔下的朝越诗赋外交中，以冯克宽为代表的越南使臣不过是朝鲜使臣标榜“东国有人”的陪衬而已。
李睟光对冯克宽的轻视背后实为对安南国的鄙夷。《问答录》收录有六组二人的唱和诗，诗中李睟光以“万里来从瘴疠乡，远凭重译谒君王”、“来因献雉通蛮徼，贡为包茅觐象舆”、“蛮馆旅怀无竹叶，瘴江行李有蓝舆”、“闻道交南俗，民居瘴海堧”、“水毒跕飞鸢”、“沙边饶蜮弩”[38]等诗句，不留情面地暗讥越南乃地偏路远、落后荒凉、毒虫横生的瘴乡恶土。李睟光的贺寿诗序文称安南“多珠玑金玉、琳琅象犀之奇宝”，唱和诗却又云其“山出异形饶象骨”，安南盛产象骨，无非是因为山形地貌皆怪异；“犀珠旧认蕃方货”，安南的贡品犀珠不过是蕃邦货；“象自村童驭，香随贾客舡”[39]，象牙、香这些安南向明朝廷进献的贡品，其实是村童常见，商贾就能随船载售的普通之物而已。李睟光所记录的笔谈，更是借冯克宽之口宣扬了朝鲜为“文献之邦”的骄傲与自豪，《问答录》云：“使臣曰：贵大国旧称文献之国，贱国非敢望也。”其后还有小注曰：
朝会时，我国使臣为首立于前行，安南使臣次于后行。相接之际，每致恭逊之意。[40]
在明朝重要的礼仪场合，一向以朝鲜为首，作为安南正使的冯克宽在正式场合中持恭逊的态度，属于正常的礼仪规范。而联系上下文读来，字里行间却透露着李睟光的优越感。其他的朝鲜使臣为《问答录》所作的序跋也表达了类似的态度和自傲，如车天辂云：“我先生年甚富，文甚高，才德又甚优。虽使上国之人当之，不多让。况于日南老也何有？”郑士信则曰：“章我东之文献，振大雅于蛮貊。”[41]在这场难得的朝越使臣相会中，冯克宽不但没有像越南文人所想象的那样，曾为安南赢得了“南国有人”的声誉，反而成为了李睟光等人用以传达朝鲜士人“东国有人”、朝鲜国为“文献之邦”等文化理想的最佳配角。
四、“南国有人”文化理想的产生：文化认同与政治背离
在明朝的宗藩关系中，中国最重要的属国便是朝鲜和安南。《明史》将朝鲜和安南分别排在外国列传的第一、第二位。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都受到中华文明的熏陶，士人们都有在诗赋外交中表达“国中有人”、本国为“文献之邦”的强烈愿望。[42]在李睟光之前，朝鲜中宗二年（1507），申用溉送别奏请承袭正使卢公弼（1445-1516）时云：
我国之倚望于公者，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而中朝士大夫，亦知东国有斯人也，必将内服。然则公可谓天下之士也，非一国之士也。[43]
如果说这还只是送别者对于出使者的美好愿望，那么多次出使明朝，且与李睟光同时代的柳梦寅（1559-1623），对于为东国争胜、渴望能在明朝一展自身才学的愿望，则更能代表诗赋外交中当事人的心声。他说：
若余者，不烦象胥，语言无不通。如以青骡角巾彷徉天下，繇冀兖出青徐，历豫梁掠荆杨，出入乎邹鲁洙四濂洛，复游乎燕赵之间，以与夫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瑰伟俶傥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胆，结义气，使天下之人皆知东国有人也，则虽死吾不恨矣。[44]
从申用溉和柳梦寅的论述来看，他们达成愿望的方式是与中国杰出的文士作深入的交流，以展现自己出色的汉文化水平。遗憾的是，从嘉靖开始，朝鲜使臣的行动被限制在入住的玉河馆，制约了朝鲜使臣与中国士人的交流，而朝鲜对“人臣无外交”的遵循，更使“东国有人”的理想无法实现。[45]
显然，冯克宽和李睟光都不曾在与中国文士的交流中，为本国赢得各自所期待的声誉。但是他们及相关文人都没有错过这场朝越诗文酬唱所提供的历史契机。在以本国文人为读者的个人文集中，他们都采用了夸饰、变形的方式来呈现彼此之间的交往，以达到颂扬己方文化优胜的目的。冯克宽《梅岭使华手泽诗集》杜汪序称冯克宽“与朝鲜国使芝峰道人、金羊逸士往来鸣和诸篇，一吟一咏，愈出愈奇，可谓独步，才超古余波，德照邻者矣”。[46]在冯克宽的另一个燕行录抄本《使华手泽诗集》中，还有所谓的海东逸士与冯氏之间的唱和诗。这些以海东逸士、金羊逸士之名而被传抄的诗歌，用了与李睟光唱和诗相同的典故和意象，却将原作中贬低、讽刺安南的语辞进行了修改，从而将诗歌主题变为了称赞安南。有学者经过辨析认为海东逸士、金羊逸士有可能为虚构的人物。[47]
朝鲜文人则进一步渲染李睟光在越南的文化影响。《问答录》序跋中多次记述朝鲜士人赵完璧漂流至安南，见家家诵读李睟光诗一事，以此沾沾自喜，认为此事能使安南人知“吾东大雅之盛”、“吾东文献之盛”，其中郑士信所述较详：
有晋州士人赵完璧者，丁酉之变，为倭所抢去。尝自日本随商倭再至安南，见其国内人，家家传诵芝峰诗，若捧拱璧，如仰神人。以问于完璧曰：若既是朝鲜人，若知尔国李芝峰乎？相与啧啧不已，其歆艳倾慕，在在皆是。完璧近岁得返本国乡土，据其所见闻，有此云云。[48]
姑且不论这样的记载在越南现存的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支撑，仅就李睟光的汉诗水平而言，也未曾明显超越冯克宽，所谓的“若捧拱璧，如仰神人”，显然已夸张到让人难以相信的地步。[49]从越南的文献记录来看，安南对李睟光的了解只限于几首被润色、修改的唱和诗，以及那篇掩盖了他真实态度和文化心理的序文，安南文士由此误以为他们的使臣冯克宽在朝越诗赋外交中实现了“南国有人”的文化理想。
