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邱汉生（1912—1992年），又名竹师，江苏海门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国文系。1946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任教。建国后任上海市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副处长。1954年调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历史编辑室副主任。后又兼任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上饶师范科学校朱子学研究室及《朱子学刊》顾问、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职。
邱汉生史学、经学、文学、哲学无不探究，而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领域研究尤深。建国前后，他与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是侯外庐学派的创建人之一。主要作品有：《中国思想通史》（合著）、《宋明理学史》（上、下卷，合著）、《四书集注简论》、《诗义钩沉》、《李贽》等。
一、少年生活
杜国庠。广东省澄海县人,1889年4月30日生于澄海县兰苑村。父亲杜廷珪是一位秀才，以教书为生。祖遗沙田数亩，岁收一造，不足以糊口。五岁，父亲去世，生活更为贫苦。
少入私塾，至16岁，读完《四书》、《诗经》、《礼记》，又读了若干诗和古文。是年夏，始学作经义(八股文)、策论。
日俄战争以我国东三省为战场，清政府竟宣布中立。少年杜国庠爱国心切，认为战后如要收回东三省，当前必须参战，以此意写入策论，为塾师的朋友吴贯因所见，大加叹赏，因令就读于吴贯因自己之书馆，遂得读上海出版的许多新报刊，开拓了眼界。17岁应童子试，适罢科举,未遂。吴贯因携杜国庠入澄海县城,参加算学传授班学习，乃对几何、代数颇感兴趣。1906年，18岁，吴贯因东渡日本留学，嘱杜暂居乡间攻读文史，相机助杜东渡。翌年，得杜氏宗祠津贴，遂去日本留学，时为1907年，年19岁。
二、留学日本
1907年至1919年，杜国庠在日本留学。
他到日本后先补习日语数月，后，进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普通科肄业。普通科是速成中学，学制三年。22岁从普通科毕业，次年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取得官费，不再为筹措学费而发愁。1916年9月，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分配到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肄业。在进入三年级、政治与经济分科时，杜国庠选了经济科。1919年7月，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得经济学学士学位。9月，归国，结束了留学生活。
在日本留学的十二年中,中国大地上风雷激荡,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当选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尔后袁世凯窃国,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阴谋灭亡我国的二十一条。欧洲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上我虽为战胜国而仍不免丧辱国权。青年杜国庠处此时代，热血沸腾，积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当他即将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毕业的时候，设法解散了提倡所谓“日支亲善”的日华同学会。这个同学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1913年孙中山游日的机会组织起来的，由第一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同窗会和一高同学会(主要为日本学生)各推干事两名组成。机构设在第一高等学校。该会在中国、朝鲜的通都大邑设立支会，从事间谍活动。每年举行例会两次，请日本浪人头山满之流演说，拉拢亲日留学生。1913年至1914年，杜国庠被推选为一高中国留学生会长。他利用这个身份在同学中进行宣传鼓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终于得到同学的赞同，以同窗会名义向日方干事宣布解散该会。杜国庠的爱国行动受到广大中国留学生的赞扬，却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忌恨，派有特务监视其言行，直到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归国为止。
1916年，杜国庠与李大钊在东京组织“丙辰学社”，反对袁世凯帝政。
杜国庠在日本留学的十二年中，基本上是潜心学术。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变化。一是对中国历史、对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有了深刻的认识。二是完成了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立志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奠定了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从事党的文教工作的基础。
