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周刊·叶子有约》
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陈思和
人物介绍：
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主任和图书馆馆长
教育部人文学科首批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国家名师奖、教育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称号
领衔中国语言文学原点精读系列课程获得教育部精品课程、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以及教育部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
现任复旦大学国家智能评价和治理实验基地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外文学比较和当代文学批评
代表作有《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新文学整体观续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从广场到岗位》等
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并有《思和文存》三卷、《陈思和文集》七卷著作多次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和鲁迅文学奖等。
走进复旦大学光华楼的陈思和教授办公室，震惊我的不只是满屋子顶天立地的书架，更是置身其中的陈教授周身洋溢的书卷气和一张口的字字珠玉。
成长在红色年代，理想主义的教育为他铺就积极向上的思想底色，特殊年代的徘徊砥砺使他练就宠辱不惊的人格品质，恢复高考的春风春雨为他洗去迷茫和滞闷，投身新时期的滚滚洪流，成为社会的知识中坚。
他用四十多年的光阴沉浸书山字海，以教书育人为己任，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传承先贤风骨为使命，始终行走在恩师贾植芳那一辈知识分子所延续的、源自“五四”精神的求真求实的道路上。
2002年，陈思和（左）与贾植芳先生（右）
“我是受理想主义教育成长的一代人。”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陈思和的成才之路注定充满坎坷。
1966年小学毕业，整个中学时代在动乱中度过。想学知识无途径，想到未来没方向。只有年纪一岁岁地往上长。
一代人被时代无情地抛向生命的荒野，举目四望，茫然无措。
同样的迷茫之中，陈思和唯一能够做的的就是坚持学习。虽然没人引导，也不知道学了有什么用，他还是抱定一个想法：不能浪费年轻的时光。
学校里不提倡学知识，他就坚持自学，私下里向老师讨教，借书看。没有老师的科目，就自己买了教材和教辅来学。福州路的旧书店是他的日常流连之地。
就这样努力跟上正常的教学进度。虽然学得不成体系，好歹在15岁时勉强学完了初中的内容。
“没什么特别的原因，我大概就是天性爱学习”，陈教授回忆说，似乎那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如果非要找一个原因，他觉得是和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五零后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理想主义的因子。进取的人生态度是刻在思想里的钢印。即便身处混乱之中，仍然坚定地向上生长。
“我就是努力出来了。没有灰心丧气，失去斗志和希望，可能就是有种理想主义的底子在吧。”他说。
1970年初中毕业，中学毕业上山下乡一片红，但陈思和没有上山下乡，留在上海成了一名社会闲散人员。
没有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工作，社会上被人瞧不起。未来怎么办？想起来就叫人惆怅。
只有学习是自己给自己的定心丸，让他感觉还能抓住些什么，漫长的岁月不至于陷入虚无。
因为住得近，他每天都去卢湾区图书馆看书。刚开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批评他，因为他读的很多都是供批判用的文史书籍。时间长了，大家看他天天来，是个真心好学的，也就由他去了。
有次他买到一套鲁迅的著作单行本，读得如饥似渴。遇到看不懂的地方就到图书馆去借注释版的《鲁迅全集》。慢慢地就知道原来现代文学是那么的复杂，并从注释当中了解到了更多现代作家、书籍和历史事件，视野一点点打开。
1974年以后，国家最高层发起的政治思想运动要求传达到最基层。而广大的基层群众是没有办法直接领会中央精神的，这就需要一支专门的理论队伍，把中央精神编成通俗的教材和讲稿，到基层去宣讲。淮海街道建立理论队伍，主体是退休职工和闲散青年，陈思和没工作，就被安排去做宣讲工作。
