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雨
曹雨是一位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女性艺术家,其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寓意和对现实的独到见解闻名,深入探讨了身份政治。尽管她不希望被过度强调女性艺术家的身份,但这一特质仍在其作品中自然体现。个展“化粪池”展示了她的近期代表作,反映了她对社会的象征、权力结构和个人生存状态的思考。评论家姜俊通过将曹雨的作品置于中国及全球的当代性背景中,结合多位学者的理论,对她的创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定位。以下是姜俊为“凤凰艺术”撰写的评论文章。
以下是“凤凰艺术”为您带来特约撰稿人姜俊的评论文章。

▲《龙头》,2020,收藏级艺术微喷(艺术家本人),金属外框
曹雨,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中的一位杰出女性艺术家,其作品不仅以其深刻的社会寓意和对现实的独特见解著称,还显著地展现了关于身份政治的深入探讨。尽管她本人并不希望过多地被贴上女性艺术家的标签,但这一身份在其作品中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本次个展“化粪池”集中展示了她近几年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她基于自身对社会象征、权力结构以及个体生存状态的思考。
为了更深入地理解曹雨的创作,我试图将其置于中国以及世界的当代性状况下,借助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等学者的讨论,特别是他们关于文化、性别、个体化和城市的理论,对曹雨的作品进行观察、分析,并定位。
独异化(Singularization)是莱克维茨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本文涉及的核心概念。它强调对独特性和差异性的推崇,相较于社会集体主义,它更为尊重和追求个体的表达。这一概念对于理解当代艺术、文化生产以及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曹雨个展“化粪池”麦勒画廊北京展览现场2024
自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深刻的张力。随着时代的变迁,自我表达逐渐在一代代中国人中觉醒,尤其是在80后、90后独生子女这一代人中更为明显。他们开始打破社会的传统框架和同一化规训,在一个日益流动、开放和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寻求自我存在的价值。这种追求已不仅仅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而是逐渐成为每个人都渴望的当代气质。
在人类社会中,融入集体生活与彰显个人主体性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选择,正如美国德裔社会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Eric Fromm)在《逃避自由》中所描述的“安全”与“自由”之间的抉择。在集体生活中,人们能够享受到一定的安全感,但个人自由却往往受到限制;而在追求个体化的道路上,虽然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与主体性,却也不得不放弃集体所能提供的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安全保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变革,然而许多人在观念、生活和行动上仍未能完全跟上这一社会变革的步伐,他们依然深陷于集体主义的历史惯性之中,在“集体”与“个人”的双重范式间挣扎不已,显得无所适从。在传统性别角色的区分下,女性个体往往被置于传统家庭共同体的庇护之下,这也导致她们受到的传统社会性别伦理束缚相较于男性更为沉重,更难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自我认同和表达。
▲曹雨个展“化粪池”麦勒画廊北京展览现场2024
与大多数人不同,艺术家曹雨鲜明地树立了一个追求女性主体性的典范。她的特立独行、对自我的清晰定位和认知,深深触动了众多中国观众的心弦,特别是激发了女性观众内心深处对自我表达的渴望。作为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笔下当代超级大都市中创意阶层的一员,曹雨不仅成就了自己的艺术事业,更成为了这个领域成功的女性典范。她在艺术上的每一次批判和挑衅,都如同夜空中划过的闪电,耀眼而醒目,为那些在迷茫中探寻自我的人们带来了振奋与启示。
