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贯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以来的政治、社会史。
费正清是海外研究中国的重要学术人物之一，被称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 或“美国的中国学术研究的教父” 。他是美国学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奠基人。他以哈佛大学为中心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无论人员数量还是论著出版规模，都使美国超越欧洲和日本，成为海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力量。他创建了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期刊，创设了美国全国性的学会组织，建立了中国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形成了新的学术群体和研究网络，毫无疑问，费正清是这一学科的创建者和奠基人。“就创建一个新研究领域的贡献而言，几乎没人能够和费正清相提并论。”
山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中文译本，分上、下两册，该书英文版以费正清1936年在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历经十数年修订，于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费正清写作时间最久的学术著作，同时也奠定了他的研究基础和学术地位，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费正清和他的著作从不缺乏“注意的目光”，正如专门研究费正清的学者所言，“探究‘真实的费正清’就像探究‘真实的中国’一样困难”，在20世纪下半期背景各异的历史时期均受到了政治和学术方面的攻讦和考验。从内容来看，费正清的这部成名作，不仅仅具有史学史意义的经典价值，该书重视中文档案文献的实证方法、社会科学化的理论研究视角，开创了中国近代化问题、满汉关系、经济和贸易发展模式、农民起义、帝国主义观等研究领域，这些方面成为美国中国学知识谱系的起点，在当前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仍然发挥作用。
该书出版后，经历了与时代发展和学术变迁同步的跌宕起伏。20世纪50年代，该书成为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为我们拼接出近代历史最复杂的图景之一”，是当时学者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费正清的著作因同情中国革命的观点遭到了审查，而大洋彼岸的中国则视其为“资产阶级御用学者”。60年代，这部书成为台湾当局“揭批费正清亲共阴谋”政治浪潮中最富“偏见”的一本书。同时苏联汉学家也因其亲华态度攻击他是“资产阶级的御用学者”和“北京政权的工具”。70年代末，费正清的学生柯文认为本书是强调文化因素而忽视历史取向的典型代表，指出本书“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一文化的比较稳定持续的属性和特征——即文化的固有特性上——容易使人们对历史采取相对静止的看法”，是“中国中心取向”批判的对象。为了强调“中国中心观”，柯文选取几乎与《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同期出版的费正清和邓嗣禹主编的另一部文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的题目作为批判费正清的靶的，将其研究取向概括为“冲击—反应”模式。
柯文的著作于1989年引入国内，他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引发国内外学界的热议和重视，费正清由此成为柯文反思和批判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这一形象在很长时间内被固化。进入21世纪，随着国内学界对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更加深入全面的分析与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中心观”存在逻辑论证上的缺陷和理论框架内在的虚无倾向。例如，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其在逻辑论证方面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对原有认知框架的挑战，在实践上更多采取了某种单向度逆反立场”，其实并未形成对费正清等旧有模式的超越，“而是从一个极端跳跃到另一个极端”。柯文后来也承认，“越来越多的美国史家采用的中国中心取向也有可能蜕变为一种新的狭隘主义，这种狭隘主义由于低估西方在19、20世纪对中国的作用，只是把夸大西方作用的老狭隘主义颠倒过来”。“老狭隘主义”的代表指的正是费正清。遗憾的是，人们对费正清与“冲击—反应”模式之间固有联系的认识仍然存在。
《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年）》书影
作者: [美] 费正清
出版社: 山西人民出版社
译者: 牛贯杰
ISBN：978-7-203-11320-1
壹
开创中国档案文献的实证研究传统
