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剑锋: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十大根本问题,如何破?

华夏基石e洞察
03-06 08:19 来自湖北省

文 / 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华为基本法》起草专家组组长

根据华夏基石六君子塾(企业家创始人班)2025级1班5次课彭剑锋《家族治理研究:家族控制、职业经理人经营》授课内容整理,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01

中国能否出现历经百年的家族企业?

家族企业的继创(传承与创新发展)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纪难题。从全球来看,德国的保时捷、日本的丰田等数千家“隐形冠军”都是家族企业,在细分领域深耕数代;美国的沃尔玛、福特汽车,虽是上市公众公司,但家族仍保持核心价值观的强大影响力和关键人事控制力。中国及华人家族:李锦记(酱料超130余年),永安百货(118年),利丰集团(119年),印尼的金光集团、针记国际集团,泰国的正大集团、泰华橡胶,新加坡的信和集团、万邦集团,马来西亚的齐力铝业等都是历经三四代、能够穿越经济周期,持续发展、基业长青,享誉全球的家族企业。

德国和日本家族企业的继创发展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德国和日本都有成千上万家历经百年的家族企业,许多家族企业都是行业领袖或隐形冠军,家族企业普遍都长寿,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一个细分领域里都扎根很深。

我曾接触过许多家族企业创始人及二代,但许多人都羞于承认自己的公司是家族企业,似乎家族企业与现代公司治理相悖,是一种落后的公司治理模式。这是对家族企业的极大的误解。我曾专门撰文提出一个观点:家族企业是一种先进的、长久的公司治理模式,中国民营企业应族帜鲜明地打出家族企业这个旗号,以为家族企业奋斗为荣。但家族企业并非完全是由家族成员来经营和管理,而最好的模式是“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美的创始人何享健很认可“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这种说法,认为这是美的走向未来的现代公司治理之道,也就是企业的终极控制权应始终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家族控制权主要包括文化控制、重要人事控制以及资产交易控制等几个方面。不管股权比例多少,控制权永远掌握在家族手里,但日常经营管理一定要交给职业化团队,这就是“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

经济是周期性波动的,企业能否在低谷中穿越周期,保持持续发展?对于家族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能够穿越经济周期,具有抗逆周期的生存力。我们大陆企业的历史本身就很短,从改革开放算起,现代家族企业历史不长,多数尚处于第一代向第二代传承的阶段。我专门用了一个词叫“继创者”——既继承祖业,更能够创新,强调的是走一条不同的路,继续创业发展之道。

目前在我们咨询的企业里,有几个成功的“继创”案例。一是美的,何享健与方洪波真正体现了“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二是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与儿子毛忠群。二代茅忠群现在创造的事业超过父亲,不管从经营理念、战略到管理,都让企业上了新台阶。三是浙江的传化集团,以创始人徐传化的名字命名,他儿子徐冠巨接班后,把单一化工企业发展成多元化产业的集团公司,规模翻了几十倍。现在已经开始准备交给第三代。“褚橙”也是继创的典范。褚一斌既继承了褚老的文化和经验沉淀,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创新,走出了一条继承与创新并行发展的道路,让企业的事业跃上了新的台阶。

02

中国家族企业传承应该走向

“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

华夏基石2024年专门成立了家族企业研究咨询中心,范博宏博士将家族企业分为四类:

第一类:“封闭型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都集中在创始人及家族成员手中,即纯正的家族企业。这类企业通常专注在细分领域里,专注做一件事、一个单品、一个品类,有的带有手艺传承的特点。

第二类:“委托型企业”。所有权集中在创始家族手中,但经营权授权给职业经理人。美国企业多是这种模式,中国美的也属于这类。

第三类:“家族驱动型企业”。所有权分散,家族持股比例也许只有3%、5%,但企业的文化、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家族手中,并且家族成员积极参与企业经营。

第四类:“退出型企业”。所有权分散,且非创始人经营,创始人完全退出。万科就是典型,创始人已不对企业产生任何影响。

在华人世界里,第一代创业企业多半属于“封闭型企业”。受家族文化影响,创始人身兼所有者与经营者,退休前往往将职务与责任交给下一代,但未必同时转移股权。创始人转移股权的方式,会决定下一代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结构。如果全部交给家人,企业仍属封闭型;如果股份转移给后代,但经营权交给外部职业经理人,那就从封闭型企业转为委托型企业。我认为,如果中国企业未来要向欧美学习,应该走向“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如果在退休前逐步抽走大部分股份,仅保留少数,但后代仍积极经营,那就转为家族驱动型。当然,也有人选择彻底卖掉或退出,那就是退出型企业了。

