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一代高僧，原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上海玉佛禅寺方丈真禅长老舍报西归已三十载。
值此长老圆寂纪念日之际，让我们一起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禅寺方丈觉醒法师的一段文字，缅怀长老的厚德慈行。
卅载念深恩 慈云沐后人
——深切缅怀恩师真禅长老
觉 醒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禅寺方丈
今年是恩师真禅长老圆寂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每当我处理寺务、接待来宾，或在夜深静坐时，常回想起随侍长老座下的十年：
长老自律的作息、俭朴的饮食、分明的尺度、随口的叮咛，至今仍在耳边，也常校正我的取舍。
借着编撰纪念文集的机会，我想把亲历亲见的一些事写下来。虽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但愿读者能从中感受到长老的为人与风范，也提醒我自己不忘本分，与同道共勉。
十年随侍，朝夕相处
1985年3月，我怀着对佛法的热忱和向往，来到上海玉佛禅寺出家。作为当时年龄最小的学僧之一，年仅16岁的我进入了上海佛学院预科班就读，并和慧之、开忠、界本等一起被选为真禅长老的侍者。
在我的想象中，像真禅法师这样德高望重的教界长老，应该是极其威严且不苟言笑的。可是当师父欣一法师带着惴惴不安的我第一次走进丈室时，眼前见到的却是一位平易近人、慈爱仁厚的长者。在和长老的闲话家常中，我渐渐放松下来，说了很多家乡的事情和自己出家的因缘。我也很幸运地被选为长老的贴身侍者，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如果要用三个词来形容真禅长老的生活日常，我想应该是简单、规律和俭朴。
对于饮食起居，他的要求非常简单。由于多年罹患糖尿病的缘故，长老的饮食很清淡，少盐多醋。早晨只吃几片生姜、一碗干丝，一碗莲子银耳羹或者水煮的黑木耳、山药；中午也只煮一碗少油清淡的罗汉菜，食材是番茄、木耳和一些豆制品，长老通常就着菜汤拌几口饭吃，每天都是如此。
有时我问真大和尚，为什么天天都吃得这么简单且寡淡无味，对我这样口味重的北方人来说，实在难以下咽。他却总是笑着说，饮食要有规律，定时定量，如果遇到可口的饭菜，就暴饮暴食，遇到不对胃口的饭菜就不吃或少吃，并不利于身心健康。
真禅长老日常保持着非常规律的作息。他每天清晨四点不到就会起床，五点左右在丈室中打太极拳，六点吃早饭。早饭后便开始处理文件。寺里的当家，比如明如法师、德润法师等，有时候七点多会来他房里谈工作。
中午时，长老会午睡半个小时左右，但有时候忙起来，连这点午休的时间都没有。这完全不是一个七十多岁老人该有的工作强度。在繁忙的法务活动、寺务工作和外事接待之外，他每天会在方丈室的佛堂中完成早晚定课，拜佛、诵经，有时也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坐，对待修行从无懈怠。
在生活中，真禅长老的衣着很俭省，许多衣服、袜子磨破了依然不舍得换新的。冬天穿的一件黑色长袍因为洗的次数太多，原本的黑色已几近灰色。我们多次劝他买件新的，他坚决不肯，直到圆寂前，也依旧经常穿着。
他还有敬惜字纸的习惯，若有人给他来信或发来会议通知，只要纸上尚有一点空白，他都要裁剪下来，放在抽屉里，当做便条纸用，丝毫不浪费财物。有一次，我把一件破汗衫扔到天井的垃圾桶里，结果被长老发现了，他对我说，这个还可以继续穿，不要浪费。
真禅长老自己房间里用的东西都很差，而接待客人的会客室却布置得很好。他总说：“我房间里就是我自己住，或者是偶尔几个当家会来找我，但是会客室是接待外宾的，必须保持干净整洁。”
在与真禅长老朝夕相处的十年中，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可贵的品质。他有很多做事的习惯深深影响了我。比如长老经常和我说“勤笔免思”，让我遇到事情随时记录下来，这样即使时间久了也不容易忘记。多年来我坚持着这个习惯，一开始用笔记，现在用手机，把每天的事情或者未来几天的安排都在日历中记录下来，这样便不会顾此失彼。
此外，真大和尚做事非常有条理性。每天他会对办公桌上的文件做好分类，哪些事情是当天要处理的，哪些事情可能放到后面再处理，他会把它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类摆好。哪些是给当家的，哪些需要给客堂，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基本做到当日事当日毕，不让工作过夜。对于已经处理完的文件，他也会用牛皮纸信封装好，分类摆入房间柜子中存档。在协助长老做这些整理工作时，我总是能从各种细行上感受到他的严谨与自律。