费正清之前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包括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以及他与宓亨利合著的《远东国际关系史》等权威著作，在史料运用方面主要是西文材料，如英、美等国政府档案、中国海关资料、西方人在华所办的商业刊物和行业刊物，以及西方出版的各类回忆录、传记、书籍，等等。同时，学者本人的经历也与中国有关，如马士在中国海关工作，宓亨利则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后在上海担任圣约翰大学历史政治学教授。
费正清是西方世界首先综合使用中、外文档案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1929年，他在哈佛大学求学时遇到刚刚访问亚洲的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查尔斯·韦伯斯特。韦伯斯特在中国结识了当时还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蒋廷黻，得知中国刚刚出版130多册的清朝外交档案资料汇编——《筹办夷务始末》。韦伯斯特告诉费正清，这些档案是珍贵的宝藏，它提供了中国人对中西关系的看法，“能更清楚地说明东亚的疑难问题”，“可能对改写中西关系史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建议费正清利用人们了解甚少的中国原始档案来研究中国近代史。
1929年秋，费正清到牛津大学求学，得到权威学者马士的悉心指导。马士对英国外交档案、东印度公司档案和中国海关档案都极为熟悉，著有3卷本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5卷本的《东印度公司编年史》等名著。马士本打算利用未刊的赫德日记，对早期通商口岸外交制度的核心——中国海关进行研究，但由于赫德后人拒绝提供私人文件，这一研究计划未能实施。马士建议他就此题目展开研究。费正清利用《筹办夷务始末》的想法也得到马士的支持。
费正清首先沿着马士的学术道路，搜集了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的中国通商口岸英国领事档案。他对初次搜集档案的情形记忆犹新：“在伦敦档案局的圆形大厅里，裹着厚毛衣、鼻子冻得通红的女抄写员们；戴着厚手套、握着擦不干净的铅笔的形形色色默不作声的研究者们（不允许用墨水写），都围绕在昏暗的日光灯底下忙碌，资料、记录一册册地堆积着……人们可以想象领事馆的职员们制作这些文件要耗费多少功夫……正是这些资料构筑了帝国的大厦，为保卫、发展现行制度的活力提供记录，甚至可以为军舰的出动作法律辩护。”费正清以这些档案为基础，完成了文学士学位论文《1850—1854年英国对中华帝国海关起源的政策》。1931年费正清返回美国，前往国会档案馆继续查阅档案；同年他还去了巴黎的法国国家档案馆。这样，费正清大体查阅了中国开埠初期最重要的三个西方国家的档案。
1932年2月，费正清来到中国。他学习汉语的同时跟随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阅读《筹办夷务始末》，为此还专门买了一套故宫博物院影印的《筹办夷务始末》。他不无得意地写道：“照相平板印刷术为摹本复制提供可能，我恰好赶上了这些文献资料如潮水般印制出来的大好时机。”不过，当翻阅这些资料时，他很快感受到中、西方档案之间的巨大差异。韦伯斯特本以为这些材料将有助于对中西关系进行全新的阐释，但费正清初次面对中文材料时却遇到相当大的挑战。他在给马士的信中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首先是对中文资料的陌生感，他对这些文献表示怀疑，认为有必要“证实这些作为唯一真实、可靠的原始材料的中文文献”；其次是中、西方档案内容的巨大差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即使以非中国的材料为基础编写的历史将继续作为一种规范，中国人仍将对这样的历史予以吹毛求疵的挑剔”。
费正清在中国搜集的另一类档案史料是英国驻华领事馆档案，“这些档案仍保留在中国各通商口岸”。1933年底，费正清开始着手搜集沿海5个通商口岸以及香港的英国领事馆档案。其中，上海领事馆的档案在1870年被焚毁，宁波领事馆的档案保存在上海，其他各港口的档案大部分还保持完整。费正清的这一活动得到远在英国的韦伯斯特的大力支持。他催促英国外交部图书馆馆长给北京领事馆写信，让领事通知各港口领事允许费正清去查看他们的原始档案。1934年12月至1935年2月，费正清和妻子费慰梅在中国沿海查阅资料。
在上海，费正清所做的主要事情并非查阅英国领事馆档案，而是查阅1850—1854年的《北华捷报》。之所以没有查阅领事馆档案，主要原因是当时在上海的海关税务司魏尔特从中作梗，因为他已打算研究海关和赫德，所以对费正清来访极为警惕。费正清在宓亨利的介绍下与魏尔特相识。虽然魏尔特“像往常那样和蔼”，但“他并没有提到早期的海关资料从各港口送到上海海关总局组建海关图书馆的事。……为了我们的良好关系，我总是提醒自己超脱出同他的竞争”。魏尔特后来如愿出版名著《中国关税自主沿革史：1843—1938年》以及《赫德与中国海关》，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却未涉及1858年以后的事情。费正清查阅1843—1854年75卷的宁波领事馆档案时则顺利很多。据费正清回忆，“英国领事馆给我一间带电话的房间，还派来一名听差由我调遣，威尔玛和玛丽安帮我抄写，摘取大意，我们随身还带来两台打字机”。随后，费正清和夫人考察了福州、厦门、汕头和广州，“在少有人用的英国领事裁判室里，花去大量时间查阅了两百多册已经发霉的、有时还有虫蛀的信件合订本，经常还依靠两位打字员的帮助”。
