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上午8时12分，戴逸先生仙逝。至此，我1995年得遇的戴逸、龚书铎、李文海三位先生均已作古，内心感慨万千。
图为戴逸先生
1995年，苑书义教授在石家庄河北师范学院（现河北师大西校区）组织关于张之洞研究的全国学术会议，我负责接待戴逸、龚书铎和李文海三位重量级的学者。刚好一部轿车，文海老师由于个子高些，为节省后排空间，被推坐在前座。我跟戴逸、龚书铎先生落座后排，戴先生和龚先生久别重逢的样子，很是亲热。寒暄了一会儿，戴逸先生扭头问我：可不可以安排他跟龚先生同住一个房间？我报告了苑书义先生，苑先生欣然答应。戴先生很是满意，问我的姓名，过一会儿，他说：“晓平，欢迎报考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李文海老师从前排扭过头说：“戴老师是我的老师，我当年没有你们现在的条件，我们当年上的研究生班，戴老师主持的，既然戴老邀请你报考人大，我觉得挺好，你报吧”！
图为李文海先生
李文海老师当时已经是人民大学校长，我当时见到的最大级别官员。他大约感觉到司机师傅受到冷落，于是扭头对司机说：“您的工作太重要了，一不小心就人命关天，我们教书的，跟您没法比，我们课堂上讲错了，再改过来就是了，死不了人，还是你们厉害！”说得司机乐开了花，戴先生、龚先生和我也不约而同地笑了。
三位先生在学术会议上都做了重要发言，记得戴逸先生满头白发，鹤发童颜，在会议上如沐春风的样子，他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更显长者风度。龚先生娓娓道来，李文海老师慷慨激昂，印象深刻。
1998年我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王开玺教授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硕士课业，成为北师大学生。我们自然选了龚书铎先生的课，龚先生在讲台上，不慌不忙的样子，让我暗自佩服，记忆长久。
图为龚书铎先生
2006年我进人民大学清史所师从杨东梁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李文海老师在面试环节结束以后，交给我几页繁体字无标点的文字，让我点标点，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他的加试环节，这是我看到他最严肃的一次，我几分钟后把点完标点的文字交给他后，他低头认真看了一番，抬头有了一点笑意，说：“欢迎你来人民大学学习”！从初次相识，到真正来人民大学，中间间隔了11年。岁月催人老，我经历了学习和工作，从青春勃发，至人到中年，其中心路历程，一言难尽，但是能来人民大学学习也是非常高兴。
此后，只在重大场合或者去清史编纂委员会找杨东梁导师时会偶尔碰到戴逸先生，戴老依然是一头银发，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又温和有力。导师杨东梁教授对戴逸先生尊敬有加，他几次在书房中翻出戴逸先生的回忆文章，讲戴老的小趣事，比如，小学时代，戴先生居然特别忧愁自己不尽如人意的数学成绩，杨老师最后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有天赋局限性，我们尽量向自己擅长的方向发展，就能有满意的人生！这让我们对戴先生的印象更丰满起来，对人生的认识也更深刻了。
2018年，江苏常熟召开世界博士大会，我应邀参加。当时会议参加了若干组讨论不同专业方向的前沿科技成果，我来回穿梭于各个组之间，乐此不疲，以至于好几个人发生疑问，追问我学习什么专业？我当时愣住了，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好在常熟是戴逸先生的老家，彼时的各个会议室都在大屏幕上播放戴先生的介绍，我立刻指着大屏幕解围：“戴先生是我的学术前辈”。人们立刻发出惊叹：“学习历史的人居然这样兴趣广泛”！戴先生作为我非常尊敬的学术前辈，尽管彼时在屏幕中展现，却因为他广泛的影响，无形间为我解围。
戴先生主持了清史编纂工作，李文海老师退休后不仅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任职，还在给我们上课。一次课上，他大赞中国的风气好。理由是他从家所在的世纪城坐公交来人民大学上课，只有一次没有碰到让座的，他说：“你们看我这个不算老的老头，得到这么多人让座，是不是表明社会风气极好？”我们被他的情绪所感染，立刻附和，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另一次，他突然问我们清朝国宴，你们羡不羡慕？我们立刻说：当然羡慕呀！他拿出一系列史料证明实际上的清朝国宴，主要是苹果一盘，梨一盘，花卷一盘，馒头一盘，难以下筷子，甚至难以下咽，这次课让我们对主观想法和史料实证的反差印象极深，更加强了史料辨析的重视。
如今想起来，初次认识三位先生已经过去了29年，他们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然而前后10多年时间，龚书铎先生、李文海先生、戴逸先生纷纷驾鹤西去，让人恍惚。昨日清晨，我莫名其妙的郁郁寡欢，忽然传来戴先生仙逝消息，才知冥冥之中或有感觉。今日抛开很多手边的杂事，拉拉杂杂记录记忆之中的点点滴滴，以缅怀三位让人尊敬的老师。
戴先生去世在史学界引起震动，表明历史研究薪火相传，后继有人，我们会循着先哲之路，勤勤恳恳，继续史学研究之路，实现更完满的人生！
2024年1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