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邦维教授
摘要
周一良是近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很年轻时，21岁，大学还未毕业就开始发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的论文及书评，广受学界称赞，因此小有名气。5年后，他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他到哈佛大学后，研究兴趣立即有所调整和转变。他下了最大的功夫学习梵文，读有关印度佛教的书。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的密教》，专门研究唐代中国与印度之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为什么会有此转变？这样的转变怎样一度影响到他其后的学术取向？这些问题，过去少有人注意。周一良当年在哈佛购买的部分西文书，有幸留存至今，这些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学习和研究的状况。书与人，往往有特别的关系。从书见人，其中的一些细节，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周一良以及那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以及赖以成就的大的学术背景。
关键词
周一良；学术史；留学史；季羡林；佛教；中印文化研究
周一良先生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一生的学术成就很突出。周一良先生与季羡林先生在大学里是同事，也是很好的朋友。依一般的看法，二位先生一个在东方学系，一个在历史系，专业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实际的情况是，两位先生的研究，很多地方相互关联。而且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让两位先生在研究上相互关联，相互注意的，大多是一些近代东方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或者关键节点。
周一良
1979年秋，我有幸考入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导师是季羡林先生，从此在燕园学习和工作，直到今天。也很有幸的是，从读研究生开始，直到周一良先生去世，我跟周先生一直有不少往来，大多是请教学术上的一些问题，有时也随意地谈谈其他的事。1987年5月，我的博士论文完成，周一良先生是论文的评阅人之一，正式答辩时，又是答辩委员会的成员。周一良先生在燕东园的家，是我不时要去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周一良先生去世前，我在北大，最亲近和接触最多的师长，第一是季羡林先生，第二应该就是周一良先生了。
1995年8月7日上午，周一良先生打电话给我，让我去他家，送我一些佛教、印度外文书。此前周一良每出一种书，就会给我，但周先生几十年前在美国买的专业外文书，现在也要给我，是我没想到的好事。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
下面我把这些书列出来，同时对书的情况稍作说明。书的排列依书中周一良先生记载的买书时间为序。
1. 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作者Hermann Oldenberg，Stuttgart und Berlin，1914。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年五月购自纽约，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欧洲佛教研究的一部名著。作者Hermann Oldenberg（1854—1920）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教授，研究梵文巴利文文献及佛教历史，以校订和研究巴利文律藏最为著称。他的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881年，其后多次重印。书中的材料，主要取自巴利文献，堪称那个时代佛教研究的经典之作。周一良先生购买的，已经是1914年在斯图加特和柏林的第6次重印版了。周一良先生买的应该是旧书，因为封面下方贴有小签，看起来像是纽约的一家书店的签条。书中有许多铅笔画的重点线，不知是此前的读者还是周一良先生划出的。
Hermann Oldenberg
2.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作者Hendrik Kern,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III. Band, 8. Heft（第三组第8本），Strassburg，1896。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从纽约Steckert书店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19世纪末在德国出版的有关印度学研究的一套丛书的一种。丛书德文名的翻译是《印度雅利安语语文学及古典研究概要》）。丛书的英文名则可以译为《印度雅利安研究百科全书》。丛书由德国学者G. Bühler主编，学术水准很高，在当时的印度学和东方学界很有名。丛书前后20多年间出版了大概30多种。书的出版地是施特拉斯堡，当时属于德国。书的作者Hendrik Kern（1833-1917），荷兰人，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印度学和东方学的学者之一。20世纪在莱顿大学的一个研究印度和东南亚的研究所一度以他的名字命名。Kern的这部书也是当时研究佛教的一部名著。
3. Recht und Sitte, 作者Julius Jolly, 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的一种，II. Band, 8. Heft，Strassburg，1896。
无题记。封面已掉，或许有过题记，现在看不到了。这也是《印度雅利安语文学及古典研究概要》的一种，因此与前一本书放在一起。
4. 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 作者Nalinaksha Dutt, London, 1930。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二日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是印度学者Nalinaksha Dutt的著作。集中讨论印度的大乘佛教，这是最早的西文著作之一。当时欧洲研究佛教的权威，比利时根特大学的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教授为这部书写了前言。在欧洲，de la Vallée Poussin是最早关心这类问题的学者。Nalinaksha Dutt的著作很多，研究佛教，也研究佛教梵文文献。他也是最早参与整理20世纪30年代在今天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吉尔吉特发现的梵文写本佛经的学者之一。
Nalinaksha Dutt著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
5. 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作者Har Dayal, London, 1932。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二年三月从伦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讨论的也是印度大乘佛教，重点是根据佛教梵文文献讨论大乘佛教菩萨的观念。
