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政治与土地征用：来自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的证据

加利福尼亚州

在美国历史中，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持续紧张关系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题。尽管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被普遍认同，但美国法律体系在保护这些权利方面却表现出了矛盾。一方面，法律系统提供了大量支持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案例，这包括司法裁决和立法行为。另一方面，历史上也存在许多削弱私有财产权安全性的案例。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政府会为了推进某些公共目的而征用私人财产？Kanazawa在2023年发表的论文中，聚焦于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制定大会，深入探讨了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及其演变。

一

1879年加利福尼亚州宪法制定大会的历史背景

19世纪加利福尼亚的水资源开发

在19世纪，加利福尼亚州经历了一系列为灌溉、采矿和市政用途开发水资源的阶段，这些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水资源开发的最初动力源自于19世纪50年代初期的矿工对水资源的需求，这些需求主要是为了开展淘金作业。为了满足这些需求，矿工开始开发地表水资源。这不仅标志着水资源开发的开始，也代表了加利福尼亚州在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方面的初步尝试。随着时间的推移，水资源开发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包括灌溉和市政用水。这些开发工作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促进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也为日后州内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打下了基础。

如图1所示，从1866年到1880年，加州年度灌溉总面积经历了显著的增长。然而，水资源的开发并非没有挑战。随着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关于水权的法律和政策争议也随之而来。这些争议不仅涉及矿工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涉及州政府和私人企业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些冲突和争议最终导致了关于土地征用和水权的宪法辩论，这些辩论在1879年的加利福尼亚宪法制定大会上达到了高潮。

图1 加利福尼亚州年度灌溉总面积，1866 - 1880年

19世纪的土地征用法

土地征用法是指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有权征用私人财产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是私有财产权和社会大众利益之间持续争论的核心议题。法律学者哈里·谢伯（Harry Scheiber）曾将这种持续的紧张关系描述为“美国宪法和法律历史上一个持久的主题”。

在19世纪，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伴随着对土地和资源的巨大需求。政府为了促进这些发展，经常需要征用土地用于建设公共设施、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行为虽然被认为是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但同时也挑战了个人财产权的概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征用法在美国的各个州中不断发展和变化。不同州的法律和法院对土地征用权的解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州在平衡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不同立场和方法。这些差异反映了各州的法律传统、经济需求和政治倾向。例如，一些州，如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由于其农业经济的特点，对土地征用设有更严格的限制，要求在征用前进行更多的公共审议和补偿程序。而其他州，如加利福尼亚州，更侧重于促进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征用的限制。

总的来说，19世纪的土地征用法反映了美国在法律、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复杂性。这个时期的法律变迁不仅影响了个人和社区的生活，也塑造了美国法律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未来方向。

1879年宪法制定大会中的土地征用

1879年的加利福尼亚宪法制定大会是该州重要的历史事件，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法方面。这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撰写一部新的州宪法，以取代1849年制定的原州宪法。这是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首次成功召开的制宪大会，尽管早在19世纪50年代末，州立法机关就已经提出过类似的提案。

土地征用问题在宪法第14条中成为焦点，该条款特别针对水权问题。它声明，所有用于出售、租赁或分配的水资源均视为公共用途，受到州政府的监管和控制。土地征用问题首次出现在负责起草该条款的委员会报告中，并在大会上进行了辩论。这些辩论主要围绕第14条是否应将土地征用权力扩展至矿工和农民。

该条款包含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声明，所有已分配用于出售或租赁的水资源以及尚未分配的水资源都是公共的，受到州政府的控制和监管。这些部分体现了州政府通过警权来管理和调控州内水资源以服务公共利益的权力。第三部分指示立法机构制定法律，允许水资源使用者在他人土地上建设水利设施。该部分的内容是：“立法机构应制定法律，允许水资源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或占用者在他人土地上修建堤坝、沟渠、运河、水槽和水道，或通过自然渠道运输水资源，用于农业、采矿、制造、磨坊、家庭排水、土地开垦或卫生目的。”