可见，表达与实现“国中有人”的文化理想并非越南文人独有的历史现象，但朝越二者的思想基础不同。朝鲜“东国有人”文化理想的基础是长久以来所形成的以“事大慕华”为核心理念的小中华思想。他们认同同为中华的明朝，在思想上极力主张“慕华”，历代朝鲜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乃至日常生活习惯、衣冠文明,皆以中国为本位；外交关系中对明朝奉行“以小事大”的原则，谨守番邦之责。[50]因此整个明代，中国与朝鲜皆保持着非常亲密和友好的宗藩关系，明朝也一直优待朝鲜，视之为藩属国之首。越南方面尽管在文化上同样认同中国，以儒家学说为官方正统思想，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选拔人才的标准。然而这种认同仅停留在取其长而为我所用的层面。在实践中，越南精英阶层更重视中华律典服务于社会现实的功用，并没有像朝鲜士林那样心悦诚服地将中华视为正统，以慕华为金科玉律。
从政治关系来看，相比较于朝鲜而言，安南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不算友好。越南长期以来自称为“大越”，从陈朝开始就曾以阳奉阴违的态度面对强势的元朝统治者，不理会元朝向安南诏谕的君长亲朝、子弟入质、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仍置达鲁花赤统治六事。[51]理论上各内属国都需遵守六事，然而元朝对安南的要求比高丽更严格，在《元史》诸国列传中，六事仅见于《安南传》，尤其是为了应对“君长亲朝”的要求，安南还发生过以宗亲代替国王前往大都的事件。在与明朝的交往中，越南统治者除在致明朝的文书中使用明朝的年号外，对内均使用本国的年号。明洪武年间，发生了黎季犛纂夺陈朝帝位的事件，越南却隐瞒了这一事实，以陈炜的名义继续朝贡。洪武二十六年（1393）四月，明太祖得知越南发生过废立后，盛怒之下拒绝接受安南国进贡。永乐五年（1407），越南胡朝屡屡侵犯广西边陲，明成祖应陈朝宗室陈天平之请，大规模入越讨伐胡朝，在取得胜利之后对越南进行了短暂的统治，直至宣德四年（1429），越南才正式脱离明朝的统治。对于这段历史，越南史书云：
帝奋起义兵，削平明贼，十年而天下大定。……胡篡陈祚，明人南侵,郡县我疆域，臣妾我兆庶，法峻刑苛，赋繁役重，凡中国豪杰之士，多阳假以官，安插于北。帝智识过人，明而能刚，不为官爵所诱。[52]
“帝”指的是黎太祖黎利，文中则直接将明朝斥之为“明贼”。引文中的“中国”并不是指代明朝政权，而是越南的自称，如此一来，越南一方面否定了明朝的政治核心地位，另一方面则将“居天下之中心”的中国观念据为己有。[53]即便是抛开明属统治时期这段关系复杂的时期，越南在本国的文献中也多以方位上的“南北”来指代中越，称中国为“北”，自称为“南”，以示二者地位平等。可互为观照的是，以小中华自居的朝鲜虽自称为“东国”、“海东”，却不曾以“东西”并称朝中二国。[54]
从前文第二部分所述可以看到，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及对中央政权的背离，甚至谴责，使得越南的野史、笔记、小说对冯克宽状元使臣形象的塑造，往往都置于南北对峙、相互较量的语境里，结局自然也是越南一方占据上风。越南小说《驩州记》还增衍虚构了中国使臣与冯克宽一同赴越颁赐二品都统使银印，却粗心以铜印代之的情节：
王建立与本国使冯克宽、阮仁赡等至京师。二十五日丙子，皇上御舟渡江京菩提馆拜诏接使迎回殿中行礼。节制官、文武大臣入内殿朝谒。敕书宣讳毕，见所颁银印一颗乃是铜印，节制官长国公宣怒，对明使曰：“天朝中国，宜居中持平，劝善惩恶以镇服外国可也。今则于莫氏篡夺能以银印颁之，于黎氏正统之胄，却以铜印予之。以若所为，甚失柔远之意。”
王建立曰：“这事出于上司门下，而国家一日万几，岂及细察。今当复写本申奏朝廷，严查辨白。”长公复厉声曰：“天朝正统，宜大居正，着正言、行正事。今乃放纵官司，欺诈下国。只恐生事边方，驯致夷狄之祸。”[55]
小说借越南长国公之口，在华夷内外秩序、宗藩尊卑和正统观念的框架下，痛斥明朝对下国的凌辱，以此挽回冯克宽未能为黎主取得“安南国王”封号而丧失的颜面。小说虚构这一艺术情节的深层动因仍是越南文人思想上对明朝政权的不认可。小说最后以“南国有人谁敢侮，北潘起敬赠交仪”束尾，再次鲜明地以南北对举，展现了越南有意淡化宗藩尊卑、认为中越两国政治平等的民族意识。
五、结论和余论
中越两国保持了近千年的宗藩关系，两国相互派遣使臣是这段历史中普通而常见的事件，就历史意义而言，冯克宽的出使并无多少特殊之处。由于他不但留下了为明神宗所写的三十一首贺寿诗，还带回了朝鲜使臣李睟光为其贺寿诗撰写的序文。因此，越南官修史书编纂者在强烈的民族意识驱动下，淡化了冯克宽在政治事务中的失败，夸大了他在诗赋外交中的贡献；越南的各类野史笔记、小说传记等也在这样的集体文化意识下，以文学的手段塑造了冯克宽“两国状元”的形象，借以表达能制衡北朝的“南国有人”的文化理想。
