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宋孙子学在承接北宋时期的基础上出现了进一步繁荣的趋势，包括《孙子》注解之作的新形式和新成就；传记类兵书对孙子思想的广泛引证；新的兵书及军事文论与孙子思想的深度融合等。南宋孙子学发展繁荣背后有其深层的原因和固有缺陷。最根本的是统治者依然执着于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传统。
关键词：南宋 孙子学 繁荣 原因 问题
作者简介：姚振文，滨州学院孙子研究院教授。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1期
宋代是孙子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关于宋代孙子学发展的整体情况，在不少专著中有专题论述，如赵海军《孙子学通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指出宋代是孙子学的繁荣时期，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强调宋代是孙子学之武经首位确立时期。
关于南宋孙子学发展的整体情况，魏鸿在《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及后来的《中国兵学通史•宋辽夏金元卷》（岳麓书社，2021年）中，均有专门的章节论述，分析了该时期的成果，强调这一时期孙子兵学的发展明显呈现出密切结合现实的倾向。
关于南宋孙子学发展的历史地位，刘庆在《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一文中认为“汉唐宋元时期兵学发展的真正高潮，即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北宋中后期和南宋时期”。李桂生在《孙子学流变研究》中也认为“从宋神宗中期至南宋灭亡，为孙子学的发展繁盛期”。
前人已经论证南宋是孙子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而任何历史时期孙子学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孕育、发展的过程。北宋在经受中期的军事危机之后，被迫开放兵禁、大兴武举武学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文人论兵确实为孙子学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也培育出大量的兵学研究者和不同类型的兵学成果，然而这些成果真正壮大和成熟起来是在南宋，也就是说育苗、成长在北宋，开花、结果在南宋。本文拟就南宋孙子学繁荣的主要表现、深层原因及背后隐藏的问题略谈几点认识。
一、南宋时期《孙子》注解之作的新形式和新成就
南宋时期的《孙子》注释之作不少，但完整保存下来的并不多。幸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并留存了《孙子》注释的集合之作——《十家孙子会注》以及《武经七书》义疏的整体之作——《武经七书讲义》，还有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作为补充。陈直中《孙子发微》虽仅存代序一篇，但其特色的体例和内容也颇具启示价值。上述成果都是在宋代武学官学化的条件下，传统军事学超越私家著述，融合官学和私学的杰出成就。更深远意义还在于标志着孙子学开始从过去借鉴汉代章句之学的注释模式转变为以深度阐发孙子思想为主的“义疏”注解模式，这在孙子学发展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吉天保《十家孙子会注》。《十家孙子会注》是《宋史•艺文志》著录时的名称，题为吉天保辑，共十五卷（实际为十三卷），原本已佚。它当是传本《十一家注孙子》（南宋宁宗时期所刻）或《孙子十家注》（清孙星衍校勘华阴道藏本后更名）的底本。吉天保的生平及编纂该书情况历史无载，书中各家具体的注者姓名亦无记载。该书成书时间不会晚于高宗绍兴年间，因为从内容上看，它明显是在郑友贤《孙子遗说》之前，《孙子遗说》又在郑樵《通志》之前，而《通志》的成书时间是在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
《十家孙子会注》的传本有三，分别为宋刊本、道藏本和孙星衍校勘本，其注家分别为曹操、孟氏、李筌、杜佑、贾林、杜牧、陈皞、梅尧臣、王晳、何氏、张预，实际共十一家。之所以会有“十家注”和“十一家注”的不同称呼，主要是对杜佑《通典》之阐释《孙子》如何认定的问题，有的认为是注，有的则不认为是注，故有同书异名的问题（《天禄琳琅书目》则去杜佑注而加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为十一家）。