慈悲待人，润物无声
春风化雨，慈悲谦和。这是每个与真禅长老交往过的人都会有的共同感受。寺里的法师和职工发自内心地尊重、爱戴长老，因为他总是细致关爱、照顾着每个人。
成为长老的侍者后，我配合他的作息习惯，从佛学院要求的五点起床，改为每天四点起床。有时候长老起得早，路过我身边时我赶紧起身，他总是说：“你再多睡一会儿，多睡一会儿。”
记得刚被选为侍者时，我还住在佛学院的宿舍里，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因为听到江宁路上公交车开过的声音，误以为已经是早上，就拎着热水瓶去给老和尚打开水，路过门卫岗亭看到上面的电子钟，才知道自己搞错时间了。长老听说这件事后，便把一块自己戴过的钻石牌手表送给我，后来日本客人送给他一块带闹钟的手表，他也转赠于我，从此我每天用手表定闹钟起床照顾他。
又有一次我感冒发起高烧，晚上迷迷糊糊感到他在触碰我的额头感知体温，还好几次帮我盖紧被子。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事情，至今回想依然能感受到那份无微不至的关心与爱护。
每天有很多人来看望真禅长老，无论他们身份如何，年龄如何，长老都是虚怀若谷、坦诚相待。他和很多著名的学者都保持了深厚的友谊，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苏渊雷教授、社科院的高振农教授等，都是真禅长老的好朋友。
苏渊雷教授不仅是上海佛教协会的副会长，也是上海佛学院的副院长，每周都会到玉佛寺来给学僧上课。每次他来庙里，都会到长老的房间去坐一会儿，有时临近中午，长老便邀请教授一起吃碗素面。1992年，真禅长老应赵朴初居士邀请住持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为寺院恢复开放做了大量工作。有一次他和苏教授一起吃午饭时，讨论起大雄宝殿的抱柱缺一副楹联，苏教授在一刻钟时间里便完成了构思，将河南历史、开封历史和大相国寺历史融于一联之中，成就千古绝唱：
汴梁自古繁华，溯信陵卜宅，天保建寺，唐宋迄今，香火因缘历劫盛；
佛法西来微妙，算白马驮经，达摩面壁，东南遥望，金轮辉映万家春。
真禅长老尊重学者，注意维护教界与学界的深厚友谊，这也为玉佛寺后来文化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给学生讲解经文
依法依规，狠抓治理
真禅长老生前住持过很多寺院，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他先后应请住持玉佛禅寺和静安古寺，为上海佛教的复兴做了很多实事。
宗教政策落实以来，在真禅长老的带领下，上海玉佛禅寺逐渐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一直以来，玉佛寺实行两套管理：一套是寺务委员会，另一套是寺务处。寺务委员会是最高民主管理机构，负责决策工作，而寺务处则负责维持寺院日常运转执行。
真大和尚非常超脱，非常信任大家，给寺务处当家，放职放权，让大家放手去做事。同时玉佛寺也制定了各项清晰的规章制度。长老生前一直强调：管理寺院不能仅靠“人治”，要做到依法依规，用制度来建设寺院。依靠各项规章制度的有力运转，即使后来长老突然圆寂，玉佛寺依然能够稳定发展，这是长老的治寺理念和管理智慧的影响。
正是因为真禅法师在寺院治理方面卓有建树，才会得到朴老钦点，主持开封大相国寺的恢复开放工作。当时大相国寺的净严长老刚刚圆寂，情况十分复杂，赵朴老认为此时需要一个既在佛教界德高望重有影响、但同时办法又比较多的法师来圆融处理好各方关系，而“真禅法师工作认真、有经验、有魄力，办法多，请他当方丈最合适，寺院能搞好”。
收到朴老亲笔信时，七十七岁的真禅长老正在住院，可是为了千年古刹重兴，他毅然接受邀请，亲身赴河南展开工作。当时的大相国寺面临很多棘手的问题。除了寺院百废待兴外，很多文物局安排到寺院工作的职工去留问题也引发争议。寺内常住认为，职工会是寺院的负担，不希望他们留下来。真禅长老就告诉大相国寺的法师们，玉佛寺里也有很多正式职工，只要能够发挥他们的长处，知人善用，这些职工都能成为寺院可以依靠的重要力量。
为此，长老不但和大相国寺的法师、职工分别召开座谈会，还分批邀请他们到上海来参观学习。在他的治理下，大相国寺的两序大众相处融洽，寺院发展逐步走上了正轨。1992年11月6日，开封大相国寺隆重举行了迎请藏经、方丈升座，及中日两相国寺缔结友好寺院签定、立碑仪式。赵朴初会长及中央省市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国外友人及东南亚、欧美，以及港澳台地区的信众等万余人参加庆贺。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真禅长老生前非常重视佛教人才培养工作。他和赵朴初居士一样，把培养青年僧人看作佛教界最紧迫的任务，认为青年是佛教的希望。他一直强调，一个合格的僧青年，必须做到“两爱”和“三懂”。
