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第43—51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洪武时期朝鲜交通明藩王述略
陈昊
摘 要：1392年，李成桂废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朝鲜王朝。随之朝鲜使臣来华，频繁接触与之接壤或临近的明朝辽、宁、燕、齐诸王，打探辽东及明廷情报，以达到政治、军事目的。这种交往有违“人臣无私交”的儒家礼制原则，也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猜疑与不满。永乐年间，因为李芳远为王子时曾在北京拜见过燕王朱棣，两国关系终于得以正常发展。
关键词：明初中朝交往；“人臣无私交”；中朝宗藩关系；朝鲜使行外交
“人臣无私交”是古代中国一项传统的礼制原则，用以维系君主统治，防范人臣私相授受。14世纪末叶，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先后发生了元明嬗代、丽鲜交替的政治变动。该时期朝鲜与明藩王间有多次私下交往，这是其他历史时期比较少见的现象。明初中朝关系史，研究成果甚多。也有关注到朝鲜交通明藩王现象者，将其视为朝鲜开国之初扩大交通对象与范围，以改善两国紧张关系的手段。此观点尚有完善必要。笔者从“人臣无私交”理念入手，在前贤基础上重新讨论洪武时期朝鲜与明藩王的交往，力求丰富对明代中朝宗藩关系的了解。不周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古代中国的“人臣无私交”理念
在传统中国儒家礼制体系中，“人臣无私交”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原则，备受重视。在文献中，“私交”还以“外交”“私通”表述，均指未获君主授权的臣子往来。《礼记·郊特牲》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春秋谷梁传》言：“寰内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会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与朝也。”宋儒程颢亦认为：“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忍为阿党之计。”这揭示出天子是中华世界的唯一统治者，臣民必须效忠天子。无天子之命，人臣不得私自交往。一旦发生，会被怀疑背离君主、阴有二心。如若人臣私交泛滥，会造成阿党比周，危及统治。总之，杜绝私交是维系王朝稳定的重要一环。
▲《礼记▪郊特牲》
▲《春秋谷梁传》
先秦时期，“人臣私交”多指周天子直臣私交诸侯，也指诸侯国臣子与他国私相往来。大一统王朝建立后，其含义更为丰富，包括：1. 外廷朝臣间的私自往来；2. 内廷皇子、妃嫔、宫人、宦官与外廷朝臣间的私自往来；3. 各内藩（如汉、晋、明所封藩王）、外藩（如朝鲜、安南等藩属国）之间及其同中原王朝臣子的暗自交往。