《十家孙子会注》（或称十一家注孙子）是《孙子》注释的集大成者：一则这些注解均在北宋中期之前，对于保存和校勘孙子文献具有珍贵价值；二则这些汇集的注文，既释字词句义，又析思想理论，同时引证材料丰富，形成了较好的注释模式；三则各家之“注”集在一起，各有千秋，相互印证，使后人可以集中领悟对《孙子》的不同见解。对此，宋人郑友贤《孙子十家注遗说序》高度评价：“学兵之徒，非十家之说，亦不能窥武之藩篱，寻流而之源，由径而入户，于武之法，不可谓无功矣。”于汝波亦认为：“《十家注》的出现，将十一家的意见相对集中在一起，便于读者研究比较，有很强的集成性和实用性。读者有此一本，即可知诸家见解之异同。故此书一出，单注本渐被淘汰。”
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施子美，宋孝宗淳熙年间的武举进士，曾长期在武学任教，兼通兵学与儒学，江伯虎在《施氏七书讲义•序》中言：“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孙吴之学者多宗师之。”
施子美所著《武经七书讲义》成书于南宋中期，本为武学所用教本，内容和体例贴合教育需求。其主要特点有五：一是每篇篇题都有解题，阐释整篇的要义和旨趣；二是将正文分若干段，采用注疏的形式讲解字注、句解，段析、章讲等；三是阐释紧扣又不拘于原文，既能探明孙子主旨，又能灵活发挥，且能将文字训诂糅合在讲解之中；四是征引大量战例以阐释抽象的兵学理论，且简明扼要，详略得当；五是分别介绍前人对某一问题的不同见解，并阐释自己的独特创见。
《武经七书讲义》的地位和影响不可低估。其一，它是第一部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统一注释的兵书，其中“孙子讲义”因《孙子》在武经中的地位而居于全书之首，这在孙子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二，它开武经义疏之先河，不仅在内容上借鉴前人优秀成果，而且在方法上既注重串讲大义，又注重理论阐述，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著述体例和学术模式，为后世孙子学研究广泛采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书问世后，在我国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传入日本后却受到热烈追捧，不仅多次刊刻，而且还回传我国。
郑友贤《十家注孙子遗说》。郑友贤，生平不详，《宋史》亦无传。郑樵在《通志•艺文略》中著录此书一卷，《通志》成书于高宗绍兴三十年之前，故郑友贤此书撰成当不晚于宋高宗时期。
郑友贤在该书的序言中对《孙子》有着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与儒家之《易》一样，博大精深，神秘莫测：“武之为法也，包四种，笼百家，以奇正相生为变。是以谋者见之谓之谋，巧者见之谓之巧，三军由之而莫能知之。”接下来，作者认为，“十家之注出，而愈见十三篇之法，如五声五色之变，惟详其耳目之所闻见，而不能悉其所以为变之妙”。然而，作者又认为，“武之意，不得谓尽於十家之注也”，于是便对《十家注孙子》之“略而未解”的内容进行补遗：“抚武之微旨，而出于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数十事，托或者之问，具其应答之义，名曰《十注遗说》。”
从《孙子遗说》的具体内容看，它着重讨论了有关《孙子》一书的二十八个问题，诸如“死生之地”何以先于“存亡之道”，“伐谋”缘何先于“伐交”，孙武为何言谋攻之法和军争之法，“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究竟如何理解，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一定的深度，作者在析文解句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剖析，进而体现了《孙子》注释的高水平和高层次。
《孙子遗说》的最高成就是能立足于哲学高度，阐发《孙子》的思想要义。如它对兵学中的“常变”范畴进行阐释说：
“兵法之传有常，而其用之也有变。常者，法也；变者，势也。书者可以尽常之言，而言不能尽变之意。五事七计者，常法之利也；诡道不可先传者，权势之变也。”作者还以此原理解释《孙子》中的一些常规用兵原则，如它阐释“用兵八法”曰：
“所谓高陵勿向，背丘勿逆，盖亦有可向、可逆之机；佯北勿从，锐卒勿攻，亦有可从、可攻之利……此兵家常法之外，尚有反复微妙之术，智者不疑而能决，所谓用兵之法妙也。”可谓达到《孙子》注释的最高境界，也充分体现了宋代《孙子》义疏的特点和价值。
陈直中《孙子发微》。陈直中，字颐刚，南宋永嘉学者，与陈傅良交往甚密。其所著《孙子发微》不见于宋代任何书志记载，幸有陈傅良《止斋集》存有陈氏代序一篇，介绍其概貌。该序文如下：
自六经之道散，而诸子作，盖各有所长，而知兵未有过孙子者。春秋之季，天下将趋于战国矣。故武之书多权谋，儒者辄摈弗道。间有好其书者，又往往为之章句、训解。夫兵事尚变，而欲以训诂求之，不亦陋乎？余自乾道乙酉不干有司之试，端居深念，今复岁矣。盖所观六经，孔孟二氏之遗书，由汉以来诸儒发明之者略备，余未能有所增益。间读十三篇，尚多余意，因以所闻于先君子与渡江诸将议论兵间事，与己见推武之说，附次其下。嗟乎！方天子明圣，养晦于外而虏酋盗中原者五六十载矣。士大夫怀安，顾耻言兵，然则余是书亦有为为之也。