如今,在西方社会中,对“独异性”表达的推崇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这一趋势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那场轰动一时的“68风暴”——反对单一权威的学生运动,以及随后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另类文化运动”和各种身份政治的平权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反抗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的单向性塑造和规训,还批判了墨守成规的科层制社会,为多元主义和少数族群的平等化积极发声。这一文化现象被法国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形象地称为“艺术家批判”,它倡导“波西米亚式”生活方式,追求个性、差异、本真和自我实现。这一运动反对当时僵化的“福利-控管型资本主义”(即我们常言的“集体主义”社会形态),将自由、个性和差异视为新的社会准则,从而开启了一种“开放自由主义”的政治范式。这一范式自20世纪70年代起主导了西方世界长达半个世纪,并在冷战结束后推动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进程。
当然,今天这个充满差异与多元的“开放自由”社会被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精辟地概括为“独异化”的社会。然而,它同样面临着不安与冲突的挑战。随着各种多元文化和个性表达的日益激烈,它们之间愈发壁垒分明,甚至趋于教条化和极端化,这导致了社会共识的逐渐瓦解。更为严峻的是,这一现象还引发了保守民粹主义的强烈反扑,触发了全面的极右主义转向。这种社会现象复杂而深刻,既展现了人类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渴望,也暴露了社会结构转型中共识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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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2022 – 2023,油画装置 (布面油画, 不锈钢管及挂件),整体尺寸: 361 x 600 cm, 不锈钢管直径5 cm
“化粪池”的英文直译为digestion tank(消化池),但在与艺术家讨论展览命名时,我个人更倾向于“消化池”这一表述,因为它更为中性,且能够体现一种“净化”(catharsis)的意味,类似于古希腊文艺理论中悲剧对观众产生的“宣泄”效应。在古希腊悲剧中,catharsis一词原意即为“净化”,这一概念首次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被明确阐述。与柏拉图对艺术持反对态度不同,亚里士多德认识到艺术对于政治的救赎作用。在艺术理论中,“净化”通常指的是在观众中唤起负面情绪,如“恐惧”“悲伤”“愤怒”“恶心”,并在这些情绪得到宣泄后,使观众体验到一种情感的极大释放与快感。因此,在今天的心理学中,我们常将其译为“宣泄”——一种情感的释放。与catharsis相关的单词cathartic(泻药)即指促进排便的药物。
然而,与我的中庸态度不同,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却坚决地选择了更为直接且富有冲击力的“化粪池”(septic tank)作为展览名称,而非我提议的“消化池”。这一抉择本身,或许正是一种继承于希腊悲剧传统的“净化”。展览的官方表述进一步阐释了展览的主旨:
“化粪池”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隐身于人类文明中最“隐秘”的地方,因其肮脏和污秽成为不能登上大雅之堂、富有争议的不雅话题。然而,它所隐喻的那些暗藏的、被忽略的生存状态却并不会因人们的避讳和缄默而消失。曹雨以无畏的姿态将其对俗世的洞察进行了直接甚至赤裸的呈现。她小时听父亲说,农村的粪便可以卖钱,常有人上门收购,每每在菜地为庄稼施肥时,都要忍着扑鼻的恶臭,将一把把粪塞进土壤里,这样的蔬菜生长得更好、更新鲜爽口。
在她看来,化粪池不仅是对俗世的观察后的辛辣隐喻,是“人间炼狱”和“社会染缸”的另类代名词,更是她“化腐朽为神奇,化一切压力、不安为艺术的能力。”这种能力让她巧妙地将生命中难以言说的苦痛变得如此真切、显化、以致这些不可见之处无处遁形。……所以,做艺术,是一种自救。
▲《天下》,2022 – 2023,油画装置 (布面油画, 不锈钢管及挂件),整体尺寸: 361 x 600 cm, 不锈钢管直径5 cm
踏入曹雨的展览,便如同开始了一段自我“净化”的旅程。首先,让我们平静地接受她所带来的第一波“负面”情绪的洗礼吧!作为本次展览的序章,《天下》这组作品凝聚了艺术家近几年的心血,是由十幅布面油画共同构成的宏大叙事。在此次展览中,她精选了这一系列中最为壮观的一幅(361×600cm),并巧妙地将其拆解为条状,以中国北方常见的门帘形态赫然悬挂在展厅的入口处,成为每一位参观者必经的通道。随着脚步的移动,门帘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其上的图像逐渐显现——蓝天白云之下,一座巍峨的“肉山”赫然在目,实则是布满岁月痕迹的中老年男性裸露的臀部,是仰视视角的已落座的屁股。从曹雨那敏锐而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揭示了一个现象:在这个世界上,无论身处何方,似乎总有一群掌握着巨大权力的中老年男性在无形中主导着一切。
这种视觉上的错位和身体局部的隐喻揭示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观众在掀开这幅庞大的“门帘”步入展厅的过程中,大山与肉体的双重意象交织,不仅在视觉上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更在心理上引发了一种压迫感,仿佛每个人在踏入社会之初,都需面对并承受某种“力量”的审视与评判。此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中权力的集中与个体力量的微小,还触及了人们在面对强大权力时的无力感与内心挣扎,展现了人性深处对于自由与尊严的渴望。
