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研究
四十年来姚鼐研究述略
秦威威
作者：秦威威，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姚鼐、桐城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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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斯文》第十一辑。
2.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引用以原刊为准。
3.此文成稿于2020年，故目见相关研究著作与文章，也限于成稿之前。此后学界新出姚鼐研究之篇目，虽略补一二，然未再系统评述。
摘要：四十年来姚鼐研究之要点，可分五类：（一）文献整理。姚鼐著作经校理、影印，多已行世，佚文亦屡被发现，批点之作则有待搜辑。（二）生平考察。学界尤倾力于编撰姚鼐年谱，对关涉汉宋之争、文派传播的史实亦频加讨论。（三）文学研究。“阴阳刚柔”“义理、文章、考证相济”“熔铸唐宋”三种理论，《古文辞类篹》《今体诗钞》两种选本和名篇《登泰山记》，三足鼎立。（四）经部研究。热点在姚鼐经学与理学、文学、汉学之关系，《左传补注》等亦初为学者注意。（五）四库和老庄研究。重点在《惜抱轩书录》版本异同的四库学价值，《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的独特章句划分。诸多学科的共进，带给今人重新认识姚鼐的契机。然不足在于研究者对姚鼐和乾嘉时代常缺乏精神互动，文献基础工作尚存缺失。
关键词：姚鼐；文献整理；文学研究；汉宋之争；《惜抱轩书录》；精神内核
姚鼐之盛名赖其古文而传衍，然古文不过其学问之一途，而学问又非其人生之全部。欲接近“真正”的姚鼐，置其古文于一旁不可，仅藉古文以求姚鼐全貌，亦不免偏颇。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姚鼐的研究，实则早已逸出古文的范畴，旁及其诗歌、尺牍、经史、诸子、书法等文本。不过学科的分隔，导致各领域研究姚鼐的学者之间缺乏有效互动。本文拟对四十年来姚鼐研究作全面的回顾，或能对今后的学术融通贡献微薄之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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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界关于姚鼐的综合性研究综述，笔者仅见何理敏《21世纪姚鼐研究论文综述》（《剑南文学》，2012年第12期）一文，此文对21世纪以来的姚鼐研究，分思想、文学两方面加以评述，失之过简。专题性的综述，多散见于相关文章（特别是学位论文）之中，譬如王若琼《姚鼐诗学思想与诗歌创作研究》（安徽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绪论”一节分风格、诗论、诗学思想、诗文关系、诗歌本体五个方面的评述，宋易《论有当时定，才为异代珍——姚鼐书法探论》（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对数篇姚鼐书法研究论文的评议，左秀慧《论姚鼐的老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对姚鼐老庄研究现状的介绍，等等，皆有一定文献指引作用。有关桐城派研究的综述，如江小角、方宁胜《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安徽史学》，2004年第6期）、陶运宗《近三年来桐城派研究进展及评述》（《斯文》第四辑，2019年）等，虽间亦涉及姚鼐，然因离题已远，可借鉴处不多。
一、著述整理与辑佚
姚鼐著述，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年来点校、影印、辑佚不一而足，兹稍加分类梳理。
诗古文创作为姚鼐立足乾嘉学林的础石，《惜抱轩诗文集》三十八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即由刘季高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成为此后三十年来最为通行的本子。[1]后又有季羡林总编《传世藏书》本，同为三十八卷，简体、横排、标点，然流传不广。[2]又有周义祥整理本，仅收文集十六卷，其书既非全豹，且点校、排版皆不精，故绝少见于学界。[3]
古籍影印之事常与校点整理并行，先刘季高校点本数年，中国书店、中华书局联合影印丛书《四部备要》，因流播不广，故其中所收《惜抱轩全集》亦湮没不彰。[4]稍后，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本影印之《惜抱轩全集》单行于世，为学人屡引，通行度似仅弱于刘氏校点本。[5]后又有台北新文丰《丛书集成三编》中收《惜抱轩全集》，在大陆学界亦不流行。[6]以上诸本皆以《四部备要》为底本，加以影印或整理，未能有效利用嘉庆初刻本。[7]而《续修四库全书》[8]、《清代诗文集汇编》[9]影印之《惜抱轩诗文集》所用底本皆为山东省图书馆藏嘉庆初刻本，恰可弥补其缺憾。近年，曹辛华、刘慧宽主编之《桐城派文集丛刊》问世，中收《惜抱轩全集》十一种，复收国图藏青萝山馆抄本《惜抱轩文抄》。[10]此是姚鼐著作首次较为全备而集中地呈现，惜其未能慎择底本。
诗文选本如《古文辞类篹》《今体诗钞》等，与别集一道助力姚鼐身后声名，不可或缺，四十年来亦屡经整理、重释与翻印。《今体诗钞》以曹光甫校点本最为畅行。[11]《古文辞类篹》之版本则甚为复杂，周远政《版本述略》（2003年）一文曾述及之，可参。[12]姚鼐于书院课读之时，亦曾选时文以资教学，《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收《惜抱轩课徒草》，即为其一。[13]选本之外，姚鼐尺牍亦为世所重，卢坡校点、编辑之《惜抱轩尺牍》《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应运而出，颇资利用。[14]此外，姚文选集或选姚文之总集，皆有裨姚文传播，因一时难以尽数过眼，姑阙之。[15]
姚鼐集部之外的著作，伴随相关学科如老子学、庄子学、四库学、书法学研究等的广泛开展，也获得整理与印行。子部如《老子章义》一书，先后收入汪福润《老子注三种》[16]（1994年）、宗教文化出版社《老子集成》[17]（2011年），得以校点排印行世。《中华续道藏初辑》[18]（1999年）、《续修四库全书》[19]亦收录影印，后又有方勇总纂《子藏·道家部·老子卷》，搜集影印历代解老之作，中收《老子章义》不同版本三种，分别为清同治九年桐城吴氏刊本、杨沂孙校并跋清同治九年桐城吴氏刊本、佚名批校清光绪五年刊《惜抱轩遗书三种》本。[20]同时，《庄子章义》亦收入《子藏·道家部·庄子卷》。[21]史部如《惜抱轩书录》因“四库学”的风生水起，极彰显其文献价值，先有张升编《提要稿辑存》（2006年）收录清光绪七年金陵孙氏钞《惜抱轩遗书三种》本[22]。据涂亮《新见姚鼐四篇四库提要分纂稿》一文，知孙氏钞本的底本为光绪五年徐宗亮刻《惜抱轩遗书三种》，故其未必比徐刻本更佳。[23]而吴格、乐怡标校整理之《四库提要分纂稿》[24]所收《惜抱轩书录》以徐刻本为底本，似较善。
因迄今尚无姚鼐编著书目，且其著作或已雕刻，或仅抄传，或经整理，或止影印，不一而足，以上内容并不能将之囊括殆尽。其他散见各处者尚多，然求全则芜，不能一一述及矣。兹更制一表，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或能收全备之效。
表1 四十年来已刊姚鼐编著书目[25]
与整理、影印并行，姚鼐诗文、尺牍、书录等著作之辑佚，亦屡见发表。在诗文集方面，王思豪《姚鼐集佚文辨识》（2009年）首发其端，补《听莺居文钞序》一篇。[27]其后，江曦《姚鼐集外文考论》（2010年）收姚鼐遗文五篇，略加考证与断句。[28]温世亮《姚鼐集外诗歌辑补53首》（2014年），所辑姚鼐遗诗，皆出自《惜抱使湘鲁日记》。[29]刘文龙《姚鼐集外诗文辑考》（2019年）收佚文六篇（其一存疑）、诗三首，[30]黄汉《姚鼐集外佚诗佚文辑考》得诗二十一首、文十四篇，[31]皆用力甚勤。方盛良《所见姚鼐佚文考释》[32]（2017年）及其续编[33]拣选、考释安徽省图书馆藏抄本《惜抱轩题跋》数十篇，可补三卷本《法帖题跋》之阙。在尺牍搜辑、考订方面，以卢坡最为辛勤，其成绩见于《姚鼐尺牍辑补》[34]（2019年）、《陈用光藏姚鼐手札考释》[35]（2019年）等文。此外，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七章第三十七条脚注迻录姚鼐《复林仲骞书》，[36]单重阳《谈艺不讥明七子——姚鼐诗法论初探》（2012年）所录姚鼐《海峰先生诗集书后》，[37]黄湛《国图藏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2020年）所录姚鼐与刘台拱的两通书信，[38]同是书海秘籍。诗文、尺牍而外，《惜抱轩书录》尤为世重，故学者于此书佚作之收录也颇费心思。先有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39]（1999年），业已收入吴格整理之《四库提要分纂稿》。后又有涂亮之《新见姚鼐四篇四库提要分纂稿》[40]（2019年），项旋、高树伟之《早期纂修史事新证》[41]（2020年），间有辑评，益补其阙。上述各家所辑佚文，大体来自于姚鼐本人的手稿墨迹、亲友的著作以及各类史志。今后若循此路途，当更有发现。
