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们1954级作为四年制的最后一届学生毕业了。我留在西语系当助教。我忐忑不安，因为我父亲在不久前被补划成右派。然而，这个有着英、德、法三个专业的西语系，尽管经历了疾风骤雨的运动，仍然秉持着平等相待、包容和睦的传统风格。李赋宁先生甚至特意告诉我，第三阅览室里有我父亲的作品，我应该去看一看。他还细心地告诉我那本书的名字是“徒然小说集”。此前，我并不知道父亲会写小说，出过小说集，还得到过邹韬奋先生的赞赏和鼓励。为此，我一直很感激李先生。大家的态度使我放心也让我有时露出顽皮的一面，后来有的老师就叫我“小陶洁”，派我去学校代表大家出席教务长的征求意见的会议。
有一定年限的机构必定有各种传说和八卦，西语系并不例外。这些传说又多半是关于年长的资格老一些的人，新人进入后多半都会对它们感到好奇并且努力寻找它们的真相。我到西语系后也听到很多传说，有的其实并不是虚假的。例如，俞大絪先生的哥哥曾出任台湾的“国防部长”，张恩裕先生就是翻译哈代作品的张谷若。
还有个八卦说张恩裕先生特别能吃肉，是否真实却无从考证。然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北大校园里见到他女儿张玲老师时，她告诉我她父亲仍然爱吃肉，一顿还可以吃几乎半只烤鸭。为此我特意买了一只烤鸭，请张玲带给老先生。
我还知道张先生喜欢研究词典，他教我们作文课时特别介绍过三本牛津字典和它们的用法。他说，《牛津小字典（Little Oxford Dictionary）》应该放在口袋里，可以随时翻阅；《袖珍牛津字典（Pocket Oxford Dictionary）》要放在厕所里供如厕时翻看；《简明牛津字典（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应该放在案头，随时查找阅读中无法根据上下文猜测含义的词语。我觉得张先生讲得非常有趣，就写信告诉了父亲，没想到他马上寄来这三本字典，《简明牛津字典》还是崭新的。父亲的举动让我喜出望外，深切体会了他对我的期望。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但我在1979年曾经给商务印书馆邀请的牛津字典总编辑做过翻译，他回去后寄给我一些关于字典的小册子，我想起张先生当年的描述，特意请张玲把它们转呈张先生，我相信他会喜欢看的。唯一的遗憾是我没有去拜望过张先生，我不想去打搅他，但也因此失去很多当面领教的机会。
1958年西语系的系主任是法语的吴达元先生。当时有个传说，他很“抠门”，我们一些年轻人就想方设法要他请我们吃点东西，可以是聚餐也可以是糖果，但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有一次，在我们又磨着吴先生请客的时候，李赋宁先生忽然告诉我，吴先生曾经骂过他，说他“笨”，法语都学不好。李先生当年四十来岁，可能玩心未泯，有时也会说点八卦。不过，他没有告诉我，他后来发愤图强用法语写了他的硕士论文。
自曝家丑似乎也是西语系的一个“传统”。德语的邱崇仁老师就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的一个女学生考试不及格，要留级。她痛哭流涕，觉得没脸见人了。邱老师就对学生说，“留级没有什么不好，我也留过级，你看我不还是北大的老师吗？”学生听了破涕为笑，高高兴兴地留级了。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兴趣的八卦，是杨周翰先生和德语教师谭玛丽用英语吵架。我们觉得他们都不是用本国语言，很公平，但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用了骂人的话。那时候，关于杨业治先生的传说是他在德国时常常一个人到什么山上面一坐就是一天，总是由冯至先生把他劝下山。这个传说有点古怪，我们很想知道他在山上做什么。但冯、杨两位先生都很少来系里，我们无法考证其真伪。后来，诚恩告诉我，杨先生的学问非常了不起，他是西语系唯一的既懂拉丁文又懂希腊文的老师。
1969年初秋，北大一半以上的教职员工在三天之内把家搬到江西南昌的鲤鱼洲，开始了下放劳动的生活。我因为要把两岁的女儿送母亲家，请了几天假。我到达鲤鱼洲时正是傍晚时分，我当时是高度近视眼，下了汽车，什么都看不见，幸好同事们跑了过来，把我前呼后拥地推进屋送到我的床前。我进屋后发现里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上下铺的单人床。床上挂着蚊帐，上下铺的横档边各有一个墨水瓶，里面是煤油，盖子中间有个孔，从里面伸出一根灯芯，那就是我们的照明灯。同事们告诉我，我们住的地方原来是做仓库用的，现在是女生宿舍，住了四百多个女同胞和她们的孩子。仓库其实还没有盖好，墙是裸砖，还没有抹石灰，门窗的框都还没有装上，只好用草帘子挡风。我的上铺是位法语老师，我们正说着话，一个小脑袋从她身后钻了出来，原来她跟儿子睡一个单人床！我摸摸口袋，还有两粒哄女儿剩下的糖块，就递给了小家伙。小男孩的欣喜和同事的感激让我明白，我把女儿留给母亲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到鲤鱼洲的第二天，早上吃的是米饭就咸菜。按照农场的规定，连队只能吃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我们是新到的连队，所以没有蔬菜可吃，只能吃买来的咸菜。可惜一人就给一筷子，事务长挟起一筷子还要摔一下，结果到碗里就只有寥寥几根了。无论如何，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米饭要比北方农村的窝窝头好吃得多。比起北方老乡们腌的咸菜，这里的咸菜也好吃得多。可惜，我们收获了自己种的萝卜白菜以后，东语系的两位朝鲜族老师就负责腌咸菜了，大家也就吃不上从商店买来的咸菜了。那天早饭后，诚恩请假来看我。他现在是牛倌了，不过大家说，牛并不听他的话，他指挥不了的结果是他只能走在田埂下的水里，牛反而走在田埂上。但他自己说，他不下大田劳动，只管两头牛，身体还是吃得消的。他带我去看杨业治先生，因为他病了。我们到了杨先生的茅草房，原来，前两天下雨，他们的茅草房很破旧，外面下雨，里面漏雨。他们可能不敢上屋顶，怕把屋顶踩塌了，于是便在里面拉了一块塑料布，没想到，雨水多了，塑料布开始倾斜，水正好倒在杨先生的被子上，他因此感冒发烧了。我看着杨先生瘦弱的身体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正好看到他脚上还有一条小被子，便说：“这小被子挺有用，正好保护脚。”杨先生苦笑着说，他太太也是这么说的。寒从脚起，这块小被子压在脚上可以暖一点。