6. Indian Studies in Honor of Charles Rockwell Lan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0.
扉页题记：“周一良，三十三年十月三日买于剑桥。”
这是为哈佛大学的Wales讲座教授Charles Lanman（1850—1941）出版的纪念文集。Wales讲席专门为梵文教学所设立。Lanman在哈佛任教多年，20世纪20年代俞大维、陈寅恪和汤用彤等都跟随过他学习梵文和印度学课程。
Charles Lanman
7. Early Buddhist Monachism, 600 B.C.-100 B.C., 作者Sukumar Dutt, London, 1924。
扉页题记：“周一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从纽约买到，记于剑桥。”
这也是印度学者的著作。研究印度佛教寺院制度的西文著作中，这是最早的著作之一。
8. The Jataka-Mala, Stories of Buddha’s Former Incarnations, otherwise 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 by Ārya-Çūra, critically edit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by Dr. Hendrik Kern,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One, 1943.
扉页题记：“三十五年二月买于哈佛合作社。”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一种。Charles Lanman教授是《哈佛东方丛书》的发起人，也是丛书最早的主编。书名在封面上印作Jataka-Mala，但这仅仅是封面，书中还是印作Jātaka-Mālā，正文全部使用天城体。Jātaka-Mālā是著名的梵文佛教经典，校订者Kern，是更早时期欧洲最有名的梵文学者之一，也是前面那本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的作者。书中Kern的前言写于1890年。列入《哈佛东方丛书》后，第一次印刷是在1891年。Kern校订的Jātaka-Mālā，出版后被认为是经典性的刊本。周先生购得的是第三次重印本，离Kern写前言已经50多年了。
Hendrik Kern像
9. Bhagvad Gītā,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 Volume I, Text and Translation,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Thirty-Eigh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买于剑桥。”
这是《哈佛东方丛书》的第38种。Bhagvad Gītā即《薄伽梵歌》，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翻译和解读者Franklin Edgerton也是当时美国著名的梵文学者，我下面还要提到。
10. Bhagvad Gītā, translated and interpreted by Franklin Edgerton, Volume II, Interpretation of Bhagvad Gītā and “The Song Celestial” by Sir Edwin Arnold, The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ThirtyN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4.
这是前书的第二册，因此扉页没有题记。序号接上，编为《哈佛东方丛书》第39种。翻译和解读者还是Franklin Edgerton。
11. Wei Shih Er Shih Lun, The Treatise in Twenty Stanzas on Representation-only by Vasubandh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Version of Hsuan Tsang（玄奘），Tripitaka Master of the Tang Dynasty, by Clarence H. Hamilton, American Oriental Series, Volume 13,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ew Haven, Connecticut, 1938.
扉页题记：“周一良，民国卅五年七月三日从新港买到。”
这是玄奘翻译的《唯识二十论》的英译。译者美国学者，汉名韩穆敦。《唯识二十论》是印度中世纪佛教大师世亲的著作，也是佛教瑜伽行派最根本的经典之一。这本书是美国东方学会出版的《美国东方学丛书》的第13种。
Wei Shih Er Shih Lun
周先生此处提到的“新港”，今一般译为“纽黑文”，在康涅狄格州，是耶鲁大学所在之地。在记载有购买时间的书中，这一种，加上前面所列的两种，时间最晚，几乎已经到了周先生离开哈佛，回国的前夕。
以下还有5种，周先生没有记下买书的时间和地点，但从书的内容以及出版年代推测，买书的时间应该与以上列出的书大体一致。
12.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 Oxford, 1886.
