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位于昌平西关环岛的李自成雕像搬迁一事引发大家的关注与热议,毕竟正如前些年美国围绕着南部邦联人物雕塑的争议所反映的那样,位于公共空间的雕塑体现着树立者与创作者对历史的思索,塑造着公众的历史记忆。作为明末官民起义领导人的李自成,在历史上也是位饱受争议的人物。(李自成:幸好还能回老家,不然听说美国的不少雕像被大卸八块,吓死宝宝了)
李自成最广为人知的,应该要属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的形象了。1944年3月,郭沫若此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连载,刻画了李自成由原先官修《明史》也不得不承认的“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到进京后的腐化堕落,刘宗敏“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的蜕变,最终败于清军之手,匆促撤出北京。
毛主席多次强调李自成的失败对全党的警示意义,曾致信郭沫若,称“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更有名的是他在从西柏坡进京当天,将此行比作进京赶考,“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有意思的是,不知怎么的,《甲申三百年祭》也触碰到了GMD政权的痛点,他们觉得郭沫若此文是在讽刺当局,《中央日报》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加以抨击,在郭沫若看来,“GMD反动派的尴尬相是很可悯笑的”。
那么,《中央日报》的文章到底说了什么呢?“三百年前,蔓延于黄河流域及黄河以北的流寇,以李自成为首领,于外患方亟之时,颠覆了明朝。其所得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二百六十年的亡国局面。”这便是典型的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彻底否定李自成起义的套路,一如《明史》由始至终将李自成称为“贼”。
巧合的是,就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流传开来时,毛主席正好读完了李健侯的《永昌演义》。作为李自成老乡,李健侯广泛搜集资料,六易其稿,写成此书,同为米脂人的李鼎铭将它推荐给毛主席阅读,1944年4月29日毛主席回信,评论称“此书为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极著名的一次……此书现在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某种程度上,姚雪垠所著的五卷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正是以上思想的产物,60年代初第一卷出版时便引发轰动,吴晗甚至认为其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并表示“书出版后如果有人批判,你只管写作,我替你打笔墨官司”。茅盾也认为它“填补了‘五四’以后长篇历史小说的空白,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毛主席特别指示,“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让他继续写完他的《李自成》。”
小说中对李自成进京前民众的心态有着精彩的刻画:“有人说李自成十分仁义,有人说李自成毕竟是个‘流贼’。倘若李自成进了北京,那么多的皇亲贵族、官宦大户岂不要破家灭门?……所以这些日子来,上至公侯之家,下至庶民百姓,凡是懂事的人,没有不为北京操心的。”
李自成起义的历史虽然远去,但他所引发的思索永存,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心中也有一千个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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