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家美术馆鲁本斯展厅现已更名为伊夫·圣·罗兰展厅
《博物馆简史》是一线博物馆人倾心打造的一部博物馆进化史，全面呈现了18—21世纪博物馆的发展历程，完整还原博物馆的前世今生。全书以时间为轴，真实记录了博物馆从文艺复兴时期乌托邦式的“知识神殿”、战争期间的“精神庇护所”，到纯粹的“白立方”艺术空间，再到今天城市复兴中的“地标”“名片”这一过程中的蜕变，展现了博物馆在人类文明史上扮演的角色，探讨了博物馆形态、功能的演化；并针对博物馆当下面临的困境，试图从历史的时空中找到原因和线索。书中还配有100幅高清彩色插图，意在打造一场“纸上艺术展览”，让读者足不出户收获逛展体验、接受艺术熏陶。
《博物馆简史》，李 翔、一 森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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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复兴
毫无疑问，现代博物馆已经摆脱了启蒙运动时期的懵懂和精英鉴赏家聚集地的形象，也攻破了批评家描绘的“艺术的坟墓”和“与世隔绝的飞地”的假说。今天的博物馆已经成为城市汇聚人群的中心，既吸引寻求教育、娱乐的当地社群，也吸引千里之外的旅客前来拜访。它不再仅仅只是一个教育机构、娱乐机构，而开始扮演所在地区的发动机、城市状态的“晴雨表”等角色。这或许就是 20 世纪末博物馆所扮演角色发生的最大变化。——编 者
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乔纳森·拉班（1942—2023）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软城市”的概念。根据拉班的理论，城市文化本身是有可塑性的，它是由人们在有限时间内选择的呈现形象构成的视觉碎片拼凑而成的。因为观察者身份的不同，现代城市生活也会根据其观看方式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模样，这也代表着一种通过“特有文化”视角看待城市的方式的开始。基于这一理论，现代城市规划开始逐步推翻现代主义时期仅凭借统计报告和建设计划来规划发展方向的模式，而开始关注到城市的多元属性。
到了20世纪末，对“软城市”这一概念的诠释已经成为评判后现代城市的重要标准。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卫·哈维（1935— ）的《后现代性的状况》（1989）中对拉班所提出的概念的描述，他将软城市的概念从单纯的城市规划层面转向对城市文化风格的关注。哈维认为后现代城市景观是由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叠空间组成的，各种亚文化在这个重叠空间中共同存在。而软城市就是一座由艺术节、历史遗址、电影院和购物中心组成的城市，其以各种富有表现力的“时尚代码”来构建自己，从而带给人们一系列风格各异的“体验”。
“软城市”这一概念的出现，为20世纪后半叶欧美国家的城市复兴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尤其是在随着全球化日益深入而引发的文化消费时代里，软城市概念为城市形象提供了一个意义框架。通过特定文化范畴的影像投射，城市产生了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并将其复杂的多重元素聚集浓缩为一个易于理解的标志——例如提到巴黎就会想到埃菲尔铁塔和卢浮宫。同时根据凯文·罗宾斯（1947—）的理论，后现代城市的身份原本就是在媒介传播中形成的，因而图像成为构建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这无疑与后现代城市营销者的需求是一致的。尤其是像伊斯坦布尔、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巴黎这样的历史名城，都习惯利用对文化和艺术的描绘将城市本身呈现为集聚浪漫和幻想的梦境。
毫无疑问，现代城市已经成为高度审美化的地方，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文化和艺术在工业城市的复兴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例如，沙隆·祖金（1946—）在针对美国城市复兴的研究中指出，如纽约、洛杉矶等城市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张，其传统市中心地区也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而文化和艺术在其转型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纽约有计划地将其工业时代遗留的港口和仓库改建为艺术家的公寓、画廊和博物馆，洛杉矶则致力于利用博物馆等文化机构重新唤回人们对老城区的关注。祖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表明，像纽约这类涉及长期转型和去工业化的城市，文化资本的介入甚至成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一种手段，例如曼哈顿苏豪区的成功转型便与包括博物馆在内的文化产业兴起有直接的联系。
在英国，对老旧工业城市的文化类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伴随着城市品牌化的过程，这一点在英国北方城市如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利物浦和纽卡斯尔的转型发展中都能得到集中体现。这些城市的复兴计划普遍都是建立在对其文化和艺术的信心上，同时还为城市带来了金融、服务和文化旅游等新产业的兴盛。在完成一系列建设后，利物浦拥有了伦敦以外英国最庞大的博物馆网络，其中备受瞩目的莫过于阿尔伯特码头边上的利物浦泰特美术馆；利物浦自身的城市形象也从一个工业港口城市一跃而成为一个极具音乐和艺术气息的文化城市。泰恩河畔的小城盖茨黑德也通过一系列工业码头遗址的改建和波罗的海当代艺术中心（面粉厂旧址改建）的筹建，完成了城市的转型。这两个城市都因为被塑造成富有艺术气息的活力城市而成为2008年争夺“欧洲文化之都”称号的有力竞争者——最终利物浦获得了这项荣誉。
文化和艺术的这种效用也同样被中国应用在城市“老区”的复苏中。徐汇滨江地区曾是近代上海重要的交通枢纽、物流集散地和生产基地，聚集了铁路南浦站、北票煤码头、飞机制造厂、水泥厂等大工业厂区，是一条封闭的传统工业岸线。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产业转移已成必然，其所有工业设施也最终于2010年前后全部拆除。在后来的城市规划中，将徐汇滨江重命名为“上海西岸”，旨在将其建设成为对标伦敦泰晤士河南岸、巴黎塞纳河左岸等蜚声国际的城市文化地标。
在之后的城市更新与改造中，上海并没有完全抹掉这块区域的城市记忆，而是将北票码头的标志性建筑，比如塔吊、煤料斗卸载桥等建筑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并巧妙地与美术馆、咖啡馆等有机融合在一起。2014年以来，包括龙美术馆（2014年对外开放）、油罐艺术中心（2019年对外开放）、西岸美术馆（2019年对外开放）在内的一众艺术文化机构陆续对外开放。尽管徐汇滨江的改造建设仍未结束，但其以艺术传媒为引领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已颇具规模。
总而言之，在后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复苏领域，博物馆扮演着重要角色，因为它是“软城市”概念中文化复兴的象征，是任何试图改善自身城市形象和文化态度的城市都可以信赖的文化符号。在北美，费城、堪萨斯城、旧金山和巴尔的摩等城市都已将其新文化区的总体规划与博物馆建设结合起来；在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博物馆已成为该市最重要的景点；相比之下，伦敦泰晤士南岸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开放，对南华克地区的形象产生了类似但似乎不及预期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博物馆作为文化符号的作用可以不假思索地应用在任何城市？事实上，这些公共政策的整体目的、成效和博物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有待评估。就算是在毕尔巴鄂这座因为当地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而重新焕发生机的西班牙小城里，也有不少证据表明围绕博物馆产生的文化艺术社区的影响力存在衰退的迹象。在很多城市中，闪亮却无人问津的现代博物馆建筑和周围破败的居民区形成鲜明对比的尴尬景象，时有出现。但是，无论艺术投入的社会回报多么有限，以博物馆为中心塑造的城市文化符号和积累的文化魅力，都在提升“软城市”形象中体现出了极高的可信赖度，即便到了今天，这种策略依然在后现代城市的文化复兴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者：李 翔、一 森
文：李 翔、一 森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