扉页题记：“一良读过。”
这是《法显传》的英译本，译者James Legge（理雅各，1815—1897）。《法显传》往往又被称为《佛国记》，Legge使用的是后一个书名。英译根据的是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由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Legge。重刻本的底本，则是高丽藏本。在Legge的译本出版前，《法显传》已经有一个法译本，两个英译本，Legge的是第三个西文译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就是Legge的这个译本。
理雅各
在周先生送我的书中，这部书出版年代最早，而且是原版，至今已经137年，足以归入珍本的行列。
13. The Vaiśeṣika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Daśapadārtha-Śāstra: Chinese Text with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H. UI,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17。
无题记。
这是印度六派哲学之一的胜论派的经典《胜宗十句义论》，论师慧月造，唐代玄奘翻译为汉文。梵本今已不存，日本学者宇井伯寿（Ui Hakuju，1882-1963）因此，把玄奘的汉译本翻译为英文，加上他自己的研究，供研究印度哲学的学者使用。宇井伯寿的这一工作，为当时欧洲的印度哲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材料。宇井伯寿是20世纪前期日本印度学和佛教学研究的一位著名人物。民初以来中国的佛教学研究，很多地方受到他的影响。
14. Daśabhūmikasūtra et Bodhisattvabhūmi, 作者Dr. J. Rahder, Paris-Louvain，1926。
无题记。
这是依据《十地经》讨论菩萨十地的著作，作者为荷兰学者。
15. 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 A Simplified Outline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in Sanskrit, 作者Franklin Edgerton, 这是《美国东方学会学报》出版的一种增印本（Supplement），标为第5号，出版时间是1946年。书很薄，仅仅31页，只能算是一本小册子。
扉页题记：“周一良”。
周先生1946年8月离开哈佛，启程回国。这时这本书刚出版，是很新的出版物了。
Edgerton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语言学教授，主要研究梵语，尤其是佛教梵语，他自己或者说当时一般称作佛教混合梵语。Edgerton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是在1953年出版了一套两大册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上册为Grammar，下册为Dictionary。这套书至今仍然是研究佛教梵语和印度中世语最重要的工具书之一。周一良先生买到这个小册子的时候，Edgerton的那两册大书还未出版，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后来出版的大书的前奏。
有意思的还有，季羡林先生1956年发表过他那篇有名的文章《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接着在1958年又发表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羡林先生在写第一篇文章时，没有见到Edgerton的Grammar与Dictionary。但季羡林先生在写后一篇文章时，就见到了Edgerton的书。Edgerton在Grammar中引用到季羡林先生20世纪40年代在德国发表的两篇论文。一些问题上，Edgerton与季羡林先生意见不一致。季羡林先生坚持自己的意见，对Edgerton做了言辞颇为激烈的批评。
季羡林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6. Alphabetic List of the Tittles of Works in the Chinese Buddhist Tripitaka, being an Index to Bunyiu Nanjio’s Catalogue and to the 1905 Kioto Reprint of the Buddhist Canon, Prepared by E. Denison Ross, Calcutta, 1910.