综上，姚鼐之别集、四库学和老子学著作，校理与影印并行不废，选本、尺牍以校点本盛行于世，余则散见于各类丛书之中。佚文亦为学界苦费搜罗，初经整理，渐次发表，惜未见“新材料”孕育出“新观点”。目今所存短板在姚鼐存世众多的批校、评点之作，尚未经学界广泛留意。《古文辞类篹》《今体诗钞》等文学选本虽有姚鼐圈点与书并行，但其它著作的评点则声华寂寞，且更琐碎，亟待搜辑。[42]要之，虽然今日尚无精心整理之后的姚鼐全集问世，比之同辈名家如钱大昕、袁枚等人，或稍显逊色，但四十年来，有此成绩，似也属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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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书初版于1992年，2010年、2018年据初版重印。刘季高先生于2007年仙逝，故重印本未加修订。
[2]见《传世藏书·集库·别集》第14册，海口：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年。所用底本为《四部备要》本，参以《四部丛刊》本。
[3]即《四库家藏》本，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简体，横排，所用底本为《四库备要》本。
[4]见丛书第88册，1989年出版。含诗文集三十八卷，与刘季高校点本同，另有《法帖题跋》三卷、《惜抱轩笔记》八卷。
[5]姚鼐撰：《惜抱轩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世界书局本《惜抱轩全集》，初版于1936年，国学整理出版社发行，其所用底本应是《四库备要》本。
[6]见丛书第58册，1997年出版。
[7]刘季高校点本，据前序，知其以《四部备要》《四部丛刊》、清嘉庆刘文奎刻本残卷为底本，并参以同治五年李瀚章刻本、光绪三十三年上海校经山房刻本，未睹嘉庆刻本的全貌。
[8]见丛书第14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收诗文集三十七卷，阙诗外集一卷。
[9]见丛书第37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诗文集三十八卷全。
[10]见丛书第88-93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惜抱轩全集》所用底本为同治五年李瀚章省心阁刻本，而省心阁本《惜抱轩全集》一般为十四种或十种本。因笔者暂未见《桐城派文集丛刊》详情，不能确定网上流传目录中所谓“十一种”究竟何指。
[11]姚鼐辑，曹光甫校点：《今体诗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此外，又有申传祥《今体诗钞注释》三册，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笔者未获见原书，据书影，知其所用底本为曹光甫校点本。（网址：http://book.kongfz.com/209203/2760790234/。）
[12]周远政：《版本述略》，《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5期。
[13]见丛书第29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
[14]姚鼐撰，陈用光辑，卢坡校点：《惜抱轩尺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卢坡著：《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1年。
[15]常见姚鼐选集有王镇远选注《姚鼐文选》（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周中明选评《姚鼐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周中明选注《姚鼐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严云绶等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姚鼐选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选姚鼐文之总集有漆邦绪、王凯符选注《桐城派文选》（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镇远主编《桐城三家散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杨荣祥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许结、潘务正编选《方苞姚鼐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等。
[16]汪福润点校：《老子注三种》，合肥：黄山书社，1994年。后又收入黄山书社《安徽古籍丛书粹编》，于2014年再版。
[17]见第9卷。
[18]见丛书第10册，台北：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19]见丛书第954册。
[20]见丛书第71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其中杨氏校跋本，当是上海图书馆藏本，见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者（见该书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72页）。又，“佚名批校《惜抱轩遗书三种》本”之说疑误，《惜抱轩三种》应为《惜抱轩书录》《庄子章义》《惜抱轩尺牍补编》，无《老子章义》。因笔者未获检《子藏》原书，待考。
[21]见第108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出版。所用底本为光绪五年桐城徐宗亮刊《惜抱轩遗书三种》本。
[22]张升编：《提要稿辑存》第五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此钞本现藏国家图书馆。高树伟《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考略》（《中国四库学》第三辑，2019年）：“金陵本孙氏抄本既有文字讹误，提要篇目又有脱漏，《辑存》在影印姚稿时，实不应选此本。”由此或可略窥此本之优劣。
[23]涂亮：《新见姚鼐四篇四库提要分纂稿》，《图书馆研究》，2019年第2期。
[24]吴格、乐怡标校：《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25]为得目录指引之效，本表亦收入上文已提及书目。
[26]《古文辞类篹》版本复杂，此表仅录其一。
[27]王思豪：《姚鼐集佚文辨识》，《古籍研究》，2009年上下合卷。
[28]江曦：《姚鼐集外文考论》，《绥化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葛志勇《惜抱轩集外文两则述略》（《科技风》，2013年第22期）所补，俱见江曦文。
[29]温世亮：《姚鼐集外诗歌辑补53首》，《中国韵文学刊》，2014年第3期。
[30]刘文龙：《姚鼐集外诗文辑考》，《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31]此文未发表。
[32]方盛良：《所见姚鼐佚文考释》，《文献》，2017年第6期。
[33]方盛良：《姚鼐考释（续）》，《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34]卢坡：《姚鼐尺牍辑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
[35]卢坡：《陈用光藏姚鼐手札考释》，《古籍研究》，2019年上卷。
[36]王达敏著：《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188-189页。
[37]单重阳：《谈艺不讥明七子——姚鼐诗法论初探》，《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8]黄湛：《国图藏所收乾嘉学人致刘台拱书信考论》，《文献》，2020年第2期。
[39]杜泽逊：《读新见姚鼐一篇四库提要拟稿》，《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3期。
[40]涂亮：《新见姚鼐四篇四库提要分纂稿》，《图书馆研究》，2019年第2期。
[41]项旋、高树伟：《早期纂修史事新证》，《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42]吾惟见师为公《扬雄姚鼐评点辑析》（《文献》，2013年第2期）专力辑姚鼐评点。其他论及姚鼐评点本者，如张洪海《清代储欣、姚鼐评点二种述略》（《文献》，2011年第3期）、邱瑰华《从看姚鼐的杜诗选评》（《安徽省桐城派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二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乃以论为主，未暇顾及文献整理之事。
二、生平事迹的考察