1935年1月，费正清来到香港。这次香港之行除查阅驻华商务监督档案之外，还意外获得了怡和洋行和琼记洋行的档案。这批资料是研究生约克在1934年10月所发现，“这些档案放在东角的一个破旧的仓库内，约有700个箱子，包括信件、分类账、账簿、船用载货单和其他公文。……这个仓库还有琼记公司从1845—1875年的档案”。这批档案对费正清的研究有直接的价值：“资料叙述了英国贸易扩张的历史，实施这种贸易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和这些问题是怎样被解决的，但是没有述及查顿家族和马地臣家族在香港和其他口岸对英国政府所产生的影响。” 当费正清获取这些“西方与远东联系的主要途径”的材料后，他还和当时怡和洋行的大班凯瑟克进行了数次讨论。这次新发现令他兴奋不已，他在给韦伯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已有3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由于激动，我仍感到虚弱。”
1935年2月到11月，费正清在北京进入论文写作阶段，几乎每天都在打字机上度过。其中有5篇论文在蒋廷黻的帮助下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还有1篇发表在《南开社会经济季刊》(Nankai Social&Economic Quterly)。1936年1月，费正清按“法定大小尺寸的公文纸抄写五个复本”，完成了博士论文，奠定了1953年出版的成名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初稿。
四年的在华经历使费正清掌握了语言工具，积累了文献史料，同时与海关、领馆、洋行等在华西人以及中国的政界、学界要人密切交往，还领略了北京和通商口岸的风土人情，“从而使外交史的抽象概念较深入地扎根于个人经验的土壤里”，完成了从“一个以中西关系为专业的外交史学者”向“一个以外交史为专业的中国问题专家”的转变。不仅如此，费正清还将欧洲流行的档案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学研究。他回顾道，“数年后，我发现外国研究者已能够阅读新近出版的清季外交史料档案，特别是他们得到了能够解读这些档案的中国学者（或满族学者）的帮助。这样，北京与沿海省份之间的清代奏折便能与20世纪30年代非常盛行的英、法、美外交史资料衔接互鉴。学者从相对熟悉的外文资料转入晦涩难懂的中文资料解读，从而，这又引发关乎中国制度演进的诸多问题”。不难看出，费正清改变了既往研究中以西方为策划和活动中心的外交史模式，拓展出纷繁复杂的中、西文史料中所呈现的中西互动图景。
费正清开创了美国中国学重视利用档案文献的实证传统。在他影响下，美国学者和学术机构开始重视中国近现代文献史料的搜集工作。他的学生芮玛丽在抗战后为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收集大量中国近现代史资料，包括官方出版物、中国收藏家和知名人士后代的家藏文献，以及延安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文献，使胡佛图书馆成为海外收藏中国近现代历史文献的重镇。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开设清代档案阅读研究课程，专门引导学生利用清朝档案做研究。他的学生孔飞力继承衣钵，不仅继续讲授清代档案课程，还利用清宫档案写有名著《叫魂》。另一位学生魏斐德利用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二战时期上海警察局档案、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完成了著名的“上海三部曲”系列著作。这一学风至今仍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特征。
贰
摆脱传统古典汉学的现代中国学研究
在费正清求学的时代，美国哈佛大学与英国牛津大学关于中国历史的教学研究状况并不理想。当时西方史学已历经18世纪伏尔泰的理性主义史学和19世纪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步入成熟发展的现代史学时期，但与之相比，中国方面的研究仍以传统汉学和民族志学为主，鲜有新的史学理论方法的应用。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开创了现代史学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他在多年之后追忆道，正是因为当时的研究“环境教会我不要墨守成规”。
外交史是当时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领域之一，但其主要着眼点还在于西方，将晚清中国的外交完全视为西方人扩张的历史。费正清起初也不例外。他刚到牛津时，希望自己“要像西方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主要通过英国人的眼睛来了解现代中国。居住在英国并学会运用大英帝国的某些观点想法，这是我走向中国的最初经验”。不过，哈佛“游历教授”韦伯斯特的著作改变了他的想法。韦伯斯特虽以研究英国外交政策见长，但他所提倡的“历史研究应与同时期的国家需要相吻合”的观点影响到了费正清。面对西方的极力扩张，当时的清政府如何应对，清朝的外交政策如何与国家需求保持一致，这些外交史的问题需要从中国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也就是说，针对当时普遍重视西方因素的中西外交史来说，交往的另一端——中国才是迫切需要研究的内容。这也促使费正清从一名外交史专家开始转变为中国问题的研究专家。