作品《天下》无疑是对父权社会的一次直接而犀利的批判。曹雨多次重申,这一隐喻具有普适性,因为父权不只是面对女性同样作用于男性。它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真实处境。这种个体所面对的权力错综复杂,不仅根深蒂固于政治与经济领域,更如无形之网,渗透至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起居与心理状态。
在女性主义艺术的脉络中,“天下”可以被放到20世纪60年代那场伴随着差异化与身份政治运动兴起的女性平权运动下。与彼时女性艺术家们揭露性别不平等的做法相呼应,曹雨立足于自身的中国经验,对性别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独到且更为辩证地剖析。尤为耐人寻味的是,画中那巨大臀部的实际拥有者,并非显赫一时的“权贵人物”(big man),而是艺术家工作室周边城乡结合部中平凡无奇的普通人(small man)。相较于声名远播的女艺术家曹雨,他们在追求创新与差异的新经济下显得尤为弱势,却只能依赖让这样一位创意领域的佼佼者来记录他们身体的隐秘部分,以此换取微薄的经济补偿。这一视觉符号背后所蕴含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悖论,即向上对父权的抽象批判和向下对于弱势男性的雇佣形成了强烈对比。作为女性的艺术家将两种“男性”作为两端连接起来,创造出诡异和荒诞的冲突。它精妙地折射出中国社会中两种权力范式交织碰撞的动态景观。进一步而言,在看似鲜明的性别批判话语之下,实则还遮蔽了常被忽视的经济差异和贫富极化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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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逐渐步入中产阶级社会和后工业化时代,创意阶层群体日益壮大,艺术家们的成功故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成为了人们口中的佳话。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其经典著作《创意阶层的崛起》中,描绘了一幅新兴社会精英“创意阶层”的生动画卷。这一群体普遍拥有高学历,主要居住在大都市之中,展现出极强的地域流动性,并掌握了高度差异化的专业技能。他们的工作范畴广泛,涵盖新理念、新科技、新内容的创造与传播,涉及工程、科学、建筑、设计、教育、音乐、文学艺术及娱乐等多个领域。创意阶层成员以创新精神为核心驱动力,致力于工作的独创性与个人意志的表达,持续追求创新与发展。
▲《我有》(第二部)和《活着,没什么好解释的II》展览现场
如果将“天下”视为对性别与权力关系进行宏观反思和批判的作品,它展示了一种在新时代女性视角下依然充满保守和父权的社会现实,并揭示了经济差异背景下性别权力结构的颠倒现象。而曹雨在本次展览中推出的影像独白作品《我有》(第二部),则是从微观个体层面切入,精心塑造了一位作为创意阶层杰出代表的成功女性形象。她通过大胆的自我表达,直接挑战了社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为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彰显树立了新的标杆。
《我有》(第二部)作为2017年作品《我有》(第一部)的延续,继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展现了一位名为“曹雨”的女性角色。她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以一种极其张扬和充满激情的姿态,逐一列举并宣称自己取得的辉煌成就,即“我有……”
▲《活着,没什么好解释的II》,2023,橡木,真皮,2件,每件尺寸86 x 75 x 72 cm
“我有18年AAC·艺术中国提名奖的银奖杯,我还有青年艺术家大奖的金奖杯,我已经获得了很多奖项,我已经参加了全球众多美术馆的展览……我有很多欣赏并喜欢我的追随者,也逐渐有了更多对我羡慕嫉妒恨的人,但我却因此有了被激发而出的新的艺术灵感……我越来越有钱,我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并成为亚洲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还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艺术家……”
通过这些自我实现的壮举以及在世俗眼中的成功标志,作品描绘出了一位来自创意阶层的典型女性形象。在她自我炫耀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隐约感受到其所在环境对她不友好的凝视。
在中国经济史中,2012年标志着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里程碑,自此中国逐步迈入中产阶级化进程,市场消费模式也由大众普及型转向差异化、小众化,同时,科技与文化创意经济开始崭露头角。在这一背景下,以艺术家为代表的创意阶层日益凸显其重要地位,他们不再将自己局限于传统的集体、部门或单位的框架内,而是积极展现自我,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与个性化品牌的塑造。这群人成为了信奉全球都市主义的新中产阶级的代表。