“人臣无私交”在古代文献中比比皆是。秦赵邯郸之战时，魏国派辛垣衍游说赵国尊秦为帝。齐人鲁仲连奉平原君命化解帝秦之策。辛垣衍身为客将军，且负出使重任，起初以“衍，人臣也，使事有职”，不愿冒私交风险与鲁仲连相见。汉武帝时，侍中庄助与淮南王刘安私交甚笃。淮南王叛乱后，廷尉张汤认为，庄助乃天子近臣，却热衷私交诸侯，不可不治罪，庄助遂被弃市。东汉建武年间，太子刘庄、山阳王刘荆欲聘请大儒郑众，郑众认为“太子储君，无外交之义，汉有旧防，蕃王不宜私通宾客”，予以严词拒绝。三国时期，贾诩自以非曹操旧部，惧怕猜疑，常“阖门自守，退无私交”以避嫌。宋理宗时，权奸丁大全欲结好董槐，槐以“吾闻人臣无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结约” 回应，丁大全只得作罢。可见，无论是为保护身家性命，还是恪守儒家礼制，尽职公事而无私下往来，皆是士大夫普遍追求的政治守则。
然而，“人臣无私交”这一政治理念，本身便带有含糊性与操作的困难性。何种程度可被视为违反“私交”？人臣之私的界限又在哪里？均无明确规定。完全杜绝人臣间往来亦是空中楼阁，不具备现实操作性。职是之故，“人臣无私交”理念虽为历代所推重，但在现实政治中却常被无视，历史上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即如汉代宦官专权、唐代牛李党争、宋代新旧党争等，屡见不鲜。
朱元璋称帝之后，对“人臣无私交”极为在意，屡兴大狱，打击朝臣结党营私。洪武六年（高丽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高丽恭愍王遣大护军金甲雨贡马于明朝，因贡马剩余一匹，甲雨意图私献皇太子朱标，未果，遂在莱州卖掉。甲雨企图私献贡马于前，又暗自售卖于后，令朱元璋深恶痛绝，怒而终止高丽朝贡。恭愍王只好将其以“僭行献礼，盗卖贡马，虚诳朝廷”罪名处死。此事令朱元璋质疑高丽的事大诚意，道：“春秋之法，人臣无私交。王之使者越风涛之险以奉贡献，而又挟私以行诈，此果以小事大之礼乎！”言辞之间，满含责备。
▲朱元璋画像
与此同时，由于明都城在南京，辽东距京师天高地远，辽东边将在与高丽的交往中，常常谋取私利。辽东都指挥使梅义曾向高丽义州千户曹桂龙直言：“我于尔国事，每尽心行之，尔国何不致谢耶？”明目张胆，公开索谢。洪武十七年（高丽禑王十年，1384），高丽遂派遣金九容为行礼使，“奉书兼赍白金百两、细苎、麻布各五十匹”，以答谢梅义。辽东总兵潘敬、叶旺获悉此事，当即责备梅义道：“人臣义无私交，何得乃尔！”梅义无法，只得将金九容送往南京，最终金九容病殁于流放大理卫途中。该事件充分说明恪守“人臣无私交”原则实乃明臣共识。送礼的朝鲜使臣被重罚，而索礼者却毫发无损，虽然不公，却说明“人臣无私交”原则内外如一，高丽（朝鲜）亦必须遵守，不得越界。
综上，“人臣无私交”是一项传统儒家礼制原则。为防止朝臣结党营私，中国皇帝屡屡强调其意义，臣子也将其视为禁区。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却屡屡出现违背该原则的行为。尽管明太祖对人臣私交颇为忌惮，严加管控，甚至屡兴大狱，亦难以杜绝。当时，高丽使臣与辽东边将之间保持交往，而在李成桂建立新朝后，又产生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朝鲜使臣竟然频繁与部分明藩王交往，更值得重视。
二、朝鲜与明藩王之交通
洪武时期，明太祖先后将子侄二十四人分封为藩王。其中，辽、宁、燕、谷、代、晋、秦、庆、肃九位塞王，主要镇守北部边防。他们军力雄厚，“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然而明太祖对藩王并非完全信赖，《皇明祖训》明确指出：“虽亲信如骨肉，朝夕相见，犹当警备于心，宁有备而无用。”明太祖亦明确规定：藩王“不许延揽交结奔竞佞巧智谋之士，亦不许接受上书陈言”，“不许擅自招集外人，凌辱官府，扰害百姓，擅作威福，打死人命，受人役献地土，进送女子及强取人财物，占人妻妾，收留有孕妇女，以致生育不明，冒乱宗枝及蓄养术士，招尤惹衅，无故出城边外”。如此种种皆告不可，遑论与周边属国私自交往。然而正是在洪武时期，却多次出现朝鲜王室与明藩王发生交往的事件，若为明太祖所知晓，就将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