当时关心和研究中国的西方人，其个人经历都或多或少与中国有关：“他们关注远东不是出自传教的冲动，就是由于家庭和商业的关系，或是对文化的渴望和承担政治义务。”而费正清是个特例，从他的“个人历史中，最初几乎看不到他转向研究中国的任何暗示”，他研究中国的动机“完全是非宗教的，是纯粹学术性和职业性的”。这种身份背景在当时为费正清利用现代史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创造了客观条件。当时不仅历史学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历史学者也成为一种独特的身份。正如“近代历史科学之父”兰克一贯强调的，历史学者的任务是“如实直书”，不必“为了将来的利益而评论过去，教导现在作为自己的任务”。费正清与马士、宓亨利等前辈不同，后者是先来中国，再从事研究，因此其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更多的主观因素。举例来说，马士在1932年2月4日给费正清的信中写道，“用再多的同情也不能宽恕整个中国政府的弊政。这是一种罪恶，它使我们的公民遇到中国司法的反复无常的举动”。费正清则从中文史料入手，对治外法权的理解显然比努力避免“当时西方人在通商口岸严重的沙文主义倾向”的马士更为深刻和复杂。他在利用道咸两朝《筹办夷务始末》时，除了做出对英、美、法等国外交政策的解读，也观察到清政府使用各种常规或非常规手段抵制和反抗的一面，即近代中国的变迁不仅限于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而是中西双方互动的结果。从制度方面看，外国列强和清政府共同创造了近代中国的变局，中国的近代化是“中西共治”的结果。
当时研究中国的主流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汉学研究。汉学家亦以严密的史料考订为基础，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字、思想、制度、风俗等。至于费正清研究的中国近代史，被汉学家视为是“单纯的新闻工作”。费正清最初外交学者的身份，使他一直对汉学权威保持警惕。一定意义上讲，他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始终与汉学传统相抗衡。他曾说“汉学是那些吹毛求疵者的自然栖息地”，最初拟订博士论文计划时，他就决定“不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汉学传统的影响”，选取汉学家普遍忽略的近代中国作为研究时段，以中、外文史料为基础，用现代史学的外交史和制度史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当时哈佛、牛津、莱顿以及巴黎等地的中国研究机构中，“一种相类似的汉学研究方法支配着尚未成熟的中国研究项目”。在这些地方难以获准进行创新研究，据费正清回忆，只能“置身于任何汉学研究的常轨之外，让我像19世纪的西方人所做的那样，主要以英国人的眼光看待近代中国”。费正清不无解嘲地说自己没有欠债，“没有人教导他，所以他不害怕任何人”。这里的“任何人”，自然指的是占主流地位的汉学家。不过，当他来到中国后，依然将学习中文视为最重要的功课。尽管如此，他还是唯恐自己陷入汉学家对语言文字的痴迷之中，在给友人的信中指出，“中国语言学权威与研究现代世界的权威无法沟通思想”，“语言是一种工具而不是目的”。当马士也对此担心时，他回信道：“我决心在做其他事以前保持做一个历史学家，汉学本身是好的，但是在它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中就有些破坏作用。”关于海外汉学和中国学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学界已有充分研究。从费正清的个案来看，在奠定其学术声誉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传统汉学家的印迹。费正清执教哈佛大学后，逐步在一些美国著名大学推广他的区域研究模式，从而“使中国研究从古典汉学研究的规范中彻底分离出来”，开创了“现代中国学”。
叁
费正清的中国取向及其后世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对费正清的中国观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方面，他被视为西方中心论在中国研究中的代表人物，过于强调近代科学技术与中国传统文化及社会制度的对立，由于费正清本身的巨大影响力，他的观点又被放大形成意识形态化的“中国观”，进而影响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同时他又被自己的学生柯文归为“冲击—反应”模式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对西方挑战回应不力”，反复使用“明显的惰性”这一说法来勾画甚至歪曲丑化19世纪中国与西方世界没有关联的侧面。另一方面，有学者强调费正清讲求实证，“对于任何理论都存有戒心，谨守作为史学家的规范”，他“没有自称要建立中国历史的一般理论，并且多次表示他厌恶抽象理论”，“他是一个闭口不谈信念和意识形态的理性主义者”，因此其学术的一大特征在于“对理论的怀疑防止了观念形态的陷阱影响他的治学”。不难看出，以上对费正清泾渭分明的认识歧见清晰反映出他被高度“抽象化”和“标签化”的事实，这固然体现了他的学术影响力，但从其研究中找寻费正清本人的“中国观”实有必要。
费正清早期20余年的学术生涯，大多奉献给《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的准备与写作。《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分为5个部分，共有24章。该书对后世美国中国史研究影响甚大，下文就其与当前美国中国史研究共同关注的话题和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分别予以讨论。
（一）批判“西方中心论”的先导