年谱通常为记录一人事迹最富系统且详备之体，谱主所处时代、交游和学术之转移也往往于此可见。早在清同治七年，即有郑福照所撰《姚惜抱先生年谱》行世，姚鼐生平事迹、文目编年、著述提要大备。[1]至民国时，姚永朴作《惜抱轩诗集训纂》，金兆蕃后为校注，训诂之前，每先予解题。[2]永朴为姚鼐族裔，所闻故老传说既多，又秉颂先人之美之心，故用力极勤，足可与《年谱》方驾并驰。四十年来，孟醒仁《桐城派三祖年谱》[3]（2002年）、周中明《姚鼐研究》[4]（2013年），皆曾重编姚鼐年谱。[5]至2019年，卢坡又申请立项“姚鼐年谱长编”[6]，项目完成之后，此题恐将无剩义矣。
年谱虽毋庸再作，但受体例所限，并不能包括一切，故仍有作文的空间。譬如乾隆三十九年辞四库馆、四十年辞官事，关乎姚鼐生活与学术走向，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王达敏于《姚鼐与乾嘉学派》第二章中总结常见的六种说法，即病退、养亲、知赏者去世、官场险恶、政治矛盾、汉宋学术之争，且于学术之争一说详加考论。[7]约略同时，周中明《姚鼐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姚鼐中年主动辞官的原因辨析》（2007年）一文，一一辩驳了“乞病归”“养亲归”“文正公薨”“文襄当国”“学术之争”五说，以为姚鼐辞官，“由于他厌恶官场的腐朽险恶和坚持自己的个性独立自由而‘不堪世用’”。[8]通观后来论及此事者，皆不出六说之中，然多执汉宋之争的观点，微有修补而已。如潘务正《姚鼐辞四库馆探因》（2007年）以为姚鼐在四库馆内的争论者主要为戴震，将纪昀、朱筠等摈斥在外，是对汉宋之争一说的细化。[9]又如李柱梁《姚鼐辞官原因新探》（2010年），以为姚鼐“鉴于学术界和文坛令人堪忧的现状”，“萌生了创立桐城文派的意识”，“设帐授徒（包括主讲书院）也许就是他计划好的主要途径。这样既可以专心于古文并培养后学，扩大桐城古文的影响，在另一个平台上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又可免除养家糊口的生计之忧”。[10]此说以后人视角来逆推姚鼐当时之心绪，恐怕难以成立。然其揣测姚鼐、朱子颍相会之时，当提及辞官与后路的问题，虽无法坐实，却也合乎情理。目前来看，姚鼐因学术之争而从京师告退，几乎成学界共识，只是历史细节和姚氏一时的心绪，仍须再探。
学界所用资料的扩充，及姚鼐同辈、后学研究的兴盛，皆裨益于姚鼐本人生平、学术之研究。如姚鼐墓志[11]、《桐城麻溪姚氏宗谱》等资料的发掘，可补传世文献的缺陷，已为学者初步利用。[12]其中尤以汪孔丰著《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为佳，此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宏观桐城派发生之地域情况、家族文化与桐城派外部传播、内部承衍，下编梳理出姚氏家学“姚范—姚鼐—姚景衡、姚莹—姚濬昌—姚永朴、姚永概”五级传承统系，视野宏阔。[13]至于涉及姚鼐师友的研究，则难以数计，以姚鼐为中心者，如施恒忠《姚鼐与甘福家族的历史渊源》[14]（2010年）、卢坡《桐城派尺牍研究——以姚鼐与弟子交往为中心》[15]（2015年）、汪孔丰《姚鼐家族弟子群考述》[16]（2017年）、尚丽殊、吴怀东《一代能吏汪志伊及其与姚鼐交往述论》[17]（2019年）等。以他人为中心而论及姚鼐者，自不乏佳作，然因散处各篇之中，须细致搜求，暂阙以待他日。[18]此外，姚鼐四十年的书院教学生涯，为桐城派创立的关键，且与桐城派的传播、清代书院教育等问题相关，故也为研究者所留意。杨布生《姚鼐从事书院教育40年考略》（1991年）于姚鼐的教育经验与思想简略考察，[19]汪孔丰《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新论》（2013年）重新考证姚鼐两次执掌钟山书院的时间，[20]等等，俱有所贡献。
或是数部年谱的行世导致题无余义，抑或学界解读旧材料鲜有新见，大体而言，姚鼐生平事迹的考察并非研究者的重心，上述辞馆、书院生涯等问题为世所重，则因其关涉汉宋之争、桐城派传衍等大题目，必须反复考量。今后欲求更上层楼，似须在姚鼐四十岁之前、六十岁之后史料的搜集、理解上更费精神。四十岁前史料少，忌率尔而谈，六十岁后史料繁，则应细加拣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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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7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又见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儒藏·史部·儒林年谱》第41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惜抱轩诗集训纂》初刻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后由宋效永点校出版（合肥：黄山书社，2001年），然宋校本排版错置、字词讹误颇多，并非善本。
[3]孟醒仁著：《桐城派三祖年谱》，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
[4]周中明著：《姚鼐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此外，另见马厚文《增订姚惜抱年谱》之目，而未见其书，汪孔丰《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4页第2条脚注提及。系由汪从陈所巨、杨怀志《桐城近世名人传》（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1993年内部刊印）第153-154页《马厚文传略》寻出。
[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7]见该书第二章第95条尾注，第55-57页。
[8]周中明：《姚鼐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姚鼐中年主动辞官的原因辨析》，《古籍研究》，2007年第1期。
[9]潘务正：《姚鼐辞四库馆探因》，《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0]李柱梁：《姚鼐辞官原因新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11]卢茂村：《记新发现的姚鼐墓志铭》，《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12]如卞孝萱、武黎嵩《重新认识姚鼐——资料的发掘和利用》（《中国文化》第二十五、二十六期合刊，2007年）、《从看姚鼐》（《第三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后发表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第1期）。
[13]汪孔丰著：《麻溪姚氏与桐城派的演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年。
[14]施恒忠：《姚鼐与甘福家族的历史渊源》，《长江文化论丛》，2010年。
[15]卢坡：《桐城派尺牍研究——以姚鼐与弟子交往为中心》，安徽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16]汪孔丰：《姚鼐家族弟子群考述》，《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7]尚丽殊、吴怀东：《一代能吏汪志伊及其与姚鼐交往述论》，《斯文》，2019年第1期。此文实际重在论汪志伊，而兼及与姚鼐之交游，所用材料有限。
[18]余曾寓目者，如鹿苗苗、谢德胜《清代郭麐与姚鼐、袁枚交游及早期文学思想形成考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戚学民《纂述权力与诗史构图:与清史对乾隆朝诗学史的书写》（《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等，虽非以姚鼐为中心，而皆对姚鼐研究有所助益。
[19]杨布生：《姚鼐从事书院教育40年考略》，《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3期。
[20]汪孔丰：《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新论》，《古籍研究》，2013年第1期。
三、诗文理论、选本及创作
姚鼐何以立足于今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浏览今人论著之后，得一粗略印象，概言之为诗文理论、选本及创作。而理论又以文论之“阴阳刚柔”“义理、文章、考证相济”、诗论之“熔铸唐宋”三说绝出，选本以《古文辞类篹》《今体诗钞》双峰并峙，创作则以《登泰山记》单篇独步。它如书法研究、语文教育等，与此亦略有关联。兹一一述之。
“阴阳刚柔”说，为姚鼐文论研究之中当仁不让第一题目，且已超出一家之学笼罩，而成传统文论经典命题，凡著文学批评史者，皆于此再三致意。故欲将其研究现状网罗殆尽，殊非一时之功，兹仅基于两点略论之。