▲洪武封藩示意图
洪武改元后，高丽恭愍王奉表臣服，两国结成宗藩关系。洪武七年（高丽恭愍王二十三年，1374）恭愍王被弑，其子王禑继位，高丽亲元派复起。三年后废弃洪武正朔，改行北元宣光年号。洪武二十一年（高丽禑王十四年，1388），铁岭卫之争起，李成桂从威化岛回师，才避免了刀兵相见。李成桂掌权后，先后拥立昌王、恭让王，随即夺取高丽王位，建立李氏朝鲜。无可否认，“太祖时期和明王朝的矛盾事实上继承了高丽时期两国外交上的矛盾”。但李成桂擅自废立及自立的行为，明太祖斥之为背弃人伦礼义而心生不满，随之发生了如“生衅侮谩”“表笺事件”等一系列外交争端。明太祖遂以“自为声教”为借口，拒绝颁给朝鲜印信诰命，双方关系长期紧张，难有实质性突破。
洪武末叶，明太祖获悉朝鲜招诱女真人潜渡鸭绿江，遂予以严重警告：“尽改前过，朕亦将容尔自为声教，以安夷人。若重违天道，则罚及尔身，不可悔。”此外，他还敕令武定侯郭英整备边务，加强对朝鲜动向的警戒。洪武三十年（朝鲜太祖六年，1397），谕中军都督佥事陈信等人：
高丽地界辽左，其国君臣畏威而不怀德。此以诚抚，彼以诈应。此以仁义待之，彼以谲诈来从……此夷不出则已，使其一出，必有十万之众。定辽境土，与之相接。宜阴戒斥堠，以防其诈。凡事有备，庶不失机。
洪武三十一年（朝鲜太祖七年，1398），五军都督府及兵部欲以“叠生衅隙”为由对朝鲜诉诸武力，但明太祖却否决了这一提议。朝鲜对明太祖的武力恐吓表示不满，李成桂放言：“帝以兵甲众多，政刑严峻，遂有天下。然以杀戮过当，元勋硕辅，多不保全，而乃屡责我小邦，诛求无厌。今又责我以非罪，而胁我以动兵，是何异恐喝小儿哉！”以郑道传、南誾为代表的强硬派则一直在暗中推进辽东攻伐。
▲李成桂画像
明初中朝关系虽然紧张，朝鲜却想方设法寻求同明朝藩王交往。朝鲜所交往的藩王，有秦、燕、辽、宁、齐等王。从地理位置上看，他们大多位于辽东、华北一带，辽王封于广宁，宁王封于大宁，燕王封于北平，齐王封于青州，与朝鲜接壤或距离很近，且与朝鲜贡道大体重合。即如齐王封地，与朝鲜隔黄海相望，可乘船翩然而至，对朝鲜来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与此同时，两国海陆贡道畅通，往来便利，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明初，由于故元势力割据辽东，高丽入贡只得经由海路。洪武十八年（高丽禑王十一年，1385）后，高丽被允许由辽东取道渤海入登州登陆朝贡。洪武二十年（高丽禑王十三年，1387）金山之役后，明廷全面掌握辽东地区，次年开通了山海关至辽东的驿道，广设马驿，陆路贡道被彻底打通。洪武二十二年（高丽昌王元年，1389），权近从陆上来朝，其路线便是“逾鸭绿，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由淮而北，过齐鲁之东，以涉渤海”。梳理中朝文献，可以发现几乎每次交往，都是朝鲜使臣主动拜访明朝藩王，具体情况，列表如次。
由上表可知，朝鲜（高丽）使臣八次主动拜访明藩王，其中拜访燕王五次，辽王、宁王、齐王各一次。朝鲜使臣首次拜访明朝藩王，是在洪武二十二年（高丽昌王元年，1389）威化岛回师不久，新即位昌王亟待明廷认可，遂命权近、尹承顺奏请亲朝明太祖。权近一行，于七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宿留北平，与燕王密集互动。十五日，觐见燕王，因太后忌日未与燕王会面，受到奉嗣叶鸿接待。十六日，燕王在承运门会见权近，赐饮食，命叶鸿款待于西园典膳所。十七日，将辞燕府，燕王再赐宴饮。十八日，觐见辞行，逢燕王因先太后明忌入佛寺烧香，燕王再赐饮食。俄而又逢燕王三子“连骑而出”，至佛寺烧香。此次拜访，效果良好。权近作诗四首，对燕王的热情款待表达诚挚感谢，即如“齐居停受礼，翼翼孝思敦”“仁恩醺到骨，大醉发天真”，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权近《奉使录》
