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我们学到了什么

文/商周（启蒙编译所）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西方文明的奠基者。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中曾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中古和近代的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在他们两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其思想源出于柏拉图，但后来师徒决裂，成为思想对手。这种决裂为何发生，背后的关键分歧点是什么，两人代表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如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政治、科学与宗教，塑造了西方文明的特征，这正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要探讨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根本分歧，但底色都是理性哲学传统，强调理性是理解世界的指南；都相信物质世界是由某种不朽的形式塑造的，而且形式比肉眼可见的物质更重要。只不过，柏拉图认为不朽的形式（理念）脱离物质而存在，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是虚幻的，所以人要超越现实（走出洞穴），追求更高的精神真理。而亚里士多德并不打算抛弃物质现实，他以理性和经验观察相结合去解释世界，找到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是什么造就了两人的差异呢？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也许可以带来一点启示。

柏拉图出身雅典贵族，其母亲一族在雅典政界高层叱咤风云多年。他出生时，正值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后来雅典战败，他也成长为一个青年。柏拉图受业于苏格拉底，对这位老师怀有深厚的感情。可是苏格拉底到处用辩证法证明别人的无知，惹得雅典人民不胜其烦，认为他不仅渎神，还败坏雅典青年，最后判处他死罪。柏拉图由此认识到民主制存在缺陷，便转向斯巴达去寻求他的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宫廷御医之子，十七岁做了柏拉图的学生，在柏拉图学园一直待到四十多岁，直到老师逝世才离开。他为什么要离开呢？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马其顿击败雅典城邦军，亚里士多德作为马其顿人，不宜继续留在雅典；二则柏拉图逝世后，他的侄子接掌柏拉图学园，作为柏拉图得意弟子的亚里士多德多少有些失望。更有可能是此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老师已有分歧。

雅典战败和恩师被民主制处死这两件事，无疑使柏拉图对民主制产生怀疑。他认识到民主制存在缺陷，真理是普通民众无法企及的，大多数人甘愿活在充满幻象的“洞穴”中。所以他要由哲学王来做理想国的统治者。一个好的统治者必然要掌握善的知识，只有经过严格的辩证法训练的哲学家，才能把握善的理念（而非具体的善的事实）。亚里士多德是医生之子，他相信经验观察是获得知识、认识世界的真实途径，他说：“我们必须相信感觉的证据而非理论的证据，除非理论的结果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东西相符合。”这两种方法论不仅塑造了后世哲学的走向，也对西方的科学研究、政治理论和道德伦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赫尔曼认为，柏拉图代表了西方思想中直觉、宗教、浪漫主义（乌托邦）的面向，亚里士多德则代表其经验、科学、以事实为起点的立场。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从政治制度到文学艺术，从科学到宗教，处处可见这对师徒的影子。西方文明的活力，就在于两大传统（理性与经验）的互动、平衡与融合；倘若其中一种思想的成分过多，不管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都不利于文明的发展。

比如中世纪初期，柏拉图的理念论经基督教神学得到强化，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科学和实证思维则被边缘化，知识受到压制。后来，中世纪经院家托马斯·阿奎那将柏拉图化的基督教与亚里士多德思想融合起来，造就了西方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可惜阿奎那死后没几年，罗马教宗即宣布禁止传播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斗争，很快要开辟新的战场，进入政治领域。13—14世纪，在君权神授思想影响下，英、法等国的教权与君权之争，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那里找到了思想资源。到1400年，亚里士多德在欧洲大学和学术界成为绝对权威。学习任何一门功课，都要先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人想知道母牛有多少乳房，他宁愿查阅亚里士多德相关著作的段落，也不愿到牧场里数数。”由此，“中世纪的学者获得了一种确定性，却丢掉了好奇心和革新精神。”曾经推动知识进步的亚里士多德式实验精神，如今扼杀了想象力和创造力，成了毫无生机和激情的技巧。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的崛起缓和了中世纪沉闷乏味的思想氛围，无论是费奇诺、拉斐尔还是米开朗琪罗，他们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了获得精神自由，解开人类创造力奥秘的途径。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的西方文明在两者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拉斐尔的名画《雅典学园》中，柏拉图一手指天，是西方理念论和宗教精神的指引；亚里士多德一手指地，代表科学和常识。西方两大思想传统，在此构成一个和谐整体。直到宗教改革时期，天平再次向柏拉图倾斜。

作者认为，如果说20世纪的灾难是因为柏拉图元素过多，由此带来僵化的教条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傲慢，并最终滑向极权主义，那么20世纪的科学创造和自由精神则来自亚里士多德主义。因为在柏拉图那里，正义属于共同体，属于哲学王统治下的理想国；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正义属于个人和他的家庭。作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演讲中曾说：“不得不说，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支持的是亚里士多德，尤其是在思考政治领域及柏拉图的政治观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它在 20 世纪产生的破坏性作用时。但最终我也支持柏拉图，因为我理解那种无论如何都要站出来说真话的英雄气概，就像马丁·路德说的，‘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文化中需要这样的勇气。”读这本书时，虽然能感觉到作者对亚里士多德的喜爱，但他并没有将个人偏好凌驾于历史叙述之上。因为作者知道，西方文明的活力就在于这两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持久的互动，只要一方压倒另一方，文明就会衰退或停滞。

“专门的哲学义理，幽玄精微，初学者很难一下抓到要点，往往只抓到偶然看懂的几个句子，望文生义，落入不着边际的误解。把哲学问题放到历史、思想、文化的一般背景来看待，虽然不易尽精妙处，但往往有益于了解诸哲学体系的大致方位。”哲学学者陈嘉映教授曾经推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因其从历史、思想、文化的一般背景来看哲学史，且杜兰特文笔极佳，初学者比较容易进入。我以为，此论断用来形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文化的源与流》这本书，亦很贴切。

作者阿瑟·赫尔曼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其著作往往题材宏大，线索清晰，文笔生动。国外有些读者认为他是年轻一代人的威尔·杜兰特，可见其擅长将深奥的学术通俗化，将历史写得像小说一样跌宕起伏。这本书延续了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为两条主线，展示了二人对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科学、宗教、艺术、政治制度，以及人的行为习惯等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哲学史的范畴。因此这本书不仅是一本严谨又生动的哲学史入门读物，更是一幅清晰的西方思想路线图。作者带我们站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哲学先贤的肩膀上，一窥西方文明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