一为渊源。学者多以《易·系辞》阴阳观念为其哲学源头，而后至曹丕《典论·论文》之“清刚”与“浊柔”、刘勰《文心雕龙》之《定势》《熔裁》《体性》诸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之“刚柔迭用”、严羽《沧浪诗话》之“二概”等。[1]然间亦有勇破藩篱，独标己见者。如王之望《姚鼐的风格论》（1982年），以为风格分类有两条线索，一为繁分法，源自刘勰《文心雕龙》“八体”，至唐皎然为“十九式”，至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一为简分法，源自曹丕《典论·论文》“清刚”与“浊柔”，至刘勰为“风趣刚柔”“势有刚柔”，至严羽为“二概”“九品”，至清陈忱为“至神至勇”“至文至弱”。[2]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1997年），以为姚鼐“阳刚阴柔”之说或与“扬州八怪”的影响有关，郑燮《赠潘桐冈》一文与之近似。[3]周丽《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溯源》（2015年），以为此说直接来源于魏禧《文瀫叙》、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两文。[4]
二为偏胜，即解释为何于阳刚、阴柔之间，姚鼐更偏爱阳刚。胡金望《论姚鼐的阳刚阴柔说》（1985年）谓其一出于“尚阳下阴”的正统观念，一因审美倾向的异己性，自己之文既偏于阴柔，故冀以阳刚补救；其思维与葛洪“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丑，丑笃也”，相一致。[5]王镇远《论姚鼐的诗歌艺术》（1985年），以为从孟子“浩然之气”，至韩愈“气盛”、苏轼“文气”等主气者，皆崇尚壮美。姚鼐论文重气，袭前人之说，故以阳刚为胜。[6]朱曙辉《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2011年）以为姚鼐之人生与创作，皆深受正统儒学影响，而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君子人格”，“既有伦理意味上的高尚，又有美学意味上的崇高”，姚鼐既然追求刚健弘高的人格境界，必波及其艺术审美，偏爱于崇高阳刚。[7]
自姚鼐提出“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合一”之说，后世论文家纷纷以之作为姚氏古文理论的旗帜性主张，且已成为经典命题，进入文学史中。对此说内涵之讨论，学界不惜笔墨，屡论之矣，此处不拟详谈，仅括其大概。最通行的观点，以之为方苞“义法”、刘大櫆“义理、书卷、经济”二说，在乾嘉时代汉学风气勃然兴盛的背景下，姚鼐“与时俱进”的新变。[8]这种逻辑的内核是，桐城派文论的规律性历时延续，在具体时代又要具体分析，此乃“个体与一般统一”认识论的鲜活运用。后世论者，笔力弱，则深陷此泥洹中不可自拔，以至玄而又玄。然而中亦不乏努力开创新局面之文，如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1997年），视此说为创作三途径或程序，即确立命题、发掘素材、行文章法。[9]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六章“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兼收说新论”，则回溯此说产生的历史语境，将其所由提出置于乾嘉之交学术之变的背景之中，言征实而理精当。[10]
较之文论，姚鼐的诗学观念略显逊色，但其“熔铸唐宋”之说，颇为学界注意。如蒋雪艳、刘守安《姚鼐的诗论》（1997年），即以“诗境”“雅正”“熔铸唐宋”“穷而后工”四者，概括姚鼐诗论。[11]徐国能《桐城诗派杜诗学析探——以姚鼐、方东树为中心》（2008年）细究姚鼐对杜诗的宗法，体现为“诗文一道”“崇尚阳刚”“重道轻艺”。[12]在众多涉及此题的论文之中，柳春蕊《熔铸唐宋：姚鼐诗学理论及其实践》（2010年）似最为杰出。其文以创作实践为视角，赋予“熔铸唐宋”以新解，即推崇诗学的雅颂传统，标举作者的儒者气象；诗法杜甫和黄庭坚，以文法为诗法，重诗歌结构和内在气韵的流转。[13]亦有从比较视野中立论者，如潘务正《姚鼐与袁枚诗学关系考论》（2017年）着重论述姚、袁二人诗学观中理与情、人为与天工的异趣，对比之下，彼此的诗学观念更为显豁。[14]傅元琼《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观及题跋诗创作之比较》（2018年）认为翁、姚二人的诗学差异，在于翁为学人之诗，姚为文人之诗。[15]此外，针对姚鼐的词学观念，张宏生《学术走向与创作选择——姚鼐弃词不作与乾嘉年间的词学观念》（2018年）以为其原因有“词学”观念的确立、学有专精的意识、桐城派传统、王士禛诗词辨体的影响等，[16]以小见大，可谓善作文者。
自道光元年初刻之后，《古文辞类篹》经复刻、转抄、批点、节选、续编、仿作、校注、影印不下百种，刊刻之盛，二百年来之作，罕有其匹。[17]学界瞩目所在，大要有二：（一）文体学价值。如高代英《的文体学贡献》（2005年）认为“为用”的文体分类标准和对文体文学性的彰显与强调，乃《古文辞类篹》沟通古今散文文体观念的重要贡献。[18]吴承学《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2015年）以为《古文辞类篹》卷首《序目》，集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亦具有文学批评意义；以为不选史传，是《文选》以来区分史部、集部文体的反映。[19]（二）源与流。《古文辞类纂》之源远溯萧统《文选》，近接方苞《古文约选》，流被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等人。如力之《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2004年）认为姚鼐与萧统选文观的差异，在“萧氏比较注意‘异’，而姚氏更着眼于‘同’”。[20]孟伟《方苞的编选、评点与影响》（2009年）将《古文约选》对《古文辞类篹》的影响，归为选文、圈点、评语三方面。[21]潘志和《从到——论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传承关系》（2008年）以为曾选与姚选之异，为“厚记叙薄议论，重经，重史，重辞赋”。[22]除此两点之外，《古文辞类篹》实牵涉甚广，它如圈点[23]、选文[24]、文论[25]等间亦有学者论及，不再详述。
《今体诗钞》虽不及《古文辞类篹》一般掩盖古今，但亦有学者称其“不仅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唐宋诗合选本之一，而且堪称桐城派诗选中的经典之作”[26]。纵观学界已有研究，或从此选管窥姚鼐诗学，如韩胜《从看姚鼐的诗歌批评》（2008年）谓姚鼐论诗重才力、尚奇警，以文法解诗，评诗重圈点，解诗重考据。[27]或考察姚氏编选此书的目的，如黄威、谢海林《姚鼐的编纂缘起及其经典化考察》（2011年）认为《今体诗钞》虽只选唐宋，并不意味姚鼐只取法于唐宋，其关键在示人轨辙，以使诗风“正本清源，存雅祛俗”。[28]李围围硕士论文《姚鼐研究》（2011年）分成书及流传、选诗标准及特色、诗学思想、影响四章，较为系统，末章论《今体诗钞》对方东树《昭昧詹言》、曾国藩《十八家诗钞》之影响，可备一参。[29]
除却诗文理论和选本，姚鼐本人的诗文创作，也为学界瞩目。诗歌研究如黄季耕《谈谈姚鼐的诗》（1991年）以为其诗“清拔刚劲，精深萃美”，“感情真挚，思想深沉”，“诗文互补”。[30]王小舒《体兼唐宋 气合刚柔——浅议姚鼐的诗及诗论》（2007年），则对姚鼐的师法对象，做出细致分辨，以为其五古学汉魏与唐人，沿袭王士禛之路径；七古或学李白，或学韩愈，或学苏轼，且以苏为主，而中以兼有唐宋体格的长篇歌行为佳；五律宗法王孟，五言排律效法杜诗；七绝不足成家；七律乃姚诗真正代表。[31]古文研究如马亚中《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1983年），指出姚鼐古文义理、文章、考证兼收、偏于阴柔等特征。[32]卢坡《姚鼐辞京南下散文游记创作及文学史意义》（2018年）将乾隆三十九年冬姚鼐辞馆之后至四十二年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之前，游历山东、安徽等地的数篇游记，单拈出来，以为这组游记的特点是“寓情于景”，“雅洁而质实，色华而不靡”，“文学游记与地学游记的融合”。[33]其他论者亦各有拓宽或细化[34]，此处不再详谈，仅以《登泰山记》研究为例，以求发凡。此文乃姚鼐古文第一名作，早已进入中国传统散文经典之列。
据目前所见史料而言，《登泰山记》创作之后的数十年间，并未引起多大反响。姚鼐同辈和稍晚之师友几乎无人讨论此文，同时和稍晚的几种古文选本，对此文的选择，也未见得特别青睐。如王昶辑《湖海文传》（嘉庆十年）、吴翌凤辑《国朝文征》（嘉庆二十二年）、陈兆麒辑《国朝古文所见集》（道光二年）、李祖陶辑《国朝文录》（道光十九年）、姚椿辑《国朝文录》（咸丰元年）五种选本，有两家选《登泰山记》，比例与《游灵岩记》《游媚笔泉记》相同，然不及《晴雪楼记》等文。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登泰山记》似乎只是平常之作，并不杰出。随着曾国藩的揄扬，桐城派之名广播海内，姚鼐之名声与著作也凭风借力，更上青云。至光绪、宣统之际，姚鼐桐城派宗师地位业已确立，《登泰山记》也屡被赞语。王先谦谓：“具此神力，方许作大文。世多有登岳辄作游记自诧者，读此当为阁笔。”[35]黎庶昌谓：“典要凝括。余以同治五年从曾文正公登岱，观日出。读此，益服其状物之妙。”[36]陈衍谓：“姚姬传《登太山记》力为其简，示不为题震也。”[37]至四十年来对此文之评析，已是其披尽黄沙、成为经典后之事，其间或驳或立，或纵或横，也有可述及者。