过了几天，杨先生身体好了，又跟着大家下地干活了。我开始几天在食堂帮厨，后来也去大田干活了。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田里只有我和杨先生，我们的工作是挠秧。这工作比较轻松，就是给秧苗松松土，把稗草拔一拔。我专心干活时忽然听见杨先生叫我：“陶洁同志！” 我有点好笑，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用“同志”这个词，谁都不能保证自己还是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了。我直起身子回头看，只看见杨先生站在水田里，手里举着一棵稗草。他看见我回头了就说：“你看这稗草多美啊！”稗草是要拔掉的东西，怎么可以说它美？我便说：“杨先生，不要胡说八道！”他把稗草举得更高一些，很不以为然地说：“你好好看看，婀娜多姿，多美啊！”我忽然被感动了。一个瘦弱的老人，远离他熟悉的书房，站在一片黑乎乎的水田中间，干着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居然发现了稗草的美并且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我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他？我于是点点头，说了一句：“给你一说，确实看起来挺美的。”
杨先生没有在鲤鱼洲呆很久。小道消息说，有一个周总理的指示。这指示并没有正式传达，但在那个年代，小道消息最后总是证明是确有其事的。据说，法语的一位老先生忽然失踪了。工军宣队以为他自杀了，还在我们农场边上的河流里打捞了一天（我记得那天乱哄哄的捞人情景）。其实他已经去了北京。他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期间是周恩来的法语翻译，他回北京后想办法向周总理报告了鲤鱼洲的情况，总理下令把60岁以上的老人都调回了北京。杨先生回北京了，但他爱美而且能够在非常普通平凡的事物中发现美的本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精神世界比我高尚得多。
1979年，我通过考试被派遣到美国做了两年访问学者。回国前，香港的商务印书馆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英汉对照《一百篇丛书》的编选工作。我因为觉得研究外国文学应该了解神话和圣经，就建议编《希腊罗马神话一百篇》和《圣经故事一百篇》。回到北京，由于工作和编书忙不过来，我就把《圣经故事一百篇》让给了同事。我一面继续教二年级精读，一面编神话这本书。有一天看见杨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我就告诉他，还说我觉得诸神的希腊或罗马名字有点麻烦。他说研究外国文学的人确实需要了解神话故事，至于神祇名字，可以做个重要神祇的希腊和罗马名字的对照表。我很感谢杨先生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按照他的建议在附录里加了这个对照表。
然而，我有一次请教杨先生却让我觉得很惭愧。当时我在翻译《国王的人马》。里面有一段拉丁文，我就去请杨先生帮忙翻译。他确实翻译了，文字很美，但他在给我的译文字条上还附了一段话，告诉我，大图书馆有拉丁文-英文字典，就在放工具书房间正对房门那个放17斤半的韦伯斯特大字典的柜子下面的格子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图书馆有这样的字典。我在看到杨先生的条子以前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做得不错。《国王的人马》里有各种典故，《圣经》的、神话的、历史的、各种人物甚至体育运动的……我都竭尽所能查了出来并且做了注释。但我确实没有想到拉丁文也有字典可查，我自己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杨先生的字条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我的毛病是总想依赖别人，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后来我又遇到了拉丁文，我就自己去查字典，自己把问题解决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杨先生是在北大学生区的理发店。他陪夫人来理发。杨太太不认识我了，杨先生忙着说：“这是陶洁呀。你怎么不认识了？她丈夫就是……”那一瞬间，我仿佛又看到了草棚里压在杨先生腿上的小被子，看到了杨先生举着稗草对我说：“这稗草婀娜多姿！多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