首先是爱国爱教，其次要懂佛教教理和教史、懂法务活动、懂寺庙管理。1980年10月，中国佛学院在北京恢复。当年12月，真禅长老赴苏州参加中国佛学院灵岩分院开学典礼，他对年轻的学僧们说：“我们佛教协会的章程里有一条，叫做‘发扬佛教优良传统’。团结爱国，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就是佛教的优良传统。我们的前辈已经这样做了，我们也要这样做，我希望同学们都这样做。”
1982年，真禅长老在玉佛寺里创办学戒堂。为了给上海佛教界持续输送新生力量，他在寺院经济各方面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率先提出恢复上海佛学院。1983年，上海佛学院正式成立，以真禅法师为院长，淦泉法师为副院长，学僧的费用全部由玉佛寺承担。
佛学院入学考试
真禅长老时刻挂念着佛学院的年轻学僧们，经常向负责教务的淦泉法师和负责总务的陆少堂等了解学僧的生活、学习情况。他会细致询问新生们的衣食住行，了解他们的需求，想办法帮助学僧们迅速融入丛林学修体系中。长老特别重视狠抓学僧们的持戒与上殿威仪，他教导我们：
举佛音声慢水流，讽经行道雁横游。
瞻前顾后轻移步，左右回旋半展眸。
叉手当胸如捧水，立身顶上似安油。
威仪动静常如此，不枉空门作比丘。
佛学院要求学僧每天穿僧袜，但僧袜往往不合脚，需要在里面再穿一双自己的袜子。遇到夏天，穿鞋闷脚，见很多人都不穿僧袜，我也起了偷懒的心思，结果长老发现后马上批评了我，他说：“僧要像僧，不能随波逐流给犯错找借口，对自己要有要求。”
参加宗教活动时，他也教导我们，普佛和超度虽是应居士要求而做，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修行的法门，是“借斋主的香花求自己的福慧”。真禅长老办教育的理念非常超前，处处敢为人先。为丰富学僧们的眼界，他积极邀请海内外诸山长老和大善知识来院开示讲学，内地的正果、茗山、觉先等法师，香港的永惺法师和北京大学丁永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苏渊雷教授、林子青居士，国外的如沈家桢居士等都来佛学院上过课。每年学僧们还会分批去内地名山大刹、佛教院校参学，开阔视野，以广见闻。
1985年，上海佛学院的首批毕业生进入上海各大寺院，很快担负起寺院的各种管理工作，逐渐成长为上海佛教界的中坚力量。1992年，赵朴老在上海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上朴老大声疾呼：“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
其实真禅长老很早就意识到了佛学院发展中的问题。当时各地佛学院没有一整套完整的教学大纲，往往根据所聘教师的专长来安排课程，这样并不符合教育规律。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社会教育，在王雷泉教授的帮助下，1990年上海佛学院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首届佛学研究班，学制两年，这在全国都是一个创举。青年僧人能步入大学的大门，登上研究生的课堂，这可以说是开辟了僧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求同存异，法谊长存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曾称赞真禅长老是佛教界的外交家。朴老和真禅法师的友谊可追溯至共同亲近圆瑛法师的那段岁月，后来两人又在复兴中国佛教的道路上密切互动，携手同行。
1973年5月，刚刚复出的赵朴初居士陪同日本“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访华团访问上海，当时真禅法师作为上海佛教协会负责人在玉佛寺接待了访华团。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时朴老每年都会来上海，每次他都住在玉佛寺里，和长老促膝畅谈，朴老特别信任真禅长老。
落实宗教政策后，玉佛禅寺作为首批涉外寺院，一直是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在国际交流方面，真禅长老常说：“爱国是阿弥陀佛加友好，民间外交结人缘。”他认为佛教寺庙不仅是一个修持道场，也是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我国佛教的一个窗口。每次出访和接待，长老始终坚持“在教言教”的原则，主动向国际友人宣传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介绍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玉佛寺的对外交流成为我国对外宣传宗教信仰自由，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一个窗口。
