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和光同尘”之道：藏锋于光　混迹于尘

引言

《道德经》云，大道乃先天地而生，而为万物之源，道无处不在，而又至简以至无形：“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人类既居于天地之中，则必须法地、法天、法道、法自然。所谓法自然，就是在处理与自然、社会、人生等关系时，需要遵循其本有的法则。老子云：“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亦即人类在许多方面违背自然之道，因此他提出要清心寡欲、复归自然，以合于大道清净之源。老子在《道德经》中反复强调自然规律不可违逆，指出人类自身仅仅为天地万物之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因此提出了“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的选择。和光同尘其实是老子“守中”思想的重要表述，就其出现的具体语境而言，老子是在认知到万事万物纷繁芜杂的关系以及自然和社会运行的自在规律后，提出了“合道”的理念和实施途径。

一、知者不言：和光同尘思想的逻辑基础

“和光同尘”出现于《道德经》第五十六章，该章开篇即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字面意思是说，拥有真正智慧的人不会随意发表意见，反之，说得太多的人很可能就是没有智慧的人。老子这样说，并非完全否定世俗意义上的“认识－表述”现象，而是基于对“大道”的体悟。老子认为，世间万物虽然品类各异，但却同源于“大道”，同样须在“自然”的秩序中发展变化，亦即“法自然”。因此在“道”的意义上，天地万物是浑然为一而无差别的。

对于人类来说，因有其独特的思维和语言表述，所以产生了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人类对万物也有了日益清晰的区分。语言固然是人类认知世界最重要的工具，但古人早已认识到语言的有限性：“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就是说，语言难以完全表现人自己所欲表达的内容，更不可能穷尽天地万物的真正本质。显然老子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在《道德经》中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道德经》第五章）也就是说，无论人们如何竭尽全力用语言表述自己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可在“大道”面前仍会显得理屈词穷。老子认为，“智者”正是体验到世界不可穷尽以及大道难以通过寻常言语表述的特点，才选择“不言”。反之，绝大多数人对世界的认知往往停留在事物的表象以及粗浅的推理层面，且很容易为纷繁芜杂的现象所迷惑，从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庄子更进一步指出，人的生命有限，而对世界的认知永无穷尽，因此认为“以有涯随无涯”是错误的选择。

正是在此意义上，《道德经》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的观点冠于篇首，明确“大道”无法以言语穷尽的特点。然则大道的真相究竟如何？对于世人而言，如果将认知停留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表象上，则永远无法接近世界的本质，因此《道德经》试图引导人们透过事物表象去体认达到“大道”本质。

二、不同而和：消除对万物名相的执着

既然世间万物的现象难以通过言语掌握，而大道又隐乎万物之中，那么最直接的途径就是穿透表象的差异，因此老子说要“挫其锐，解其纷”（《道德经》第五十六章）。字面意思是说要破除事物“突出”的特征，解析事物之间复杂的纠缠和区分，且不要执着于这些表象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和其光，同其尘”，即无论是对于“光明”的状态，还是尘垢的状态，都应以平常心去看待，而不应有本质上的区分，如此方可谓之“玄同”也。这种状态亦可谓之“齐物”甚至是合于“道”。

在老子看来，人们对世间万物在名相上多有执着，然而这种执着并不可靠。《道德经》在论“名”之后，即进一步论不同名相的内在一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第二章）老子是说，人们对于事物表面特征和内在本质的认知，亦即对于价值与意义的判定，往往偏执一端，而难以认识到其在实质上的一致性。他指出，美丑、善恶等理念或价值，其实是人们在认知的层面对于事物的区分，而事物本身却无这种理念或价值层面的属性。进一步讲，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等特征上的区别，其实仅是人们对于事物在感官上的认知不同，而并非事物自身的本有的区分。由此可见，名相实际上是人们根据自身有限的认知（如感官感受或逻辑推理）而将自己的理念赋予事物之上。但老子指出，人们所执着的貌似对立的属性，其实都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赋予它们的各种属性，其实也是为了认知的方便而建立的概念参照系。老子认为，要体认“道”的本质，就首先要破除对这些人为建立的概念的执着，还要穿透诸多事物的表象，如此逐层“挫其锐，解其纷”，进而明白万物“不同而和”的本质。

一旦明确的世界本相，则将转入对相应实践的论述。如上所述，《道德经》通过对诸多现象、名称、概念的分析，指出正是这些认知，反而造成了人类与世界本质之间的隔膜。庄子也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人类受到自己所在空间、时间以及观念的限制，而无法体认到世界的本质。古代圣哲的论述，实际上正是对人类自身处境的准确概括。那么在明确了这些复杂的表象、名称、概念及其对人自身的蒙蔽之后，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社会、人生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老子认为，“无为”和“不言”“善行”和“善言”是最好的选择。

三、无为与不言：体悟“常”与“无常”的选择

老子告诫人们，“无为”和“不言”是为政和为人的最好途径，似乎有违于世俗道德观念，但这恰恰是老子思想的高深之处。老子认为，要选择处事的途径，首先就要认清相关因素的关系和具体情势。就人类的处境而言，正是很难明确自身与周遭天地万物的关系，才使其执着于固有的感知和观念，因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选择。《道德经》云：“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道德经》第五十二章）其中的“始”和“母”可视为源、因，“子”可视为流、果，老子指出，在观照世界时，要通过“子”（现象）去寻找“母”（本质），通过“母”而对“子”有更清晰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要以“母”为本，方能做到不失其本。质言之，就是要深入分析判断诸多事物的复杂关系，寻找隐藏于现象之后的本质。