洪武二十三年（高丽恭让王二年，1390）六月，高丽又派“同知密直司事安叔老，聘于燕王”，燕王略显谨慎，答书曰：
致意署高丽国事与国人陪臣等：迩以礼物来，安敢易纳？古人云“臣子无外交之理”，却之，必艰人意，故物留使还。谨以状闻于父皇，以通三韩之意，必命乃报。国人陪臣等审焉。
面对朝鲜使臣再度贸然来访，燕王尽管收下礼物，但也不敢听之任之，立即报告明太祖。此可见，藩王与外国间私交，的确是政治红线，燕王不敢轻易触碰。
洪武二十四年（高丽恭让王三年，1391）六月，门下赞成事赵浚因贺圣节出使明廷，拜见燕王。按《明太祖实录》记载，赵浚一行于是年九月初一至京师贺节。这次拜见极有可能发生在六月至八月间。《朝鲜太宗实录》在赵浚小传中称燕王“倾意待之”，赵浚向使团成员表示“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暗示他预知日后燕王朱棣不同凡响。
洪武二十六年（朝鲜太祖二年，1393）四月，朝鲜“遣前密直使朴原聘辽王府，前密直副使柳云聘宁王府”。明太祖知晓此事后，指责李成桂“先遣人辽王、宁王处行礼……一月之后，方才进表谢恩，尊卑之分，故意先后”，李成桂上表辩称因二王新近之藩且其封地与朝鲜相近，故而前往行礼，“何敢故意先后”。
洪武二十七年（朝鲜太祖三年，1394），未详人氏奉使途中拜见齐王。李成桂上明朝的奏本曰：
一款节该：“近遣人至齐王处行礼，所遣之人，假为异词，自谤彼国，意在觇王动静。钦此！”前件事理照得，小邦但凡遣使赴京，经由齐府前去，就于齐王殿下行礼。且如其间或有言辞之失，盖是承差员人之过失，非小国所知。
尽管使臣身份及与齐王往来的具体情况无从考察，但这段文字仍揭示出不少历史细节。但凡途经齐王府，朝鲜使臣便会前往拜谒。朱元璋对此深恶痛绝，认为朝鲜使臣乃借拜谒之机，察王动静。但朝鲜国王辩白，以为“间有言辞之失”，系“承差人员之过失”，非国王能察知，意在推脱责任。但对于明太祖指责“觇王动静”，则装作不知，避重就轻。
洪武二十七年（朝鲜太祖三年，1394），靖安君李芳远、知中枢府事赵胖、参赞门下府事南在拜谒燕王，是颇为重要的一次事件。当年四月，明太祖命李成桂派长男或次男来朝，李成桂遂派第五子李芳远前来。李芳远一行于六月初七出发，九月十八日抵达京师，祝贺圣节。明太祖显然很高兴，谕“自今朝贡进贺免进表”，芳远对曰：“小邦以小事大之礼，必因进表得达微诚。况正旦、圣节，华夷会同，莫不奉表进贺，难比其余，不敢不进”，坚持履行此人臣应有之礼。朝鲜史书声称李芳远“敷奏详明，帝优礼遣还”，在圆满完成使行任务后，于十一月回朝，特意拜访燕王。《朝鲜太祖实录》曰：
殿下过燕府，燕王亲见之，旁无卫士，唯一人侍立。温言礼接甚厚，因使侍立者馈酒食，极丰洁。殿下离燕在道上，燕王乘安轝朝京师，驱马疾行，殿下下马见于路侧，燕王停驾，亟手开轝帷，温言良久乃过行。
▲《朝鲜太祖》相关记载