虽是义务劳动，陈思和还是很乐意干：“毕竟是个工作，而且可以借此机会多看书。”
从那时起，他在卢湾图书馆名正言顺地读了大量的书——从荀子、韩非子，到司马迁的《史记》，还有诸葛亮、曹操的著作。卢湾区图书馆还藏有《新青年》的合订本和不少的旧书。这座知识宝库给了他许多的滋养，成为他的知识摇篮。
工作人员也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后来就让他加入到图书馆的工人书评小组，帮助政宣组做些油印、打字、编稿子的活。他还参与了部分书评工作和《刘禹锡评传》的编写。
如今每当想起卢湾区图书馆，陈思和教授总是满心感激：“那是我人生的第一个台阶。当时能进那里面工作，几乎就是我的最高理想了。”
1974年以后，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等高校开门办学，教师带领工农兵学员会到图书馆来跟工人书评小组一起学习、讨论，大学的著名教授也经常来给大家免费做讲座，陈思和记得听过的名家讲座，就有刘大杰、章培恒、蒋学模等。
20岁的陈思和，已经能够将学到的知识吸收转化，在公共场合向普通大众宣讲了。虽然没有正规的学习环境，但大家对学习的饥渴和热情却是空前的。
也是在这一年，街道又把他安排进了街道图书馆，给了他待业多年后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后来又在淮海街道团委当了副书记。
那时他每月的工资只有17块多，不到工厂青工的一半，但他已经很满足了。浸泡在知识的海洋里，内心是充实的，几乎没有花钱的欲望，唯一的开销就是就买书，而当时能买的书也并不多。他印象里，最贵的一本书，是花了4元2角买一本《英法词典》，当时学法语没有词典，只能通过英语来查单词。
只有学习这件事，让他越来越不满足，因为学得越多视野越大，问题也就越多。
忽如一夜春风来，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
一直在学习中的陈思和，从千军万马中杀将出来，成为复旦大学中文系77届的新生。
对他来说，进高校读书，是积极正确的事，是不用选择的选择——“举国上下的眼睛都盯着我们，好像对我们寄托了整个时代的期望。我们是幸运的一小部分，是在替我们这一代青春被浪费的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陈教授说。
1978年，他与同学李辉一起通读了《巴金文集》。他们研究巴金的第一篇文章《怎样认识巴金早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六年后，他与李辉合作的第一本论文集《巴金论稿》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1月7日，即将毕业的陈思和与李辉有幸第一次走进武康路113号，谒见巴金先生。
读了多年研究了多年也崇拜了多年的巴金老先生，那天不巧正生着病。因为见面是提前约好的，巴老还是坚持和他们倾谈良久，中间还出去打了一针，对年轻人的提携爱护不言自明。
不久后，28岁的陈思和毕业留校，师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贾植芳。
“在贾植芳先生身上，我找到了我的精神父亲。”
陈思和2岁的时候（1956年），父亲就响应国家号召，随单位迁去了西安支援内地建设。留下母亲在上海独自照顾三个孩子和祖母。
从此，父亲成为每年回家探一次亲的模糊的影子。离家整整20年后，刚刚退休准备天伦重聚的父亲，却因脑溢血骤然离世。在陈思和的心里，父亲成为永远缺失的一块。唯一留给他的就是那份先国后家的情怀，和人人都要为国家出去工作的态度。
多年以后，他才从另一个人身上弥补了这份缺失。
本科在读期间，陈思和与李辉就经常在图书馆阅读和讨论巴金。馆里的一位老先生听到了他们的谈话，热心地给他们指出研究的方法和方向。这位老先生就是陈思和一生的恩师贾植芳。
当时贾先生正在主持一个编纂巴金研究资料的项目（后被列入国家六五规划）。醉心于巴金研究的陈思和参与了这个项目的部分工作，毕业留校后，顺理成章地进入贾植芳先生的门下，成为先生的助理。
《开讲啦》展示陈老师画的自画像
在贾先生指导下，陈思和读遍了巴金所有的著作，深入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内心，看到他从“五四”时期开始，延续终生的抗争、探索与挣扎。
“巴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这种无政府主义又充满了理想主义。从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反对封建军阀的专制开始，他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路地失败，只能通过文字抒发内心的痛苦绝望。他从没有为自己的文学成就得意过，反而不断地贬低自己，说自己不懂文学，不会写作，这和他理想主义的思维是有关系的。”