根据这段序文，可知陈直中作为儒家学者，并未轻视《孙子》的价值。他肯定《孙子》为兵学之最，且不满世人以章句训解的方式注解《孙子》，主张学习《孙子》要密切结合现实，才能适应“兵事尚变”的特点，同时强调以“发微”为宗旨，以阐发《孙子》研究之“余意”为根本目的。就此推测，该书可能以义解为主。作者不满于当时士大夫苟且偷安、耻于言兵的现状，希望皇上能在韬晦之后收复中原，而自己的《孙子发微》届时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南宋的《孙子》注解之作较北宋而言，进步很大。它们或者在体例上有新的变化，出现“会注”“讲义”“遗说”“发微”等多种新形式；或者在内容上不拘泥于文字训诂，而是大量增加了义疏的成分，同时加强了思想上的创新性；或援引古今战例、结合现实，最终服务于抗金斗争的根本目标。这些特点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孙子学主动适应新变化而向高层次、高质量发展的表现。
二、南宋时期传记类兵书对孙子思想的广泛引证及评析
在南宋，产生了綦崇礼《兵筹类要》、戴溪《将鉴论断》、陈亮《酌古论》等一批传记类兵书。这些兵书类似北宋的《何博士备论》《十七史百将传》等，都是以孙子思想为依据，在战例的基础上评论和分析军事历史人物，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把孙子学的研究建立在战史的基础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南宋的传记类兵书在体例和内容上还有新的变化，一方面在内容和规模上更加宏大，另一方面在思想价值的阐发上也更加深入，比如兵儒关系处理的辩证视角以及文武关系论证的宏远视野等，有利于推动孙子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綦崇礼《兵筹类要》。《宋史•艺文志》著录该书为十六卷，作者佚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七《北海集提要》则明确作者为南宋翰林学士、高密人綦崇礼，“《兵筹类要》一书，乃其在翰苑时所撰，皆援据兵法，参以史事，各加论断。虽纸上空谈，未必遽切实用，而采摭尚为博洽，今亦编为十卷，次之于后”。
史载綦崇礼博闻强记，文辞华美，曾专职书诏，生平作品被后人整理为《北海集》六十卷。綦崇礼对军事问题常有深刻的见识，《宋史•綦崇礼传》曾记载其对当时军事形势的分析：“谍传金人并兵趣川陕，盖以向来江左用兵非敌之便，故二三岁来悉力窥蜀。其意以谓蜀若不守，江、浙自摇，故必图之，非特报前日吴玠一败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胜负。”
綦崇礼在《进历代兵筹类要表》中自述创作动机：
昔子建曰：“兵者，不可预言，临难制变者也。”盖兵以正守，以奇胜，攻守备御，进退动静，不一而足，顾将臣方略何如，期于克敌而止尔。维古名将，《诗》《书》所传，载籍所纪，散漫难穷，学者病之。异时张预集古今将百人著于传而进之朝廷矣，然臣谓握兵制胜为王牙爪者，何世无之？独百人乎哉？矧遇敌制胜，契于事机，殆非一途，咸在所考。
綦崇礼表示自己要拓展前人为将立传的范围，进而探究兵学智慧，而从该书的基本内容看，也确实较张预《百将传》更丰富。比如，作者在论述过程中虽然也以《孙子》为主要依据（具体以“臣读《孙子》曰”的形式引证），但又援引了《吴子》《六韬》等其他兵书。《兵筹类要》原书规模比较宏大，有十万余字，一百多个门类，可惜大多已经散佚，今存三万字左右，共二十一篇，主要篇目有《廉正篇》《至公篇》《器识篇》《志气篇》《忘身篇》《忘家篇》《诚感篇》等。
在体例上，作者将有关史料辑为若干类（篇），先用兵法的名言概括本篇的主题，继而摘录有关战例予以说明，最后以“论曰”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綦崇礼多引孙子的思想作为依据，如在《兵筹类要》的首篇《廉正篇》中，作者详细论证廉政是战争制胜的重要条件：“臣尝谓行师之道以廉正为先，谗人之所畏也，善人之所贵也。不然，则予取予求，人将瑕疵，其能免于祸败者几希。”进而举历史上的案例予以分析：“唐史谓将臣刻剥，自入给帛则以缪易良，赋粟则以沙渗粒，故边卒怨望。”在论述之后，引孙子的话讲：“臣读《孙子》曰：‘士无余财，非恶货也’，‘受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虽然作者将孙子原文“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曲解为“受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但作者处处想引孙子思想为佐证的著述宗旨是很明确的。