《登泰山记》之主旨，屡为人称道者，在其“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合一”。[38]王达敏《研究与诠释界限》（2006年）一文曾力辟此说，认为此文不过辞章抒怀之作。车锡伦、萧宝万《姚鼐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1983年）指摘文中地理叙述之弊，亦可补以此文为“三合一”者之阙。[39]然杨凡、俞理明《奇山异景 历历在目——读姚鼐》（1982年）以游记解此文，谓抒发祖国壮美风光。[40]其说虽流于浅显，却能代表一种至今风靡的观点。吴怀东《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2019年）虽重拾“三合一”之说，然其所论更深入一层，颇达作者精神幽眇之境。[41]
《登泰山记》之体裁，归入散文游记，历来学界几无异词。然伴随游记文学研究开展，其归类则更显具体。如王立群《姚鼐的与地学游记》（2004年）虽仍以游记视之，然又作细致划分，将此文归入地学游记的行列，与文学游记有异，[42]其说颇为后来许多学者所接受。又有宁夏江《姚鼐析读》（2007年）一文，着眼于作者之身份，将历代游记分为诗人游记、哲人游记、才人游记、学人游记四种，以为《登泰山记》属于学人游记，[43]也可备一说。除以上二类，学界（含教育界）更多仍热心于此文之赏鉴，间亦不乏佳作[44]，兹不细谈。
诗文理论、选本与创作，乃姚鼐鼎立文学史的三足。它如法帖题跋、书院教育等，则与之彼此通贯，互为依托，共同撑起姚氏的名山事业，学界亦有论述。书法研究如吴聪《姚鼐法帖鉴定研究》（2005年）以为姚鼐重以“考证”之法鉴定法帖，且不废“神气”鉴定，与其古文理论相通。[45]稂志艳《桐城派书论研究——以姚鼐、吴德旋、曾国藩为例》（2019年）以为“姚鼐书学以六朝为尚，其书法深富‘雅人深致’，在清中期书坛有着不可或缺的位置。而其理论下开吴德旋论书尚晋的书学观”。[46]其它涉及姚鼐书法者，多为赏析之作，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此处不再讨论。[47]书院教育研究，要点之一在其与桐城派传播之关联，譬如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2006年）、陈春华《清代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48]（2013年）等文即着眼于此；其二为考察姚鼐教学的方法及其对今日语文教育的启示，如辛如《姚鼐的语文教育思想》[49]（2012年）、王欣悦《姚鼐执教书院时期的文章教育》[50]（2019年）等，多数已跨入教育学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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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诸如龙建国《评姚鼐的“阳刚阴柔说”》（《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张娟娟《姚鼐的阳刚阴柔说》（《北方文学》，2012年第11期）等，皆循此思路，一贯而下。
[2]王之望：《姚鼐的风格论》，《江淮论坛》，1982年第3期。
[3]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
[4]周丽：《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溯源》，《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
[5]胡金望：《论姚鼐的阳刚阴柔说》，《第一届全国桐城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6]王镇远：《论姚鼐的诗歌艺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7]朱曙辉：《论姚鼐对厉鹗之诗学批评》，《宿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12期。
[8]蒋寅《海内论诗有正宗 姬传身在最高峰——姚鼐诗学品格与渊源刍论》（《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5期）谓：“近代以来，学界每将义理、考据、词章视为姚鼐为文宗旨，而未顾及姚鼐所论是‘天下学问之事’，而非文章之事。实质上姚鼐乃是将义理、文章、考证各视为一学，因此他的三分法与刘大櫆以义理、书卷、经济为‘行文之实’即 ‘大匠之材料’，绝非同一个层面的问题。”
[9]钟扬：《兼容·兼济·兼美——姚鼐古文理论及其文化背景简说》，《古籍研究》，1997年第2期。
[10]王达敏著：《姚鼐与乾嘉学派》，第63-196页。
[11]蒋雪艳、刘守安：《姚鼐的诗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
[12]徐国能：《桐城诗派杜诗学析探——以姚鼐、方东树为中心》，《中国学术年刊》第三十期，2008年。
[13]柳春蕊：《熔铸唐宋：姚鼐诗学理论及其实践》，《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5期。
[14]潘务正：《姚鼐与袁枚诗学关系考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15]傅元琼：《翁方纲与姚鼐的诗学观及题跋诗创作之比较》，《天中学刊》，2018年第2期。
[16]张宏生：《学术走向与创作选择——姚鼐弃词不作与乾嘉年间的词学观念》，《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3期。
[17]其版本参见周远政《版本述略》（《古典文学知识》，2003年第5期）、徐雁平《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考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张宁《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研究》（郑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等文，但并不全备。
[18]高代英：《的文体学贡献》，《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
[19]吴承学：《编纂体例之文体学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20]力之：《关于姚鼐、章学诚批评分类之得失问题——兼论“七”“设论”与赋的关系》，《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1]孟伟：《方苞的编选、评点与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8期。
[22]潘志和：《从到——论曾国藩与桐城派的传承关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0期。
[23]如张宁《姚鼐古文辞类纂评点研究》（郑州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汪祚民《圈点系统初探》（《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汪文基于数据统计，对《古文辞类纂》的圈点进行分析，可参。
[24]如陈光贻《谈等书的选文标准》（《文献》，1984年第4期）、张清华《姚鼐的韩愈古文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陈燕《从所选曾巩文看桐城派对曾巩的接受与发展》（《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等，所得有限。
[25]如庞礴《从姚鼐的看桐城古文派的理论得失》（《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1期）等。
[26]孙琴安：《桐城派诗选的经典——评介姚鼐的》，《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3期。
[27]韩胜：《从看姚鼐的诗歌批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28]黄威、谢海林：《姚鼐的编纂缘起及其经典化考察》，《新世纪图书馆》，2011年第3期。
[29]李围围：《姚鼐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
[30]黄季耕：《谈谈姚鼐的诗》，《安徽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31]王小舒：《体兼唐宋 气合刚柔——浅议姚鼐的诗及诗论》，《第三届全国桐城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
[32]马亚中：《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江淮论坛》，1983年第6期。
