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成金融投资研究中心主任首席投资官张云虎：数字经济内循环的发展格局

在双循环新发展架构中，“强化国内经济大循环”占据着核心枢纽位置，它是增强国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与内在稳定性的必由之路，蕴含着深远的战略考量与长期价值。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国内经济大循环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都将愈发稳固且不断强化。数字经济的迅猛崛起，正持续激发消费新潜能、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国内经济大循环不可或缺的活力源泉。

构建一个统一、开放、竞争充分且有序的市场环境，是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与基石。而实现这一市场环境的全面建立，则是保障国内经济大循环顺畅无阻的关键所在。我们需全面整合数字化技术、思维与认知，将数字化理念深度融入党的领导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个环节，对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运作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面而深刻的革新。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在质量、效率、动力上的全面跃升，达成整体智能化治理与高效协同的目标。面对行政体制造成的市场分割问题，数字消费的无边界特性使其成为打破区域壁垒的天然利器，有力促进高质量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加速内外贸易的深度融合，进而引领传统商贸领域向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迈进。针对国内市场庞大而复杂的供需匹配挑战，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先进技术与创新商业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供需对接的精准度与效率，既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求，又更有效地指导企业组织生产活动，实现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在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方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应用，不仅能极大提升供应链的响应速度与智能化水平，还能提前识别断链风险、快速搜寻替代方案，从而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与适应性。数字技术的广泛发展与深入应用，为我们以技术手段破除各类发展障碍，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化市场体系，开辟了全新的路径与思路。展望“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在提升流通效率、完善国内大市场建设、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与广阔空间，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积极实践。以全局性视角谋划数字化变革进程。数字化变革绝非单一部门的局部任务，而是关乎整体工作布局的关键举措。需统筹整合数字化技术与思维模式，紧扣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核心目标，优先推动内贸流通领域开展业务流程的深度重构与部门间协作关系的全面重塑。着力搭建国内流通的数据集成平台，并开发相应的数据利用端口，为提升数字治理效能筑牢坚实基础架构。以重点专项任务引领数字化变革方向。相较于外贸领域，当前内贸流通在基础数据储备上存在明显短板，且缺乏基于数据的深度剖析与决策支撑。鉴于此，综合运用现代数字技术来提升商务系统对内贸流通的治理水平显得尤为迫切。在前期阶段，应大力倡导内贸重点工作实现“以数据驱动对话、以数据辅助决策、以数据优化服务、以数据激发创新”的转型。对于国内重点行业的供应链安全保障问题，亦可采用类似思路，通过大数据监测手段、风险预警机制以及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来加以应对。以数据中台构建推动数字化变革深化。数据中台堪称整个数字系统的“智慧中枢”，也是政府提升数字化能力的重要支撑。它通过汇聚各类一线数据与信息，并完成深度分析，为各类前台业务提供全面且高效的信息服务。可在现有数据中心的基础上，着手组建数据中台。在现有信息报送系统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地系统以及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力度，重点拓宽国内贸易、国内消费等领域的数据来源渠道，显著提升基础数据的获取量。建立舆情分析中心，主动采集各类市场动态信息，运用自然语义分析、文本挖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手段，更加全面地汇聚国内市场的变化趋势。在数据处理与使用环节，建设安全可靠的大数据存储池，并依据既定规则与质量标准对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多个可靠、完整的标准化数据集合。根据各部门以及地方系统的实际工作场景需求，定制开发专用程序与操作界面，提供丰富且精准的决策支持服务。以数字消费扩容彰显数字化变革成果。数字消费主要涵盖电商购物消费与数字服务消费两大板块。搜索引擎、社交媒体、云计算、数字支付等前沿技术手段，有力推动了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在线娱乐等数字内容产业的迅猛发展。为充分释放国内数字消费的巨大潜力，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围绕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的新业态与新模式，在教育、阅读、咨询、游戏、视频、音乐等线上内容产业领域，适当放宽准入门槛、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持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不断优化电商行业的发展环境，鼓励传统内贸电商与专业市场、产业集群、跨境电商实现融合发展，引导电商平台从单纯的价格竞争转向商品品质、服务品质的全方位竞争，推动快递物流行业提升配送效率与服务体验。促进电商平台规范且健康地发展，鼓励电商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深入挖掘需求侧的细分市场特征、提升供给侧的柔性生产能力，实现供需两端的精准对接，同时严格监管“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垄断行为。深入挖掘“下沉市场”的数字消费潜力，将扩大数字消费纳入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范畴，支持商业企业在县域、乡镇和农村市场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软硬件设施的升级改造，因地制宜地推广“线上推广与交易+线下体验与服务”的融合模式，提升农村电商的配送效率与服务水平。