杜国庠刚到日本的时候，年仅19岁，只能写三五百字清通的散文，对儒家经典 了解不深。一旦看到年青的江浙留学生大都工诗善文，受到很大刺激。因此在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和东京一高读书的时候，课余大部分时间都自学诗古文辞，阅读中国古代经典。因为喜爱数学，尤其喜爱几何学，遂进而研讨逻辑，探究科学方法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是从它的方法人门的。又因学习古代经典，连带学习中国文字学。《说文解字》，甲骨文，金文，乾嘉考据训诂之学，都在涉猎之列。在东京，听了章太炎关于“说文部首”的讲演，受到很大启发。
杜国庠少年时，嫡母防护周至,不使沾染旧社会恶习。有知识以后,就想做一个“完人”，重视品德修养。留学初期，甚至实行了宋明理学家的“功过格”，起一善念投一黄豆，起一恶念投一黑豆，月终总结，用以自警。后来觉得宋明理学家各说各的,朱 陆 异同，莫衷一是，兼而学之，不免成为“四不象”。而王阳明的《传习录》，方法明白直截，却打动了他，故由《传习录》而研究王阳明的整个思想，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又由王阳明而研究禅宗，研究佛学。听桂馨谷在东京讲《金刚经》，加深了对佛学的认识。但是所有唯心论的方法论，都没有能给他以满足。而在研究佛学的过程中，他又学习了“因明”，为以后治《墨经》创造了条件。
1916年9月，进京都帝国大学肄业，原因是鉴于该校教授中有许多进步的学者。第一学年，就听到河上肇博士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的讲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培养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多年来所探究的方法论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样，杜国庠就找到了真理，决定了以后从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方向。
三、在北京大学讲学
1918年9月，杜国庠从日本回国，应北京大学讲师之聘，主讲“政党论”。以后又讲授“社会政策和工业政策”、“行政法”等课程，一直到1925年春天奔母丧南下为止。其间又先后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平民大学等校兼课。时吴贯因任内务部参事，杜因也在内政部编译处兼任编译，翻译有关内务工作的资料。
在北京六年，教课之外，主要研究先秦诸子思想。讲课时则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唯物辩证法，尤着意介绍。
1920年，与谭平山、李春涛、邝摩汉等发刊《社会问题》杂志，以马克思主义说明问题，仅出一期，即遭禁售。
1924年，列宁逝世，他参加了追悼会后，又与李春涛一同担任列宁纪念刊编辑。后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反对教育部长彭允彝的索薪运动，与学生一起大闹彭宅，这个运动本由胡适发起，但是他中途退缩，杜国庠看不过，始忿而参加。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旧同学何公敢等，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孤军》杂志，杜国庠应约与李春涛合作，写了《社会主义与中国经济现状》，以马克思主义批驳萨孟武的文章《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中的改良主义，颠倒其标题而用之，指出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当时唯此文与郭沫若的《到宜兴去》观点一致，主张实行科学的社会主义，较为突出。不久，何公敢与萨孟武等臭味相投，组织了独立青年党，杜国庠、李春涛与他们分道扬镳了
北京军阀政府腐朽不堪，北京大学为胡适、蒋梦麟等学棍把持，真正的教育无法进行。而南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则朝气蓬勃，方处于北伐前夕。杜国庠乃乘奔母丧机会，辞去北京的一切教职，毅然南下。
四、潮汕风云
1925年春，杜国庠回到潮汕，料理母丧。八月，接任澄海县立中学校长，革新校政，首先招收女学生，其中就有后来参加共产党的蔡楚吟等。男女同校，实开风气之先。不久，东征军讨伐陈炯明入潮汕，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东江行政公署主任。周恩来同志前赴法留学途经日本时，曾与杜国庠数度晤谈。此时乃邀杜在东江公署任职。但澄海中学接任不久，诸事尚未就绪，辞未能赴。周恩来同志乃命杜改组澄海县国民党党部，杜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全县政权及农会、工会都归国民党左派掌握。
1925年年底，设立在潮安的省立第四中学(金山中学)学生驱逐反动校长，杜国庠奉周恩来同志命接办该校。到任之后，撤换反动教员，动员学生轮流参加工农运动，自己则往来于澄海、汕头、潮安之间，从事革命工作。豪绅地主乃视杜为眼中钉，谩骂恫吓，无所不用其极。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杜国庠在汕头得朋友掩护，转移至近郊乡村，嗣又绕道回澄海兰苑村。老家聚族而居，便于荫蔽。秋间，南昌起义部队由叶挺、贺龙率领，南下入汕。杜国庠乃去汕头，在汕头商会见到周恩来同志，同至起义军总部。党委派杜国庠任潮阳县长。方筹备赴任，乃前线失利，随军撤退。至流沙，与部队失去联系，得农民协助，夜乘航船去香港。
在革命困难、叶贺部队退出潮汕前夕，杜国庠曾向周恩来同志恳切表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杜国庠说:“目前是革命困难的时候，大家都应吃苦。我希望党允许我加入，给我更多的教育。”周恩来同志答应向汕头市委提出。但是第二天，部队匆匆撤退，未及办理人党手续。