与传统外交史写作范式不同，费正清并未采用民族志的写法介绍中国的地理、人口、风俗等国情状况，而是直接切入中西发生联系的历史语境，强调的是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而不仅仅作为西方扩张前的背景和静态的对象描述。这背后暗含了费正清并不赞同西方文明“撕裂性”的一体化过程，他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迥然不同，其发展道路是一个“连续性”的长期过程。费正清写道，“这种时间上的回归分析恰恰是博士论文写作的典型方法，因为时间在逻辑层面有其本身的内在关联性。因此，想要研究近代史的人最终会成为中世纪史的研究者”，“切记不要试图把研究时段的开端作为研究起点。历史研究的过程是逆向追溯，而不是从前往后的顺次叙述”。后来他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也不断强调这一观念：“我一直提请我的学生们注意，（中国）历史总要不断地回溯，以追寻因果：如果你想了解1980年的事件，从1980年开始你一定很快返回70年代。如果你从1970年开始，研究其通向1980年的历程，你会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研究1960年，并一再促进其回溯。”出于这样的认识，费正清跳脱了单纯研究19世纪50年代通商口岸危机下应运而生的海关税务司，而将研究时段前溯至签订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1842年，将视野扩展到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催生出的“清帝国管理体制及其所建立的处理外交事务机制等一系列问题”。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识，使费正清区别于其他的外交史家，进而观察到中国社会的特质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以此作为中西交往的基础前提。因此，他在书中提出：“所有这些理论都强调历史事实仍然是理解的基础。尽管概念、框架可以促进和指导我们研究，但并不能取代基础研究。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认知依然贫乏，还停留在感性描述的阶段……理论不能不证自明，只有事实才能为自己辩解。我们对中国的理解必须循序渐进，以某方面的史料，通过一个个的专题研究从细节处积累。”费正清指出中西各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作为不调和的文化实体，两者之间的接触比当代最好的外交史所描述的状况更为复杂”。
针对当时学界“有关中华帝国政治崩溃的研究几乎全部为西方侵略者的外部视角所笼罩”的“西方中心论”盛行的状况，费正清在研究中进行了批判和回击。他在书中写道：“事物的关键还要取决于内因”，“中国对西方的回应主要还是由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特殊属性所决定的”；“1842年以来日本和中国应对西方的强烈反差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并非是凌驾于本国人民之上的主宰力量，本国的内部条件才是决定性因素。……因此，所有研究中国近代对西方的调适都必须着手于研究中国的特殊性”。在西方对中国造成“冲击”问题上，费正清指出：“所谓西方给中国造成的‘冲击’具有某些促进意义，而不是致命打击。……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是中国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不断调整推进，并非简单的西方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双向互动的过程。……西方舶来品都得以巧妙地修正。这些通商口岸并非将西方的生活方式全盘照搬到中国沿海，而是代表着中国人能够接受的西方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西方历史传统给中国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破坏”，比如鸦片问题、华南商品经济的扩张、农业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随后出现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等，“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创造”。
本书的第二、三部分，费正清讲述了第一批条约如何签订，以及中英官员如何使其生效的过程。在第二部分，费正清叙述了广州体系的崩溃，接踵而来的战争与谈判，以及中国对外贸易合法化进程中所取得的一致性法律原则，同时基本保留专为规范鸦片贸易而设的非正式制度。第三部分，费正清描述了条约履行的艰难实况，形象地将开埠初期比喻成“同时期的美国西部开发”，对英国人而言“是一项在遥远的边陲充满冒险的开创性工作”，但其面对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征服自然，而在于如何对待古代中国的行为准则”。与传统的外交史不同，费正清更为关注的是代表近代化力量的西方人进入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挫折。尽管英国人通过战争和条约打破了清朝既往的外贸和外交体系，但正如前文所指出，中国接受近代化和西方是一个连续的渐进过程，英国人不断地调整外交政策也证明了这一点。费正清在考察中英关系的过程中，并没有采用佩克和柯文诟病他的“传统—近代”的二元视角，而是一直不断转换视角，努力将“英国和中国的历史联为一体”。而且，他也没有高估西方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力：“中国沿海地区是中西文化的交汇处，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地。但就整个中国来说，这样的现代化运动只能在最初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但在柯文等人的批评中，却将费正清视为“冲击—回应”模式的代表人物，指出费正清理论框架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就19世纪大部分情况而言，左右中国历史的最重要影响是与西方的对抗，西方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中国则扮演着远为消极的或者说回应的角色。