戴少望《将鉴论断》。《将鉴论断》又称《将鉴博议》或《历代将鉴博议》，今存本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的版本均题为宋戴溪少望撰，亦即南宋著名学者戴溪著。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质疑：“考沈光作戴溪岷隐春秋传序，称其字曰少望，则此书当为溪作。然溪以淳熙五年登第，开禧中尚官资善堂说书，而此书自序，题绍兴辛酉，为高宗十一年，下距其登第之岁三十八年，距开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应如是之老寿。疑别一人，其名偶与溪字同也。”今人翟士航、董恩林也考察认为，《将鉴论断》的作者旧题为“戴少望”或“戴溪”并不完全准确。而据包恢《敝帚稿略》所载《跋邓州通判饶公将鉴》的相关内容看，饶廷直才是此书的初撰者。故而，《将鉴论断》的作者问题尚有待进一步考证研究。
从该书的主要内容来看，作者很欣赏《孙子》的价值，认为孙武之书“可谓善之善者也”，然而，他更注重的还是以仁义治国，并由此论述《孙子》的根本局限：“然武操术，有余于权谋而不足于仁义；能克敌制胜为进取之图，而不能利国便民为长久之计；可以为春秋诸侯之将，而不可以为三代王者之佐也。”作者最终还是将孙子的思想纳入儒学框架内，并以此为依据评论历史人物的得失，这是其与《何博士备论》的差异，也是该书对孙子学发展的贡献。比如，他论述将帅的“重敌轻死”和贪功近利问题：
何谓重敌，知彼知己，虑善以动，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是也。何谓轻死，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是也。善将者如此，故百战而百胜。事有出于意外，则身虽殒而名不泯。
贪小利者不足于成大功,邀近效者不足于图远略。……重国体，爱民命，戢兵锋，畜士气，时出而用之，伐谋伐交，折冲尊俎，无知名,无勇功，而智者、勇者莫能加焉。……以我之佚待彼之劳，以我之锐乘彼之惰，有所不举，举必克矣。
作者熟悉孙子思想理论，对思想要点理解深刻、论证到位，并且能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实现战争领域儒家仁义与兵家功利的结合，具有深刻的辩证性和哲理性。
陈亮《酌古论》。陈亮，南宋思想家、文学家。他在十八九岁时便写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著作《酌古论》，其序云：
文武之道一也，后世始歧而为二。文士专铅椠，武夫事剑楯，彼此相笑，求以相胜。天下无事则文士胜，有事则武夫胜，各有所长，时有所用，岂二者卒不可合耶？吾以谓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武非剑楯也，必有料敌之智。才智所在，一焉而已。凡后世所谓文武者，特其名也。使得失较然，可以观，可以法，可以戒，大则兴王，小则临敌，皆可以酌乎此也。命之曰酌古论。
《酌古论》的最大价值和贡献在于能从传统的“文武”观念中解放出来。作者认为，文武之道本为一体，只是后来才逐渐分开，而且逐渐对立，和平时期文士胜，战争时期武士胜。事实上，“文”要有处事之才，“武”要有料敌之智，从整个国家治理的角度讲，应该是自然统一的。当然，如何实现“文”与“武”的统一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需要借鉴古人古事的智慧，即“皆可也酌乎此也”，所以作者将该书取名《酌古论》。
陈亮在《酌古论》中共品评了十九位历史人物：汉光武帝、刘备、曹操、孙权、苻坚、韩信、薛公、邓禹、马援、诸葛亮、吕蒙、邓艾、羊祜、崔浩、李靖、封常清、马燧、李愬、桑维翰。陈亮并不是对这些人物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评价，而是重在论述治国的“伯王大略”和治兵的“兵机利害”。由于作者是站在文武统一的高度进行阐释，具有宏远的历史视角，所以该书对孙子思想的阐释和应用也较之《何博士备论》更具有宏观而深远的历史意识。
三、南宋时期新的兵书及军事文论与孙子思想的深度融合
这当是南宋时期孙子学发展的最突出成就。南宋建立后，与金元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激烈而多样化的战争。如黄天荡之战等水战，陕州、和尚原、饶风关、仙人关、顺昌等地的守城战，襄阳、郾城、颍昌等地反守为攻的进攻战以及采石的江防作战等。这些作战形式的新变化大大刺激了南宋兵学研究的专门化，由此出现了一些具有新内容的兵书。这些兵书又大多借鉴孙子思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孙子学的研究领域。其中，《守城录》《翠微先生北征录》《美芹十论》是典型代表。
《守城录》深化孙子攻守理论。《守城录》是中国古代城邑防御的专著，由南宋初陈规、汤璹合著。陈规是南宋名臣，也是杰出的军事技术专家。汤璹字君宝，浏阳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