当叶贺部队在潮汕的时候，郭沫若随军到汕。二人是留学日本的旧友，相见欢然，联榻而居。此即郭老以后作诗所谓“风云潮汕榻尝联”者是。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给杜国庠以深刻无比的教育。他从血腥的事实中认清了敌人的狰狞面目，认识到阶级斗争的残酷。不彻底推翻反动政权，中国就无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工农大众无法得到翻身的日子。平日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与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强大的威力。从此，杜国庠决心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五、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
1928年元月，杜国庠由香港到上海。时国民党定都南京，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到处抓人杀人。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的鲜血染红了南京的雨花台。我工农红军则在井岗山树起了革命的红旗，创建革命根据地，推行土地革命。在白区，共产党员进行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杜国庠到上海之后，住在钱杏村(阿英)、蒋光慈所办的春潮书店。二月，由钱杏村、蒋光慈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嗣又与创造社负责人成仿吾接上关系。以后就用吴念慈、林伯修等笔名发表翻译文章和论著，由春潮书店、创造社和南强书店等出版。在这期间，他翻译的有普列哈诺夫的《艺术论》、《史的一元论》，德波林的《辩证唯物论入门》，编的有《政治经济学辞典》。又与洪灵菲、戴平万等编辑出版了《我们》杂志。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
在此期间，与潘梓年、邓初民等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杜国庠参加了“社联”的党团。以后，“社联”与“左联”、“教联”、“剧联”、“美联”等合组为“文总”，统一领导。为了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又组织了“社研”、“教研”等团体，置于“文总”领导之下。“文总”成立党团,杜国庠是党团领导成员之一。由于“文总”所属的各个“联”，均受到敌人注意，乃转而成立“苏联之友社”，其分支组织遍及各界。章乃器、李公朴、柳湜等都是该社成员。杜国庠、钱亦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领导。潘汉年、冯雪峰、朱镜我等先后代表党来领导“文总”及其所属 各个“联”的工作。在“文总”、各个“联”、及“苏联之友社”的积极工作下，团结了文化科学界的广大爱国进步分子。左翼文化队伍更加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日益扩大。在“文总”期间，杜国庠曾对“左联”领导指出，“必须尊重鲁迅对于文艺的意见，必须善于同鲁迅合作”。这个意见完全正确，为党所接受。
那时候，杜国庠、柯柏年、许涤新等研究社会科学，组成了“我们社”。杜国庠这时还从事文艺理论的探讨。
当时“文总”的党团成员也是中央宣传部“文委”的成员，杜国庠曾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参加《红旗报》的编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不久，侵占我东三省全部，又窥伺华北，阴谋灭亡我国。蒋介石对外不抵抗，卖国投降；对内则残酷镇压革命运动，进攻苏区，捕杀白区的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分子。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杜国庠参加了这个运动，积极工作，作出了贡献。
1933年冬，全总、CY中央、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多被破坏。杜国庠的寓所遂被用作各方面同党接头的地方。白日进进出出常有十数二十人。而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朱镜我也常来，遂被敌人跟踪，致有1934年2月19日的大破坏。这天，杜国庠在华汉(阳翰笙)家，与他一同被捕，两个人的手铐在一付手铐里。同时被捕的还有黄文杰(中央负责同志)、朱镜我、田汉、许涤新、何成湘、蔡楚吟等共三十多人。
六、三年半的铁窗囚系
杜国庠被捕以后，在狱中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顽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起先，他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押解至南京，关禁在伪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又半年后，被押解至苏州，关禁在伪苏州反省院，将近三年。一直到抗战前夕，于1937年6月12日被释放。狱中生活，前后共三年又四个月，他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与反动派周旋，嬉笑怒骂，嘲弄敌人，而敌人无如之何。杜国庠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他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由于他长期受到党的教育和熏陶，由于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光辉榜样的鼓励，由于1928年以来这些年地下斗争的经验锻炼了勇气,由于从地下斗争中摸清了敌人的心理规律。而杜国庠的夫人陈御仙女士平日对他的劝勉也产生了亲切、良好的影响。陈御仙女士对杜国庠说:“你做得对!但要象好女人那样，嫁一次，不要嫁两次。”所有这些，使坚强的共产党员杜国庠能够以韧的战斗面对嗜血成性的阶级敌人而无所屈。杜国庠说：他“始终以开玩笑、打太极拳的方法对付敌人，有时也直接了当地和敌人摊牌。”