扉页题记：“一良藏书”。但笔迹与早期的笔迹明显有差异，更像是晚年的笔迹。
这是对照著名的南条文雄目录以及京都1905年印佛藏所编出的一部依拉丁字母排序的佛藏目录。
此外，记忆中周一良先生还给过我一份他的博士论文英文抽印本，封面上有他自己写的“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几个字，但我目前还没找到。
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前后接近7年。这是他一生求学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依周先生自己的讲述，他到哈佛学习，当时是由燕京大学洪煨莲教授推荐，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的资助。燕京大学方面最初为他设定的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但他到达哈佛后，就要求调整为日本语言文学和梵文，其中尤其是梵文，是志在必学。他自己讲，他更早时候，1930年，初进燕京大学，还是专修科的学生时，就有心学习梵文，但没有得到机会。因此他在1939年9月10日抵达哈佛后，立即就做了这样的决定。一年以后，1940年11月13日，他在寄给傅斯年的信中，有一段专门谈到当时的情况：
一良未来哈佛前本无大志，但谓习得一二工具如法、德文字，即不虚此行。去年所习课程为日英翻译、法文、梵文，及语言史。因梵文对治中国中古历史颇有用，在国内复无处可学也。今年暑假仍续读法文，开学后除续选日英翻译及梵文外，兼习希腊、拉丁及德文，故异常忙碌。日英翻译为本系主修课程，然大部分时力反用于其他语言。哈燕社诸公主张治东方语文非娴西方语言之学不可，而欲窥西洋语言学之门径，又非解希腊、拉丁文不可，故今年迫于功令，不得不双管齐下。所幸去岁治梵语用功甚勤，有此根柢，视希腊、拉丁有曾经沧海之感，德文更属小巫见大巫矣。唯除梵语、德语外，希腊、拉丁将来殊无用处，费此冤枉工夫，未免可惜耳。哈燕社奖金系每年请领，视成绩而定去留，然于年限则暂亦不无相当默契，一良大约可继续至一九四三年夏间。明年奖金或略有加增，如太平洋上太平如今日者，拟接敝眷来美。能多留一二年，于治梵语最有益，因德法等近代语言有一两年功力即可读书，梵语则不然，一良若能锲而不舍习之四年，庶几归国后稍能独立深造，仅习一二年全无用处也。
赵和平主编《周一良全集》
在周一良先生当时的眼中，似乎除了梵文，哈佛的其他课程都不足道。对于日语和日本文学，周先生原来在国内就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没有感觉到任何困难。梵文的学习则是从头开始。后一项课程的开设，不在远东语言系（Department of Far Eastern Languages），而在印度语文学系（Department of Indic Philology）。周先生讲，他在梵文的学习方面花的气力颇多，用他的梵文老师Walter Clark（1881—1960，柯拉克）教授的话说，是“拼了命”的。从现在还可以见到的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学习的成绩单看，他的梵文确实也学得不错，1939年至1941年，3年6个学期，梵文课共记录了6个成绩，其中两个A+，三个A，一个A-，全部属于优异。
Walter Clark教授也曾是上面提到的Charles Lanman的学生。Lanman退休后，1927年，他接下了哈佛梵文教授，也就是一般所称的Wales Professor的教席。1920年，陈寅恪在哈佛大学学习梵文，老师就是Lanman。这种情形，颇似当年季羡林先生到德国学习，老师是Ernst Waldschmidt。Waldschmidt的老师，是Heinrich Lüders。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上过陈寅恪先生的课。陈寅恪先生更早时候在柏林学习梵文，老师正是Lüders。周一良先生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到清华去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课，对陈寅恪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后还专门拜访过陈寅恪先生。周一良先生一心要学梵文，认真地讲，有希望追随陈寅恪的学术路径的意思。
Walter Clark
上面列举的那些书，虽然数量不多，留存下来，其间也不排除存在某些偶然的因素。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学习，读过的书，数量当然会大大多于上面列举出来的这些。他当时在美国购买的西文书，也未必就只是他送我的那16种。但我手里的这16种书，他带回了中国，并且细心保存了几十年，最后才送给我，足见周一良先生对这些书是重视的。这些书仍然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周一良先生当年在哈佛学习和做研究的兴趣和关心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周一良先生以及他们那一代学人的学术经历和赖以成就的大的学术背景。
从这些书的性质和内容，结合已经知道的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学习时其他的情况，我以为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周一良先生当时在学术上关心的一些问题。