他总是叮嘱我们“外交无小事”。面对外宾，长老始终坚持“不卑不亢，有理有节，以我为主、对我有利”的原则，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尊重与敬佩。
接待工作看似简单，其实是由无数细节串联起来的。他一直说：“要打有准备的仗。”所以每次接待前，长老都会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预想外宾可能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初次到访玉佛寺的外宾和国外宗教团体，他会仔细查阅背景材料，了解他们对华态度和言论，以便在接待时做到有针对性地进行交流。
1993年，日本大型佛教访华团300人在团长山田惠谛（日本天台宗座主兼全日本佛教会会长）、副团长庭野日敬（日本立正佼成会创始人）和田泽康三郎（日本宗教团体联合会会长）的率领下，应中国佛教协会及赵朴初会长的邀请访问中国。5月21日下午，玉佛寺为三位长老举行延生普佛法会，真禅法师在般若丈室会见了访华团成员。当天晚上，中国佛教协会、上海市佛教协会和浙江省佛教协会联合为三位老人举行祝寿大会，真禅法师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和玉佛寺向三位寿星赠送祝寿礼品。后来我也常常接到出访任务，每当去拜访大相国寺的有马赖底长老或者日本立正佼成会庭野日鑛会长时，都能感受到日本佛教界的这些前辈们对真禅长老发自内心的尊敬。
真禅长老毕生致力于推动祖国统一事业。在与台港澳同胞的交流中，他总是亲切介绍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各种欣欣向荣景象，鼓励漂泊的游子们回乡探亲访友。我记得80年代，台湾有一些渔民每逢台风季会到上海港内躲避台风，他们中很多人都有信仰。后来有关部门便组织他们来玉佛寺拜佛。那时三通未通，但渔民们却从玉佛寺请了佛像回台湾供奉，其中还有一尊玉粉制作的小玉佛。
1986年中秋，真禅长老邀请400位台湾同胞到玉佛寺来共度中秋，品尝净素月饼。他深情地对渔民们说：“月饼是圆的，它象征着祖国统一，亲人团圆。我期待着我们祖国早日统一，骨肉早日团聚，中华佛子早日大团圆，花好月圆，国泰民和，其乐也融融，其喜也洋洋。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到那时，我们希望各位再到玉佛寺来共赏明月。”
心香一瓣，利益群生
人间路，菩萨行。真禅长老是当代践行人间佛教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致力于佛教的资生福利事业，自1985年起，长老每年都以个人名义或代表玉佛寺向社会有关福利机构及团体以及各地灾区人民和希望工程捐赠财物，至1995年圆寂时，捐赠总额达人民币700余万元。
长老常对我说，佛陀创教的本怀，就为了普度众生，让大家都能够脱离苦海。“勿忘世上苦人多。”他说佛教存在的价值，就是要不断地多接触社会，多了解社会，多服务社会，多奉献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报国土恩，为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有时候，别人请长老题词，他写的最多的便是“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在上海儿童福利院面临捐赠短缺的时候，长老带着玉佛寺的法师和信徒去看望福利院的老师和残疾儿童，专门设立“真禅残疾儿童福利基金”雪中送炭，自此与儿童福利院结下不解之缘，孩子们都亲切地称呼他“真禅爷爷”。
1991年5、6月间，华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其中安徽、江苏两省灾情最重、损失最大。7月12日，中国佛教协会发出呼吁，号召全国佛教徒行动起来，救济灾区人民，真禅法师带头并动员上海佛教四众弟子捐款捐物，进行赈灾。
1991年7月16日，真禅法师在玉佛寺的般若丈室举行了“支援灾区捐款动员大会”，并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做动员报告：“现在全国已有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遭到严重的水灾，而且灾情还在不断扩大，安徽危急！江苏危急！常州市已被水困。我们作为佛弟子，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发扬佛教救苦救难的慈悲精神，捐款捐物，帮助灾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