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里，杜国庠对审问他的敌人说：“在你们手里由你，假如在我们手里由我。杀便杀，发脾气对彼此都不合卫生。”
“我四十多岁了，改变不了啦!要改变也要三十年吧，急是急不来的。”“吃苦头也算不了什么。打到发昏便不觉得痛了。”如此等等，出之以调侃，敌人喜怒皆非，十分狼狈。
3 月17日，杜国庠被调进另一囚室，难友知道他是做理论工作的，就要他作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第二天三月十八日，是巴黎公社纪念日，杜国庠在狱中对难友作了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告，同难友一起纪念巴黎公社起义。当天晚上，他被解往南京。
在南京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关了五个月。起初，与田汉、华汉关在“乙所”，这里只锁大门，各囚室之间可以串门，说是优待文化人。黄文杰、朱镜我则关在“甲所”，那里各囚室不许往来。敌人派人与杜谈了两次话，情形同上海相似。谈话之后，杜国庠被调往“甲所”，而且由一号囚室埃次迁到九号囚室，几天迁移一次。据说关在第十一号囚室的，都是将要提到雨花台枪毙的。敌人就用这种办法来威胁。杜国庠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对威胁不予理睬，敌人也就无计可施。到八月初，敌人又把他调回“乙所”。过了几天，敌人又宣布把他解往苏州反省院。
在苏州反省院将近三年的监禁生活中，杜国庠一直被编在研究组，说是自行阅读研究。同组二十多人，反省院指定杜国庠写有关研究陈立夫《唯生论》的文章。他说:《唯生论》是经不起批评的。批评起来，势必体无完肤。依我看，还是不写的好。”以后敌人也就不再追问了。
同乡刘候武来看望，说是代表潮州文教界来的，希望杜写点东西，表示悔意。杜国庠当即谢绝他们的“好意”，并且告诉他，“我要是愿写东西，早在南京就出狱了。我无过可悔。我不愿躯壳出去，而把灵魂留在这里。”刘是大革命时期的潮安县长，此刻则是国民党的两广监察使。
一九三七年六月初，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对杜国庠说，反省院夏天太热，还是设法出去，暗示写一个报告。杜国庠说：“这里很好!两个暑天也过去了，既不怕丢东西，又不要房租饭钱，好得很!”刘云说，刘候武又找了两个保人，其中之一是立法院长孙科，说孙科认为，杜一向尊敬孙中山先生，所以愿意做保。“如果不设法出去，对孙院长也不好看。”杜国庠回答说：“要我出去，释放就行，我有什么办法好想。至于对孙科好不好看，那是你们的事。”刘云还说，“比如报病，请求转地疗养。”杜国庠回答说：“我身体很好，饭也吃得，觉也睡得，好端端的称什么病？”过了几天，反省院的医生拿来一份附有病历的报告，说是有脚气病、严重神经衰弱，非转地疗养不可。医生再三劝说。他觉得没有附带什么条件，就签了名。1937年6月12日，他离开了苏州反省院，三年半的牢狱生活结束了。杜国庠后来才知道原来经过西安事变，蒋介石答应抗日，国共两党又合作了。当时国民党被迫释放政治犯，他才得以出狱的。
牢狱生活进一步锻炼了杜国庠。他更清楚地认识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益加坚定了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相信自己经得住考验，没有辜负党的教育和信任，也增长了斗争的才干。而在反省院斗争的隙缝里的研究生涯，使他对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理解更深入了。
七、山城风雨与歇浦新潮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了。刚刚从牢狱里出来的杜国庠，马上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
国民党第八集团军驻上海浦东南桥，郭沫若同志邀请一部分文化人组成“战地服务队”，钱亦石任队长，杜国庠协助钱计划工作。不久，钱亦石患病，他任代理队长，率领“战地服务队”在浙东金华一带活动。时上海沦陷，南京也失守。
1938年3月，杜国庠应郭沫若之邀，到武汉，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对敌宣传科科长，时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三厅，郭沫若任三厅厅长。杜国庠撰写了大量对敌宣传资料，用飞机到敌军阵地散发，瓦解敌军斗志。他在中共办事处找到了黄文杰，接上了党的关系。
1938年底，武汉失陷，长沙大火，杜国庠随三厅人员撤退到重庆。1940年，蒋介石授意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杜国庠任委员。尔后形势逆转，1941年元月，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三月，杜国庠奉周恩来同志命，准备取道香港，赴缅甸仰光办报。国民党不肯签发出国护照，乃留港开办孟夏书店，半年之内，出版了六部进步书籍，如郭沫若的《羽书集》等。