第一，欧洲基本的印度学与佛教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例如上面列出的Hermann Oldenberg的Buddha, Sein Leben, Seine Lehre, Seine Gemeinde和Hendrik Kern的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这两种书，周一良先生买得最早，这个时候他需要的是了解学科方面的基础知识。
第二，他同时还关心当时佛教研究中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例如大小乘与部派的性质、佛教寺院的规制。例如上面列出的Nalinaksha Dutt的Aspects of Mahāyāna Buddhism and Its Relation to Hīnayāna和Har Dayal的The Bodhisattva Doctrine in 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以及Sukumar Dutt的Early Buddhist Monachism，600 B.C.-100B.C.。
第三，关注佛教的语言和梵汉佛典的翻译问题。例如上面列出的Hendrik Kern的The Jataka-Mala, Stories of Buddha’s Former Incarnations, otherwise entitled Bodhisattva-Avadāna-Mālā, by Ārya-Çūra, Clarence H. Hamilton翻译和研究《唯识二十论》，宇井伯寿翻译和研究的《胜宗十句义论》，J. Rahder依据汉译的《十地经》讨论菩萨十地的著作，以及Franklin Edgerton的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 A Simplified Outline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in Sanskrit。
Franklin Edgerton著Sanskrit Historical Phonology, A Simplified Outline for the Use of Beginners in Sanskrit
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周一良先生归国以后最初三年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包括1947年发表的《翻译佛典中的两个虚字》《能仁与仁祠》《论佛典翻译文学》，1948年发表的《汉译马鸣〈佛所行赞〉的名称与译者》等。只是1949年以后，类似题目的文章周一良先生基本不再写了。不再写，有特定的一些原因，既有大背景，也有小背景。
当然，很清楚的还有一点：这些书，大部分与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有直接的关联。周一良先生最后撰写博士论文，没有选择他在国内已经有所成就、也很熟悉的南北朝史研究作为题目，而是选择一个既与印度相关，更与中国相关，当时也比较新颖的唐代佛教密宗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论文的题目是Tantrism in China。这显然是因为此前他在梵文上下了功夫和对印度佛教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所做的决定。对此周先生自己的回忆是：
开始写论文之前，必须通过一次口试，包括四门课。我考的是日本文学、日本历史、中国历史、印度佛教史。博士论文题目没有自日本，而是利用梵文知识，研究了唐代天竺来华的三个密宗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内容为三家传记的翻译，配以详细注释和专题附录。取了一个堂而皇之的题目《中国的密教》（Tantrism in China），是魏鲁男教授（James Ware）的建议。
对于自己的这篇论文，周先生看来相当满意，因为他继续讲：“1982年及1989年两次重访美国，从一些研究佛教史的外国同行得知，因为关于印度本土密宗的史料很少，这篇论文四十年来颇受重视，有的佛教史参考书目中列为必读，对我可谓‘不虞之誉’了。”
周一良著《唐代密宗》
在《毕竟是书生》书中另一篇回忆文章中，周一良又专门列出一节，标题是“博士论文的点滴精华”，他再次讲到这事：
这篇论文1945年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以后，颇引起注意，哥伦比亚大学汉学家富路特教授致书称道。由于中美之间文化学术关系不久即断绝，以后关于此文的情况我了无所知。1982年再度访美，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兰开斯特教授家中，遇见几位青年佛教史学家，他们知道我是《中国的密教》一文作者后，说曾复制此文供参考，颇致钦挹。后来北大东语系王邦维博士见告，一本英文佛教史论著索引中，也推荐了此文。有一位美国教授撰文论述善无畏的梵名，也曾寄给我。
从后来的情况看，周先生在国际学术界名声和影响，最初确实就是由这篇论文开始。周先生自己，也一直很看重这一点。
虽然后来由于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进入20世纪50年代，周一良先生几乎就完全放弃了在这方面的研究，但他仍然还保持着相当程度的关心。我去周一良先生家，跟周一良先生谈的，大多也是这类的话题。我的印象，对于佛教研究，周一良先生即使是在晚年，依然保留有一定的兴趣。
1945年《哈佛亚洲学报》第8卷第3、4号
以上就是周一良先生在哈佛大学购买的西文书大的背景情况。
除了以上16种书以外，那天周先生送我的书，还有另外的两种，出版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虽不是他在哈佛时所买，但也是很有价值的书，也值得谈一下。