在真禅法师的带领下，上海佛教界为灾区人民捐款突破100万，其中玉佛寺僧众与信众捐款共计70余万。入冬前，真禅法师又代表玉佛寺广大僧众和信众向灾区捐献棉被1000条，以帮助灾区群众度过寒冬。与此同时，玉佛寺还向部分受灾的寺院及一些佛教杂志、宗教出版物单位捐款30余万元，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对此，赵朴初两次写信给真禅法师，对他率领上海佛教界捐款赈灾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上海佛教界救灾热情甚高，既是财施，亦是无畏施，护国护民，亦是护法，无任欢喜赞叹。”
1995年，信徒们希望为真禅长老庆祝八十大寿。本来，真禅长老是从不过生日的，后来他说，如果一定要办，那就把礼金全部回向给公益慈善事业。后来，他把祝寿所得的全部香仪悉数捐赠给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真禅学校、江苏东台安丰镇中心小学和其它社会福利事业。
行愿无尽，法乳长流
如果说真禅长老生前有什么牵挂的心愿，大概就是玉佛寺的改扩建工程。长老生前曾提出，玉佛寺太小，每逢重大活动时，天井里挤满了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能够对玉佛寺进行改扩建。
2011年起，玉佛禅寺开始筹备整体修缮工程。2014年7月31日，“百年古刹，再启新篇——上海玉佛禅寺消除公共安全隐患保护性修缮工程开工典礼暨祈福大法会”在玉佛禅寺内举行。自此，建寺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工程正式启动。2018年2月，大雄宝殿平移顶升圆满落成启用庆典暨圣像装金启动，宣告一期修缮工程竣工落成。
如今回想起来，长老虽是突然圆寂，但在他本人，却是预知时至。我曾陪着他老人家走过很多地方，自我来到玉佛寺起，从未见他回到苏北老家。可就在1995年11月生日后，他提出要给家乡的真禅小学捐款，然后便带着我们一起去看了他自小出家的净土庵，还有很多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回来时，我们专程去了常熟，参礼兴福寺后山上的祖师塔林。那时兴福寺后山的树还没长大，可以俯瞰整个常熟。那天他指着一块地方对我们说：“你们看这里好不好？”我们都说这块地方很好，长老沉吟说道：“这里在等我。”当时谁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
11月29日，我们从常熟回到上海。30日，真禅长老拖着疲倦的身体到海外联谊俱乐部，参加十一世班禅大师坐床的座谈会，并在会上三次发言。临走时，统战部的吴孟庆和长老握手，长老轻轻说：“我好累。”
很多人曾劝过长老，您年纪大了，有些会议和活动可以请假。可长老总是摇头说：“我们佛教界能有参政议政的机会很难得，我们不能放弃表达意见的机会。”
所以每次政协开会，他都会认真参加。后来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很多长老用过的笔记本，里面记载着他参会、参访的各种心得体会，拳拳报国之心跃然纸上。
卅载光阴瞬息而过。真禅长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绵长的思念，更是一份关于如何做好一名新时代僧人的、可供参照的答案。长老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个人的修行，融入到服务众生、利益社会的宏大愿景之中；如何将深奥的佛理，化为日常生活中最平实、最亲切的言行举止。
时至今日，当我们响应“学法规、守戒律、重修为、树形象”的号召时，才发现恩师早已用他的一生为我们作出了最深刻的注解。他依法治寺的严谨，便是“学法规”；他崇俭戒奢的朴素，便是“守戒律”；他解行并进的精勤，便是“重修为”；他服务社会、广结善缘所赢得的尊重，便是“树形象”。这四个方面在他身上是圆融一体、自然天成的。
云归天际，月印千江。恩师的言传身教，与时代的要求高度契合，其精神品格，正是我们今天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佛教事业健康传承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觉得对真禅长老最好的纪念，不是停留在言语上的追思，而是要将恩师爱国爱教、慈悲济世的精神，真正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将这盏心灯，灯灯相续，光光互照，落实到我们弘法利生的事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