1941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未几，香港被占。1942年春，杜国庠乘疏散人口机会，经广东海陆丰回到家乡澄海。家居四十多天，又绕道韶关、桂林、贵阳，再至重庆。此后数年，都从事先秦诸子及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新华日报》以杜惑、杜守素等笔名，发表札记及论文，后来把一部分文章编集为《先秦诸子批判》，由上海作家书屋出版。在重庆期间，他还同侯外庐合编过《中国学术》季刊等刊物。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毛泽东到 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一天晚上，毛主席会见杜国庠，从九时半至十一时，杜国庠向毛主席汇报了入党以后的工作、思想概况，请求指示。毛主席静静地听着，间或问几句，最后说:“就这样地做吧，党信任你!”这句话深深地鼓舞了他。
1946年春，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到上海，杜国庠也跟着到了上海。7月，用一个月时间，写成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交三联书店出版。9月，由郭沫若介绍，在黄炎培等创办的工商专科学校任教授，直到1948年冬离沪为止。
由重庆到上海之后，杜国庠与侯外庐共同主编《新思潮》周刊，附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刊出。《新思潮》正面宣传马列主义，又针对当时思想理论界流行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例如胡适提出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论点，荧惑视听，妄图动摇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信仰，为国民党开脱。《新思潮》发表了《思辩篇》，指出真理和谬妄，蜜蜂和蝗虫，是完全不同的，一看便知，没有什么“未易明、未易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亲身经历和感受，到底谁为人民，谁反人民，也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一切混淆视听的貌似明察的言论，是欺骗不了任何人的。对于在敌伪统治下窒息八年之久的沦陷区人民群众来说，《新思潮》所宣传的正确思想、理论，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受到热烈的欢迎。
在上海期间，杜国庠也做民主入士和工商界上层分子的工作。叶圣陶、郑振铎等参加人民政协是由杜国庠接洽的。当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大打内战，中共代表团撤退时，周恩来同志指示杜国庠，个人不要突出，不要公开参加运动，好好做研究工作，以备将来为党工作。
美帝国主义出枪，出钱，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上海各大学有正义感的进步教授，组成了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抗议美蒋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从抗议美军迫害沈崇事件开始，一系列的反美蒋斗争，如反对美蒋通商航海条约，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反特务暴行等等，上海大教联都举行集会，伸张正义,在报纸上发表宣言,谴责美蒋反动派。这些集会，杜国庠都参加，宣言都签名。他侃侃而谈，为国家忧心，为生民乞命，听者无不动容。国民党蒋介石变本加厉，镇压人民群众，1947年5月20日，一夜之间，在上海各大学逮捕爱国进步学生数百人，或予关禁，或予杀害，妄图一举扑灭革命火焰。杜国庠对此极为愤慨，在大教联集会上慷慨陈辞，抗议国民党蒋介石的暴行，并提议推举代表向上海市国民党当局抗议，营救被捕学生。
从1945年开始，杜国庠就参加了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工作。194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在上海出版，1951年，第二卷、第三卷在上海出版。1959、1960年，第四卷上，下册在北京出版。杜国庠在这些卷帙中。撰写了很重要的篇章，如墨辩、惠施、公孙龙、荀子、两汉经学、魏晋清谈等。杜老在学术观点上，完全同侯外庐一致。在《中国思想通史》的撰著中，为创通义例，建立体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意见。第四卷的撰著，杜老两次北来，共同商订内容，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例如认为杨万里的《诚斋易传》含蕴着唯物主义思想，应该好好研究。这些情况表明，杜国庠在《中国思想通史》撰著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激烈进行，蒋军陷入天罗地网，即将全军覆没。杜国庠遵照党的指示，从上海坐船去香港，准备北上。1949年8月，杜国庠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大计。