然而,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也非在所有地区与产业中同步发生。北京和上海等超一线都市率先引领了这一潮流,尤其是在科技、文化与创意领域,变革尤为显著。生活在国际大都市北京的艺术家曹雨通过个人形象,生动演绎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性典范,其独白内容大多源自亲身经历。相比之下,事业有成的男性往往被社会视为有抱负、睿智且雄心勃勃,而女性成功者则更易遭受传统观念的束缚与保守舆论的质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张力尤为显著:一方面,社会仍期待女性融入传统集体和家庭生活;另一方面,又鼓励女性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市场竞争。
▲《活着,没什么好解释的》,2017,皮靴,螺纹钢,水泥,145 x 120 x 120 cm
自2017年《我有》(第一部)问世以来,便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曹雨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以独白形式扮演了搅局者与挑战者的角色,既触动了农业社会遗留的思维模式,促使公众震撼、反思,同时也为新一代,特别是女性群体,树立了自我表达与实现的典范。在今天的创意阶层中,自由与安全的界限已日渐模糊,唯有创造力的自由发挥,方能带来真正的安全保障,同样创意阶层中的女性更是如此。
“我的父母不再以生了个丫头而自卑,我的长辈们不再以曹家无儿为愁,我的家乡也以我为傲,我在北京同德国总理进行了交流,就全球当代艺术现状交换了看法,并就艺术之于人类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在以上的独白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私人领域内的时代巨变,这是一场传统与当代、地方与全球激烈碰撞的交响曲。我们正置身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与全球当代文化的强劲拉力之间。这段独白巧妙地交织了艺术家作为独生子女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性别歧视,以及在全球多元主义旗帜下获得如“德国总理”这样国际领袖认可的光辉时刻。艺术家的情感历程,恰似时代浪潮中的音符,时而激昂高亢,时而低沉婉转,旋律中蕴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隐痛。透过这些文字,我们能够洞察到艺术家作品中那股批判性力量的根源,那是她在急速时代变迁中所敏锐感知到的观念撕裂和价值颠倒。
“我有天降大任的使命感,我有一个有趣但无法展出的新作品,我有一个国外也未能展出的作品,我有一个目前全世界哪都难以展出的作品,我虽有不服输的精神和满腔热血,但我即将有一个不可能完全满意的个展”。
在结尾处独白似乎经历了一个向下的转折,以一种带有“遗憾”的情绪剧终,艺术家仿佛从传奇又回归平凡。这种妥协与和解,既是对生活及外部环境的一种顺应,也展现了艺术家步入而立之年后逐渐成熟。对于莱克维茨而言,在一个追求创造力的领域中人们面对着巨大的竞争和压力。绝大多数的人会遭遇一种负面的“失去感”,即使是最优秀的一员也不例外。进入21世纪的头二十年,原本弥漫的乐观情绪所驱动的开放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包括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保守主义的抬头、经济增长的放缓、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极右主义的兴起。中国同样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曾经的全球化高潮被国际间动荡与对抗的阴霾所笼罩,为艺术创作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多种名目的政治正确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限制了原本自由宽松的创作空间。
《我有》(第二部)通过展现一位女性艺术家在七年间的成长与蜕变,不仅是对艺术家个人经历的深入剖析,更是对这个时代变迁的忠实记录。尽管作品中不乏对自我成就的夸大叙述,但观众仍能从中捕捉到艺术家隐含的自省与自嘲,感受到她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过程中个体所经历的艰难挣扎与不懈的努力。
▲曹雨,《我有》(第一部), 2017,单频6K录像,彩色/有声,4'22",视频静帧