李芳远之拜访，备受重视。燕王两次接见，或屏退众人，或会面于车驾，且皆温言良久、礼遇甚隆。如此接待早已超出规格，带有浓厚私人属性。二人身世颇为相近，同为庶子，均具雄才大略，更先后起兵夺取政权，以致学者怀疑双方往来带有政治投资意味。此外，李芳远回国后，称颂燕王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恢廓大度，非久为藩王者也”，前文提过赵浚曾言：“王有大志，其殆不在外藩乎。”这些似乎都是对日后朱棣登上大位极富远见的预言，但若认为此二人早在数年前已料定燕王必反，证据尚不充足，这“可能是对充满政治野心的燕王的为人进行一般性观察的结果，并不是觉察到燕王将来要举兵的具体动向”。另外，上述有关李芳远预见朱棣不同凡响的记述一出《朝鲜太祖实录》，一出徐居正《笔苑杂记》。《朝鲜太祖实录》纂修之时，朱棣早已称帝，此言大体上是“事后诸葛”之表现，故不可当真。徐居正《笔苑杂记》亦系后来的文人笔记，乃稗官野史。如上书写应是朝鲜史家神化李芳远的刻意夸大，很难作为确证采信。
洪武时期朝鲜最后一次拜谒明藩王，是在洪武二十八年（朝鲜太祖四年，1395）。《朝鲜太祖实录》在记述金立坚使明时，追记道：
节日使金立坚回自京师……初，计禀使金乙祥道经燕邸，复于上曰：“燕王谓臣曰：‘尔国王何不送马于我？’”上信之，立坚去时，仍附鞍马以送，燕王受之以闻。帝曰：“朝鲜王何得私交？”
金立坚于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十三日启程，金乙祥应于此日前传来索马信息。金乙祥于洪武二十六年（朝鲜太祖二年，1393）三月、六月、二十八年二月三次出使辽东，又于二十八年七月、洪武三十一年（朝鲜太祖七年，1398）九月赴京师。据此判断，最近日期当为二十八年二月。金乙祥此行目的是管送辽东逃军，道经燕邸时拜见燕王，回到朝鲜后，传达了燕王索马请求。该事于数月后酿成巨大外交风波。燕王在接受朝鲜节日使金立坚送来的马匹后，随即将此事上报于明太祖。明太祖大怒，斥“朝鲜王何得私交”，并将使团成员、朝鲜通事宋希靖及押马权乙松流放于金齿卫，旋又流放腾冲府。燕王索马于前，在朝鲜应其所请送来马匹后又报告朝廷，如此行事之缘由难以确定。不过，这次索马泄露事件产生了不小影响，明太祖的雷霆之怒或致朝鲜重新考虑交通明藩王策略。此后，已难觅朝鲜主动交往明藩王的纪事。
短短六年之内，朝鲜至少八次主动拜谒明朝藩王。与之相比，明藩王主动交结朝鲜的情况比较少见，只有秦王向朝鲜索牛一事。该事发生于洪武二十六年（朝鲜太祖二年，1393）。是年，秦王派王府仆役至义州传达易换耕牛请求，朝鲜派前密直权钧与之相会，并表示无能为力，仅赠送内酝、苎麻布聊表心意。秦王封藩于陕西西安，与朝鲜关山隔绝，互不相连。或朝鲜确实存在耕牛困难，或认为交往遥远的秦藩对己方益处不大，但秦王毕竟身为太祖次子，故馈送礼物草草了事。此事也未为太祖所知，明初史书均不见记载。
建文以后，鲜见朝鲜使臣拜见明朝藩王，唯一一次发生于永乐六年（朝鲜太宗八年，1408）。是年，朝鲜太宗遣世子李禔入朝，李禔一行欲至赵王宫辞行，但赵王授意王府左长史顾晟以“今在衰绖，不可受礼”为由，婉言相拒，对送来的礼物亦表示“人臣无外交之义，来时礼物，所不当受。然以世子之诚，受而奏闻”。这次朝鲜私交赵王之举，未能与赵王私下会面，且因赵王常居京师，不在藩封，实际意义不大。
此后双方交往正式告以结束。揆其终结之原因，不外有三：一则自建文、永乐年间始，明与朝鲜的外交逐渐正常化，明廷发予朝鲜国王诰命印信。双方在辽东地区紧张的局面，业已随明太祖去世、郑道传身死而结束，和平往来成为主流。对于朝鲜来讲，已无必要结交藩王窥视明廷动向。此举还可能引来明皇帝的不快，得不偿失。二则经过建文削藩、靖难战争以及藩王自请移封，塞王纷纷内徙，权力大幅下降，仅坐拥食禄。藩王地位沦落至此，朝鲜与之交往的意义大为降低。三则朱棣登基后，明廷对华北、辽东的控制显著增强。迁都北京使得朝鲜贡路大为缩短，使臣路经之处的藩王也非常少。如此种种，朝鲜与明藩王间已很难继续秘密交往。因之，某种程度上讲，朝鲜交通明藩王的行为，仅是明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种交往自然湮没。