范博宏博士团队对台湾、香港、新加坡近220家华人企业的传承进行了研究。这些华人企业大多处于第一代,少数第二代,极少数第三代,且几乎都是封闭式家族企业。研究显示,60%的企业选择了子承父业,成为跨代封闭型企业;20%选择维持家族控股但授权职业经理人经营,成为委托型;其余20%出售股份、退出经营。样本中没有发现家族驱动型(即家族参与经营但不控股)。研究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在传承过程中,企业平均会面临60%的价值损失,说明传承大多不成功。交接班时期,价值缩水是普遍趋势。美的在2012到2014年交接期间,业绩也连续出现20%~30%的下滑。这个数据表明,传承期出现价值缩水几乎是必然的。

同时,范博宏团队研究了12家已有传承经验的大陆民营企业,发现它们在传承期间的平均价值损失约为40%。价值滑坡主要发生在接班准备的高峰期,接班后趋于平缓但并未回升。这个趋势与港澳台一致,只是大陆的损失幅度相对小一些。

古语说“富不过三代”,全球视野里一代到二代交接成功的比例只有10%,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港澳台企业传承过程中财富缩水60%,大陆企业缩水40%,这是个很严酷的现实。我们得承认并接受它——用禅宗的话说,现实很骨感,有时很残酷,但要接受现实。

03

家族企业成为百年老店的四大因素

那么,为什么家族企业相对于很多公众公司,百年老店反而更多呢?(这些百年老店更多集中于细分领域)我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专注于长期价值主义与珍惜家族荣誉。

家族企业往往超越短期财务报表和单一利润导向,以让企业基业长青为使命驱动。以德日家族企业为例,它们都不搞投机,不干砸祖宗牌子的事,特别注重员工培养、研发投入和产品品质。职业经理人本质上很难自发追求长期价值,他们需要激励、考核和指标来引导,其自我驱动往往是短期利润和财务报表导向。

而家族成员则不同,他们在员工培养、研发与品牌的长期投入上,通常超过公众公司。因为家族成员会珍惜家族荣誉与品牌,会为家族声誉而战,但这有个前提:必须有家族荣誉感、家族章程、家族文化。创始人留给企业最重要的往往是一套经营思想,代代相传,形成家族治理传统。经过几代潜移默化,家族成员就不是单纯为利益而战,而是为家族荣誉而战。

所以,如果想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创始人需要变成一种“精神象征”,他的思想要被传承和供奉。就像褚时健的“经营14条”、丰田的“经营7条”,这些都是最本质的、不能丢的东西。企业名字常与家族姓氏相连,维护品牌就是维护家族声誉。家族徽章、家族宣言、家族文化,这些都能带来荣誉感。这种效应使得家族企业格外注重产品质量、商业道德和长期客户关系。一个企业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最终靠的还是产品力、诚信和持久的客户关系。这是家族企业能够基业长青的底层逻辑。

因此,如果真想传承给二代,就要“造神”,“神”即价值观。要宣传创始人的奋斗历史,讲创业者故事,在家族成员中形成对创始人的认同与崇敬,否则,没有家族荣誉感和规章约束,他们不会真正为家族荣誉而战。

第二,强文化凝聚和基于血缘下的天然信任与忠诚。

家族企业其中一项重要的特征是忠诚文化、管家文化。一般家族企业都有持久的价值观引导,独特而稳定的企业文化,从创始人开始代代相传。但这里面需要研究:哪些文化值得传承,哪些不宜传承。

当年联想柳传志找我和文跃然研究联想文化,初衷就是梳理哪些文化能传、哪些不能传。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发现根本还是股权、制度、价值观的问题。柳总总体上属儒家文化,缺少法家的决断。儒家讲情面,法家讲决断,治理企业需要儒法结合——既高举道德旗帜,该决断时也要决断;儒家境界虽高,但太虚;没有法家支撑,儒家就只是概念,只靠儒家,往往难以落地。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有用的是儒释道融合。治理企业若纯粹靠法家,太过严苛;但若只高举儒家旗帜,没有法家手段,也很难成事。真正的操作层面,需要儒法并用。