▲曹雨,《我有》(第二部), 2024,单频6K录像,彩色/有声,5'59",视频静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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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曾进入一个由乐观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无疑是这一进程中受益显著的国家之一,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当时,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甚至大胆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他认为,在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范式下,人类社会已经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完美状态。然而,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将这些过于乐观的观点总结为三大幻想:“科技幻想”、“经济增长的幻想”以及“政治乌托邦的幻想”。
所谓“科技幻想”,即是对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的盲目崇拜,错误地认为科技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种幻想忽视了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和不确定性,如环境污染、隐私泄露以及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
“经济增长的幻想”则是对持续经济增长和消费不断扩张的盲目乐观。人们相信,经济增长将带来普遍的繁荣和幸福。然而,现实却往往背道而驰,经济增长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以及社会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
至于“政治乌托邦的幻想”,则是对理想政治制度的盲目追求,认为通过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就能实现公平、正义和自由。但这种幻想忽略了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以及政治体系内部的种种矛盾与冲突。
如今,世界已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911恐怖袭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金融危机、2016年民粹主义下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代表宗教极端势力的伊斯兰国的崛起、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及其导致的长期竞争、三年的全球疫情、俄乌战事的爆发、巴以冲突的激化,还有经济衰退的阴霾……这些事件都深刻地影响了世界的格局和发展轨迹。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那些关于进步的宏大叙事以及对未来乌托邦式的承诺,毋庸置疑都因现实的严峻挑战而显得苍白无力。在中国,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人们更是对这种虚幻的承诺产生了免疫,进入了一种对幻想不再轻易相信的“新常态”,这正是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所描述的“幻想的终结”(The End of Illusions)。在中国文化中,“画饼”这一词语常被用来比喻开出空头支票、不切实际的承诺,或是虚妄的宏大规划。本次展览中,一件名为《画饼》的巨幅布面油画,便以极其细腻的写实手法,将这一抽象概念具象化呈现。
▲曹雨,《画饼》,2024,布面油画,500 x 500 cm, 四联拼接(每联250 x 250 cm)
这幅500×500厘米的巨幅作品,在展厅内占据了显要位置,其视觉冲击力令人难以忽视。画面中央,一张介于中国葱油饼与西方披萨之间的“巨饼”赫然在目,它不仅象征着诱人的美味,更隐喻着社会中那些看似美好却遥不可及的虚幻承诺。饼面上精心绘制的配料,细腻逼真,引人垂涎,但其庞大的体积却让人心生错愕,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场视觉的盛宴,而非真实的享受。当有人心甘情愿花真金白银去买下所谓的“假饼”,“假饼”就变成了“真饼”。也就是藏家会共同参与到画饼的实现的过程中,因此这件作品也是需要藏家和艺术家共同完成的观念作品。
《画饼》使人联想到柏拉图对图像真实性的否定,艺术家巧妙地将其塑造为一个无法触及、无法享用的幻像。它讽刺了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宏大叙事,揭示了在全球政治与经济运作中,承诺与兑现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幅作品不仅隐喻了,个体面对虚幻承诺时的无奈与困惑,更是对当今社会普遍信任危机的一种深层反思。
▲曹雨,《画饼》,2024,布面油画,500 x 500 cm, 四联拼接(每联250 x 250 cm)
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持续不断地创造并消费着各式各样的故事与叙事。其中,那些未能实现的承诺最终沦为了欺骗与谎言,而那些得以实现的则铸就了辉煌的英雄史诗。曹雨正是通过《画饼》这一作品所带来的强烈视觉冲击与心理共鸣,引导观众重新审视现实与宏大叙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促使我们更加理性地看待周围的世界,不再轻易被虚幻的承诺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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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雨,《龙头·山河宣言》,2021-2024,综合项目,(纪录片,刺绣贡缎仿古战旗,铸铁三叉戟,皮绳,爱普生艺术微喷,三明治装裱),组合尺寸可变