从汉代开始，东亚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这个文化共同体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56]同为藩属国的朝鲜也有着彰显“东国有人”的强烈愿望，朝越两国在相同的政治体制影响下和文化精神熏陶下形成了相同的文化理想。这表明虽然东亚各文明单位之间的政治立场、历史关系有差别，却仍然表现出了文化上持久的内聚力。“彼此虽殊山海域，渊源同一圣贤书”[57]是东亚诗赋外交得以建立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冯克宽与朝鲜李睟光在北京的诗文酬唱给双方都提供了一个在认同与竞争中颂扬本国文化优势的机遇。李睟光在外文辞令中的虚伪和居高临下，以及冯克宽强烈的民族自尊，使得越朝双方关于这场诗赋外交的文本记录均超越了历史叙事的边界，各自以文学虚构、夸饰的方式细致呈现了“国中有人”文化构想，李、冯二人也相互成为了对方建构这一文化理想的见证人和衬托者。
由于安南文化上对中华文明的认同和政治上对中央政权的背离，使得冯克宽出使明朝这一事件在越南文化阶层中的流传和演绎极具本土特色。越南古代汉文学叙事往往回避现实世界里因宗藩关系而造成的政治不对等，以空间方位代替政治指称，将中越两国置于南北对举、立场对立的语话架构内。越南古代汉文小说关于中越关系的内容极其丰富，凡是涉及两国文化争胜的题材，往往重复越南在诗文竞争中胜过中国的叙事程式。这些小说情节携带着强烈的越南民族自主意识，促使相关故事发展为越南古代叙事文学的热点话题。试举关于越南另外一位著名使臣莫挺之的文学叙事以证之：
其在北使，与北人遇于涂，公乘驴触其马，北人语云：“触我骑马，东夷之人也？西夷之人也？”公应曰：“遏予乘驴，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又与对答，北人出对云：“杞己木，梧吾木，如何以杞为梧？”公应云：“僧曾人，佛弗人，云胡以僧事佛？”北人云：“安去女，以豕为家。”公曰：“因出人，入王成国。”北人云：“后世子孙有国者，但嫌单字，享国不长。” ……
又，北朝后妃薨，临祭，命公读祝，但见空纸，公即矢口而读云：“青天一朵云，烘炉一点雪。上苑一枝花，广寒一片月。噫！云散雪消，花残月缺！北人惊服。”其后脱轩先生有咏云：“第一魁元早致身，居官不改旧清贫。扇铭重誉燕台阁，北使应知国有人。”[58]
这类作品创作情境近似、表现内容趋同、故事情节相互模仿。越南汉文小说中充满了这类程式化的写作，[59]这固然是缺乏艺术原创性的表现，却有另一层面超越文学的内涵：一代又一代的越南文人通过虚构、重写两国间文化争胜的场景，塑造了冯克宽、莫挺之等光彩照人的越南知识分子形象，既向本国后辈文人，也向处于中华文明优势地位的他者传递着文化自强的政治愿景。
原刊发于《外国文学评论》202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元明时期，越南被称为“安南”，本文除了因所引原文用到“安南”，叙述时为了不产生误会，或为了强调其时的越南，仍用“安南”外，其余的行文均统一用“越南”一名。
[2]陈玉龙等《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的文化交流》，载《中外文化交流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2－683页。
[3]《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88页。
[4]（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5]（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第224-225页。
[6]（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下）本纪卷十七，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6年，第909-910页。
[7]（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第225页。
[8]（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第230页。
[9]（越）阮公宝纂辑《苏江志始》卷下，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966抄本，第72-73页。
[10]（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下）本纪卷十七，第910页。
[11]（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第230页。
[12]（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十，（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1页。
[13]（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第226、227、231页。
[14]（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下）本纪卷十七，第916-917页。