三、朝鲜交通明藩王的目的与影响
洪武初年，明朝与高丽确立了宗藩关系，两国交往波折不断，尤其是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朝鲜王朝后，明太祖虽赐国号为朝鲜，但对其推翻高丽幼主自立为王的做法心生不满，双方关系紧张微妙。于此时期，朝鲜多次私交明藩王，交往背后的目的及影响值得探究。
有学者认为朝鲜交通明朝藩王，是在朝明关系陷入僵局后，意在拓展交通对象，以寻求改善对明关系。虽有一定道理，但仍值得深究。从双方交往来看，明太祖不止一次提及人臣不应私交，且该理念本属儒家礼制的一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与中国有长期交往史的朝鲜，必然知晓。此外，从中朝实录记载中也可发现明太祖对“人臣无私交”的重视。冒着引来皇帝不快的危险，交通藩王以改善双方关系，得不偿失。因此，尽管不能排除朝鲜有借此改善双方关系的愿望，但绝非其主要目的。
▲朝鲜王朝实录
须加注意的是，朝鲜交通明藩王与朝明关系的紧张时刻大体重合。高丽末期以来，两国矛盾不断。李成桂自立后，重点强调对明至诚事大，但开国之初，不仅未能完满解决高丽的遗留问题，而且发生了“生衅侮谩”“表笺事件”，双方误会与不信任尚存，且有加深趋向。如“生衅侮谩”一事，明太祖列举了朝鲜诱两浙人民报消息、诓诱辽东边将、暗诱沿边女真内附、贡马驽下、准更国号不遣使谢恩，怒斥“乃何尔高丽，速构兵殃？朕又将昭告上帝，命将东讨，以雪侮衅之两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上述问题根源在于，朝鲜半岛的动荡政治与朱元璋强调的礼仪秩序和大义名分发生了矛盾。高丽末期，游走于明和北元间的“两端外交”，已让追求“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诚，直直正正”“天下只是一个日头，慢不得日头”的朱元璋产生极大不满。禑昌二王的废杀，李成桂废恭让王而自立的不义之举，更加深了矛盾与不信任，以致明太祖长期视朝鲜为乱臣贼子。双方政治互信难以建立。
尽管两国都致力于解决矛盾，但仍互有芥蒂。紧张的外交状况必然使双方都注意获取对方动向，以加提防。事实上，在朝鲜私交齐王之事为明太祖知晓后，曾于颁给朝鲜的敕文中明言：“所遣之人，假为异词，自谤彼国，意在觇王动静。”尽管朝鲜上表辩称：“但凡遣使赴京，经由齐府前去，就于齐王殿下行礼。且如其间或有言辞之失，盖是承差员人之过失。非小国所知。”虽已无法知晓承差员人有何自谤之词，但朝鲜用行礼及办事人员言辞之失搪塞，实乃郢书燕说之论。如果仅为“行礼”而结交齐王，将冒着引来明太祖猜疑、恶化两国关系的危险，因小失大。朝鲜结交明藩王应有比行礼更重要的目的。如前所述，朝鲜交通对象为宁、辽、燕等盘踞东北、华北的藩王，上述藩王与其在地理位置上亦最为接近。为了确保边境安宁，获取明朝动向，同其保持往来显然具有价值。更重要的是，建国初期，朝鲜并未完全放弃“辽东征伐”，得到更多明朝东北、华北一带消息，对该计划并无害处。
究其实际，朝鲜私交明藩王，是两国长期矛盾所导致的结果，其主要目的不在于扩大交通对象改善对明关系，而是为了觇视明朝虚实，甚至有可能是为“辽东征伐”作准备，这正折射出两国宗藩关系建立之初的复杂性。
另一方面，明藩王交通朝鲜的政治色彩要淡化许多，多数是被动接受使臣行礼。其中，燕王与朝鲜使臣接触频繁，互动较多，态度亦较友善，或许是燕王塑造自我形象，甚至是预防有变之举，但如强行与靖难之役联系起来，则过于牵强。总体上说，明藩王交结朝鲜，目的多为获取经济利益，如秦王遣人至义州易换耕牛便是典型。更甚者，洪武三十一年（朝鲜太祖七年，1398），朝鲜使臣赵胖途经山东登州，藩封青州的齐王公开抢掠使团人员盘缠布物。这些劣迹显示出了明初藩王的桀骜不驯、嚣张跋扈，给朝鲜带来了对明朝的一些负面印象。