最后,我想深入探讨的是《龙头·山河宣言》这件作品,它塑造了一位当代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女英雄形象,从全球化、多元主义及文化游牧的视角展开。作品的原型图像源自曹雨2021年创作的摄影作品《龙头》,这是一件鲜明的女性主义自我展示之作。在《龙头》中,曹雨身着一袭黑色西服,英姿勃发地端坐于一个损坏且正喷涌水流的水龙头之上,展现出一种超越性别的中性魅力。
▲曹雨,《龙头·山河宣言》,2021-2024,综合项目,(纪录片,刺绣贡缎仿古战旗,铸铁三叉戟,皮绳,爱普生艺术微喷,三明治装裱),组合尺寸可变
“画面中的水龙头坏了,而龙头中的水却因此迸发出最原始的生命力,腾空跃过水槽,放肆地向远方奔腾而出。它再也不受水槽边框的限制,在未来兴风作浪并汇聚成谁都不可预知的洪流。”
艺术家认为那喷射而出的水流象征着破除一切边界的勇气和决心,犹如一道穿透黑暗的白光。她坐在失控的水龙头之上,自身呈现出一种雌雄同体的中性美,仿佛超越了先天性别的束缚,自由自在地展现着个人的力量与风采。
《龙头·山河宣言》是一项基于摄影作品《龙头》而展开的、持续三年的宏大行为艺术项目(包括装置、行为、摄影和纪录片)。在这项计划中,曹雨将《龙头》这幅摄影作品转化为精致的刺绣贡缎仿古战旗,并巧妙地将其固定在一柄沉重的铸铁三叉戟上。随后,她以一位古代游侠的姿态,高举这面象征着女性独立与力量的战旗,踏上了环游世界的旅程。她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六个国家的近二十个城市及地区,从繁华的北京出发,途经巴黎的浪漫街巷、柏林的历史遗迹,再到杜塞尔多夫、苏黎世、卢塞恩等异国风情之地,甚至穿越了无人的森林、攀登了险峻的悬崖、跨越了壮丽的雪山与湍急的瀑布,最终抵达了遥远的帕尔马岛。在这一路上,曹雨不仅是在展示个人的勇气与决心,更是在向世界宣告女性独立与创造力的无限可能。
▲曹雨,《龙头·山河宣言》,2021-2024,综合项目,(纪录片,刺绣贡缎仿古战旗,铸铁三叉戟,皮绳,爱普生艺术微喷,三明治装裱),组合尺寸可变
在图像学的语境下,《龙头·山河宣言》令人想起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画家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的杰作《云海漫游者》(1818年)。该画描绘了漫游者站在高山之巅,俯瞰群山,展现出主体化个人面对苍茫自然时的豪迈。“漫游者”的形象已成为后世浪漫主义英雄的象征,被无数次引用与再创造。
▲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云海漫游者》(Wanderer Above the Sea of Fog),1818,布面油画,94.8 x 74.8 cm
在《龙头·山河宣言》中,曹雨巧妙地运用了传统女性艺术的视角与手法,对“漫游者”形象进行了性别重构,将原本属于男性的角色转换为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同时,她还将中国古战旗的元素与浪漫主义的“漫游者”意象相融合,巧妙地连接了传统戏曲中如花木兰、穆桂英等女英雄的形象。然而,与这些传统女英雄不同,《龙头·山河宣言》中的“她”并非背负着替父从军或替夫挂帅的家族责任,而是完全自由、自立,摆脱了社会与性别的束缚。她胸前高举的战旗,不再是父权或民族大义的象征,而是自我“圣像化”的宣言。
▲1912年梅兰芳出演《木兰从军》剧照
▲穆桂英挂帅
看着这面挥舞的旗,让我们不禁联想到“革命年代”那些红光满面的女革命家形象。这代表着新时代的到来,同样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怀与社会主义理想中的男女平权精神。然而,《龙头·山河宣言》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更加强调了女艺术家在全球漫游过程中对个人独立性与创造力的坚守与宣示。她声称“要通过全球的‘漫游’将艺术的力量带给更多的人,在有限的生命里,将此生的创造力撒遍山河”。而这件作品不仅是一个人,一次对全世界的宣言和雄壮的表态,也是个人在社的缝隙中寻找权力的方式,在奇幻冒险中认识世界,让世界认识自己。
莱克维茨在讨论今天新兴创意阶层的形象时总结道: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阶层融合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生追求。一方面,他们秉承浪漫主义的精神,追求在独一无二的品性中,即在本真性(authenticity)中完成自我实现,这种追求允许他们超脱世俗的束缚,从事着非异化的劳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资产阶级生活宗旨的影响,通过不懈的努力工作来换取丰厚的物质回报和崇高的社会地位。在创意性工作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人生选择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调和,达到了某种平衡。曹雨正是这一阶层中的杰出代表,她以独特的艺术创作勾勒出了当前时代的特点,以及那些特立独行的女性创造者在这个时代中的生存状态与追求。