而美的何享健与方洪波之间,我认为首先是信任关系。因为方洪波本质上也是创业者,并非纯粹的空降职业经理人。何享健能抑制创始人退下来后干涉企业日常经营的欲望;方洪波有足够的容忍,不冒头、不功高盖主,靠实打实的业绩说话,来赢得信任和授权,最终熬成了自家人;这是一种高超的创始人退下后与继创者相处之艺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难以复制。

方洪波早年作为记者,在1990年代采访了何享健,一聊之下,何享健对他印象很好,就邀请他加盟美的。美的最早是做电风扇的乡镇企业,何享健把电风扇做到亚洲第一、全球前三。那时候国内几乎没有空调,空调都是进口的。美的做到第一后,面临第二次成长曲线的问题:电风扇是低端产品,竞争内卷严重。

何享健敏锐地感受到,1990年代后房地产发展会带动空调需求,而空调的核心设备是微电机。他决定进入两个领域:微电机和空调。于是美的推行事业部制改革。何享健派了三个人创建美的空调事业部:张河川任总经理,方洪波任副总(管营销),还有一位财务经理。也就是说,方洪波是美的空调事业的初创成员之一。某种意义上,何享健只是创立了电风扇业务,而从电风扇到微电机、小家电,尤其是空调,是方洪波他们三个人开创的。因此,方洪波本身就是创业者,白手起家,从无到有。空调事业部做了两年后,他开始担任总经理,一路把业务从零做到八百多亿,才交给下一任。所以,从这点上说,何享健把企业交给他,是有道理的,他们之间有长期的信任关系。

同时,家族成员基于血缘的天然信任纽带,让企业的风险管控成本较低。

第三,决策迅速、灵活性高。

1.集中决策层,无需冗长会议决策流程;

2.“船长”的权威与魄力,提高了决策速度与效率。

第四,特殊人力资本与管家精神。

1.稳定的高管团队。家族成员通常在关键岗位上长期任职,对企业的历史、文化、运作有深刻理解,保证了核心技术与经营理念的延续性。

2.管家精神。许多家族成员将自己视为企业的“管家”而非“所有者”,他们的职责是守护和壮大祖业,并将其完好地交给下一代。这种精神激励他们为企业付出超越个人经济利益的努力。

德国、日本几千家家族企业能成为隐形冠军,正是因为他们专注细分领域,保持技术与理念的传承。许多家族成员视自己为企业管家,以守护和壮大基业为职责。这种精神激励他们为企业付出,往往使其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

以上四点,我认为正是家族企业能够成为百年老店的原因。当然,欧美与华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华人企业里,根据范博士团队对220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企业的研究,60%以上选择了子承父业——家族拥有、家族经营、家族传承;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企业,基本是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它们大多是上市公司,虽然家族股权可能只有3%、5%,但在价值观传承和CEO选拔上仍有一票否决权。

从世界范围看,家族企业依然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

04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面临的十大问题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我总结为十大问题。

问题一:企业交给谁——职业经理人、后代、引入更好的合伙人,或者卖掉?如何把握创始人完全退出的时机?

比如华为是交给孟晚舟,还是交给管理团队?创始人是部分退出,还是完全退出?任总已经八十多岁,是干到生命尽头,还是选择退出?而且创始人退出,能不能承受经营业绩的下降?很多企业因为扛不住而倒下。美的交接时连续两年业绩下滑20至30%,差点没扛住。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困惑:能否扛过交接班的转型阵痛?如果能扛过去,像美的那样,新战略成功,企业持续发展;扛不过去,可能就没了。大部分企业可能都要面临这个选择。

当然,创始人要不要退休,也要看创始人的特点:一是智慧;二是身体状况。我认为,如果智慧足够、身体也好,不一定非要谈退休。最怕的是嘴上说退,实际上退不了,让二代难受。要么真退,哪怕企业死了也不管;要么就别退,继续干。何享健八十多岁还能开直升机、玩跑车,又有新的生活追求;邵逸夫干到一百多岁;金光集团的二代已经八十一岁,思路依然清晰,企业还在他掌控中。如果企业家真有各种爱好,像何享健那样,退下来享受生活也很好,人生有了新追求,经营企业未必是终身目标。生命可以有多重追求。

但如果企业创始人把经营企业当作毕生追求,内心深处真正以经营企业为乐,那我认为不必放弃,就像玩游戏一样,能从中获得快乐就好。或者像何享健那样,通过一套好的机制,交给职业经理人,自己劳逸有度、享受人生,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

问题二:后代接班人选择有限(独生子女一代),能力不足、接班意愿不够。

大陆企业创始人(50后、60后)面临的问题是家里大多是独生子女,没得选。不像港澳台的华人企业,常有五六个、七八个孩子,因为他们有家族基金,甚至多生一个就奖励,小家庭也愿意多生。如果创始人有五个儿子、六个儿子,老大不干让老二干,老二不干还有老三……接班人有得选,但现实是独生子女家庭就没得选。大多数企业家只有一个接班人,要么意愿不足,能力不够,就像山西有家钢铁企业,父亲突然离世,上千亿的产业砸在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他接得住吗?