被柯文评为“对西方冲击的这种极端重要性”主张最力的著作之一是邓嗣禹、费正清合编的一部史料集《冲击与回应——从历史文献看近代中国》（英文版书名为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初版于1954年）。然而费、邓二人在1979年3月写的再版前言中已经阐明：“我们一开始就提出：‘刺激’（或‘冲击’）和‘回应’的表述并不严谨。我们斗胆假设‘西方冲击’曾发生在前，仅仅是因为我们所谓的‘中国回应’的行为发生在后。这种‘中国回应’正是我们要研究的，但它显然是中国整体行为的一个部分。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解读这种回应是困难的，我们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中考察。”事实上，柯文的批评著作于5年后问世，他在引用时应该看到过这段声明。
就《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内容，我们也很难找到柯文批评的情况。费正清指出，1842—1898年的时间里，所有这些历史进程，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共同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他的核心观念并不在于代表传统的中国应对代表近代的西方，或者说是中国回应西方的冲击，而是中国步入近代化的过程是中外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中外共治”的海关制度成为1854年之后“条约制度”最终的解决方案。与满汉问题的暧昧态度和开放性答案类似，费正清并未从正面回答中国近代转型过程中究竟是外因还是内因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问题。这也给后世学者理解或误读他的近代化观点留下更多的解释与讨论空间。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费正清及其弟子发展出的“中国中心观”理论，尽管以西方中心观作为批判对象，但“其背后隐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脉络”和“根本性的认知结构”，依然是西方对东方文化霸权的构成部分，依然具有“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中心意识”。
（二）注重满人因素与满汉问题
费正清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开篇就考察了内亚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指出内亚“蛮族”正如四季交替一般，构成了中国王朝编年史的主题曲。唐宋、辽金元、明、清四个时期，汉人和“夷”轮流进行帝国的政治统治，最后一千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处于非汉族的统治之下，“外族制度已经融入他们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汉人和“夷狄”共同存在于整个历史。对清朝统治者而言，与蒙古人建立元朝不同，满洲人“可以用汉人的方式统治整个中国，自己却并没有变成汉人”。然而，在既往研究中“近代史学家或许对这些显而易见的宏观背景并不在意，更关注中西互动及其多元走向”。
费正清对满洲因素的重视，源于欧文·拉铁摩尔的影响。1932年，他在北京遇到拉铁摩尔，当时后者因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刚刚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拉铁摩尔明确指出，“在中国北部和西北部边缘孕蓄着非汉族部落政权的涨落”，围绕该地区的现代国际史与中国早期的历史紧密相关。费正清读后深有同感：“一个世纪以来到处充溢着条约权利和权益，我认为这全起自于欧洲的海岸国家，在这种气氛下这本书的出现如同吹来一股清新的微风。”费正清与拉铁摩尔建立了终身的友谊。1940年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出版，费正清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这本书我获得了我一直在寻求的观念。通常，一种观念在探索它时总是让人感到渺渺难寻，一旦受到什么启发而有所获，又怎样让人能够确信？欧文展开他丰富的想象力，把观察结果同已知事实相结合，建立起了历史理论的城堡。无所成就的汉学家们可能会嘲笑他，可是他早已超出了他们的研究范围。”可见，费正清非常重视清朝政权的满洲因素。
费正清将满人统治者“有意维持自己非汉族社会集团身份”的情况称为“共存”，即“文化交流并未引起新同质文化的出现，而只是两种文化彼此适应的并存”。满洲入主中原后，“这种共存性可能被自觉地制度化，成为一种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的混合体”。清朝建立了满汉联合执政的制度，一方面“保持汉人在满人监督下进行管理的双轨制”，另一方面“维持其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满人作为“夷狄”对儒家君主制的总体影响体现在政策、运作和理论等各个方面，“是嫁接在反汉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去民族化”。当然，费正清也没有否认汉化的存在：“例如一种古老的说法：‘中国总是不断地同化它的征服者’，对于来自北方草原的小群游牧民族入侵者，这一点或许多多少少是适宜的。”
