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从农妇到白领：挤奶机如何重塑挪威女性命运

挤奶女工（Julien Dupré, Milkmaids in the Field）

（图片来源：https://rehs.com）

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复杂而深远。这篇即将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通过20世纪中期挪威挤奶机推广这一独特案例，依托详实的挪威历史行政数据，揭示了性别偏向的劳动节约型技术如何重塑女性收入轨迹、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并最终驱动经济结构转型和性别平等进程。

一

历史背景

1.1

挪威的结构转型困局

挪威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世纪20年代。1920年挪威城市化率达到45%，制造业就业人员占就业人口25%，人均产出跻身欧洲前十。然而，两次大战期间工业化停滞，1930年仍有35%劳动力滞留农业，女性占比尤高。1930年人口普查显示：15-25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近40%，但25岁以上农村女性劳动参与率仅为20%；且农村年轻就业女性中约90%从事低技能工作，主要为女佣或农业劳工。

1.2

挤奶机：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1950-1970年挪威的农业机械化进程加速，女性首当其冲受到冲击。男性可转向伐木、建筑等季节性工作；相较之下，农村女性相比男性更高比例地迁离农村。1970年，挪威农村社区出现了性别比失衡，男女性别比为100：96.2；城市人口增长了50%，约三分之二的挪威人口居住在城市。

奶牛养殖作为挪威农业支柱，手工挤奶工作长期由农村年轻女性垄断。1910年挪威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男性仅占奶牛场工人的1.32%。尽管早在19世纪末挤奶机就于美国获得了专利，但在欧洲和美国大规模采用是在二战之后。如图1（a）所示，尽管在1930年代挪威就开始少量采用挤奶机，但直到1951年挪威取消农具进口限制后，挤奶机才加速普及。

图1 挪威1930-1970年挤奶机总体扩散趋势与1930年农场奶牛密度分布

挤奶机的采用产生了深远的经济影响。一是生产率跃升：单牛年产奶量从1950年约2000公斤增至1969年4000公斤以上。二是就业重构：挤奶机自动化直接替代了年轻女性的挤奶岗位，并触发了“挪威农业男性化”进程。三是迁移浪潮：20世纪40到60年代，挪威大量年轻女性离开农场，通过教育投资进入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50年的约25%上升至1980年的50%以上。

二

研究数据

作者构建了一个追踪数据库，覆盖在人口普查年份（1930, 1940, 1950, 1960, 1970年）年龄处于16-25岁之间的约72.5万个体：

行政注册数据：核心数据库源自中央人口登记处，涵盖1960至2019年间全体挪威人口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信息。作者使用个体出生地所在市镇（municipality）识别农村个体，并据此构建个体年轻时（16-25岁）暴露于挤奶机采用的强度。通过个体唯一身份标识码，作者还精确匹配了税收、教育及人口普查数据。

农业普查数据：作者将个体数据与市镇层面的农业普查汇总数据相结合。农业普查在1929、1939、1949、1959、1969年开展，内容包括市级农场数量、各类农业机械和设备、作物与牲畜的详细信息。作者使用各普查年份中市镇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作为衡量该市镇挤奶机采用程度的指标，将1930年市镇农场平均奶牛数量作为挤奶机引入前女性手工挤奶劳动强度的代理指标。作者还利用Lasso方法筛选了一些可能影响挤奶机扩散速度的初始市镇控制变量（如农业密度、农场规模分布等）。

三

主要发现

3.1

短期收入冲击

基于税收登记数据，作者利用1970年时年满16岁的18,014名个体在1970-1995年间的收入数据，分析了挤奶机推广对女性收入及性别收入差距的短期影响。回归因变量为个体i在年份t的收入百分位排名，关键自变量为1970年市镇j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