我是广东一家二代商学院的名誉院长,每年都去给他们的二代班上课交流,许多二代不愿意接班做实业,而都希望老爹给几个亿去做投资,做个投二代,花上代的钱做投资,既轻松、没压力,又受尊重,没几个人愿意接现有的实业摊子。所以绝大多数二代是被迫接班,而一个企业主如果是被迫接班,很难经营得好。

我认为接班有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企业家心甘情愿交班,不能名义上交,实质上还大权独揽;第二,二代是否有意愿接班。意愿比能力更重要——能力不行可以找人,但没有意愿一切都白搭。我接触过很多成功的二代,他们都有经营企业的强烈意愿,有追求,觉得做企业是一条值得走的路。所以,“意愿”是最重要的,没意愿,自然没有继续奋斗与创业精神。绝大多数二代不愿意承接现有产业,这是中国家族企业传承面临的最大问题。

问题三:家产可以继承,但经营决策力和自然权威及影响力无法自然继承。创始人非正式制度难以延续,老臣不支持且退出机制缺失。

企业家产、决策权可以继承,但企业的经营决断力及个人权威难以继承。二代接班普遍面临的困境,企业经营决策要么没人拍板,要么决策失误,企业的凝聚力和执行力陡然下降。第一代创始人往那儿一坐就是权威,但二代没有功绩,自然影响力缺失。如果创始人手下有一批强势的、有能力的“老臣”,尚未退出,也没有退出机制,接班人如果没有两把刷子,得不到元老力挺,根本镇不住。权威不可能自然产生,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去建立。

二代缺乏权威和自然影响力,形成不了高层领导团队,二代创始人没有一线历练,往往识别不了管理漏洞和经营风险,所推进的改革和新政得不到支持而半途而废。

问题四:新旧团队的文化理念难以融合,战略难以达成共识。

二代接班,老臣尚在,新旧团队成员难以达成文化与战略共识,二代缺乏权威和自然影响力,高层领导团队难以形成,基于价值观的领导力天然缺乏。

问题五:家族事务与企业经营管理边界不清。

中国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家族治理和企业治理分开。我们没有家族章程、家族委员会、家族治理体系,没有家族理念、传承计划、财富增值与分享计划。家族事务与企业经营管理边界模糊,家族成员股权模糊、家族利益矛盾冲突,股权结构不合理、未通过规则和法律工具锁定控制权,原有股权架构严重障碍企业正常经营和未来发展,公司内耗,甚至陷入控制权之争。

问题六:家族成员不好好说话,缺乏正常沟通机制, 甚至有时候灯下黑。家族成员相互不理解,夫妻不和,婚姻危机带来焦虑和内耗。

国外的家族委员会和家族治理体系里,有“家族谈心会”,相当于“自我批判会”,家族信息和矛盾都要摊到桌面上。中国没有这套体系,不沟通、不交流,导致企业80%的矛盾源于误解,因为大家不把问题摆出来,喜欢背后搞小动作——桌面上哥俩好,桌底下互相踢。像华为的任总,他就能把很多事摊到桌面上谈,达成共识就不吵了。家族成员之间“不好好说话”,缺乏正常的沟通机制与制度设计,是中国民营企业的通病。家族更需要正式的沟通机制,要有家庭会议,要有仪式感。

问题七:缺乏渐进式权力移交机制,接班人难以获得团队支持。

比如二代突然接班,团队不支持,没有过渡期和缓冲机制;在治理结构上,没有引入外部董事、战略投资来增强董事会制衡能力,没有家族议会或咨询委员会,家族成员参与的边界不清晰;交接过程缺乏提前设计的路线图,比如过渡期、联合决策期、最终权力交付期——在国外这些阶段都有明确流程。