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重大事件的发生，民族和文明文化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学术焦点。美国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清政权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主体，“放弃流行已久的‘汉化’观点”，转而“正视清朝对于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采取不同统治策略的现实”，关注少数民族和内亚因素对清政权的重要性。费正清强调清朝成功的满洲因素，认为满洲“只是不到一百万人的一个小小的少数民族”，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继承了汉人的权变手段并“结合着自觉的征服者所特有的活力”，“擅长于进行战争和把持权力”。和他共同开设清代文献研讨课的傅礼初更强调满人的重要性，指出“为中国亚洲腹地边疆的汉化打下基础的还是满人”。
费正清敏锐地注意到传统清朝外交实践中的满洲因素和满汉问题，指出满洲官员在和西方打交道的最初阶段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且“满人与汉族相比，在对外政策上有本质区别”。费正清认为，“满洲王朝的政策并不是汉人政权政策的代名词。反过来说，中华帝国政权对19世纪西方涌入的回应并不纯然是汉族的回应，而是满汉儒家君主制这种混合制度的回应”。因此，“北京政府在19世纪前期对西方做出的反应只关注于满人自身的权力和威望，这样的说法可能并不公平”。而令费正清始料不及的是，他的满汉观为20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的论战埋下伏笔。囿于时代因素，费正清当时在帝国体制的范围内无法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夷狄”与汉人“共治”的局面。清朝创建者满人曾被视为“夷”，近代来华的西方人也被视为“夷”，费正清以“夷”为切入点，通过“夷”的涵化过程导引出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转变这一中西外交史的核心命题。
费正清在书中强调“满汉共治”儒家君主制的社会文化因素，“朝贡制度”是其具体体现。他指出，当时“西方的政治学家，迄今为止几乎毫无例外地避开了对中国语言和儒家政权的研究。出于自尊的考虑，他们对中国统治艺术这一最伟大的人类成就视而不见”。费正清认为，帮助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这些汉人并非亲满之人，而是和满人一道都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这些汉人忠诚拥护的共同纽带是儒家的秩序观”。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也从晚清历史经验出发，强调儒家文化对清政权的重要性。朝贡制度是儒家君主制处理对外关系的既有模式。它是“华夷”制度的产物，由中国边疆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创造，同时也是几百年来中外共同遵守的交流媒介。朝贡关系的意识形态在满人和汉人心中所占据的位置，“等同于西方人心目中民族主义的地位”。费正清指出，“外族侵略者常常接纳朝贡思想并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个问题比西方政治学家们已认识到的偏狭之见要复杂得多”。朝贡制度对“夷狄”的调适并不意味着做好了与西方打交道的充分准备，正因为其未能成功适用于近代的西方，才造成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冲击的反应迟缓。
费正清考察了“满汉共治”下的海关。清朝平定台湾之后的1685年，建立了由地方官和中央派遣官员共同负责的榷关制度。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省份的海关均已纳入该省行政管理体系，但最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广州仍由中央派遣的粤海关监督（满人担任）直接管辖。粤海关监督一度废止后又重设，在此过程中他们与广东地方官员达成共谋共治的妥协，共同利用商人群体作为其代理人。因此行商不仅负责贸易，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由此形成近代开埠前的外贸治理模式。
近年马世嘉将视野从边疆政策转向对外政策，探讨清朝将18世纪成功的边疆政策运用到19世纪的对外政策，何以必然会遭到失败。费正清本书的研究正是其对话的起点。马世嘉指出：“直到最近，人们一直认为1840年以前帝制中国的对外关系取向，主要受到一理想世界秩序的意识形态成见所型铸。由费正清的努力启其先河，在其所建构的普遍架构之解释中，明清在对外关系上存在一种基于华夏自我中心意识形态的‘中华世界秩序’，并借由统称为‘朝贡体系’的诸制度程序所彰显。这个世界秩序本质上为‘一种中国本部（帝国政府之）行政体系的外延’，并设计来强化——或看似强化——以皇帝为中心对外族的分级阶序。”他认为费正清在书中描述的“朝贡体系”，“与其说该体系之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控中国实际对外状况之经济与军事利益，毋宁说是向国内大众证明外国人承认且臣服于皇帝的权威”。费正清强调的朝贡体系的技术手段（包括贸易奖励、宗教与文化压力以及武力等方式）并不是清朝对外政策失败的关键，问题核心在于清政权将边疆政策的各种手段用在了对外政策上面。
（三）现代化观与帝国主义观的调适