《守城录》全书分为三大部分：《〈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一卷、《守城机要》一卷均由陈规所撰，前者总结了汴京失陷的历史教训和御敌之策，后者详细记录了守御德安时的战略战术和方法原则；《建炎德安守御录》二卷，乃德安教授汤璹寻访陈规抗金经历后所撰，详细记录了当年陈规守城的事迹和成就。这三部分原本各自成帙，至宋宁宗以后才合为一本并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年间抄本及嘉庆、道光年间刻本,共四卷，约17800字。
《守城录》提出了“重城重濠”“守中有攻”、火炮新法及使用新式火枪等城邑防御战理论和方法，堪称是守城实战经验的经典总结。陈规在无任何外援的形势下，能够对抗数倍于己的敌兵，且“九攻九拒，应敌无穷，十万百万，靡不退却”。在后来的顺昌保卫战中，陈规以恰当的守城方略指导，打败了金兀术重兵的围攻，所以陈规总结的守城理论具有极强的可实践性。
陈规《守城录》的守城作战理论背后是对《孙子》“用变”思想的深刻理解。这从《〈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中可以看到：
规尝闻《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以为“兵者，诡也。”用无中形，诡诈为道。“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然而有传之於家，而达之於远，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不可不先传也。
作者首先讨论兵法理论“传与不传”的问题。他认为，将兵法理论“传之於家，而达之於远”，乃是“有利而无害，有得而无失者”，故而“不可不先传也”。可见，作者并没有轻易否定兵法理论的价值。事实上，任何兵法理论或军事理论都是对战争本质的认识。因而，以军事理论指导战争实践当属常理。然而，作者笔锋一转，又提出这样的观念：
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何能穷之？今止据金人攻城设施，略举扞御之策。至於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於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辄序於《佥言》之后。
这段文字集中论述了战争中理论智慧与实践智慧如何结合运用，作者不仅认识到了孙子“诡道”“奇正”等理论在守城作战中的巨大价值，更深刻认识到运用孙子思想守城，只能领会其最基本的原则，至于具体的策略必须依据孙子“兵家之胜，不可先传”或“正合奇胜，变化无穷”的思想自己去领悟，这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孙子思想研究应用的最高境界。
《翠微先生北征录》补充孙子思想体系。《翠微先生北征录》是南宋人华岳所撰的军事著作。华岳早年为武学生，后被录为武科第一名，一生刚正直言，曾两次下狱，该书是他在被放逐期间所写的富国强兵和御敌之策。该书在《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未见著录，始见于清代黄虞稷等编的《宋史•艺文志补》和瞿镛编的《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
从基本内容看，该书由两大部分组成：其一是开禧三年（1207）上呈的《平戎十策》，主要是针对南宋时政和军事问题的兴利除弊之策，具体包括选材择将、军心士气、物资储备、军马征调、作战方法诸方面内容；其二是嘉定元年（1208）上呈的《治安药石》，主要是陈述和议大计、边防策略、破敌之技、情报搜集等方面的内容，取“治安不可无兵，犹膏粱不可无药石”之意。
在平戎十策方面，作者既非盲目主张用兵的主战派，也非一味反战的投降派，而是强调要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努力发展和强大自身实力，耐心等待机会，以图恢复中原，这样的军事思想主张比较切合当时南宋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宋代文人议论兵阴阳、兵技巧的不少，但以占卜类的迷信成分居多，并不能真正揭示其在战争中的价值，而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作者谈道：
自总角至今，日诵兵家之书，日习兵家之事，日求兵家秘妙之术，日访兵家先达子孙名将后嗣家传世袭之论，凡论事有系于兵者，无不遍考，地之有关于兵者，无不遍历，器用服食行阵衣甲之制，有资于兵者，无不旁搜远采，以尽其底蕴，山林遗逸英雄豪杰之士有精于兵者，无不端拜师承以益其寡陋，以故一步一跬，皆有定制，一分一毫，皆有成法。
《翠微先生北征录》对孙子学的最大贡献，是从兵阴阳和兵技巧的角度，搜集了大量古代的军事资料（尤其是暗藏于民间的兵学资料），补充完善了《孙子》的思想体系。比如，他从孙子的“衢地”概念中阐发出新的概念，认为双方都知道的四通之地为“通衢”，而只有我方知道的四通之地为“捷径”，而这样的“捷径”会具有出其不意的攻击效果，能够“以迂为直，以患为利，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又可“后人发，先人至，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美芹十论》活用孙子思想于抗金之策。《美芹十论》一般认为是辛弃疾所作，不过考《宋史》中辛弃疾本传，并无《美芹十论》的记载。而《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经籍考》子兵家类“美芹十论一卷”则有这样的论述：
