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媒体人张宏艳出版新书，描述父辈从印度尼西亚回到中国，再选择安居香港，迁徙过程除了地理变迁，也是身份重塑，
是离散沧桑的史诗。”
▲ 印度尼西亚华侨张宏艳：书写老一辈的韧性和逆境中求存（图：史柳艺）
原文标题：从印度尼西亚到北京到香港 身份认同与离散史诗
作者：史柳艺
张宏艳小档案
张宏艳，1970年2月生于北京，长于香港，资深传媒人。父母为印度尼西亚华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闻与传播学系毕业，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政治学硕士。曾任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总主播，在香港总商会任会务发展总监，在医院管理局任传媒及公共关系高级经理，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处长。著有《从彼岛到此岛：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离散故事》、《再见女主播：离开是为了回来的风景》、译著《金子的战争 — 一个日本老兵的中国战场记忆》、编著《一人一故事：新闻人的心声细语》等。
作为生于北京、长于香港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后代，资深媒体人、现任香港中大传讯及公关处长张宏艳在新作《从彼岛到此岛︰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离散故事》中，详叙家族三代华侨的身份认同与离散沧桑，从长辈们一九五零年代放弃印度尼西亚护照、孤身回到祖国的青春奋斗史，再到改革开放后辗转香港、重启人生的漫长迁徙过程。
张宏艳通过大量的调查采访，发现离散的本质不是失去乡土，而是在人口流动中重构精神家园，家在哪里，乡土就在哪里。在全球化时代，交通越加便利、互联网越加发达，东南亚新一代华侨也不知不觉成为了新「世界公民」，重塑了人口迁徙离散历史，这又与老一代华侨历经艰辛的离散经历形成明显差异。亚洲周刊专访张宏艳，探寻全球化背景下新老印度尼西亚华侨的离散经历与身份认同差异，以下为采访摘要：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哪一段家族成员的归国经历或细节让你特别震撼？
其实写这本书我挺惭愧的，光是动笔就花了10年，可心里琢磨这事快30年了。最早的触动来自16岁，我始终不解，为什么那么小的孩子会被独自送往异国？后来发现这并非个例：我母亲16岁回中国，叔公12岁，舅舅15岁，大量印度尼西亚华侨家庭的孩子在中学年纪就漂洋过海回到中国。最震撼的是，当时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没有邦交，孩子们要放弃印度尼西亚护照，意味着「一去不知归期」，但父母仍执意送他们回国。
这种「一往无前」的决心，至今让我感慨。我访问过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年龄大多在中学阶段。他们中很多人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优渥，家里讲中文、请华侨保姆，却在青春期毅然踏上归途。放弃护照的那一刻，他们或许不知道，这不仅是地理的迁徙，更是身份的重塑。
你认为支撑华侨在不同环境中坚持的精神力量是什么？
他们回国后面对的现实与想象落差极大。在印度尼西亚，华侨家庭普遍讲中文、上华校，语言混杂福建话、印度尼西亚语和普通话，形成独特口音。回国后，这种「非纯正」的中文反而成为隔阂，让他们被视为「异类」。融入主流社会的挣扎，贯穿了他们的迁徙史。
我认为精神力量源于「选择的担当」。许多年轻人为回国与父母闹翻，当现实与理想冲突时，他们没有逃避。比如我父亲念医科，到香港后因学位不被认可只能做推销员，却坚持念夜校学英文。这种「既然选择就直面挑战」的韧性，是那一代人的共同特质。他们不是被动接受命运，而是主动在逆境中寻找出路。
书中记叙人物的方式为何采用离散片段式结构，而非线性叙事？
这是刻意的设计。如果按每个人的经历从头讲到尾，难免重复「印度尼西亚—中国—香港」的相似轨迹。我采访了太多人，发现他们的故事都沿着「出国—回国—再迁徙」的曲线展开，若线性书写会让读者疲惫。最终我决定用「地理切片」：先讲印度尼西亚为何离开，再讲中国如何适应，最后讲香港如何扎根。这种结构暗合「离散」主题——他们的人生本就是支离破碎的迁徙史。更重要的是，离散不仅是空间的转移，更是身份的撕裂与重组。
作为第二代华侨，你如何理解「乡土」的情感寄托？你认同自己是哪里人？
作为在北京出生、香港长大、日本留学的第二代，我更认同自己是「香港人」。我们这代人的朋友圈、家庭都扎根香港，融入社会的过程更自然。我能分辨印度尼西亚语、福建话、普通话混合的广东话，那是老华侨的声音印记，但我的生活圈又完全融入香港，像一个文化中间人。这种双重性让我理解：身份认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流动的光谱。
现在香港有几十万印度尼西亚华侨后代，他们像我一样，平时是普通上班族，只有在特定场合才显露身份。有趣的是，我身边许多朋友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后代，平时像「隐形人」，直到我写书才相认，这种「隐性存在」本身，就是离散的当代脚注。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离散」状态与老一辈华侨有何不同？
最大的区别是「确定性」。现在年轻人留学移民，大多清楚未来规划，一张机票就能回国；但老一辈的离散是「破釜沉舟」。
我母亲16岁回国时，罗湖关口的离别就有「生离死别」的味道，而现在深港通勤不过「几个地铁站」的距离。这种变化不仅是地理的，更是心态的。老一辈迁徙时，信息闭塞，对目的地一无所知，去香港时甚至不知道英国殖民地的规则；现在年轻人迁徙前，能通过互联网掌握所有信息。前者带着悲壮感，后者更像「世界公民」的主动选择。比如我父亲晚年去印度尼西亚，已能从容往返，而他年轻时从印度尼西亚回国，却是「单行道」式的冒险。
在全球化背景下，你如何看待东南亚新老华侨身份认同的变化情况？
新一代华侨更倾向「全球化生存」。我在印度尼西亚的亲人会让孩子去新加坡、英国留学，生意网络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生活圈是跨国界的。他们不再纠结「我是谁」，而是以「家」为圆心构建身份，只要家人在一起，心就能安定。
这让我想起1998年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当时一些华侨遭受袭击，却选择留下，因为「根」仍在那里。而老一辈华侨面对排华时，更多是被动迁徙；现在的年轻人则主动布局，将身份分散在不同地域。这种从「落叶归根」到「随遇而安」的转变，本质是对「乡土」的重新定义：真正的根，不在地理坐标，而在血脉记忆的延续中。
书中为何较少提及一九九八年的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
书中主要聚焦1950年代回国的华侨，1998年时他们多已在香港定居。在当地的华侨虽然经历过排华，但还选择留在印度尼西亚，继续生活。那段历史对他们是沉痛的，考虑到他们仍在当地生存，细节不便过多书写。更重要的是，上一辈人面对苦难时的态度让我震撼：他们很少抱怨，而是默默寻找出路。我父亲到香港后，即便学位不被认可，仍踏实做推销员养家。这种「逆境中求存」的韧性，比苦难本身更值得书写。
策划：邱立本
编辑：李晓彤
审核：宋阳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