图2（a）展示了挤奶机推广对女性收入的动态效应。结果显示，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每增加1台，相比推广后第12年（1982年），女性收入在推广前5年下降4-13个百分位，在随后5年下降1-4个百分位。图2（b）展示了挤奶机推广对性别收入差距（女性收入百分位-男性收入百分位）的影响：在推广的前10至12年间，农场平均挤奶机每增加1台，性别收入差距扩大6个百分位。因此，挤奶机主要替代了女性挤奶工，其推广对农村女性收入产生了短期负面影响。

图 2 1970 年开始使用挤奶机以来的收入动态变化

注：1982年为回归基准组，即相对1970年的推广后第12年

图2（b）的估计结果同时表明，挤奶机推广对年轻女性收入的负面影响是暂时性的。约在推广15年后，这种影响发生逆转。此后，来自挤奶机采用率较高地区的女性，其收入百分位持续高于来自采用率较低地区的女性。同样，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每增加一台，女性相对于男性的收入提高约5个百分位。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存在短期的就业替代成本，但挤奶机的推广最终改善了受其影响的年轻女性的长期收入前景。

3.2

挤奶机推广的长期影响

在长期效应分析中，作者首先考察了年轻时暴露于挤奶机普及的女性，其中年时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概率是否受到影响。为解决关键解释变量（市镇层面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的内生性问题，作者基于“移动-份额”（shift-share）方法构建了工具变量。具体而言，作者将1930至1970年间各人口普查年份d全国农场平均挤奶机数量作为“移动”项，将1930年市镇j的农场平均奶牛数量作为当地女性挤奶工密度的代理变量（即“份额”项）；再将二者交互，得到工具变量—市镇j在各普查年份d的挤奶机暴露程度。图3(a) 展示了该工具变量与关键解释变量的强相关性：在挤奶机普及前奶牛密度更高的农村市镇，在20世纪50、60和70年代挤奶机采纳率显著更高。

图3 (a) 基期农场奶牛密度与各普查年份挤奶机推广的相关性

作者利用1930-1970年间出生在农村市镇、且在16-25岁期间经历挤奶机推广的个体样本，估计了挤奶机推广对其中年时期农业就业的长期影响。表2前三列报告了分性别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结果。估计结果一致表明，年轻时受挤奶机影响更大的女性，其中年从事农业工作的概率显著降低。具体而言，农场挤奶机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女性农业就业率显著下降3.7-5.2个百分点（相当于女性样本均值的40%-57%）。相比之下，挤奶机推广虽然也降低了男性在长期的农业就业率，但其估计效应始终远小于女性，且统计检验拒绝了男女效应相等的原假设。这表明，尽管男性也受到了农业机械化的影响，但挤奶机对农业劳动力的长期挤出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

注：该表前3列汇报了2SLS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模型设定仅包含了市镇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以及市镇基线特征与出生队列固定效应的交乘项。第2-3列模型设定进一步纳入了郡(county)与出生队列的交互固定效应。第3列将样本限制在1950-1970年的出生队列。关键解释变量（农场挤奶机数量）进行了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标准化处理。

表3进一步考察了挤奶机推广对女性远距离迁移、收入百分位排名和劳动参与率的长期影响。分析可知，农场挤奶机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年轻农村女性迁离出生县的概率增加4个百分点（第1列），中年收入百分位排名提升近2个百分点（第2列），中年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约3.8个百分点（第3列）。相比之下，挤奶机推广对男性迁移和劳动参与率的影响远小于女性，且并未显著影响男性的中年收入百分位排名。

注：第1列因变量表示个体是否迁出出生县的虚拟变量；第2列因变量为收入百分位，其中1950、1960和1970年队列的收入百分位在45岁时测量，1930和1940年队列的收入百分位分别在62岁和52岁时测量；第3列因变量为劳动力参与二元变量，用个体45岁时收入是否为正值的虚拟变量衡量。所有模型设定均控制了市镇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市镇基线特征与出生队列固定效应的交乘项、以及郡与出生队列交互固定效应。