[15]（明）夏言《夏桂洲文集》卷九《敕安南都统使莫登庸》，《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4-1997年，第457页。
[16]《明史》卷三百二十一《安南传》记载广西巡抚陈大科等人的言论，“不拒黎，亦不弃莫”乃左江副使杨寅秋所概括的明王朝对待越南政局的态度，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8335-8336页。
[17]（明）杨寅秋《临皋文集》卷四，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5页。
[18]（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下）本纪卷十七，第916页。
[19]（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下）本纪卷十七，第917页。
[20]（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陈荆和《大越史记全书》（下）续编卷三，第1097页。
[21]玉谱又称为神迹，是各村庄所供奉神祇功迹的记录。每部神迹包含有小传、功绩、历代所褒封的神号。从本质上来看，玉谱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场合的汉文文书，它们往往使用文学的语言与文学创作的方式来誇饰传主功绩、虚构传奇故事及相关的村社历史，并杂用白话与文言。详见拙作《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7页。
[22]（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孙逊、郑克孟、陈益源主编《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4页。
[23]（越）佚名撰，刘玉珺、朱旭强校点《老窗粗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6册，第86页。
[24]（越）佚名撰，郑克孟、朱旭强校点《大南奇传》，《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1册，第315页。
[25]（越）佚名撰，康世昌、朱旭强校点《人物志》，《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8册，第225页。
[26]（越）阮榜中撰，赵维国校点《越南开国志传》卷一，《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7册，第30页。下文所引，皆出自此版本的第30-32页，不再出注。
[27]关于冯克宽“状元”身份在越南文献中的形成过程，可参阅冯小禄、张欢《越南冯克宽三考》，《文献》2018年第6期，第34-46页。
[28]（越）佚名撰，朱旭强校点《南天珍异集》卷一，《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0册，第216页。引文中冯克宽语原为喃文。
[29]（越）佚名撰，朱旭强校点《听闻异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2册，第227页。
[30]（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汉城：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35-137页。
[31]（越）阮儝《华程诗集序》，（越）阮偍《华程消遣集》，越南汉喃研究院所藏A.1361抄本，第1页。
[32]（越）冯克宽《使华手泽诗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33]（越）佚名撰，刘玉珺、朱旭强校点《老窗粗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6册，第89页。
[34]（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37-138页。
[35]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一文对李睟光对待冯克宽及越南使臣的轻视态度，以及下文涉及的李睟光记述的前后矛盾、冯克宽唱和诗的文本差异，均有首揭之功（详见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收入张伯伟主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九辑，中华书局，2013年，第398-399页）。本文为论述之需，仅列举与本文主旨有关的事实和第一手材料。
[36]相比之下，朝鲜使臣的汉语能力似乎要更突出。例如，朝鲜使臣柳梦寅（1559-1623）多次出使明朝，不仅文才出众，而且他本人就精通汉语。
[37]（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38-139页。