八、开国以后，主持华南的文教工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杜国庠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教厅长、文教办公室主任，又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广东省副省长、中国科学院中南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在此期间，他担负了繁重的党政宣教工作，日夜辛劳，作出了很大贡献。例如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公立学校的接管、私立学校的整顿改造。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等等。朱师辙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但是工作未能妥善安排，生活困难。杜国庠亲自解决他的工作问题，安排他到浙江杭州居住，使他晚年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这件事为毛主席所知，在一次全国政协会上，毛主席来到杜国庠所在的小组，当面表扬了他。
杜国庠于1961年1月12日因肺癌病逝于广州，终年73岁。墓在澄海县城公园。友人编辑其遗文为《杜国庠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印行。先是，1949年，杜国庠辑集二十年来所发表的文章为《便桥集》，在编印后记里说:“一俟更好的钢骨水泥的乃至全钢结构的桥梁建造出来的时候”，这座便桥“便可以毫不惋惜地弃置或拉杂、摧烧了它。”其谦虚热诚有如是者。
九、谦和的学者、坚强的战士
杜国庠为人谦和平易，没有一点架子。郭沫若同志曾这样勾勒过他的风貌：杜老“平时既不轻易言笑，也不轻易交朋友，但是他是很和易的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对谁动过声色。”这话是很真切的。无论老成持重的学者，或者风华俊茂的青年，都乐于接近他，在他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
杜国庠对小孩十分慈爱。在医院卧病期间，广东文教厅一位同事的孩子，年8岁，跟随父亲到医院探望。杜老殷殷询问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以自己所用的钢笔送给孩子，并送给他一个苹果，勉励他好好学习，注意健康。杜国庠逝世以后，孩子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一支钢笔、一个苹果》，用纯真的孩子的感情，深挚地悼念了杜爷爷，十分动人。当时教育部长杨秀峰看到这篇文章，赞扬为全国小学生最优秀的作文之一。
但是杜老并不是一团和气的人，不是和事佬，他原则性很强，看人看事入木三分。由于他严于律已、宽以责人，所以总是能团结大家，一道共事。
杜国庠以“守素”为号，取儒家“素其位而行”之意，实际他最尊重墨子。他对墨家学说做过深刻的研究，评价很高，他说:“先秦诸子，只有墨子是革命的。”因此郭沫若就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他听了淡然一笑，他仿佛是身体力行，恪守墨家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的规范似的。杜国庠把中华民族美好的道德，和共产党员的革命修养结合在一起，融汇在个人的一切言行之中，赢得了人们由衷的敬佩。
杜国庠清贫自守。1946年，杜夫人从广东乡间到上海来，住在虹口天宝路一个里弄普通民房的楼下。家无长物，客人来了没有凳子坐，郭沫若看到后说:“杜老如此穷苦。令人难受。”但是杜国庠恬淡自若，从不向人诉说自己的生活。平时食粥，只有咸菜下饭。有一次实在山穷水尽了，向侯外庐借钱，讷讷地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请你给我一些钱。”侯外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杜老居然开口借钱了。杜老说：“我这是看得起你啊!”然而这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在重庆时，杜老的清贫廉洁，朋辈皆知。多年来，他身穿一套从旧货摊上买的西装，出入一切场合，总不见更新，却始终保持着整洁、庄重的仪容。
杜国庠的学术研究领域很宽广，在思想史、逻辑学、因明学、古文字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其中学术思想史方面的贡献最大。
杜国庠的学术史研究工作，上下数千年，涉及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全过程。以《杜国庠文集》而论，第一部分论究了先秦的学术思想。第二部分论究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第三部分论究了宋明理学以及近代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西学”，又批判了抗日战争时期的“贞元三书”，第四部分论究了现代学术思想的若干问题，包括对“新唯识论”的批判。这部分往往用杂文的形式出现，是别开生面的学术文章。第五部分讨论逻辑学与因明学，是其“绝学”之一。象这样的探涉中国学术思想史数千年的发展长河，要付出多大的艰巨劳动，要有怎样卓绝明锐的学力才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杜老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功力甚深，写成了系统著作《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它包括自孔子到韩非子，即从春秋末叶到战国末叶儒、墨、法、名各家的代表人物，论述其思想，作出了评断，精湛深刻，洞察其精神面目。杜老从大量客观事实的研究中，得出在思想史开端时刻诸子各家的思想无所不包，从哲学到政治、从修养到教育，并没有专门化，也不可能专门化。杜老又发现了先秦诸子思想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对于“先行的及并世的其他派别学说不能不有所批判。”在批判过程中，“批判者也受了被批判者的影响，”“使自己的思想体系染了对方的色调。”“就这样，整个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客观上现出了一种好象有机的组织的样子，一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家和家之间，派与派之际,有着某些斩不断的葛藤。”