▲《头顶之物》和《撒泡尿照照》麦勒画廊北京展览现场2024
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次展览的众多作品中,我仅选择了四件进行详细展开,并尝试将它们融入到社会和时代的讨论之中。展览中的每一件作品都地体现了曹雨对当代社会的独到理解和独特表达。《头顶之物》揭示了当代人在权力与身份之间不稳定且脆弱的关系;《活着,没什么好解释的II》则触及了当代生活的种种内卷、不适,以及人们在努力维持华丽表象背后所付出的艰辛。
▲曹雨,《头顶之物》, 2022 – 2024,琉璃, 大理石,32 x 34 x 34 cm (琉璃雕塑), 8.5 x 80 x 80 cm (大理石雕塑), 整体尺寸: 40.5 x 80 x 80 cm
总之,曹雨的作品从个人视角和生存经验出发,触及了当代社会现象的底层逻辑,即借用莱克维茨的概念“独异性”及其与之对抗的社会环境,揭示了当代权力结构的复杂性和个体生存的多样性。她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将生理与心理的不适感与幽默感巧妙地融合,勾勒出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面貌。在全球与中国、集体与个人、男性与女性、多元与传统等多重维度之间,曹雨的作品展现了复杂的拉锯与博弈。她的艺术创作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交锋与碰撞,为我们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历史与当下的全新视角。
艺术家简介
曹雨(1988 年生于辽宁,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本科及硕士学位) 的创作横跨影像、装置、表演、摄影、雕塑及绘画等诸多媒介,以其独特的跨学科实践、诙谐讽刺的表达以及尖锐大胆的艺术语言而闻名。她是现今亚洲最具影响力的新兴艺术家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新一代女性艺术家中的领军人物。
她是 AAC 艺术中国·青年艺术家大奖得主(2018); 获得艺术 8·中国青年艺术家奖提名奖(2017); 提名 CCAA 艺术家奖(2018); 入选法国 Opline Prize 艺术奖(2019)、Gen.T亚洲新锐先锋榜(2020)、中国艺术权力榜(2018)、“保时捷”中国青年艺术家双年评选(2024)、The Sovereign Asian Art Prize 杰出亚洲艺术奖(2023)等。
其作品在:法国巴黎东京宫艺术博物馆;德国沃尔夫斯堡美术馆;奥地利维也纳MAK 博物馆; 挪威利勒哈默尔美术馆;奥地利萨尔茨堡现代博物馆;丹麦加姆勒斯特兰德国际艺术中心;澳大利亚悉尼 Artspace;韩国蔚山美术馆;北京民生美术馆; 韩国松隐艺术与文化基金会;德国慕尼黑 Martina Tauber Fine Art; 德国柏林 Diskurs ; 美国纽约Camera Club;北京今日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武汉美术 馆;银川当代美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等海内外重要艺术机构展出。作品被包括香港 M+ Collection、瑞士巴塞尔Erlenmeyer 基金会、意大利博尔扎诺 FBCollection、南京萃舍云集当代艺术收藏中心、北京寺上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内等机构收藏。
曹雨的作品常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深刻的主题思考著称。她的艺术探索涉及性别身份、生存状态、重大历史事件、人际关系等复杂议题。其近年创作展现了对更广泛社会和文化议题的关注和思考,在对世界现实的批判性思考的同时,也反映出个人对自我身份的探索和重建。曹雨用自己的身体推翻边界,清晰而有力地为她自身以及新一代艺术家大胆发声。她的作品挑战了社会规范,用既是本色的、又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向当下中国社会的价值与身份问题发问,对当下的相关性别问题作出了新的阐释,使得她有关性别和身份的作品,成为了一个几乎由她自己掀起的现象。在这一过程中,这位拥有自由灵魂与专注精神的艺术家为我们开启了新的可能性。她的艺术实践为当代艺术尤其是女性艺术家在中国艺术界中的地位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理解当代中国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性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作者
姜俊,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独立策展人,艺术批评家。他毕业于德国明斯特艺术学院,后获得中国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专注于公共艺术研究,以及当代艺术和城市治理的跨界融合,生活于上海、杭州和广州。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第七届广州三年展、2023成都双年展策展人之一。
(凤凰艺术 独家报道 撰文/姜俊 编辑/石一洋 责编/db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