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与单向20年：风暴来临，礁石在侧

如果要在过去二十年的中国文化生活中寻找坐标，许知远和他创办的单向空间很难被绕开。从2006年圆明园东门的单向街书店开始，这家由几位媒体人创办的文化空间，逐渐发展为一个包含书店、出版品牌、视频对话节目以及各类文化活动的平台，始终试图为写作、阅读和公共讨论提供一个持续发生的场域。2026年是单向空间创办的第20年。在这样的节点，我们通过与许知远的多次见面，以及对单向团队成员的采访，试图回溯这个文化组织二十年的经历。

本文作者是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曾在北京的媒体工作，也曾受包括单向空间在内的书店、沙龙与媒体机构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照拂。疫情之后，在愈发紧缩和不确定的氛围下，她离开北京出国读书。当她再次回到中国，发现许多人都感受到了变化：一种秩序正在瓦解，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她和许知远，共同经历、感受着公共氛围与时代气候的变化。

本文以个人化视角进入，或许不够确切，但如何更准确、客观地叙述一个知识分子与一个文化组织在急速变化的20年中所经历的，我们也没有确切答案。

活动进入压轴环节时，许知远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手持话筒走上台。作为颁奖嘉宾，他在一块梦幻的渐变色荧幕前发表了一段短暂的演讲——

“其实我今天来有一种挺复杂的感受。我这两天看新闻，看到全球的变化，我感到在我们这个温暖的、喜悦的，像一个家庭的场域中，外面那个更大的世界，巨大的风暴正在形成……这个巨大的风暴可能会随时摧毁一切。或者说，在这些巨大的风暴到来的时候，我们这些小的角落变得更重要，它的力量来自于彼此间的庆祝、安抚。它能不能抵御这个风暴，改变这个风暴呢……这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感觉，在我们欢庆的时候，好像有另一个东西在传来，在召唤。”

讲到这里，他停住了，望向前排观众，“我讲多了是不是？泼了冷水是不是？”他挠挠头发，“好，今天最后一个奖项，是年度热门播客……”

会场设置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这个能容纳2500人的会场此刻正在举办小宇宙2025年度的播客大赏。见过场馆内部的人都惊叹，场子真大。那个晚上，数百名播客主播被颁发奖项。这些新兴的声音媒介内容在这两年受到颇多关注，是不可小觑的商业力量。

如他所言，这是欢庆的场合。年末了，众人在庆祝彼此的成绩，任何问题都应该迎来收束的答案，他却抛出了一个警示，一个没有人能回应的疑问。

他后来告诉我，他活在过去和未来的两个时间中，无法与当下发生互动，于是常常看起来尴尬和局促。

颁奖活动开始的几个小时以前，我和许知远第一次见面。我过去对他有些没来由的偏见。这些印象被社交媒体所塑造，大多应用在中年男性知识分子身上。那个模糊的轮廓里，他是精英的，有一些清高，有一些酸腐。接到这个选题时，我一度想来批判他。但我不得不承认，亲身见面以后，我被他的坦诚和笨拙所吸引。

我们的见面约在一家粤菜餐厅。刚结束意大利的旅行，倒时差让许知远显得有些疲惫。为了今晚不再熬到后半夜，他向同事要了一片褪黑素。也许是出于内向和害羞，那晚他的话很少，只是顺着一些话题给出回应。有时候气氛冷了，他夹菜推荐大家，“嗯，好吃的。”

说起最近开心轻松的事，他低头在手机里翻找，然后把手机递给我，屏幕上面是他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再版写的序，题目是《25年后的自己》。他还翻出了他和豆包的聊天记录。他问它有哪些优秀的西班牙语翻译家，问它郁达夫和王映霞的初遇是在上海的什么地方。如果不是下午天气太冷，他会去循着豆包的答案重游故地。

写作和探索依然带给他丰盛的快乐，我在他座位旁阅读他的文章时，他会露出期待的微笑。“你有一种少年感”，我忍不住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他马上反驳我，“我去，我最讨厌少年感这个词了。”

但是写作和探索并不构成许知远生活的全部。他的时间还要交给让他头疼的财务报表。他和另外两位创始人共同管理的单向空间书店，去年出现了经营上的危机，他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面对这个处境。

在这个时刻，他要让渡更多的自己给这家书店。“我现在是团队里的‘开心果’。”他笑，然后夹了一道菜放入碗中，“吃饱了就好了。”

