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她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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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历史中的存在往往被忽视。而在今天，研究者们通过挖掘各种文献和考古发现，努力还原和揭示过去女性的经历和贡献，让我们能够瞥见一些她们残缺的身影。本篇推文将根据历史的脉络梳理女性在分工、营养、健康、就业、婚姻、生育和出生权等方面的文献，展示了女性并非一开始就“主内“，也不是一开始就”弱小“，一些早已淘汰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女性地位的下降，而这些历史遗留却依旧影响着人们当今的价值取向。

公元前7000年 农业定居之前 女性猎人

在人类定居农耕之前，我们往往认为男性负责打猎，女性负责采集。由于刻板印象的存在，研究者常常忽视女性狩猎者的存在，默认狩猎是男性的领域。然而，根据公元前7000年的人类骨骼资料发现，有30-50%的猎人是女性 (Haas 2020)。此外，根据全球不同地区的民族志记录，63个采集社会中，有50个（79%）的社会有关于女性狩猎的记录 (Anderson 2023)。根据这些发现，至少在这个时期，男女在狩猎这一职责上的性别分工并不明显。

公元前1000年 商代 女性权力的余晖

在中国商代（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贵族女性拥有统兵征伐、拥有自己的封地以及主持祭祀等权利，平民女性也有参军的机会 (董豫 2019)。尽管当时子女随父姓，但商朝的八大姓（妊、姬、姜、姒、嬴、妘、妫、姚）都是女字旁，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女性作为家族传承媒介的证据。在这个时期，尽管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女性并未完全退出社会舞台。

公元前400年 铁犁-男女性别分化的开始

大约在公元前400年，铁犁大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但同时也导致了性别角色的分化和女性地位的下降 (Alesina 2013)。铁犁牛耕的社会，操作铁犁生产的人是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也就是一家之主。在铁犁推广前，农业生产主要使用手持工具——锄头或者挖掘棒，女性也广泛的从事农业生产。在铁犁推广后，由于女性缺乏足够的上肢力量，往往无法胜任使用铁犁的工作，因此在农田劳动中女性逐渐被排除在外。

这种性别分工观念在农耕社会中逐渐根深蒂固，导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男性被赋予了经济和权力的角色，成为家庭的主要决策者和经济支柱，而女性则被局限在家庭内部，承担起照顾家庭和子女的责任。由于长期缺乏参与生产活动，女性的地位大大降低。也有研究论证了农耕历史更悠久的地区，往往存在更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 (Fredriksson 2018)。

图1 仰韶时期与东周时期男女人体骨胶原蛋白含量比较

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

▲为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900年）

⬤为东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45年）

从营养上来看，如图1所示，考古学家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2900年），男女的营养摄入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到了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45年，也是铁犁开始推广的时期），男女之间的营养摄入差距变大，差异明显 (Dong 2017)。人骨同位素检测发现，男性更多地食用肉类和粟黍植物，而女性则摄入较少的肉类，更多地依赖C3类食物（如小麦）。较高比例的C3类食物意味着女性的生长发育受到限制，更容易出现贫血等健康问题。这种营养差异反映了在农耕时期：随着铁犁的推广和农田劳动的改变，女性逐渐失去参与农业生产的机会，导致了她们在营养摄入上明显滞后于男性。

马尔萨斯陷阱时期：天灾与人祸

女性地位的下降确实使得她们在面对天灾之外，也经历了人为的苦难。马尔萨斯陷阱时期，生产力提高与技术的进步会带来人口的增加，而人均生活水平并不会显著提高。在这个时期，由于人口饱和、资源短缺以及对自然风险的抵抗力低下，女性成为人们对天灾恐惧的替罪羊，相比男性遭受了更多的人为苦难。

在欧洲中世纪，1400-1800年期间，100万的女性因“巫术“被处死，其中寡妇等无力保护自己财产的女性遭受了更多的迫害 (Oster 2004)。基于欧洲1520-1770年间的数据，Oster认为大规模猎巫和审巫实际上是用暴力应对经济条件恶化。当人们无法理解的气候风险突然到来，只好寻找替罪羊。在当时的文化氛围下，女巫被认为可以操控天气，这使得女巫成为了经济恶化的替罪羊。类似的情景也发生在中国古代，清朝时期，妻女价格也随着粮食的价格波动，女性作为一种保险品来保障粮食的短缺，平时花钱娶妻买妾、生儿育女，在灾荒发生时再通过嫁卖妻女，用变现所得缓冲生存挑战 (陈志武等 2019)。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天灾降临时，女性均更大程度上成为人祸的牺牲品。

1400- 婚姻与独立

当女性从社会生产中退出，地位下降，女性则需要依附男性生存，“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出生时依附于父亲，长大后需要通过婚姻的方式依附丈夫生存，年老后靠儿养老。亚洲和非洲的单身女性极为少数，并且平均结婚年龄在20岁左右，根据1955年的统计，独身女性仅占2.1%左右 (Hajnal 1965)。在中国古代，童养媳也普遍存在，女性早在童年时期便许配给夫家，提供劳动付出与婚姻承诺。尽管封建社会倡导礼义廉耻，但在贫苦的农村地区，妻子的性和生殖劳动是一种商品，她的丈夫可以将其出售或出租给其他男人。苏成捷在《清朝中国的一妻多夫制与卖妻：生存策略与司法干预》分析了中央和地方档案中的1200多宗法律案例，探讨了在农村地区一妻多夫的现象，已婚女性在丈夫的主导下，与其他男性发生性关系或帮助“传宗接代”，来养家糊口 (Sommer 2015)。