他举早期儒墨之间，稷下黄老与孟、荀之间，荀子与韩非之间，名家惠施与公孙龙之间等许多事例来论证这个道理。他还论述了墨经的坚白石论与公孙龙的坚白石论的本质区别。墨经用“乘白马为乘马”这种常识，破弃公孙龙“白马非马”这种诡辩，说理极为明白透辟。这在学术研究中是开创。杜老不光是对先秦诸子各家学说，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尤其重要的是他对先秦思想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著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解放前在上海出版，风行一时，有不小影响。读者从这部著作中得到马克思主义学术史著作那种特有的坚实、朴素、明快、犀利的理论享受，又为他那清新隽永、深入浅出的文风所陶醉。恰如一阵浏如的清风，把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一领域散播的迷雾吹荡了一番，而沁人心脾。
杜老在先秦诸子研究中。其精采的研究乃在对名辩及荀子的论述。名家与墨辩向称难于董理，经过杜老的爬梳抉剔。却把这个“浑沌”凿开了。杜老关于荀子的一系列论文，也堪称独辟蹊径。他认为，荀子的《成相篇》是凤阳花鼓式的韵文，却是一篇总结。他指出，战国末叶，先秦诸子都有批判总结一代学术的活动,成为当时的一种倾向,如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和《解蔽篇》、韩非子的《显学篇》都是。杜老在这里发现了奴隶社会末期的思想家大都具有总结一代学术思想的倾向，这在学术史理论方面的建树是非常有价值的。
杜老在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中，发掘了杨王孙裸葬论、杨泉《物理论》及范缜《神灭论》等无神论思想遗产。这与他发掘先秦墨家和荀子的唯物论，同出于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光辉传统的目的。他又批判地总结了魏晋清谈，认为清谈有三个特点:一、兼综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实质是抽空了儒家之言，以六经为“圣人之糠秕”;二、才性四本论的合同离异，是论究“体用”关系，三、所谓“三理”(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欧阳建的《言尽意论》)关涉精神与物质、概念与实际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清谈的名辩衍惠施、公孙诡辩传统，务在求胜，而不问真理所在，是为辩论而辩论。杜老毕生致力于表彰中国思想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批判唯心主义错误。这种努力，为后来治思想史的学者作出了榜样。
杜老用翔实的材料，恣纵的文笔，论述了自北宋以降至明清之际历时数百年的“理学”的发展，论述了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费燕峰的反理学思想。杜老历引诸说:归向于一个共同点，即对理学的批判，并由此指出理学无可挽回地终结了，再也没有复活的可能了。杜老论理学的终结，正如他经常说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深意乃在批判现代理学的借尸还魂，这是有其深意的。
在理论战线上，杜国庠有坚强的战斗意志，不放弃任何机会与有害革命的理论和倾向作斗争。抗战胜利前后，冯友兰先生发表了包括《新理学》在内的“贞元三书”，提出一整套“新形上学”体系和新道统，宣传历史唯心主义。当时有些人为这种理论所迷惑，誉为孔子、罗素和马克思的结合。杜国庠听到后说:“我们应该批判《新理学》了”，“新理学者玩弄古董走到哪里，我不得不跟到哪里。”1945年底，他写出《论“理学”的终结》、《玄虚不是中国哲学的精神》、《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等批判文章，并请人带到昆明，交冯友兰先生本人。以后，他继续用相当大的力量剖析冯氏理论，针对冯氏提倡新理学的“宇宙人生观”，精辟地指出，这种哲学是“教人安分守已，不以贫贱得失介意，即以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也可以作到圣人，便在精神上麻痹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争，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了社会的革新。”一年多以后，冯先生自白自己“既不唯心，也不唯物，而是唯理”。对照之下，感到杜老的文章确实是深刻。冯友兰先生在解放后学习马列主义，用科学的观点、方法批判旧作，新编了中国哲学史，取得很大成绩。这同朋辈包括杜老对他的帮助分不开。
郭沫若对杜老十分尊敬，他在诗里说:“墨名绝学劳针指，马列真诠费火传”，高度评价了杜国庠的学术成就和理论功绩。可惜杜老在学术上的多方面造诣，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出来，他计划著述的《中国逻辑史》、《中国佛学概论》两部书竟没有时间完成。他逝世后，经友人整理出版的《杜国庠文集》，固然是一部传世之作，但是远远不足以代表他在学术上的多方面造诣。
杜国庠是一位学者，是革命家，他为学术的繁荣，为人民的解放，历尽了艰难险阻，奋斗终身。他的言论、风貌，精神、品格给后世留下了令人敬仰的型范，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铁窗囚系，弥足以励其坚贞；白屋清贫，更见其安于淡素。后人从他身上可以学到的，是一个多方面的、十分完满的、高贵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