旧题辛弃疾撰。弃疾字幼安，历城人，官至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谥忠敏。臣等谨案，是书皆论恢复之计，卷末又载疏四篇，则后人所附入也。然史不言弃疾有是书，考《江西通志》载临川黄兑字悦道，绍兴进士，官至朝议大夫，尝献《美芹十策》《进取四论》，此或兑书而后人讹为弃疾欤？
故《美芹十论》的作者还有待进一步考证，而该书确为典型的孙子思想应用之作。其总序有云：
臣虽至愚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为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御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故在吾目中。
从上述序言看，作者以孙子的先胜思想和知胜思想为前提，以避实击虚为核心和主线，来构建其整体内容体系。
《美芹十论》的主要内容分为《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等十篇，是一部完整的抗金战略方案。作者在具体论述中，处处以《孙子》思想为依据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体现出将孙子思想融而并用的风格。如《审势》从《孙子》“形”“势”的内涵与关系出发，强调“势”的本质在于虚实，由此提出了“金人徒有疑我之形，而未有必胜之势”的理论。再如《察情》结合孙子知胜、示形及先胜思想，提出了“求其在我”的备战主张：“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长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又如《守淮》依据孙子“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的思想，提出扼守要地、相互策应的守淮战略思路。《详战》依据《孙子》“常山之蛇”比喻和“避实击虚”理论，提出了“夺占山东”“夺其所爱”的作战方案。
除上述兵书以外，南宋还出现许多结合孙子思想与抗金现实的论兵文章。这些文章或是大臣献于皇上的奏论，或是学人阐述自己主张的私撰，其内容和观点虽然分散，但立论鲜明。正因如此，这些文章既能受到时人的赞赏和传播，也能附着于各类著述中留存下来，成为南宋孙子学发展的重要成就。
如南宋永嘉事功学派创始人薛季宣上书《上宣谕论淮西事宜十》，纵论高宗末年军政，深刻揭示了“将从中御”等弊端。至孝宗乾道年间，他又以《孙子》“五事七计”为依据，充分比较双方的力量和形势，得出“不可遽战”的结论，“恭惟主上天纵之圣，则主孰有道在所不论，至于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彼固不容尽知，其在我者亦可以知之矣”。
又如，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焘曾以孙子“常山之蛇”的比喻，论述地势对当时战争的重要影响：“盖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是‘常山之蛇’不独论兵为然，而因地势以行兵者，盖亦似之。”这一论述将孙子“率然之蛇”之喻活化为南宋三大战区一体防御的独特见解，实为孙子思想应用的创新之论。
再如，宋朝名将吴璘依据孙子避实击虚理论，论述与金人作战的战术问题。他说：“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当反我之短，以制彼之长；盖彼之所长曰骑兵、曰坚忍、曰甲重、曰弓矢，吾当集蕃汉所长而用之，故以分队制其骑兵，以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甲重，则劲功强弩；制其弓矢，则曰以近尅远。”这里的“吾当集蕃汉所长而用之”一语，可谓领悟孙子“虚实”思想之精华。
辛弃疾的《九议》，更是处处闪耀着孙子思想的光辉。如第三篇先论述知彼知己的重要性，而后提出具体的避实击虚、出奇制胜之策：“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故以形言之，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称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作者以“形”和“情”区别分析双方的强弱，并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为点睛之笔，堪称是对孙子思想的融合创新应用。