要明确因果、本末，要追本溯源、原始反终，以体悟何者为“常”。然则何者为常？《道德经》中时时处处都在言天地之“常”，如：“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道德经》第二十三章）但人们认识不到甚或不愿承认这种“常”，因而就出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的景况。老子早已洞彻天地尚不能久之“常”，因此明确以“法自然”的心态面对世事之无常。亦即在明确因果源流的关系后，就应当斩断导致不良后果的根源：“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道德经》第五十二章）老子指出，唯有塞闭导致“无明”的因素或道路，才能“终身不勤”，反之则“终身不救”。此处所谓“兑”，一般释为口，亦即言之所出。则“塞其兑，闭其门”，就是告诫人们“多言数穷”（《道德经》第五章）的道理，后人所谓“言多必失”“祸从口出”也正来源于此。

在“塞其兑，闭其门”之后，就应当“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道德经》第十六章），在拔除认知的障碍因素后，就可见微知著，亦即“见小”“守柔”，从而达到“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道德经》第五十二章）的状态。概言之，塞闭导致烦扰“无明”的因素或道路，逐渐认识天下万物之始终（即因果、本末），从而不致使得自身纠缠于纷扰之中，而得以光明和自由。至此，方能领悟老子所谓“无为”和“不言”，事实上就是让人们不要轻易作出判断或发表见解，而是要在透析事物因果和本末关系的基础上，作出有利的选择。古代圣哲正是在看透上述现象、名称、概念乃至价值和意义的本质后，才提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的选择，认为唯有如此顺应大道规律，才能做到“不去”。

四、善行与善言：“处事”“行教”的救世目标

在《道德经》的哲学体系中，“无为”和“不言”并非彻底放弃世事，而是站在“救世”的立场上，提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途径，其目的仍然在于“处事”“行教”。那么如何以“无为”的方式实现“无不为”的目的？老子针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

虽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但对人类来说，要认识和改造世界，语言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系统性工具。老子也并未彻底否定语言的地位，并且提出了“善言”的观点。语言的首要意义在于对世界本质的探求，因此首先必须做到真实准确，而非追求辞采的夸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道德经》第八十一章）事实上人们很容易被华美的辞藻和虚浮的夸饰所迷惑，而忽略了事物本身的真相，所以老子才强调说真实可信的言语不求华美，而华美的言语往往不甚可靠。对于智者而言，事物的真相就是实在，或许暂时会被许多外在的因素所蒙蔽，但也无须申辩：“善者不辩，辩者不善。”（《道德经》第八十一章）老子对世界的分析和把握，是站在“大道”的高度进行观照的，他认为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社会的运行有其自在的规律，人为的因素或许能改变某些方面，但却无法阻止自然发展的整体进程，因此善言者因看透这种本质而无需申辩。

老子看透了“天地尚不能久”的实质，自然也以这种理念看待世事人生，他提出“从事于道者，同于道”（《道德经》第二十三章），就是告诫统治者要以长远的眼光处理治国理政的大事。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善行”，亦即善于为政。

既然天地和人类社会有其自在的运行规律，则统治者只需不违背这种规律，就能获取理想的状态。老子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道德经》第五十八章）意在指出为政理念与社会效应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果统治者能够总体把握、抓大放小，使社会顺其自然的规律而运行，则百姓就能守其本分、乐天知命；反之，如果统治者在社会微观层面不断苛求，试图掌控一切，则百姓也会随之而有诸多细微的区分和诉求，从而导致纷争不断。老子于是进一步指出“其政闷闷”的具体策略：“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道德经》第二十七章）无论是“善言”还是“善行”，其关键是要做到不勉强。一旦顺应自然而不强力为之，则可“以无厚入有间”，从而可以无辙迹、无瑕谪。更形象地说，就是在无关楗的情况下可关门闭户而使人不能开，在无绳约的情况下可系结而使人不可解。——此种智慧唯有善行方能行之。在为政处事中，老子也不彻底否定世俗所诉求的端方廉直以及正大光明，但他也明确提出不应因这种诉求而导致极端的效应，因此他说：“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也就是说，所谓“善行”和“善言”，其实就是要在权衡利弊中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也正是老子理想中的社会状态。由此可见，老子所言“大智若愚”的深刻道理，其实就是告诫统治者要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以超越世俗之“为”的智慧，以其无为实乃“善行”、不言实乃“善言”的方式，实现其无弃人、无弃物的救世目标。

结语

世人在面对和处理种种复杂的关系时，往往因受到自身欲望的牵制而产生诸多偏见。老子正是针对这种问题，从多个层面阐述万事万物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破除人们在名象观念方面的执着，并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消除偏见，避免纷争，做到“善行”“善言”，则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在这种状态中，亲与疏、利与害、贵与贱等观念或感受的差别似乎都可消除，从而为“天下贵”。《庄子·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或许这只是一种心灵上的修炼，但观念上的执着以及欲望的膨胀的确是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当代人在面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时，是否也应当冷静片刻，不要过于执着虚假的名相，而对世事作出直指本质的判断。在面对众多的欲望诱惑时，是否可以从“不言”“无为” 开始，做到“善言”“善行”，从而“和其光，同其尘”，而臻于“玄同”？（文／朱君毅）

作者：朱君毅，文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教授，兰州市老子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

（兰州市老子文化学会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