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思想从何而来？宋元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验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千多年前孔子的一句断语，像一道无形的堤坝将儒家思想滞留在道德至上的河道里。直到宋代，这道堤坝突然裂开一道缝隙：王安石在朝堂上疾呼“理天下之财”，叶适在温州书院里为商人正名“四民交致其用”。知识精英的义利之争分裂出一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儒学流派——功利主义儒学。

功利主义儒学强调经济理性，为传统中国的精神世界注入新的活力。然而，这种思潮最终被道德主义儒学边缘化，陷入沉寂。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精神”在宋代昙花一现？厦门大学栾笑扬和中国人民大学翟润卓两位学者在其最新论文“Where Ideas Come From: Experimenting on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Medieval China”中指出：宋代的商业繁荣孕育出一批功利主义学者及其思想，而官僚制度则抑制了功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一

历史背景：宋代儒学流变

宋代以前的传统儒学以孔孟的“仁义”学说为基础，强调道德修养至上，并严格区分“义”与“利”，将逐利视为培养道德的威胁。虽然孔孟也承认经济富足对国家和个人的重要性，但他们仅关心财富能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计，而轻视生产和消费的扩大。这种意识形态与韦伯提出的重视经济理性并主动追求财富的“资本主义精神”截然不同。

传统儒学在唐宋之际面临佛教和道教的冲击，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吸纳了宗教的形而上学，将修身成圣与仁爱济世相结合，构建出一套“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然而，正当儒学重构为理学获得辉煌之时，其内部经历了一场关键性的意识形态分流：儒学功利主义与道德主义。

图1 儒学在宋代的分流

儒学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比较如表1所示。二者最核心的哲学分歧在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功利主义认为精神内在于物质，追求利益并不违背道德正义；而道德主义认为精神高于物质，追求利益是罪恶的。所以在具体的政策导向上，前者重视财政和税收，后者则强调道德和节制。此外，功利主义在研究和教育方面也更注重实用性的历史文本和技能。

表1 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比较

功利主义作为传统儒学的特殊变体与宋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密不可分，代表人物例如李觏、王安石、陈亮等都来自经济发达的东南地区，其中著名的事功学派的发源地即是当时商业活跃的浙江温州。关于商业和功利主义学者的分布详见图2所示。

图2 学者分布与商业税密度

注：底色表示州府每平方千米商业税数量（铜钱贯数），圆圈大小表示州府宋元学者总数，圆圈颜色越呈冷色调表示功利主义学者越多，反之理学学者越多。

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功利主义儒学因其实用性受到皇帝和高级官员的青睐，而理学则更受地方欢迎，因为它鼓励地方精英在社会治理领域与中央政府竞争。尽管南宋早期的统治者希望维持思想的多元与平衡，但这场竞争最终的结果是理学自下而上的全面胜利。1241年，朱熹取代王安石被官方供奉于孔庙，标志功利主义儒学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验在中国历史上的失败。

二

主要数据介绍

为了量化功利主义儒学在不同地区的流行程度，作者利用黄宗羲等学者编纂的《宋元学案》构建了学者的意识形态分布。该书系统记录了10至14 世纪两千多名学者，其中1267位学者具有家乡、思想流派和关系网络等详细的个人信息。通过梳理，作者识别出183位功利主义学者，其代表人物包括王安石等7个功利主义学派的领袖。

商业发展程度的指标来自《宋会要辑稿》记录的11世纪70年代商业税额，这一额度是根据过去几年实际征收的商业税平均值来分配的，能够综合地衡量地区商业繁荣程度。此外，该书还记载了同一时期政府的盐酒专卖收入，这一数据作为控制变量不仅可以区分是财富规模还是私营商业部门本身的特质催生了功利主义，而且排除了国家干预主义政策的影响。

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州府层面的面积、人口、平均坡度、热量适宜度、到杭州距离以及是否参与唐代两税法改革；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学者与最近功利主义学派领袖的距离、是否出生于南宋后。同时，作者还控制了学者出生时期的50年固定效应和家乡是否位于南宋疆域境内的固定效应。

三

实证结果：商业与功利主义思想

作者根据宋元时期学者所属学派及其家乡商业税构建了线性回归模型。被解释变量为二元变量，如果学者属于功利主义学派则取值为1，反之则为0。核心解释变量是学者家乡所在州府每平方千米的商业税额，次要解释变量是州府每平方千米的盐、酒专卖收入。

回归结果显示商业税越多的地区诞生了更多的功利主义学者，而盐、酒等国家垄断商业收入与学者的功利主义倾向没有显著联系。这意味着功利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源自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私营商业部门，而非国家垄断行业。这一结论在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和各种稳健性测试中均成立。

为了验证商业和功利主义思想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引入了州府到五代时期军镇的最近距离作为工具变量。选择这一变量的原因是宋代许多商业市镇起源于五代的军镇，二者具有显著相关性；而且军镇设立是基于军事战略需要，与思想文化无关，满足外生性假设。使用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仍然与基本结论一致。

作者提供了两方面证据来说明商业如何通过精神文化渠道影响功利主义思想。

第一，网络效应。考虑到一个人的思想观念会受其所处人际网络的影响，因此，学者的功利主义倾向可能和其相关学者家乡的商业发展程度产生联系。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作者使用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的网络数据，计算了每位学者相关人物家乡的平均商税密度作为解释变量。结果显示商业能够通过人际网络塑造学者的功利主义思想。

第二，书籍偏好。功利主义学者与理学等道德主义学者的差异之一是二者具有不同的学术偏好。前者更关心历史和制度研究，即史书编纂；而后者更专注于阐释经学正统。作者对《宋书·艺文志》中的1472本经史典籍进行地理定位发现，商业繁荣地区编纂了更多的历史书籍，表明商业影响了学者功利主义的研究兴趣。

四

异质性：官僚制度的“坏”影响

虽然宋代的商业繁荣孕育出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功利主义，但这种思想最终落败于正统的道德主义儒学。其背后原因何在？作者通过两个异质性检验发现官僚制度对功利主义的抑制作用。

首先，作者测试了不同行政单位商业税密度与功利主义思想的关系。回归结果显示只有市镇一级的商业税提高了学者的功利主义倾向，而县城、州府一级的商业繁荣无显著影响，这说明功利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市镇自由竞争的私营商业活动。行政中心的商业活动往往和官僚权力交织，产生的是寻租文化而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精神”。

其次，作者检验了科举制度对商业与功利主义思想的影响。考虑到仕途的巨大吸引力，商业文化可能被科举制度所削弱。作者在模型中加入了学者家乡商业税密度和影响窗口期内（学者出生前60年至出生后30年）进士数量的交互项。结果显示商业对功利主义学者的影响在进士更多的地区被显著削弱，即科举制度阻碍了商业文化的发展。

五

总 结

思想从何而来？这篇文章利用宋元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验再次揭示了经济、思想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功利主义儒学这颗“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种子在宋代的商业浪潮中催生，但未能突破官僚制度的桎梏开花结果。也正因如此，尽管中国在宋代经历了举世瞩目的商业奇迹，最终仍然在思想的十字路口拐向了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