四

机制分析

为何挤奶自动化能显著提升被替代农村女性的长期收入？作者提出了两个关键且互补的机制。

首先，是人力资本投资与职业升级。表4面板A展示了相关2SLS估计结果。被挤奶机“挤出”传统农业岗位的年轻女性，并未就此退出劳动力市场。相反，她们显著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更有可能获得大学学位（第5列）。而为了获取这些教育机会，她们更倾向于迁移到设有高等教育机构的城镇（第6列）。这些投资最终转化为职业上的升级：她们更多地进入了快速扩张的公共部门以及其他需要更高技能的白领工作岗位，同时显著减少了从事低技能工作的比例。

估计结果表明，农场挤奶机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女性从事高技能职业的概率显著增加1.1个百分点（第1列），从事低技能职业的概率则显著降低1.4个百分点（第3列）。与之相反，男性的职业结构并未出现类似女性的显著升级，且获得大学学位、远距离迁移的动力较弱。这些证据表明，从长远来看，挤奶自动化主要为被替代的农村女性创造了机会，使其能够通过教育投资和职业升级来改善社会经济地位。

注：作者根据O*Net 数据库的技能内容识别各职业分类的技能水平，并将职业分为低技能、中技能、高技能职业。第1-4列将样本限制在中年时期未从事农业工作的个体；其余各列则使用了完整的基准样本。

其次，是生育行为与婚姻决策的变化。挤奶机自动化不仅替代了女性的工作，也提高了她们生育的机会成本。表5面板A展示了在家庭层面估计的挤奶机推广对生育和婚姻结果影响的2SLS回归结果。作者发现，年轻时受挤奶机普及影响更大的女性，其家庭规模显著缩小（第1列）。从数量上看，农场挤奶机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每千人减少60个新生儿，这相当于每位女性的生育率下降约为样本均值的3%。

此外，挤奶机普及使家庭保持无子女状态的可能性增加了约1个百分点（第3列），且让女性初育年龄显著延迟（第4列）。挤奶机自动化增加了农村年轻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有效降低了她们远距离迁移和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障碍，这与教育投资和职业升级的机制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了女性长期经济地位的提升。

注：该表样本为至少有一名成年女性的家庭样本，且该女性出生于1930年时至少拥有一个农场的农村市镇、在1930-1970年人口普查年份年龄处于16-25岁之间。第2列进一步将样本限制在有孩家庭。各列回归均控制了市镇和出生队列固定效应、市镇基线特征与出生队列固定效应的交互项、郡-年份交互固定效应。

作者进一步比较了挤奶机采用对不同年龄段女性的异质性影响（详见原文表6）。作者发现，挤奶机普及对年龄在36-45岁的“年长女性”影响甚微，她们的迁移、长期收入和劳动参与率基本未变，甚至可能因年轻女性迁出而更“滞留”于农业。这表明挤奶机引发的“机会窗口”主要对年轻女性群体开放。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20世纪中期挪威挤奶机的引入对农村地区的年轻男性和女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受影响的年轻女性被挤出农业部门，迁往城市地区，在那里她们进行了更多的教育投资，并最终在中年时期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尽管农村年轻男性也受到了挤奶机自动化的影响，但挤奶机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这一具有性别偏向的技术进步最终缩小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距，并推动了20世纪女性工作的转型。

这些发现与当今备受关注的工业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劳动力市场的复杂影响存在相似之处。正如Acemoglu和Restrepo（2019）指出的，自动化任务的净效应取决于替代效应是否超过生产率提升以及创造新的劳动密集型任务所产生的重新配置效应。在本文中，尽管挤奶机在短期内替代了年轻的女性农业工人，但从长远来看，她们却从这种替代中获益，实现了经济地位的提升。

最后，自动化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高度依赖于特定的制度环境。挤奶机自动化最终对女性带来积极的长期影响，与挪威当时快速扩张的服务业（尤其是公共部门）、完善的教育基础设施密不可分。如果缺乏类似的制度环境，自动化未必总能惠及被替代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