17. Les Aspects E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 au X Siècle, 作者Jacques Gernet, Ecole Francaise d’Extrême-orient, Saigon, 1956。
扉页题记：“法国日和耐教授见赠於巴黎，一九五六年九月一良记。”
日和耐即谢和耐（1921—2018）。这也是西方研究佛教与社会经济、社会生活关系的一部名著，出版以后，极得好评。1956年9月2日到8日，周先生与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翦伯赞，还有夏鼐、张芝联一起，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会议”。谢和耐的书，这时刚出版，估计此时谢和耐也是刚拿到书不久，就送给了周先生。当时正是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虽说是学术会议，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其实当时的西方学者，对于已经难得一见的中国大陆来的同行，大多态度都还是相当友好。谢和耐送书给周先生，就是一个例证。以战斗姿态面对对方的，主要是中国方面。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一两句话颇难说清楚。
谢和耐著《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
18.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作者Erik Zürcher, Leiden, E. J. Brill, 1959。书分两册，第1册是正文，封面题记：“周一良，一九五九年六月收到。”第2册是附录，包括注、文献目录和索引，扉页题记：“荷兰徐利和先生见寄，一良记于北大，一九五九年六月”。
徐利和即荷兰学者许理和（1928—2008）。这部书也是20世纪50年代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名著。周一良先生认识许理和，估计应该是在1955年8月莱顿举行的第八次青年汉学家会议上，或者也包括次年9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九次青年汉学家的会议上。1955年和1956年许理和见到周一良先生时，博士还未毕业。1959年他博士毕业，这部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也是他的成名之作。书出版后立即就寄给了周先生，不说明别的什么，只能说明许理和很敬重周一良先生的学问，也说明即使当时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严重对立，在理性的学者之间，依然还是能够保持一种超出政治的同情和理解。
许理和（Erik Zürcher）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周一良先生在题记中把“许理和”称作“徐利和”，可能说明，当时许理和的汉名还没有完全定型。
周一良先生收到许理和的书后，确实也很认真地读了。现在的书中，有周一良先生阅读时写在书上的一些批语。在第160页与第161页之间至今还夹有3页打字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有周先生读书时做的笔记，认为许理和书中对原文的翻译有些部分值得改正。笔记一共20条。许理和的书，1972年印了第二版。在落款为1972年2月的第二版序言的最末尾，许理和特别讲到周先生：“我当然要感谢所有对我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但我还应该单独提到一个名字，那就是北京大学的周一良教授，他虽然已经承担了过重的、更紧迫的工作任务，仍然花费了很大的精力通读了全书，记下了大量需要更正的笔记，并在1964年在北大很友好地交给了我。我把这看作是一个象征，那时与现在都一样，那就是，真正的学术能够超越不管什么样的，虽然至今还把我们分开的那些障碍。”作为一位学者，同时考虑到这个时候中国与中国之外的政治形势，许理和的这一段话说得真好。
Erik Zürcher
与周一良先生送我的许理和的这部书有关，还有一点故事可以补充。1996年12月，我从德国到莱顿，参加一个关于安世高的研讨会。会结束后，12月21日，星期六，也是冬至日，家住莱顿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1934-2021）教授，开车带我去看许理和。许理和早已退休，住在离莱顿不远的一处乡下。见到许理和，我就说：“Zürcher先生，我读过您的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您三十多年前送给周一良先生的那本书，三十多年后，周先生送给我了。”许理和一听，很高兴，告诉我，这本书不久前翻译成了日文，刚在日本出版。他立即拿出一本日译本，签上名，送给了我，还说，日译者在翻译时，跟他商量过，与过去的英文本比较，有新的修改和增补。日译本出版时间是1995年，面世不过刚一年。
许理和送我这本书的日译本，是我事前没想到的，真让我惊喜异常。
周启锐编《载物集：周一良先生的学术与人生》
许理和是学界前辈，也是国际知名的学者。我有幸见到他，同时还有幸得到他的赠书。但如果最早没有周一良先生送书给我，许理和也就不会想到送我书。天下的人与事，其间的因缘，想起来实在是很奇妙。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作者：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