陈亮曾提出的《中兴五论》，立意更为切实而宏大，融合、活用孙子思想，强调用兵之道贵在“攻守之间，必有奇变”。具体而言，就是要掌握“能反其道，其强易弱”“天不远人，人不自反”等辩证哲理，充分发挥“人谋”的作用，建立以襄、汉为中心的战略基地，实现从东西两翼夹击中原的战略。
浙东学派代表人物倪朴的《拟上高宗皇帝书》，同样充分显示出以《孙子》思想系统论兵的特点。他首先分析宋金之间的总体形势和力量优劣，而后根据《孙子》“因地之利”“避实击虚”等思想，设计出三种战略目标和方向，并有“列江而守，坚壁不战”的弱敌型战略规划：“夫千里兴师，速战则利，相持则不利，延日持久，粮运不继，士心必危，师久而无攻，则粮竭而财匮，其众不自乱则必自溃，势之必然也，此不战而屈人兵之策也。”
综上所述，宋代新兵书的出现既拓展了宋代兵学研究的新领域，也开拓了孙子学研究的新方向。更可贵的是，这些书的作者很多都参加过抗金或抗元战争的实际作战和指挥，具备运用和创新孙子思想的必备阅历和丰富经验。因此，他们对于孙子思想的论述，绝非夸夸其谈的浮华之论，而是能够密切结合现实的孙子学新思想和新成就。当然，这种新的思想和成就，也包括一些作者的军事文论，他们将孙子的思想理论充分运用于抗金战争的实践之中，并提出了具体细致的战略部署方案和作战计划，这与北宋时期的文人论兵相比，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四、南宋孙子学发展繁荣背后的深层原因及固有缺陷
细加考察，南宋孙子学发展的繁荣局面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北宋兵学文化成果的积淀、积累。南宋时期，武学武举制度继续推行，“文人论兵”得以延续，兵儒关系的论证进一步深入，这就使北宋时期种下的孙子学幼芽，在南宋时期成长为真正优秀的兵学成果。这种优秀成果的核心是人文理念和文化意识向实用性兵学的渗透，武人因接受了这种人文理念而在战争中具有了更高的道德素养。史载，南宋吏部尚书张焘向宋高宗推荐武钜为将帅，宋高宗首先问的是，“（武）钜知书否？”张焘言其“议论过人，深达文义”，于是高宗欣然同意，并解释说：“武臣若知书，方晓民事。”这句话对武将是一种很高的要求，是文道与武道相统一的表现，也是孙子学向更高层次发展的思想指引。
其二，南宋严峻抗金形势的现实需求。北宋亡国给了宋代统治者以惨痛的教训。南宋朝廷继续面临着金军的巨大压力，尤其南宋建国之初的十年，金军铁骑踏遍大江南北，南宋则在苦苦支撑。生存的需要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重视兵学理论，探讨战争制胜的经验和谋略。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抵抗金人的入侵，南宋皇帝和士大夫文人集团也不得不暂时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进而依靠武人来组织和指挥战争，由此，武人的地位上升，北宋重文轻武的政治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变。一些大将也逐步在自身周围积聚起一定的实力，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军人集团，如岳家军、张家军及韩家军等，这是南宋兵学及孙子学发展的现实根基。
其三，南宋防御战争的经验积累。南宋政权依托长江天险，先后建立了三个战区：一是两淮战区，主要任务是防护都城临安及江浙经济区，驻扎军队是韩世忠和刘光世等军；二是四川战区，主要任务是守卫四川，防备敌人迂回突袭或是占据长江上游，驻扎军队是吴玠、吴璘兄弟所部；三是荆湖战区，主要任务是防御长江中游，保证前两个战区不被分割，驻扎军队是岳飞的岳家军。三个战区在长江沿线分兵防守，相互支援，构成了较为完整的战略防御体系，也有效抵抗了金人及蒙古军队的进攻。当年大破辽军的金国军队军威尽失，麾下四十万人的完颜亮只能望江兴叹，就连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也在南宋军民抵抗之下屡受挫折，最终历经四位大汗才得以统一。可见，南宋的军事力量及军事部署并非人们想象得那么弱小，其具体的防御战争也算是经历了重重考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这是南宋孙子学发展的实践基础。
其四，南宋思想文化繁荣的支撑。南宋时期，不仅延续了北宋思想文化繁荣的趋势，而且更呈现出学派林立、互争雄长的局面，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华裔学者刘子健曾谈到，“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南宋模式，是经过北宋起源，到南宋定型的”。这其中新儒学的发展焕发了宋代士大夫的精神和气节，尤其是这一时期朱子理学的诞生，更是将儒家的精髓和精华发扬光大，也为兵法和兵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岳飞、陆游、文天祥等南宋爱国志士都受到新儒学精神渗透和影响，他们身上至大至刚、“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英雄气概以及舍我其谁、正气凛然的美德情操，对于兵学发展和军事实践而言，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宋代的普通民众以及征战于疆场的万千将士，体现的也是新儒学导引下的新的兵学精神。