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特朗普炮制的“和平委员会”在达沃斯年度论坛正式启动,约19个国家领导人签署了委员会宪章,包括中亚五国中的两个: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哈通社对国家领导人此次“上桌”感到振奋,认为这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中等强国”影响力提升的象征,是国家“参与全球和平议程”的重要外交成果。
其实,早在去年11月6日,特朗普政府就重提面向中亚的C5+1框架,以纪念该机制成立十周年之名,邀请中亚五国领导人齐聚华盛顿,参与美国推出该机制以来的第二次首脑峰会。从邀请五国参与“一体化”活动,到仅邀请哈乌两国参加“和平委员会”,特朗普的中亚战略是否经历了实质性转变?更关键的是,他的一系列操作到底能够给中亚带来怎样的“收益”?
索取关键矿产:美国C5+1制度型整体合作的根基
美国启动与中亚合作的C5+1机制,目的从来就不简单。10年前,也就是2015年,民主党总统奥巴马主政美国第二任期中期,在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主持下,该机制在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马尔罕正式启动。当时克里明确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理外交关系,不应受任何外部压力威胁。”这一表述似乎为美国设立这一机制的初衷提供了佐证,即推动中亚地区主权和领土完整。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亚五国与美国不仅对这一机制的热情迅速消退,加强集体安全这一初设目标也被逐渐淡化。C5+1机制性会议的召开间隔被不断拉长,2023年9月,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的间隙才召集首届C5+1首脑会议,据机制建立已过去八年之久。当时的白宫新闻稿如此写道:“拜登总统意识到,我们必须合作建立有弹性、安全的供应链,以支持未来的能源格局,美国因此提议启动C5+1关键矿产对话,以开发中亚丰富的矿产资源,促进关键矿产安全。”至此,美国开启C5+1的真实战略意图显露无遗。
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美国再次对中亚五国产生浓厚兴趣。这不仅与该地区日益凸显的地缘政治地位有关,更与其规模庞大的矿产资源密不可分。客观地说,特朗普政府对地缘政治兴趣不大,最吸引他的还是矿产资源,这从他觊觎乌克兰和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可见一斑。
美国《国会山报》曾刊发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埃德温·莱蒙的一篇文章称:“中亚地区至少拥有美国政府认定的54种关键矿产中的25种,而且其中许多矿产的储量十分巨大:全球39%的锰、30%的铬、20%的铅、13%的锌和9%的钛,仅哈萨克斯坦就生产了全球43%的铀。” 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还拥有世界上一些最大的稀有及工业金属储量,这些金属对于清洁能源、国防以及先进制造业至关重要。
可以说,美国政府上上下下都丝毫不掩饰对中亚五国矿产资源的觊觎之心。美国新任驻哈萨克斯坦大使斯塔夫特曾表示,她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保证美国参与哈萨克斯坦关键矿产的投资和开发。特朗普本人也在峰会上明确表示,关键矿产是重点议题之一。
正如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样,中亚五国领导人的白宫之旅g给了他一份满意的回报。据欧亚网和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2025年11月7日报道,特朗普在其“真实社交(Truth Social)”账号上盛赞那次峰会的成果,对于乌兹别克斯坦将在未来十年投资1000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感到满意。根据美乌协议,前三年的投资总额为350亿美元,覆盖多个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航空、基础设施、农业和信息技术等。哈萨克斯坦除了与美国达成一项11亿美元的协议、授权一家美国公司开发钨矿外,还宣布了30项商业交易,总价值达172亿美元。不仅如此,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还宣布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些成果无疑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充满争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些许辩护,也为他面临的中期选举赚取了一定资本。
奉行“工具化”外交:特朗普权力选择性介入的依据
基于去年11月白宫峰会达成的交易成果,特朗普选择将哈乌两国纳入“和平委员会”而未邀请其他中亚国家,原因其实显而易见。同时,选择哈乌两国作为权力介入点,并基于多方面的外交考量和地区战略目标,将C5+1机制推向极端化和工具化,也符合特朗普本人外交的交易性、务实性和工具性特征。
哈乌两国扮演着中亚地区的区域大国角色,相比其他三个国家,它们分别是该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优势较为明显。此外,哈萨克斯坦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并且处于中亚与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战略交汇点,地理位置优越;而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的地缘政治位置同样重要,在区域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美国显然看到了这两个国家在推动地区稳定、能源合作以及多边外交中的潜力。
更重要的是,哈乌两国近年来在外交政策上有意向加强与西方的合作,这与美国的战略目标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自2015年起加强与美国的能源合作,乌兹别克斯坦自2016年米尔济约耶夫总统上台以来,逐步转向更加开放的外交政策,在经济改革和与西方国家的合作上取得了显著进展。相比而言,其他中亚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因为与俄罗斯的联系较为紧密,在区域外交往上较为谨慎,甚至可以说,某种程度上它们不愿在美国主导的多边平台中发挥过多作用。而土库曼斯坦则长期奉行中立政策,不愿卷入大国竞争。这些国家在面对特朗普主导的外交平台时,通常表现出更为保守的态度。
事实上,美国对中亚五国的实力也有清醒的认知。在特朗普看来,这些国家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真正能够对接全球议题的只有哈乌两国,C5全员参与只会拉低效率。另一方面,美国也判断出中亚一体化本身具有脆弱性,不太可能因为一次区别对待而彻底崩盘,也默认它们即便不满也会继续靠拢美国。至于C5+1的长期制度信用、该机制在几年后还剩下多少政治分量,以及中亚国家内部心理预期变化、权力选择的外溢效应等,特朗普其实并不关心。可以说,哈乌两国“上桌”是特朗普从工具理性视角计算风险后做出的选择,清晰体现了他以效率、可控性和功能价值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外交思想。
从制度型整体合作到权力选择性介入,并不预示着美国对中亚政策的根本性转变。一直以来,这两种美国用于处理中亚事务的策略都以隐蔽方式并行存在。区别在于,民主党的奥巴马和拜登两任总统更关注长期政治成本,因而一直避免公开重点接触某个中亚国家;特朗普却更加注重效率和权力,从而直接撕破了“双轨策略”的面纱。这种借助强权为所欲为的做法,不仅体现了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让美国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中亚占尽便宜,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和平委员会”到底能够给中亚国家带来什么呢?