然而在西欧，15世纪前后婚姻模式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期西欧的婚姻呈现出结婚年龄迟、不婚比例高的特征 (Hajnal 1965)。这种婚姻模式的转变是由于天主教会推崇基于感情的婚姻、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以及代际财产转移的制度提高了妇女的工资劳动。这些综合因素导致在高度商业环境中，婚姻和家庭发生了变革。这个时期西欧女性平均结婚年龄在25岁左右，大概有10-20%的女性不曾结婚。平均结婚年龄的延后也意味着女性能够更充分和成熟地探索自己的人生目标，再决定是否要进入婚姻关系。高比例的不婚女性代表着女性可以脱离婚姻的束缚、独立生存。这种婚姻模式的变化反映了女性在社会地位和自主选择方面的进步。

1790-1970 工业革命时期与女性就业

女性的地位一直与女性的经济劳动息息相关。过去，人们往往认为经济发展伴随着女性的地位的提高，然而，直到诺贝尔奖得主戈尔丁（Goldin）的研究扩展到工业革命初期，我们才开始了解在工业革命初期，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曾一度下降 (C. Goldin 1994)。这是由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化发展，人们集中到城市，但最初的城市生活并不便利，城市缺乏公共设施和福利措施，使女性更难以平衡家庭和工作。

图2 工业革命时期女性就业U型发展曲线

后来由于世界大战爆发，劳动力短缺，女性才开始踏出家门，走向职场 (Boehnke 2022) (C. D. Goldin 1991)。此后，受教育权利的普及和观念的转变逐渐惠及普通女性，社会的偏见、法律法规和其他制度性障碍逐渐放开 ，技术进步、服务业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日益增长。

-1970女性与生育

避孕方式的改良也为女性职场上提供了帮助，1970年口服避孕药的出现使得女性可以推迟生育，更好地追求事业，并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C. a. Goldin 2002)。然而在现代避孕技术发展之前，女性承担着更高的生育风险。根据学者的研究，历史中女性的生育人数在5-6人（如果加上堕胎，实际怀孕数则更高），而出生后婴儿和孩童的死亡率大约在49%。根据瑞典18世纪的医疗数据，在现代医学发展前，女性因怀孕或生产导致的死亡率在1%左右 (Documentation 无日期)，平均每个女性因为生殖功能承担了至少5%的死亡率。之后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和科技的进步，儿童和婴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生育率随之下降。

***-2020-*** 不平等的出生

尽管女性承担着怀孕、分娩全部过程，以及额外的生育风险，女性却没有平等的出生权。根据韩非子的记载，从战国时期便有虐杀女婴，当时“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卷十八 无日期)。因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思想，中国的出生男女性别比在21世纪初一度高达1.17，意味着每117个男孩出生，只有100个女孩出生，那么大概有12个女孩消失了（一般认为怀孕第10-15周期间，女婴夭折率更高，所以自然出生男女比在1.05左右） (Roser 2024)。根据出生顺序来观察男女比例，从第一胎到第二胎再到第三胎，性别比例更加失衡 (Jiang 2017)，这些数据都证实了这一结果是人为的。据测算，仅在1980-2000年间，中国就有2.2千万的消失的女性 (Ebenstein 2009)，她们可能不曾来到世间，可能被遗弃，可能因为照料不周死亡。

图3 左 新生儿男女性别比 右 按出生顺序的新生儿性别比例

研究者认为中国家庭对儿子的偏好是由于女性较低的收入和劳动贡献 (Qian 2008)。在传统的铁犁牛耕农业社会中，男性通常被视为主要的生产劳动力，他们负责重体力劳动和农田工作，而女性则主要负责家务劳动和照顾家庭。这种劳动分工模式导致了女性长期在经济和社会中的地位低下，缺乏经济独立和权力。尽管现代社会早已淘汰了铁犁，但是其导致的性别偏好却依然影响着当今社会。

在2020年，中国的男女性别比达到了大约1.11，位居世界第四。按照排名第一的列支敦士登的数据，总人口为3.8万人；北马里亚纳群岛的总人口为5.7万人；阿塞拜疆的总人口约为1千万人 (Roser 2024)。然而，在中国，有三个省份的性别比超过了1.15（江西为1.22，海南为1.2，福建为1.18）。这三个省份的总人口达到了一亿人，这相当于世界人口排名的第15位。与此同时，这些省份的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也显得更为突出，无论人口基数还是性别比的失衡程度，都远远超过了排在前面的那三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情况凸显了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的严重性。

顺应历史发展的时间线，我们回顾了女性历史的遭遇与地位的变化。由于性别分工导致的女性地位下降，这种情况又迫使女性依附于婚姻维持生计，尽管生育给女性带来了许多限制、使女性承担了更多的生活负担，但她们怀孕的女婴却依然没有得到平等的出生权。这些量化的研究让我们瞥见女性在历史中的身影，但她们的故事依旧残缺，她们的遭难可能仍在继续。

轮值主编：林 展 责任编辑：彭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