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通过对明代妇女生活多方位的考察，阐明了明代妇女在传统礼教闭锁世界中形成的妇女群体人格；另一方面，明代中期以后，人们思想活跃，兴趣广泛，视野开阔，受这种社会思想风气的影响，晚明妇女生活也更具有活力与多样性。
礼教松懈与妇女生活的“活力”及“多样性”（节选）
自明代中期以后，当时的思想界堪称最具“活力”与“多样性”的时代。从这种角度来说，明朝人思想之活跃，兴趣之广泛，视野之开阔，均是前无古人的。 社会之转向，乃至思想之活跃，无不导致晚明妇女的生活更具“活力”与“多样性”。
妇女生活的活力乃至多样性，显然导源于传统礼教的松懈。妇女解放是衡鉴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则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从王阳明到李贽，再从李贽到黄宗羲，在礼的观念上显然存在着内在演进的“理路”，亦即对礼的阐释上与传统之见迥然有别。正是因为有了如此的理论基础，才使得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成为一种可能。晚明妇女生活的“活力”与“多样性”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考察：一是士大夫女性意识的改观，二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三是女性生活开始冲破传统的礼教等级秩序。
在妇女解放思想渐趋萌芽的晚明时代，不仅一批启蒙思想家在理论上存在着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在实际的行动上妇女也在逐步冲破礼教的防线，追求男女平等，随之而来的则是女性自我意识的加强。这种思想乃至行为，既体现在大量的历史事实中，同样在晚明的文艺作品中也时有反映。
早在弘治、正德年间，女子追求个性自由的意识已初露端倪。焦竑在《我朝两木兰》一文中，记载了两个身份不同的女扮男装的女子。其中后一则史实与传统戏曲中传诵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颇为相似，只是男主人公由书生变成了商人，女主人公由女扮男装求学，变成了女扮男装外出经商。两人的爱情也不像梁祝那样，建立在同窗共读三载的基础上，而是在旅途贸易中，在同舟共济的日日夜夜中建立。这种妇女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万历年以后达到了高潮，不但思想家不时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而且妇女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追求平等，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魄。如草衣道人王微，“才情殊众，扁舟载书，往来吴会间”，流传下来不少诗作。黄皆令也是清文丽句，有禅家本色。她们的诗作，功底深厚，意境广远，大有“不服丈夫胜女人”的气概。 明朝女子在才情上不服男子，在明末的戏曲中也有所反映。吴炳在《绿牡丹》中，除了有“馆阁不如闺阁”之叹外，在《晤贤》一出中，更是唱出了“莫欺儿女亚君贤”的新声。
明代妇女个性意识的自我觉醒，在文学作品中更是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这种自我意识体现在具体的爱情观上，就是择夫标准与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凌濛初在一篇小说中描述了书生凤来仪与父母双亡的小姐素梅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自由结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女主人公素梅自小就立愿，要自己选择丈夫，而择夫的标准，不是门第、财富与官衔，而是“只要人好”。这种男女爱情观的变化，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己大胆地去追求爱人。如在另一篇小说中，王维翰与谢天香以及周国能与妙观的结合，一是两个写字的成了一对，一是借围棋传情结双成对，完全是一种志同道合的配偶。如果说从“女子守闺阁”向“裙钗入学堂”的转变，还只是明代妇女个性解放的起点；那么“文武习成男子业，婚姻也只自商量”，就不仅仅是文人学士那种理想主义的美好愿望而已，而是有客观现实基础的女性自我意识逐渐深化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