以深圳一家公司为例。儿子从美国留学回来,父亲直接让他当副总裁。但他没在一线干过,年轻人想做事,却和老臣们产生矛盾,父亲天天训他。他来找我说:“彭老师,我爸这是‘假交班’。他现在游泳比我还厉害,怎么可能‘真交’?我现在简直是被架在火上烤。”我问他:“公司哪个业务最有成长性?你选一块,自己从零干起。”他说:“你现在让我管一个几百亿的公司,我真没那个本事。我不像我爸从销售员做起,下面人玩什么花样他都懂,我不懂。”后来他选了公司里最具成长性的一块新业务,自己带着团队干了十几年,做到十几个亿。现在他有自信了,说:“彭老师,我现在回去接管整个公司,完全没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必须要有过渡期、联合决策期、最终移交期。

中国很多企业是一下子把担子全压给二代,但二代没在一线历练过,老臣也没适应,肯定接不住。何享健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他当年为了扶持方洪波,让所有高管支持方洪波的改革,自己掏了十几亿真金白银送给近200名高管,条件是:要么留下来支持方洪波改革,要么走人,不要给美的改革制造障碍。这一举动让所有人服气,也为方洪波推动“789工程”——统一采购、物流、电商、国际化和客服中心——扫清了障碍。否则资源和数据都散在各个事业部,统不起来。

何享健交接班之所以顺利,有几个原因:第一,方洪波本身是创业者,从零做到八百多亿才交班;第二,何享健用真金白银杯酒释兵权,为改革铺路;第三,有制度性安排。我们现在缺乏的正是这些。

问题八:没有确保公司财务资产具有法人隔离性,避免家族势力干扰没有在冲突爆发期设置缓冲机制,引入第三方专业顾问,加强透明度与信息披露。

现在很多企业一出事,家族成员一举报,企业一查就垮。家族成员之间“好好说话”非常重要。很多问题源于缺乏正常沟通渠道,觉得对方“应该理解”,其实不然。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安全感,尤其女性到一定年龄后,更需要财富的安全感。沟通不畅,要么导致婚姻危机,要么内耗不断。

第二代与创始人之间本质上也存在竞争关系。儿子总想超越父亲,不想活在父亲阴影下,这是人之常情。企业要可持续发展,除了继承,更需要创新。何享健当年交给方洪波时说过一句话:“你必须否定何享健。你不否定何享健,美的没有未来。”这是一种胸怀。创始人要允许二代超越,并接受创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波动。

如果创始人除了经营企业没有其他爱好,以企业为生命,那完全可以继续干下去,干到老也是一种境界。如果企业家有爱好,对生活有情趣,有其他追求,那就趁早交班,享受人生。

即使是完全控股的家族企业,也需要在专业和技术创新上重用人才。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如何融合,家族裙带关系如何处理,职业经理人的利益如何与企业长期绑定,这些机制设计都非常重要。很多民营企业习惯一事一议、年终给红包,没有把职业经理人的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真正绑在一起,导致核心人才流失。如何建立中长期激励制度,是家族企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问题九:家族信托与财富传承——如何让家族财富长治久安?

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家族信托,这涉及到家族财富的守护、增值与分享。首先,怎么守护家产?第二,如何进行财富增值?国外通常通过信托计划来实现。此外,家族财富如何分配?企业经营与公益慈善如何平衡?中国企业家往往把做企业和做慈善混为一谈。我觉得西方企业家这一点做得很好——企业就是企业,慈善就是慈善。我特别反对中国企业家用企业经营的公款去做慈善。慈善应该用自己的钱,而不是企业的钱。在央视捐10亿、8亿,用的都是企业正常经营资金,这种大额支出会影响企业现金流,甚至拖垮企业。慈善必须靠自觉自愿。

为了保护家庭财产,很多人搞离岸架构,但在中国完全照搬西方模式风险很大,因为我们的法律环境不同。合法合规是信托资产转移的基础。离岸信托不是逃避责任的工具,过度保留控制权可能导致信托失效,资产仍被追偿。跨境资产还要考虑各国法律差异与司法环境,防止漏洞。

我认为中国企业家要从“富”走向“贵”。“贵”的核心是诚信与法治。第一代企业家为了生存可以有点野性,但第二代必须有法制意识,遵纪守法,这才是家族财富长治久安的关键。

问题十:家族后代的养育——如何做到代代人才辈出?