[33]卢坡：《姚鼐辞京南下散文游记创作及文学史意义》，《中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34]如王镇远《论姚鼐的诗歌艺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陈耀东《太华三峰 质文兼美——论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的杰出成就》（《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张家英《姚鼐散文的文章艺术与时代特征》（《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刘守安《简论姚鼐的散文》（《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张树文、吴微《神韵·平淡·雅洁——论姚鼐古文的风貌特征》（《江淮论坛》，2003年第1期）、周中明《姚鼐关于散文平淡美的理论与实践》（《古籍研究》，2004年第2期）、陈育馨《姚鼐题画诗研究》（辽宁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王易华《“文人之诗”——姚鼐诗歌研究》（湘潭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江汉情《欧阳修、姚鼐散文比较研究》（安徽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周丽、叶翠《诗以言志——论姚鼐的咏怀诗》（《哈尔滨学院学报》，2019年第10期）、项波《论姚鼐诗歌中的佛禅思想》（《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年第10期）等等，可谓贯穿四十年姚鼐研究。
[35]王先谦辑：《续古文辞类纂》卷二十四《登泰山记》评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61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93页。
[36]黎庶昌辑：《续古文辞类篹》卷二十五评语，《四库备要》第92册，北京：中华书局、中国书店，1989年，第529页。
[37]陈衍：《登太山记》文末自记，《石遗室文集》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57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9页。
[38]参见王达敏《研究与诠释界限》（《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9]车锡伦、萧宝万：《姚鼐所述泰山南麓三谷订正》，《山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它如杨宝生《“若偻”释义质疑》（《天津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尤国勋《释“樗蒲”》（《语文知识》，1994年第1期）、唐惠中《释“道少半”》（《常熟理工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廖承良《姚鼐“崖限”注》（《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罗献中《“望晚日照城郭”释义商榷》（《学语文》，2002年第4期）等文，仅释《登泰山记》某词之义，虽无涉宏旨，然颇能补足罅漏，亦见此文之影响所及。
[40]杨凡、俞理明：《奇山异景 历历在目——读姚鼐》，《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41]吴怀东：《与义理、考据、辞章“相济”论》，《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42]王立群：《姚鼐的与地学游记》，《语文建设》，2004年第4期。
[43]宁夏江：《姚鼐析读》，《文学教育》，2007年第4期。
[44]如郭英德《地志知识、自然美景与人生境界——读姚鼐随感》（《文史知识》，2020年第2期）。
[45]吴聪：《姚鼐法帖鉴定研究》，西南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吴聪：《姚鼐考证鉴定特征分析及其成果研究》，《宜春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
[46]稂志艳：《桐城派书论研究——以姚鼐、吴德旋、曾国藩为例》，《中国书法》，2019年第24期。
[47]其中尤以宋易《论有当时定，才为异代珍——姚鼐书法探论》（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一文为佳，此文费心整理存世姚鼐手迹之目录，有功学界。它如张耕《由册论姚鼐的书法艺术》（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晖《“绝为世重”的姚鼐书法珍品》（《收藏界》，2007年第6期）、张耕《文章泰斗 翰墨菁华——论姚鼐的书法艺术》（《书画世界》，2009年总第131期）、汪平《绝为世重 为之叹绝——赏析姚鼐行书长言对联》（《文物鉴定与鉴赏》，2010年第10期，又见《收藏界》2010年第12期）、方爱龙《论有当时定，才为异代珍——姚鼐书法探论》（杭州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金秀倩《姚鼐书法研究》（曲阜师范大学2015年硕士论文）等，皆录姚鼐部分墨迹。
[48]陈春华：《清代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苏州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
[49]辛如：《姚鼐的语文教育思想》，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50]王欣悦：《姚鼐执教书院时期的文章教育》，《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四、经学研究
姚鼐的经学著作，包括《九经说》《三传补注》以及诗、文、尺牍、笔记之中述及儒家经典的只言片语。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引《九经说》在姚鼐门人及他者之间评价的冷热不同，论姚鼐以“义理、文章、考证”为解经方式的鲜有涟漪，[1]实则也大体符合今日学界之现状。四十年来罕觏系统论述姚鼐经学者，蔡长林《理论的实践场域——所见姚鼐的经学理念》[2]（2018年）曾有简要评述。兹复就所见，试作补充。
刘季高《重刊前言》（1989年）曾较早地对姚鼐的学术成绩，作过简要的评说，论其义理，“服膺程、朱,虽无多深造自得之处,然亦不失为洛闽学派中谨守绳墨的后进之士”；论其考据，“《笔记》八卷，《法帖题跋》三卷，《九经说》十七卷，几乎全部是考证”，“姚鼐在考据的有些问题上，不免有强不知以为知，牵强附会之处”。[3]刘守安《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1998年）认为姚鼐维护程朱理学而不盲从，批评汉学而不废考据之法，其结论为“（姚鼐）不是一位功深的考据家，同时也非得宋儒要义的理学家”。[4]二刘之说多蹈袭五四以来学术史的陈见，并未对姚鼐汉、宋之学作系统、深入考察，不免偏失。
汉宋之争为清代学术的一大关捩，而此风尤在乾嘉年间达于鼎盛。姚鼐一向被视作宋学派的旗帜，其与汉学派或考据派的离合，最为学界所乐道。王达敏用《从尊宋到崇汉——论姚鼐建立桐城派时清廷学术宗尚的潜移》[5]（2002年）、《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6]（2006年）、《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7]（2006年）、《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8]（2007年）等文章，将姚鼐置于乾嘉时代的学术纷争之中，独标一格，不同凡响[9]。卢佑诚《姚鼐与汉学》（2007年）为姚鼐学术研究的专题之作，此文首先梳理出姚鼐学术的研究史脉；其次从对汉学的批评与接受，对后世汉宋之争、晚清今文经学家的汉宋调和、曾国藩的理学中兴的影响等角度，考察姚鼐的学术思想；又用动态视角，解释姚鼐与戴震之关系；复从道学、政治之争，解释姚鼐中年辞官的原因。[10]其叙述话语与结论，或承前人余绪，或标一己心得。马廷炜《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初稿为中心》（2010年）立足于史学视角，论证在国史馆《儒林传》的编撰过程中，主持修史的汉学派学者如何“在具体编修中将主张宋学的桐城学者列入较为时人所轻视的《文苑传》中，以达到扬汉抑宋、为汉学争取儒学正统的目的”，以至于影响后来学者的判断。[11]其结论极具启发性。张循《“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废立的争论及困境》（2015年）一文梳理清代学者关于伪《古文尚书》真伪、废立的演变，将乾嘉时期视为伪书已定、废书派得势的阶段。然阮元等汉学家反于伪《古文》义理难以割舍，而尊宋学的姚鼐废黜此书却全用考据家的视野。作者以为“（姚鼐）对《古文》之义理真是没有丝毫的宽容与同情”，“作为宋学者的姚鼐其实也是考据学潮流里的一员，他对考据的重视程度一点也不让于那些被他痛斥的汉学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12]此文将姚鼐的《尚书》辨伪观点置于宏阔的历史场景之中，无疑极具价值，然其结论仍待商榷。他如曾光光[13]、霍省瑞[14]等学者于此问题亦有论及，兹不絮谈。