费正清认为，现代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的对外贸易必然会以令外国商人满意的方式受到控制，但在这一历史趋势中，对于中华帝国来说，还存在比最终发生的情况更具危害的多种可能性。《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的第四、五部分描述了英国推行的条约体系在清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抵抗下出现了渐进式的崩溃，但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西方国家施加军事高压，清政府不得不让步，在沿海通商口岸实行中西共同治理，上海设立的外籍海关税务司是中西共治的产物，也成为1842—1854年条约制度的最终解决方案。外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对中国现代化所起的历史作用在西方学界不断得到强化；而国内学界虽然“强调外部因素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其最后的着眼点却都落在中国社会自身的内部反应或中国人民的革命诉求上”。可见，学者眼中的现代化理论并非客观的、纯粹的学术概念，例如林同奇敏锐地指出，“Modernization（现代化）指的是一个过程”，“定义一般现在是采用马克斯·韦伯的，通过工具理性控制外在世界，控制社会，甚至控制自然”；“但是Modernity（现代性）不是指历史上的一个过程，而是某种思维方式，某种思想情绪”。费正清认为海关的设立是“幸运的”和“偶然的”，因为它“抢在赤裸裸地吞并或直接由外国控制贸易之前建立起来”，但即使通商口岸为中西共治，不是纯西方的创造，费正清也无法绕开西方侵略的帝国主义问题。
不过，费正清始终对近代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有理性的认识，从而构成了他同情中国革命的内在基础。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他没有忽视西方侵略的客观事实，而是尽力呈现中国步入近代社会并遭遇帝国主义侵略的复杂图景。他颇有深意地写道：“东南沿海的港口都处于江海的入海口，面临着海洋和外部远洋的世界。它们既是外国人的入侵点，又是中国人向外到东南亚或更远处寻找生路的出发点。”当1932年1月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时，适值“一·二八”事变爆发，“我们在外国公共租界的外滩登岸，距离正在轰击闸北的日本巡洋舰‘赤云’舰不过数百码”。在通商口岸查阅资料的旅行中，“更证实了我从档案中获得的一系列想法。这些商港无疑构成了一个个各国侨民紧密结合而成的独立的前沿社区。在这里，外国的服务行业和个人企业都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他们的确都发现并开展了同中国相应人物的合作……然而这样的中外合作场合渗透着侵略性的外国民族主义，同时也相伴着中国人的爱国主义反应”。当1935年费正清离开中国时，日本已展现出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他强烈感受到中国已不再是马士生活的时代和他书中所描述的时代，中国人民身上所蕴藏的巨大的反帝反侵略力量正在积聚，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他看到了这股力量，因此随后修订的博士论文体现出的最显著的变化是，强化西方帝国主义的存在意识，将“外国经济剥削”作为时代背景。
肆
结语
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的贸易与外交，不仅是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在当下的中国也具有现实意义。费正清指出，19世纪中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希图在中国创造新的外交体系，以条约制度代替过去的朝贡制度，但西方国家的一厢情愿无疑遭遇了失败：通商口岸时代的中西共治绝不是纯西方的创造。他在综合利用中、西文资料的研究中看到了清朝官员和中国民众的巨大力量，尽管拥有军事和外交上的优势，西方列强也不得不屈从于当地的传统和环境，如协定关税、特许专卖品、出口税都是由中国官员自己设计，并无外国人的帮助。通商口岸是一种新型的双重社会，既不全是中式的，也不全是洋式的，因此通商口岸所建立的新式中西关系，并非由西方力量所主导。与此同时，费正清还观察到清朝满汉分治原则在贸易与外交问题上的应用，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满族统治者的权力进一步衰落，因而立足于“治夷”传统，努力将寻求在中国确立条约制度的西方入侵者纳入到清王朝自身的权力结构之中，并为其所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对西方开放的扩大。在《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中，费正清较为充分地展现了互动交往的外交史研究视野，与柯文所概括的“冲击—反应”模式颇为不同。
当然，任何史学著作都有其时代特点和历史局限。费正清在本书中呈现的外交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视角，已经成为其倡导的区域研究，以及新兴的全球史研究批评的对象；其外交带动贸易的观点也被近年美国学界兴起的加州学派所修正，近代中国与西方、贸易与外交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超出他的判断和预期。
【注】文章原载于《清史研究》2023年04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文字编辑：冯楚杰
媒体编辑：叶梓轩
审 核 ：彭崇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