数字经济正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与市场变革的主导力量，依托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有力支撑。然而，数字技术在赋能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突出挑战。在创新层面，原创能力薄弱的问题较为显著。基础研究存在明显不足，科研资源较为分散，底层关键技术难以实现突破。人才供给上，市场对兼具技术与业务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需求迫切，但目前供给相对不足。技术开发多停留在跟随模仿阶段，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较为稀缺。产业链层面，“缺芯少魂”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重要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度与广度仍有待拓展。数据要素的规模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对国内经济循环的拉动作用不够突出，在国际分工中仍面临价值链低端锁定的风险。数字经济发展在区域间呈现明显不平衡。中西部和农村地区数字产业基础相对薄弱，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覆盖不足，网络质量与承载能力有待提升。传统农业、制造业等领域数字化改造进程缓慢，产业转型升级面临较大阻力。这种区域差异不仅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制约了对国际优质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数字领域的治理体系仍需完善。数据真伪识别难度较高，因其来源多元、形态多样，导致监管复杂度与成本上升。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尚不清晰，容易引发所有权与使用权纠纷。网络环境的匿名性加剧了信息不对称，不实信息的传播难以有效管控。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仍滞后于实践发展，部分平台企业存在垄断行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不足等问题。在全球层面，数字服务规则尚未形成统一框架。由于各经济体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不同，对数字规则的诉求存在差异，难以达成广泛共识。跨境数字贸易缺乏通行的国际准则，企业在全球运营中面临政策不确定性。出于安全等因素，国家之间数据流动存在较多壁垒，国际性数据共享平台缺失，制约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力量，是一项富有战略远见和全局意义的复杂系统工程。在当前条件下，推进相关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加速推进数字技术源头创新。瞄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方向，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等多种方式，增强对基础研究的资源保障。着力突破高端芯片制造工艺、拓展通信技术应用空间、构建面向未来的网络架构等核心环节。加强数字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在高校教育中，适当增加数字经济相关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规模，形成本科、硕士、博士衔接有序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职业培训方面，强化数字技能教育的体系建设，开展岗前与在岗专项培训，为原始创新提供扎实的人才支撑。健全数字技术协同创新体系。推动数字化在更广泛市场场景中的深度融合与应用，充分发挥数字创新所具有的收益递增特性和辐射带动作用，促使数字创新在更多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展现其独特价值。促进数字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对全国数字资源的统筹规划和优化配置，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壁垒与政策分割，推动形成优势互补、协同联动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格局。鼓励跨区域合作推进“5G+工业互联网”“智能充电设施与数据中心协同”等项目的共建共享，为国内经济循环的顺畅运行提供持续动力。聚焦畜牧业、石油化工、钢铁制造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利用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数字化平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完善数字经济相关法律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涵盖网络安全、平台治理等关键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数据产权界定，加强数据专利保护，筑牢数据安全与隐私防护屏障，为数字经济支撑新发展格局提供制度保障。充分考虑数字技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加强对中小微数字企业的政策扶持，充分释放数据要素在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协力推进全国统一数字市场建设。加大数字市场监管力度，实现线上线下监管协同，防范平台企业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手段实施垄断行为。加快数字贸易强国建设进程。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应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治理，推动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制定全球数字服务规则，促进跨境数字交易畅通。合作建设国际数据汇聚与共享平台，在保障国家安全、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依据分级分类原则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减少国际“数据鸿沟”。依托“一带一路”等合作框架，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拓展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网络，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畅通国内大循环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任务，而供需协同则是构建高水平经济循环的关键环节。传统经济循环模式面临结构失衡导致的循环动力不足、投资效益低下导致的循环路径不畅等现实约束，因而难以为继。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数字经济凭借其高渗透性、高融合性与高创新性，成为推动供需协同、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重要抓手。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作用可置于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理论框架中加以理解。数字经济嵌入生产、交换、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其内部结构呈现“两端强、中间弱”的非均衡特征，消费部门与生产部门规模最大，而交换与流通部门规模偏小，这一结构特征成为制约再生产效率的关键瓶颈。具体而言，数字经济生产部门附加值率偏低，是制约数字经济“做强做优”的核心短板；而数字经济消费部门则对消费敏感度高，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从最终需求效应看，数字经济生产部门对消费和总投资的诱发效应最为显著，是推动数字经济扩大再生产的核心动力部门；而生产部门呈现投资依赖型特征，其他三个部门（交换、流通、消费）则呈现消费依赖型特征，且各部门对净出口的依赖度均较低，这一发现印证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主要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判断。基于供需协同的理论框架来剖析，数字经济助力经济循环实现规模适度扩张与质量稳步提升的作用机制，可大致梳理为三个维度：借助挖掘内需潜力、调整需求结构，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劲动力；通过拓展生产规模、改进生产模式、加强产业间协同合作，推动供给端的优化升级，进而达成供需两端的协同扩张。通过重构技术进步的内在机制，提升经济循环的运行效率；通过重塑收入增长的实现机制，为消费循环提供效率层面的补偿，以此促进供需精准匹配，推动经济循环质量显著提升。引导经济循环的核心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变，将正向激励的重点从投资扩张转向消费升级，构建起需求侧引领、以消费为核心、以消费升级为驱动力的良性经济循环体系。近年来，学术领域针对数字经济与国内大循环之间的关联展开了全面且深入的实证探究，为上述理论逻辑提供了有力的经验依据。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能够切实为国内大循环赋能，有力推动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且这种赋能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以及创业活跃度较高的区域表现得更为突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打破市场分割壁垒以及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这三个途径，对国内大循环产生积极作用。