姚鼐既尊奉宋学，自在理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不过，自清初儒家智识主义駸駸日盛之后，清代理学本渐趋式微，至乾嘉时期更步入低谷。《清代理学史》列举三点理学没落的表现，为“没有理学大家叱咤学坛”，为“极少影响深远的理学著作问世，出现的著作大都乏善可陈”，为“无独树一帜的理学流派出现”。[15]似大体符合实际。以至有学者认为“从经学研究的观点说，当时并不需要争论汉宋优劣的问题，因为当时的经学界其实只有汉学可观”[16]，几乎视理学若无物。由此，清代理学谈乾嘉，似乎只是因其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不容抹煞而已，至于其新得，乏善可陈。《清代理学史》第三章题为“桐城派对程朱理学的维护”，从“维护”二字着眼，便标示出桐城派理学守成者的定位。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1993年）即谓：“姚鼐更少涉及心、性、命等理学家常谈的哲学问题。其对程朱之道的捍卫，主要表现在对道德原则坚持上，在其他问题上显得比较通达。”[17]其实，学界对姚鼐理学的成就并不过多议论，而是更留心于理学与其诗文理论之关系。譬如潘务正《理学与桐城诗学》（2016年）指出姚鼐诗学强调“胸中所蓄”，发源于程朱理学的性情论；阳刚阴柔相济之说，则源自理学家的中和思想。[18]其它文章如赵润金、钟新果《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2014年）论述桐城派的雅洁观与程朱的联系，以及美学观念对程朱理学的突破等，[19]创获有限。
姚鼐经学与文学的关系，也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刘再华博士论文《晚清时期的文学与经学》（2003）第四章从学术史的角度，论方苞至姚鼐的古文理论转变，谓在姚鼐生活的时代，考据学兴盛，为应对来自考据学家的挑战，姚氏援引“考证”以弥补方苞“义法”的缺陷，终成“义理、文章、考证合一”之说。[20]陈义源《清代中期方法论意识的兴起：以姚鼐为中心的考察》（2012年）以为姚鼐虽未明言“六经皆文”之说，然中心相合，以此来抗衡考证学派；认为姚鼐将古文视作沟通义理、文章、考证三种问学的方法与躬行之间的载体；注意到姚鼐以辞章之法解经史诸子。[21]此类文章的写作难点在于证据的隐秘与缺乏，易陷于空洞。
近年来，姚鼐的《左传补注》渐为学者所关注。上所述及蔡长林《理论的实践场域——所见姚鼐的经学理念》一文，是数十年来首倡之作，其观点如姚鼐以“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为治经的方法，又如姚鼐运用宏观的视野，透过前儒琐屑的注疏论证，欲对历史现象做综合性的概括，[22]似皆能得姚氏胸中之意。此后，陶运宗博士论文《桐城派学研究》（2020年）第二章《惜抱学派与考据》，要点有姚鼐的“汉宋兼采”思想及其源流，以词章、义理方法的辨伪与《左传》作者为吴起的假说，姚氏的考据思想、特色及批评等。[23]二人之文皆有引领作用。
此外一些论文，主题各不相同，然皆有补于姚鼐经学研究，一并述之。如张秀玉《论桐城派对清代“室女守贞”的辩争与推动》（2019年）言及姚鼐委婉支持“室女守贞”的观点，及其对门人的影响。[24]郑素燕《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2020年）以《九经说》与《惜抱轩笔记》作为论据材料，总结出姚鼐天命人事并重的天人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直书观，立传以贤的史传原则，义理、文章、考证合一的史学方法论。[25]
姚鼐《九经说》自序谓：“千余年以来，说经之书多矣，余有不获见，或复有同吾所说者；抑后有闳达君子兴焉，集古今之成，取不贤者识小之事，或有资于是编，是诚皆所窃幸矣。”[26]其实是书确为后世治经学者所借鉴，无奈经学堂庑，纷繁复杂，笔者限于学力，实难尽数寓目，唯有俟诸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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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达敏著：《姚鼐与乾嘉学派》第七章“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兼收说新论”三、四两节，第175-177页。
[2]蔡长林：《理论的实践场域——所见姚鼐的经学理念》，《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8年。
[3]刘季高：《重刊前言》，《江淮论坛》，1989年第4期。
[4]刘守安：《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1期。
[5]王达敏：《从尊宋到崇汉——论姚鼐建立桐城派时清廷学术宗尚的潜移》，《中国文化》，2002年第19、20期合刊。
[6]王达敏：《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7]王达敏：《桐城与新安：双峰并峙——论姚鼐建立桐城文统的内在动因》，《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8]王达敏：《从辞章到考据——论姚鼐学术生涯第一次重大转折与戴震的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9]并时著作如张维《论章学诚、姚鼐对考据学的态度》（《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述论》（《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0期）、罗茜《浅论乾嘉时期学术思想和姚鼐思想的关系》（《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07年第2期）等，多溺于描述而短于分析，视野又极难突破汉宋对立的框架，而使用材料又极有限，虽时见点铁成金之语，然终难免短不掩长，匪足动人视听。
[10]卢佑诚：《姚鼐与汉学》，《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
[11]马廷炜：《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与桐城派——以清国史馆初稿为中心》，《安徽史学》，2010年第4期。
[12]张循：《“读书当论道”还是“唯其真而已”？——清儒关于伪废立的争论及困境》，《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
[13]曾光光：《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3期。
[14]霍省瑞：《桐城派与汉宋之争》，《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5]龚书铎主编：《清代理学史·中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7页。
[16]叶国良等著：《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年，第601页。
[17]马积高：《理学与桐城派》，《中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2期。
[18]潘务正：《理学与桐城诗学》，《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9]赵润金、钟新果：《程朱理学与桐城派研究》，《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20]刘再华：《晚清时期的文学与经学》，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116-117页。
[21]陈义源：《清代中期方法论意识的兴起：以姚鼐为中心的考察》，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22]此观点与郭绍虞之说相似。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第四篇第二节“姚门诸人之阐说桐城之学”：“其（按：原文指鲁缤）所谓考据，也不是阎百诗一流之考据，而是马端临、郑夹漈诸人之学问，他们不欲攻辨于一物之小，一事之异，而欲能于成败兴衰治乱之理、制度因革损益之故，究其大者远者，而求其致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01页。）不过，郭绍虞解释的对象是鲁缤。转引自陶运宗《桐城派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第63页）。
[23]陶运宗：《桐城派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0年博士论文。
[24]张秀玉：《论桐城派对清代“室女守贞”的辩争与推动》，《河北学刊》，2019年第4期。
[25]郑素燕：《试论姚鼐的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
[26]姚鼐著：《惜抱轩九经说》卷首，第601页。
五、四库学及诸子学
经学之外，姚鼐学术著作成书者有《惜抱轩书录》《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等数种，别集之内读后、序跋之文，间亦横跨经史子三部。比之乾嘉诸儒，姚鼐于辞章大耗功夫，故论辩之文凡入别集者，架章结构、立论取意，无不谨慎，前贤与今日学人皆多有借鉴。以下分别述之。