同一时期浙东地区的一些儒家学者则积极倡导儒学的经世致用、关注现实，并形成了金华学派、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三个主要学派，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他们呼吁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由此导致了他们对兵学与军事问题的强烈关注。这其中以陈亮的永康学派最为典型，对《孙子》的认识最为理性，对兵学思想的研究也更为深入。
当然，南宋时期孙子学的发展，也不是完美无缺，其繁荣背后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问题。
其一，南宋朝廷的高层统治者在对待兵学的研究和应用问题上，并没有彻底清醒，他们依然执着于重文轻武、以文驭武的传统，也因此导致了许多文人统兵战败的后果。其中最典型的是张浚，他先以富平之败丢失整个陕西，又以符离之败导致整个隆兴北伐功亏一篑，白白消耗了大量财富和有生力量。今人评其曰：“其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从更深远的视角看，宋朝廷南渡以后，本来可以有一个新的政治格局，但皇帝与官僚集团依然坚持妥协退让的方针以求苟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孙子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
其二，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武官受排斥和打击的现象再现。宋代崇文抑武和以文制武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在南宋初建的危机时期，文人对武将做出一些让步，甚至让权。然而在政权稳定之后，文人排斥和打击武将的现象再度重现。从最高层而言，“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南宋在钳制武人的政治信条和官僚斗争中逐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岳飞被害就是其中典型案例。在最高层的默许下，中低层文官亦开始夺权活动，如左宣议郎王之道上书，明确要求收回诸将兵柄，以文臣驾驭军人：“臣愿陛下自谋诸心，选择耆德素负天下之望者，谋及龟筮，谋及士庶，授以斧钺，俾统六师。自阃之外，咸得专之。臣见一戎衣而天下定，不得专为有周美矣。”
其三，有些宋儒继续维持对孙子兵学的贬抑和批判。宋儒对兵学和兵家的批判与文臣对武将的打击与迫害是相统一的。一方面是现实中的夺权斗争，一方面是理论上的争锋与较量，而后者明显又是前者的思想根基。所以，在南宋时期，宋儒对孙子兵学的批判并未因抗金形势的严峻而有所止息，某些时候甚至更加激烈。如南宋高似孙《子略》卷三《孙子》有云：
兵流于毒，始于孙武乎？武称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凿奇，背信而依诈。凡其言议反复，奇变无常，智术相高，气驱力奋。故《诗》《书》所述、《韬》《匮》所传，至此皆索然无余泽矣。
南宋叶适则更直接批评《孙子》：“夫战国相吞，无义无名而志在必胜，故武之术，出于名义之所弃，为此下策。而其所谋者，行阵之浅画，地形曲折，军势翕张，特俄顷之智耳。”
结论
南宋孙子学当视为宋代孙子学发展的进一步繁荣时期，其较之北宋的优势不仅在于《孙子》研究的规模和范围，更在于孙子学相关成果的实践性、高层次和成熟度。北宋之时的文人论兵，虽然规模较大，论兵的热情也极高，但论兵者大多无实际作战的经验，相关论述多是援引孙子的慎战和备战思想来说事，适合具体实战的内容较少。再者，北宋时期崇文抑武的风气浓厚，论兵者习惯于受祖宗家法的约束或受消极保守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因而难以有积极的切中战争要害问题的论述。
比较而言，南宋时期关于孙子思想的研究和应用，研究群体更加积极主动，研究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也更宽、更广，并已深入到战争准备、战争实施、战略战术指导等多个层面。这意味着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克服了北宋孙子学多文人空言谈兵的致命缺陷，进而在孙子学理论和战争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根本性的提升和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