全球议题参与度提升与战略自主性落空之间的矛盾
哈萨克斯坦长期致力于多边外交,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乌兹别克斯坦也希望通过国际平台拓展自己的外交触角,增强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联系,为本国经济与安全提供更多保障。加入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这一全球性议事平台,理论上能够使哈乌两国在国际议题上获得更多发言权,通过参与全球和平议程、冲突调解、地区安全等关键事务,获得政治关注,提升战略地位。正如哈通社所言,加入“和平委员会”彰显了哈萨克斯坦作为“中等强国”的存在感和话语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中亚五国此前与特朗普打交道的经历可以看出,哈乌两国的战略自主性其实一直处于悬置状态。以2025年11月中亚五国领导人参与白宫峰会为例,俄罗斯财经大学副教授格沃尔格·米尔扎扬将这次峰会称做“榨取式外交”,认为中亚国家除了在白宫“被诱导签下巨额合同”外,没有获得任何好处。根据协议,乌兹别克斯坦要在三年内对美投资350亿美元,相当于乌国全年的国家预算。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第一副议长索迪吉·萨福耶夫指出了合作问题的另一侧面:要想让C5+1模式取得成功,中亚地区就不能被视为原材料的供应地,贸易协议必须得到美国在该地区发展完整供应链方面的援助作为补充。
国际媒体和智库同样对峰会成果持谨慎态度。欧亚网认为,此次白宫聚首能否被视为战略上的成功之举,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其关键症结在于,除了从中亚获取它最在意的矿产资源和大额投资外,美国是否会帮助该地区国家解决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难题,尚未可知。卡内基俄罗斯与欧亚中心研究员特穆尔·乌马洛夫将特朗普任期中的C5+1峰会描述为趁火打劫行为,认为中亚各国政府开放合作的态度就是在让寻求供应链的多元化的美国趁虚而入。在此背景下,哈乌两国所期待的国际话语权和议题参与度能否真正实现?
外交多样化提升与区域内部分化加剧之间的张力
中亚国家长期在多方博弈中寻求平衡,在中国、俄罗斯和西方之间来回游走。通过加入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这一所谓的多边机制,哈乌两国希望增加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扩大与美国进一步合作的空间,同时保持与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独立性。
然而,美国对中亚国家的选择性介入也注定导致区域内外交裂痕加剧。哈乌两国加入“和平委员会”,无疑让其他中亚国家感到被“边缘化”,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会认为自己未能受到充分重视,也从现实层面强化了中亚区域外交中的内部层级感,从而对中亚地区的多边一体化机制产生破坏,导致内部凝聚力降低,造成各国间的外交分歧。在此形势下,吉塔土三国是否会加强与其他大国或地区集团的合作,拉大与哈乌两国的战略选择差异,同样值得关注。这种内部层级化现象可能使各国面临的情形更加复杂。
“和平委员会”前景不明与国内政治反弹可能性飙升之间的冲突
尽管特朗普野心勃勃,意图通过强权政治施加大国影响力,但国际社会对“和平委员会”的前景以及特朗普的前途都疑虑重重。乌兹别克斯坦专家巴赫季耶尔·埃尔加舍夫认为,该项目“更像一场全球骗局”:“特朗普之后,‘和平委员会’将何去何从?如果他失去影响力、输掉中期选举,或者干脆在2028年下台,这个架构本身还会存在吗?”
“和平委员会”这一平台的高政治敏感性,也有可能在国内引发反弹。尽管哈乌两国政府在外交上采取灵活策略,但作为经历过苏联时期的中亚国家,部分民众或政治派别可能会对大国影响力的过度渗透保持高度敏感,认为过于依赖外部大国会影响其国家主权与独立性。
总之,无论是启动C5+1峰会还是吸纳“和平委员会”成员,特朗普都打了一手好算盘。对于中亚五国而言,美国的“橄榄枝”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好奇,然而好奇之后,仍需回归理性。正如乌兹别克斯坦政治学家法尔霍德·托利波夫所指出的,中亚终要面对“从客体到主体”的挑战,避免沦为“他人剧本中的角色”。
于雪茹,北方民族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
马晓霖,北方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