朝鲜同明藩王之交往，双方各有心思，在现实上产生了不同影响。在洪武时期，此举招来了明太祖的不快，加深了两国的误解，但朝鲜与燕王的交往，却推动了两国关系在永乐时期迅速发展。
在洪武时期，该行为加深了明太祖对朝鲜的恶感。对于朝鲜拜谒辽、宁二王，明太祖视之为“尊卑之分，故意先后”。朝鲜向燕王送马一事，明太祖更是直接表露出不满与震怒，斥“朝鲜王何得私交”，将部分使者流放西南。充分显示出这种私交给两国关系带来的阴影。
▲朱棣画像
▲李芳远画像
永乐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却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双方早年交往。自建文朝开始，中朝两国逐步解决了洪武年间遗留的政治问题，建构起稳定的宗藩关系。此前出使明廷的权近、赵浚、李芳远等人，与燕王有过良好互动，尤其是时为靖安君的李芳远对燕王的拜谒，当他们继位后，两国关系变得尤其密切。李芳远曾对明使俞士吉感念：“我国自高皇帝时，臣事朝廷。今圣上在燕都，燕近东方，故待我国人偏厚。”朝鲜徐居正直言：“文皇帝登极，眷佑我太宗异常数。”朝鲜世宗时，还在传言永乐帝对朝鲜使臣表示：“老王以至诚事我。”这不仅与李芳远在位时全力发展同永乐帝的关系有关，双方早年交往形成的印象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眷遇异常”应与此有很大关系。而在靖难之役中，朝鲜君臣又实行两面外交，既不愿开罪燕王朱棣，又不愿得罪建文朝廷，这种态度事实上免除了朱棣后方的威胁，使之颇获实利。尽管永乐时期两国尚存在一些纷争，但友好的局面已大抵确定。
结 语
综上所述，“人臣无私交”是古代中国礼法制度中重要的一环，臣子暗相交往为君主所绝对不容，但该原则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遵守，突破现象时有发生。其中，明初朝鲜王室与明藩王的私交尤值得注意。
在明太祖严格管控及两国关系紧张的状况下，明藩王鲜少主动交结朝鲜，偶一为之，也主要是谋取私利，并无历史远见，更影响了朝鲜对大明的印象。朝鲜交通明藩王则不然，是带有很强政治、军事目的的。其核心目的并非扩大交通对象与范围，以缓和对明关系，而是觇视明朝动静，为本国谋取更大的政治、军事利益。双方私交是洪武时期两国关系紧张的体现，随着两国关系在建文、永乐年间的恢复与发展，明朝藩王逐渐成为皇权寄生阶级，待到明朝国都北迁，这种交往消失在两国交往史中。它虽然加重了明太祖对朝鲜的不满与猜疑，但朝鲜与燕王的交流，却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在永乐时期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
陈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明代中朝关系史、东亚史学史。
刊物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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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编辑｜张继元 孙佳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