深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在数字经济发展助力国内大循环的过程中，扮演着负向调节的角色，会削弱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的赋能成效。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政策制定者，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从更宽泛的视角考察，数字经济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影响同样具有参考价值。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且消费赋能、创新赋能、开放赋能是数字经济助力双循环发展的具体路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双循环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数字经济对双循环的赋能作用呈现倒“U”型趋势。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发展初期边际效应递增，但达到一定阶段后可能出现边际效应递减，需要在政策层面加以关注。聚焦国内大循环的具体维度，博士论文层面的系统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数字经济的作用机制。在生产端，数字经济通过提升高质量供给能力，推动供给体系对需求的适配度提升；在分配端，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分配制度，对城乡收入分配差异产生调节作用；在流通端，数字经济通过缓解市场分割，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壁垒；在消费端，数字经济通过促进居民消费升级，提升消费水平和优化消费结构。这四个维度的机制分析，构成了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完整逻辑链条。从数字与实体经济深度交融的视角审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紧密结合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借助熵值法与耦合模型对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进行测量的相关研究显示，这种融合能够有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其作用路径在于，通过激发消费需求来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通过拓展贸易规模来畅通国际经济大循环。对区域差异展开的分析表明，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对中西部地区以及非长江经济带地区的推动作用更为突出，这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增添了数字层面的有力支撑。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的研究发现，加大数字化投入能够显著增强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之间的联动效能，尤其是在促进下游分工环节有效联动方面成效显著。其作用机制在于提升产品质量水准以及推动消费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加大数字化投入对西部地区双循环有效联动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一发现为西部地区借助数字经济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

积极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数字赋能筑牢坚实的制度根基。数据要素的内在特性以及数字技术赋能的广泛性，构成了数字经济重塑经济循环模式的核心驱动力。当前，数据产权界定、价值评估、交易流通等基础性制度建设仍处于探索尝试阶段，数据孤岛现象、平台垄断问题等严重制约着数据要素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的充分发挥。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搭建公共数据共享平台，降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的成本，为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开拓经济增长的全新空间。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通过激发消费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拓展贸易规模畅通国际大循环的机制已得到实证的有力支持。推进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需要强化数字技术创新，特别是在芯片、基础软件、关键算法等底层技术领域实现自主掌控；需要针对传统产业较为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制定具有广泛推广价值的数字化转型方案，推动石化、钢铁、农业等传统行业实现新旧动能的顺利转换；需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扶持力度，通过财税优惠政策和金融支持手段降低转型门槛，形成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生态。强化数字经济与技术创新的有效互动，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相关机制研究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是数字经济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关键途径。数字技术与技术创新的互动具有双向特征：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渗透为各行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支撑；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突破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源头动力。应集中力量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高端芯片等前沿领域开展具有引领性的科技攻关，通过新型举国体制破解“卡脖子”难题，大力发展数字职业教育，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建立健全数字技术集成创新体系。促进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结合，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数字经济在赋能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也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数字鸿沟等挑战。数字经济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赋能作用更为显著，对城乡收入分配差异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政策设计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在区域层面，统筹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和5G网络共建共享，将东部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至西部地区；在城乡层面，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让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人口也能融入国内大循环的产业链条。只有在发展中实现共享、在共享中凝聚发展动力，数字经济的内循环才能真正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