上世纪80年代，巴金开始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想录》，把自己从最初追求光明，追求革命，反对专制，到成为一个作家的曲折道路和痛苦内心，统统掏出来给世人看。
陈思和读懂了，对巴老也更由衷地敬佩。“巴金身上体现了‘五四运动’始终追求真理的精神。先生活了一百多岁，仍是个年轻人。他那种真诚的痛苦，和自我反省的力量，深深感染了我。”
恩师贾植芳，更是深刻影响了陈思和一生的人。
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没有遇到贾植芳先生，我大概会过上另外一种人生。”
学术上，贾先生不遗余力地给予指点和提携。陈思和最早的论文就是经由他的推荐发表在《文学评论》上。
刚开始做研究，先生就要求他做到两点：一是从寻找真相出发，尊重历史真实；二是多学几门外语，从世界范围吸收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成果。
思想上，当年提携贾植芳的是胡风，胡风是鲁迅的学生。所以贾先生一生都在自觉地传播鲁迅的思想和精神——强烈的爱憎分明，通透的大智慧。
陈思和在画画
更令人佩服的是贾先生的处世态度。
没有人吃过他那么多的苦——为朋友坐了10多年牢，受了20多年的苦，一生无子，经济拮据，就连父母双亲都是由妻子代为养老送终的。一般人经历过这样的事，很容易留下精神残疾，余生都在激愤和抱怨中度过。
但陈思和看到的贾先生，永远是那个硬朗、平和、通达的老人，没有怨气，坦然地面对祸福，似乎那些非人的遭际都已如云烟飘散。
平反以后，学校要给贾先生落实政策，让他当图书馆馆长，他就去当了一届。到七十岁学校让他退休，他就退了。“他没有什么得失的念头，受苦也好，荣誉也好，名分也罢，有没有他都很坦然，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利益跟人家争过，从来都是不卑不亢。”
这样的品质，几十年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陈思和。让他无论遇到怎样的事，都很少患得患失，凡事都看好的方面，坚定地按照自己的理想往前走。
“一个学者要有大境界，不要有小烦恼。这是老师教会我的”陈教授说，“我的成长是在他身边完成的。我身上所谓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也完全来自贾先生。”
在贾先生身上，陈思和找回了生命中缺失的那块拼图，“贾先生就是我的父亲，而且是比父亲更高一层的精神上的父亲。我的生命信息，跟巴金先生、贾先生的生命信息都是相通的。我就是他们精神上的继承人。”
“我的第一职业是教育,学生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几十年来，陈思和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领域，从巴金研究起步，进入以鲁迅为核心、以现代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和实践道路为关怀的新文学传统的研究。他提出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世界性因素、民间、潜在写作等研究方法与概念，始终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前沿。
然而无论取得过多少学术成绩，获得过多少头衔，内心里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教书匠”，把教书育人当作自己的第一职业，把学生当成最好的作品。
陈思和在给学生上课
作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新世纪的首位系主任，他着力传承、建设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点，努力把这些二级学科推向全国一流水平，还支持王安忆在复旦成立了全国首个MFA创意写作专业学位授权点。
2023年，左起：陈引驰、王安忆、莫言、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是陈思和做班主任带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佼佼者，1992年博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眼中的陈老师“总是笑眯眯的，对学生很少直指要害，鲜有厉色批评，总是鼓励为主。但在他的鼓励中，你会感到一种压力与鞭策。”
在郜元宝看来，百年来中国新文学流淌的精神——对现实的执着、对传统的敬畏、对世界的开放，完美地体现在陈教授的人格魅力中，在他的微笑里。
50岁到70岁之间的20年，陈思和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做领导需要弥合多方面的矛盾，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也难免碰到很多的困难，受些委屈，但他很少觉得自己“吃亏了”。就算有些事失败了，也不会沮丧。有时候他也会因为理念超前受到批评，说他太理想主义，不切实际。他说：”我当然知道社会什么样的，但我就是这么做了，也没什么太大的失败，总还是能做成很多事情。”
