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在传统礼乐文明的滋养下培养出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子女?近日,台湾文化学者薛仁明携中华书局新版《教养不惑》来深,与读者分享他的教育思考与实践。这是《教养不惑》近半年来的第三场新书分享会,薛仁明回顾了此前在北京、广州两地的交流情景,并强调如果说书作者有责任让读者看到成果,那么本书中三个成年子女的回顾文章、他们在发布会现场的言谈举止,与记者的问答,则是“验证码”。
薛仁明介绍,这本书首版于2012年,如今再版并包含9篇三个成年子女的回顾,是首版时无法想象的:当今社会谈教育的书,99%不是在翻译西方教育理论,就是中国人用西方思维写中国案例;约1%是引用经典,抄古人怎么说,却不涉及到当今实践。《教养不惑》可能是仅有的用中国思维谈中国教育,又有实践结果抓手的。

“如果我们实践古人‘听其言,观其行’的智慧,那么在市面上琳琅满目的教育类书籍前,我们不应只听其头头是道的理论,忘了去检验,他们到底是如何实践,并得到了什么结果?”薛仁明呼吁:“应该把他们的孩子拿出来晒晒”。5000年来,作为历史上最爱上家庭教育课,读了最多育儿书,和国际最先进育儿思想接轨的当今父母,为什么在孩子教育上,却陷入空前焦虑,拥有前所未有庞大数量的“问题孩子”,我们是否应该去思考是不是学错了?
当今教育问题的症结
薛仁明提出,如今社会流行的西方育儿理论,如以孩子为中心,要与孩子平等,关注他们的情绪感受,要与之共情等咋听下“好听的名词”,实际上对我们的孩子带来了“接近毁灭性的伤害”。但我们更倾向于甩锅给那些表面上的原因,如“学习太卷,他们缺少父母陪伴,社会压力太大等”。“其实正因为这套是错的,特朗普才想废掉他们的教育部。”薛仁明开玩笑道。

除了这套理论本身的问题,关键是它还与我们的血脉不搭。薛仁明进一步解释,近几十年来我国在各个领域几乎都取得了难以企及的成就,仅有孩子教育这个领域让家庭、学校、社会都感到伤透脑筋,想解决却始终是一团乱麻:“用西方育儿思路解决中国问题,就如在漩涡中,只会越陷越深无法把自己拉出。可惜再想救人,也只会让漩涡越弄越大。”
如何看待所谓“叛逆”
薛仁明说,以“叛逆”为例,其核心是,孩子被放在了一个“不合理、不合适”的位置上。这种对他的高度重视,导致了青春期的“叛逆”。“叛逆”一词,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在这套理论体系下,叛逆是青春期的必然。但我们忽略了,西方心理学的学说,是在西方个人主义框架下的产物。回溯历史,3、40年前,我们的父母辈,是没有叛逆一说的,是因为他们“在父母位上”,没有说要给孩子当朋友的。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叛逆?大概就是85后这批逐渐普遍,正是赶上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席卷。
“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子女对父母自然怀有敬畏与亲情,这种关系并非对立,而是代际之间的传承与纽带。”薛仁明展示了一张家庭照片:孩子们恭敬地围绕在爷爷奶奶身旁,神情自然喜悦。他说,子女是否把长辈放在心上,比所谓的“优秀”更重要。
“适当俭朴”的生活有助于孩子成长
薛仁明说其长子薛朴在回答记者“你们从小没有什么零食和玩具玩,和其他孩子相比,会不会心里很有落差?”时,介绍自己也有玩具,比如有5-6根棍子,上面装饰着不同颜色的长缨,这主要取决于家里有什么破布。有时他也会捡木头回来,或做成剑或做成弓。偶尔去别人家玩玩具,玩法很简单,或辅之一些声光电效果,一会就腻了。薛朴还说“有遇到特别好玩的,但我知道父母一定不会给我买的,因为我们家很穷。”

薛仁明表示,即使家境许可,他也刻意让孩子在俭朴的环境中成长,这反而使他们更易感受到生活中的小确幸。按薛朴的原话“牛奶稀饭就饼干看京剧就如天堂般的享受”。
而现在孩子大多认为自己日子并不好过。5000年来,我们这一代父母是最期待孩子有“快乐童年”的,他们反而没有“快乐童年”。而我们小时候,父母对此并无期待,日子反而好过。

他总结道,自己的孩子是在礼乐文明的氛围中“放养”长大的,家庭生活比较轻松。而今天很多家庭难以“放养”,与社会上个人主义思潮及商业化推动有关。他以绘本为例,指出一些翻译绘本语言失真、内置西方思维,无形中影响了孩子的语言习得与文化认同。
期待开放的深圳对老祖宗好东西更开放
薛仁明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标杆,面对教育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是可以发挥其特有作用的:“深圳不仅要对西方开放,也要对老祖宗的好东西、礼乐文明开放。我们所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优秀在我们的教育,江山代有才人出。而其中的精华,就是礼乐文明。”他期待深圳在未来更多的国际交流场合,能融入更多中国符号与礼乐文明精神,“过去我们通过深圳看世界,今后更应让世界通过深圳看见中国。”
文/凤凰网深圳 雷可可 实习生 沈婧
图/主办方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