要保证家族代代有人才、有奋斗精神,前提之一就是要多生孩子,家族内部人才有竞争、有内卷、可选择。国外家族普遍鼓励多育,最近我们国内也在推动类似机制,比如有企业家族规定每生一个孩子奖励多少,确保后代人丁兴旺。枝叶茂盛,才更可能出人才。

国外家族在培养后代时,特别强调因材施教。比如洛克菲勒家族,既有政治家、科学家、数学家,也有企业家,适合做什么就培养什么。家族基金会的作用,是保证每个家族成员生活没有后顾无忧,至少维持中产以上水平,按月领取一定生活费用,可以安心追求自己的兴趣——想从政、搞科研还是做企业,家族提供支持。但这套体系的前提是家族人丁要兴旺,所以一定要多生,鼓励多生。

此外,在家族治理上,要建立集体决策机制,设立家族委员会,引入职业经理人,发挥群体智慧,建立科学的高层决策体系。

如何解决家族企业十大问题呢?我们华夏基石目前主要在帮助企业推进三件事——

第一,建立有效的家族治理与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1.制定家族宪法/章程:制定明确的规则,规范家族成员在企业的角色、雇佣、晋升和退出机制,避免“任人唯亲”。

2.明晰的股权结构:设计合理的股权分配和继承方案,防止因股权分散导致的决策僵局或内斗。

3.引入职业经理人:认识到家族人才的局限性,在非核心业务或专业性强的领域大胆引入外部优秀人才,并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和空间,实现“家族所有”与“专业经营”的平衡。

4.创新的股权设计与治理结构:为了有效避免家族内斗,许多企业采用了现代化的治理工具。例如,李锦记制定了详细的《家族宪法》,设立了家族委员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并明文规定了家族成员的雇佣、退休乃至行为准则(如婚姻要求),以保障家族和谐与企业永续。而像李兆基家族、包玉刚家族和郑裕彤家族,则普遍运用家族信托来集中股权,确保控制权的稳定,其中李兆基家族的信托设计还引入了动态受益比例调整等灵活机制。

5.推动职业化管理:明确“家族成员”与“企业角色”的边界,建立明确的任职标准,避免“任人唯亲”。对于关键岗位,应敢于任用外部专业人才,并为其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和明确的权责范围,以留住人才、激发活力。

6.构建制度权威:最终,企业需要建立不依赖于任何个人的、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流程。通过制度来规范决策、管理和运营,这样才能减少对个人权威的依赖,确保企业在代际更迭和市场变化中保持稳定和活力。

第二,代际传承规划与接班人计划

1.早期培养与历练:对接班人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的家族会让下一代从小耳濡目染,并在成年后从基层做起,在不同岗位轮岗,积累经验和威望,最终在合适的时机平稳交棒。

2.传“理念”而非传“位置”:成功的传承不仅是权力的转移,更是价值观、经营哲学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

3.规划清晰的传承路径:代际传承不是简单的职位交接,而是一个需要长期规划的系统工程。建议采用 “渐进式”交接班模式,为接班人提供充分的历练和权威树立时间。同时,创始人应尽早明确股权分配方案,并借助遗嘱、信托等法律工具确保传承过程的清晰合规,避免事后纠纷。

第三,继承更是创新。

1.核心经营理念与文化的传承:这些企业非常注重将精神内核代代相传。永安百货的创始人强调“永安精神”,即“彼此同心,团结合作,守望相助,勿以小我而忘大我”,这种精神被后代奉为处理商事和待人接物的座右铭。李锦记则把“思利及人”作为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强调换位思考、关注对方感受和拥有长远视野。

2.与时俱进的创业精神与灵活传承:百年老店并非固步自封,而是持续创业和变革。万邦集团的第四代掌门人曹慰德在接班时,并非简单继承,而是通过贷款和借款从父亲手中买下企业,并重组业务,大胆打破父辈惯例,进军新市场和新领域,带领企业实现了规模的大幅扩张。这体现了在传承中创新与突破的重要性。

总之,中国的家族企业发展到今天,我们首先要对家族企业有正确的认识。全球真正有荣誉感、传承久的往往是家族企业。但家族企业不等于家族经营。我最推崇的模式仍是“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控制权握在家族手中,经营管理交给职业团队。就像美的,方洪波接班后,始终遵循何家立下的规矩:低调务实,不轻易见媒体、不写书、不演讲。“过野外生活,不过动物园生活”。这些是价值观的传承,也是控制权的体现——企业交给有能力的人干,但根本的规则由家族守护。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现在接触很多90后、00后,他们的思路天马行空,确实比我们这一代更强。我相信,一代会比一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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