[38]（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28、130、134页。
[39]（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28、133、134页。
[40]（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44页。
[41]（朝）李睟光《安南国使臣唱和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53页。
[42]左江《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的理想与现实》对朝鲜文人“东国有人”的文化理想有详细论述，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9-140页。
[43]（朝）申用溉《二乐亭集》卷七《送领敦宁卢公弼赴京序》，《韩国文集丛刊》（7），汉城：景仁文化社1991年，第67页。
[44]（朝）柳梦寅《於于集》卷三《送朴说之东说赴京序》，《韩国文集丛刊》（63），第359页。
[45]左江《明代朝鲜燕行使臣“东国有人”的理想与现实》，第140页。
[46]冯克宽《梅岭使华手泽诗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6-77页。
[47]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13-419页。
[48]（朝）李睟光《安南使臣问答录》，（韩）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第153页。
[49] 关于赵完璧所言的可信度问题，陆小燕、叶少飞《万历二十五年朝鲜安南使臣诗文问答析论》一文从赵完璧与安南人语言不通的角度作了辨析。
[50]参见孙卫国《朝鲜王朝“小中华”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历史演变》，《韩国研究论丛》第28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0—159页。
[51]（元）黎崱著，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47 页。
[52]（越）吴士连等撰，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中）本纪卷十，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5年，第515页。
[53]李焯然《越南史籍对“中国”及“华夷”观念的诠释》，《复旦学报》2008年第2期，第12页。
[54]朝鲜不曾以“东西”指代朝中两国的现象，乃2021年5月21日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在西南交通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胡志明人文社会科学大学共同举办的 “2021年燕行录朝越比较研究学术论坛”中赐告。
[55]（越）陈维维、严明校点《驩州记》，《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7册，第331页。
[56]葛兆光认为东亚文化共同体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就全盘崩溃，参见《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51-152、166页；王贞平《多极亚洲中的唐代中国：外交与战争的历史》（Tang China in Multi-Polar Asia: A History of Diploamacy and War），将这种分崩离析的描述上推到唐代，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译本。本文更赞同张伯伟先生汉文化圈终结于19世纪中叶的观点，参见氏著《东亚汉文化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4-15页。
[57]（越）冯克宽《使华手泽诗集》，《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58]（越）佚名撰，刘玉珺、朱旭强点校《老窗粗录》，《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6册，第48-49页。
[59]关于越南两国文化争胜题材小说的研究，可参阅吕小蓬《越南古代汉文小说中越使臣斗胜故事的模式化特征》，魏崇新编《人文丛刊》第9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第248-255页。
編輯丨王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