“四库学”于今甚盛，姚鼐以名家之笔所撰数十篇之提要——《惜抱轩书录》，自不免为世所重，其整理、辑佚已见第一节，此不复言，略谈其研究史。《书录》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库学领域。季秋华《从看纂前提要与纂后提要之差异》[1]（1999年）、徐雁平《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2]（2006年）、司马朝军《与之比较》[3]等文皆着眼于此。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第二章第三节《从到》，比较《书目》与《总目》之异同，以还原当时四库馆内汉宋颉颃的历史场景，揭文献之表皮，入学术之腠理，极富启示意义。熊伟华、张其凡《与姚鼐的学术倾向》（2007年）即循此思路，而作详考。[4]高树伟《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考略》（2019年），一论杨希闵抄本之递藏，二为梳理《书录》诸版本之渊源，三乃辑评杨抄本独有之四篇提要，颇为细致。[5]刘勇《姚鼐的文献价值》（2019年）重在《书题》与《惜抱轩书录》的对校，及《书题》四篇佚稿与《四库全书总目》的比较。[6]陈伟《校勘及辩证》（2021年）校出《书录》与《书题》之间异文数百条，颇为详备。[7]观以上研究简史，不难发现《书录》更为文献学研究者所重，虽有学者用之于姚鼐研究的其它领域，似尚未能充分开展。
老、庄之学，姚鼐殆深造自得，惜不为世重，待各门专题学术史确立之后，始为学人所留意。宁镇疆《结构研究史平议》（2007年）一文聚焦《老子》结构研究史，在首节“帛书本发现以前”中，总结姚鼐《老子章义》篇章结调整上的三个特点：（一）姚鼐篇章调整是为寻求《老子》的“本义”，代表《老子》结构研究的大方向；（二）姚氏遵循“以类相从”的原则，将意义相同或相近的章合并或相接；（三）姚氏认为《老子》的某些章系拼凑而成，予以拆分，见其感觉敏锐；（四）证以后之帛书本、简本《老子》，姚氏之调整与之部分暗合。宁氏评价道：“姚氏的工作无论是在方向、原则，还是方法上，都为后来的《老子》结构研究开辟了道路，奠定了此一研究领域诸多‘范式’，成绩也相当突出。可以说，《老子》分章、章序等结构方面的研究只有到了姚鼐这里，才真正走向自觉。”[8]其后，宗教文化出版社《老子集成》第九卷姚鼐《老子章义》“点校说明”延续宁氏之说。[9]赵丹《姚鼐研究》（2012年）借姚鼐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合一之说，解《老子章义》，以为“义理”表现为以儒通老，“借《老子》抒救世之志”；以为“文章”表现为文学理论与老子哲学的互通，重韵律；以为“考证”表现在考证老子其人、老子与孔子关系以及《老子》文本的分合、释义。[10]此文可与宁文并观。
方勇《庄学史略》（2008年）则论及姚鼐《庄子章义》，点出其儒学化倾向和考据精神。[11]此书与宁文一道，具有发轫之功。左秀慧的硕士论文《论姚鼐的老庄研究》（2014年）是首部较为系统论述姚鼐《老子章义》《庄子章义》的研究著作，其首章叙述两书的版本、编撰体例，认为两书皆以某通行本为底本，而参校以它本，虽简略而不无草创之功；次二章从义理、考证的角度论述姚鼐老、庄的评点特色，思路大体沿赵丹《姚鼐研究》而来，然详细过之。左氏以为姚鼐老庄研究的价值主要在考证部分，故于两书字词校释、语句分合尤加留意。[12]徐圣心《文学性诠释学 公安、竟陵、桐城取例合论》（2018年），将姚鼐《庄子章义》视作近世文学性诠释《庄子》的代表，其注目之处为四点：《庄子章义》分章与圈点，宏中有细，为阅读《庄子》指示门径；解《庄》之时，掺杂儒、释之学，且指出姚鼐所用佛学思想多出自《楞严经》；字句篇章的本书互证法；《庄子》对现实的影射。[13]此文颇为精细。
姚鼐关于老、庄的二著，埋没已久，近十余年来方为学界所“发现”，影响力自然有限。然而如初入食肆，各家所攫取入口者皆英华骨髓，反又胜过某些熟烂题目的毫无滋味。不过，以“义理、文章、考证三者合一”的视角解释姚鼐的著作，几乎成为凡述及姚鼐者的惯用套路。虽不能说无见，然而不免熟烂、僵化乃至强牵以相合。
除四库、老、庄之外，姚鼐文集之中散见的学术性文章，亦时为各家学者所提及。譬如针对姚鼐有关《孙子》作者和成书的判断，吴名岗《中“君”“主”之区分》（2009年）认为田齐、三晋之臣各称田齐、三晋之侯为“主”，是因循立候之前的旧称，非“称君为主”，姚鼐“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14]之说颠倒事实；又认为姚鼐以“主”为春秋时家臣对大夫之称，乃以偏概全，上卿、中军将帅也被称作“主”。[15]又如徐世权《学术史视野下的秦郡研究》（2017年）一文详细梳理秦郡研究史，认为姚鼐所提“秦一代郡数不止于三十六”之说，对后世启发性极强。[16]其实远在徐文之前，谭其骧先生已慧眼识珠，谓姚鼐秦郡之论“识解最为通达，所言皆中肯綮”[17]。诸如此类的文章皆有助于描画姚鼐的学术图景，只是限于学科分野，颇难搜罗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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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秋华：《从看纂前提要与纂后提要之差异》，《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9年第5期。
[2]徐雁平：《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文献》，2006年第1期。
[3]司马朝军著：《编纂考》下编第七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4]熊伟华、张其凡：《与姚鼐的学术倾向》，《史学月刊》，2007年第5期。
[5]高树伟：《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考略》，《中国四库学》第三辑，2019年。
[6]刘勇：《姚鼐的文献价值》，《安徽史学》，2019年第1期。
[7]陈伟：《校勘及辩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21年第1期。
[8]宁镇疆：《结构研究史平议》，上海大学历史系编《怀疑与解释：中国古代史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9]姚鼐撰，郭康松点校：《老子章义》，《老子集成》第九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778页。
[10]赵丹：《姚鼐研究》，《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11]方勇编著：《庄学史略》，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640-644页。
[12]左秀慧：《论姚鼐的老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
[13]徐圣心：《文学性诠释学 公安、竟陵、桐城取例合论》，《中国文化》，2018年第1期。
[14]姚鼐：《读孙子》，《惜抱轩文集》卷五，第72页。
[15]吴名岗：《中“君”“主”之区分》，《滨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6]徐世权：《学术史视野下的秦郡研究》第一章第二节，吉林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
[17]谭其骧：《秦郡新考》，《长水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原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1947年。
六、结语
纵览四十年来姚鼐研究，诗文理论、选本和创作仍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然四库学、诸子学、经学、书法等分科，已非文学一家足以囊括。由此以往，学界对姚鼐角色的定位，势必亦会随之发生些许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尚属崭露头角，暂且未能摆脱旧论，别开生面。与此同时，文献的深入解读、史实的搜集、考订等基础工作，目前仍不尽如人意。面对部分研究者所使用的反复雷同的史料，以及浅尝辄止的解读，深觉其游谈无根。
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谓：“昔扬子云著《太玄》，人皆笑之，子云之言曰：‘世不我知无害也；后世复有扬子云，必好之矣。’子云死近千载，竟未有扬子云，可叹也！”[1]姚鼐与乾嘉学术主潮异趣，身处其中，常觉落落寡合，故每引韩氏此文慰人慰己。[2]后人研究姚鼐，所得或有大小精粗之别，然或多或少皆在充当“后世之扬子云”的角色。不过，诸家在围绕某些经典命题反复争鸣之时，似乎始终游走在外部世界，无法触及姚鼐的精神内核。而此精神契合之处，恰是姚鼐坚守程朱之道的根本因由，也是其众多学问的萌蘖，自然更是后世了解其人的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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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愈：《与冯宿论文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97页。
[2]如《与王铁夫书》：“以鼐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谓禄位容貌不能动人者，而先生独盛称之，载诸文集。是其取舍远乎流俗之情，而鼐获不弃于贤哲，有不待乎后世之子云也，岂非幸哉！”（《惜抱轩文后集》卷三，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