这一提议很快在大会上被修正，增加了“公正补偿”的要求，明确表明这是关于行使土地征用权力的声明。委员会提出第三部分的明确目标是为了促进农田的开垦。它试图解决的具体问题是机会主义的土地占据行为。

总的来说，1879年宪法制定大会揭示了加利福尼亚州在土地征用法方面的重大变革，反映了加州在处理私有财产权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过程中的挑战和进展。

二

对1879年加利福尼亚宪法制定大会中投票行为的计量分析

变量设置

本文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探究私有财产权与公共利益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为此，作者聚焦于1879年加利福尼亚宪法制定大会，特别是其中的希区柯克修正案。希区柯克修正案是这些投票中唯一直接且明确与土地征用相关的案件。该修正案的投票结果被视为评估宪法制定大会对土地征用议题态度的关键指标。分析希区柯克修正案的投票结果可以揭示各个利益团体在土地征用问题上的立场和动机。

在会议中，有多个群体对于通过希区柯克修正案有强烈诉求。首先是两个利益团体——农民和矿工，作者用人均农业生产价值（PCFarmvalue）和人均矿业价值（PCMinevalue）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测量。

其次，加利福尼亚的历史强调党派隶属在影响政治态度方面的重要性，特别是对政府干预政策的态度。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是杰斐逊反联邦主义者的党派，他们信仰有限的中央政府。共和党则延续了联邦主义者的传统，支持强大的中央政府。为了捕捉这一意识形态因素，作者利用共和党候选人乔治·珀金斯（Perkins）在1880年州长选举中所获得的选票比例（ForPerkins）作为代理变量。

最后，来自旧金山的代表也希望修正案通过，因为他们希望修正案的通过可以让斯普林谷水公司在商业垄断中获得有利地位。作者构建了虚拟变量DSF，如果代表来自旧金山，则取值为1。

实证结果

表1展示了在希区柯克修正案投票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反应。首先，在所有模型中，人均农业生产价值（PCFarmvalue）和人均矿业价值（PCMinevalue）的系数均为正，表示农业价值和矿业价值越高的地区，代表越可能支持希区柯克修正案。

表1 对于希区柯克修正案投票的分析

其次，对于灌溉农业（DIRRIG）和人均农业生产价值（PCFarmvalue）的交互项，其系数在除了模型三之外的所有模型中均为负，这意味着相对于非灌溉地区，灌溉农业地区的代表对希区柯克修正案的支持程度更低，原因是在这些县，人们通常不太担心无法获得供水。

此外，变量DSF的系数均显著且为正，说明代表旧金山的代表更可能支持该修正案。许多历史都提到了旧金山银行家和商人在采矿业企业中所占有的股份，这或许可以解释他们对修正案的支持。

为了进一步说明有关水的条款获得支持的情况，作者对另外两项被提议但最终未通过的修正案的投票情况进行了分析。另外两项修正案由沃特斯（Waters）代表和史密斯（Smith）代表提出。沃特斯代表南加州和内陆南部各县的利益，这些地区希望减弱政府对水资源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而这可能是旧金山代表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来自的旧金山史密斯提出的另一项修正案则强调政府在用水方面的绝对权力。

表2展示了代表们对于三项修正案的投票倾向。在三个修正案的投票中，唯一重要的变量是DSF。来自旧金山的代表们支持有利于他们的希区柯克和史密斯修正案，而反对对其不利的沃特斯修正案。

表2 对希区柯克、沃特斯、史密斯修正案的投票分析以及对水条款的最终投票

三

结 论

本文聚焦于1879年加利福尼亚宪法制定大会，尝试探究影响代表们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投票行为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他们的个人背景、政治立场、选民基础的期望以及对州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量。研究发现，虽然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影响，但代表们的投票行为完全被经济利益所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