陈思和在图书馆工作
对后辈，他总是说：“你们大胆去做，出了问题来找我，有困难我来担。”当年恩师如何托举自己，他便也如何托举后辈。
言传身教影响了一代代学生，学生再成为人师，精神与教诲就这样一辈辈传承。
陈思和与学生们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把‘人’字写端正。”
如果说贾植芳先生在动乱年代延续了鲁迅、胡风这一脉五四新文学的战斗传统，那么陈思和就是在新时代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守住了批判和反思的阵地，高擎起了人文精神的大旗。
上世纪9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人文精神出现了危机。
1993年，知识界发起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面对资本对社会机体的侵蚀，人们希望找到一种人的自觉，守住人性的底线，把正面的阳刚的精神阐发出来。
陈思和教授就在这一年发表论文《试论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提出了“岗位”的概念，其内涵便是一份内心的“坚守”。
现代社会由大量的工作岗位构成，每一个岗位又是通过具体的专业和职业来体现的。专业有自己的传统，职业有自己的行规和标准，这样就慢慢形成了各自并行不悖的知识体系。这种体系不是自上而下由国家法律制定的，而是由每个专业根据自己的运行逻辑生成的。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能从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
陈教授认为，人类的欲望就像大浪滔滔难以遏制，但是海底无数的礁石可以挡住水流。无数在岗位上各守其职的普通人，就是社会的礁石，拥有阻止大浪的力量，让社会保持正向发展，防止欲望的巨浪泛滥成灾。
在这当中，知识分子尤其需要保持和发扬原有的精神传统，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是“盲目投入社会大趋势随波逐流，在集体狂欢中验证自我存在感”，也不是“用拒绝社会潮流的冷漠态度，愤世嫉俗，以确认自己的存在感”。正如陈教授所言，“知识分子需要有强大的主体精神，用最专一的情怀投入到专业理想中去，爱自己的专业，爱自己的岗位，没有一种外在力量可以剥夺这种执着的感情。”
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就是责任的代名词。知识分子要“坚守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同时，在谋生之外具备超越岗位的自觉，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所担当，有所贡献。
1990年代，香港，左起：许子东、黄子平、吴福辉、王晓明、钱理群、陈思和
三十年过去，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陈教授看来，三十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并不过时。“因为人始终在面对不同的挑战，人始终在害怕自身的毁灭，但同时人也会始终反思自身。知识分子所坚守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争，知识分子的责任，是始终要去直面并不断克服自身的丑陋面——要把这个‘人’字写端正。”
他始终把自己放到社会当中去做知识分子，而不是在书斋里做知识分子。在矛盾的社会的发展当中，他，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去年秋天，陈思和教授从教42周年暨《从广场到岗位》新书发布座谈会举行。陈教授正式从在编岗位上退休。但他说自己不会从育人的岗位上退下来，更不会从学术研究的岗位上退下来。他还要继续著书立说，并计划写作一系列“理论形态的回忆录”。他在发言中说，“希望循序渐进完成余下5本，到时我们再开座谈会，如果我还活着的话。”
也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人都需要拨开眼前的迷雾，稳住心神，安顿好自己的身心。在陈思和教授的身上，我看到了这样的定力、底线与坚守。
陈思和与学生们聚会
从青丝到白发，从学生到师者，他用一生的经历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那便是做一个端端正正的，大写的人。
总觉得复旦人就是陈思和老师这样的身心气质，如此的翩翩风度。
-本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