再见面时，我们在北京东南郊的一家摄影棚里。他比上次放松得多。我起初以为他会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令我意外的是，他像鱼一样游进了拍摄场景，迅速进入拍摄状态。

现场摆放了一张长木桌，几摞书籍，一张黑色沙发。他穿着熨烫好的衬衫和裤子，坐在沙发上看书，或是用书挡着半张脸。这个场景实在太知识分子、太许知远了，我忍不住想，他这么多年来，究竟参加过多少次类似的拍摄，和多少书堆合过影。我感到一阵无聊，出去买了一杯咖啡。

回来时，一群人正围着一本书聊天。几分钟前，许知远在那堆书里翻到一本《文学运动史料选》，这让他兴奋得不行，“这太好了。”得到拍摄方的允许，他像孩童收到礼物一样，边说“谢谢”边把它收进帆布袋。

拍摄异常顺利，比原定计划提早了一个小时。得知可以下班，许知远整个人变得轻快起来。他提着他的帆布袋，预备逃出摄影棚，说要找一个咖啡馆写梁启超。

等车的间隙，和我们聊他刚刚冒出头的想法，他想用新的方式写现当代文学史。他说得愈发兴奋，身体摇摇晃晃，两只脚交换着重心。他身后的同事们瞄着手机上的时间，表情无奈——他们打的车已经到了很久了。

去年四月开始，持续半年，许知远发现自己没有力气面对这个世界。对各种事物的新鲜感在迅速消退。有关梁启超的书写到第三卷时，他没有了最初的兴奋感。故事有了它的生命系统，显露出明显的流向，他必须顺着这个叙事走下去。《十三邀》拍了八九年，形成了固有的节奏，书店的运营也进入瓶颈。

让他更提不起精神的，是对自己才能的焦虑。过去的那个追随大师的他，渴望能和他们齐肩，但他后来发现，他对世界其实没有多么独特的看法，自己怎么那么一般？

“得有一个让自己特别骄傲的作品吧。可能写完梁启超五卷本之后，会有一种……足够有规模的东西？现在的我作为一个个体，作为人本身，我的生活本身可能是我的作品，但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作品。什么都行，反正它应该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作品。”他说。

袒露这段焦虑时，我们和他对坐在单向空间的办公桌前。那几天，他感到喉咙不舒服，生怕自己患上感冒。感冒意味着安排好的事情可能失控，“我不会生病吧？”聊了一会儿，他突然扭头找同事，“我想要个感冒冲剂。我没感冒……但是可以预防对吗？”

这几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无法拥有无限的时间，有了一种紧迫感。管理单向空间、拍《十三邀》、写作，让他越来越忙，时间变得稀碎，像被踩得乱七八糟的浮萍。

“你是在为你的同事工作。”他说，如果不是他连轴转，单向也许早就垮掉了。他把他和单向的关系比作婚姻，又改口，“家庭，还是家庭吧。婚姻听起来不太好。”

我接触过的单向空间员工都向我提出这一点，单向对许知远的依赖性在增加。当下的市场对个人表现的兴趣明显大于一个组织，于是许知远需要用他的形象，拉着这辆列车往前挪动。

他们也做过其他尝试，例如《单读》的主编吴琦开个人播客，也被视为一个IP的尝试，让他的形象和单读绑在一起。IP是双刃剑，它让品牌更加深入人心，但同时也会让个人在其中损耗、疲惫，不具有可复制性。

那天，我们的对话持续到傍晚，夜色逐渐穿进这个办公楼。他提议喝酒。我提出他感冒不适合喝酒，但他笑着坚持，“喝一口吧。”

他找同事要酒，往纸杯里倒了一层威士忌，又将冒着热气的水冲进酒里。在爱尔兰和美国，这种热威士忌酒叫做“热托迪”，据传它也被用作治疗咳嗽的糖浆。他自顾自地说，“其实我也没感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紧张。心病。”

在和鲁豫最近一次的对谈中，许知远提起十多年前做的两个梦。他梦见自己和历史学家珍·莫里斯站在两条相互交错的电动扶梯上，他冲她大喊“Master！”。可是她越移越远。他还梦见过波兰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他们相对坐在两张高脚椅上聊天。梦里，许知远激动地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但是问着问着，椅子开始剧烈摇晃，他低头一看，他的那张椅子下方是一片流沙。

“可能我心中也是觉得，我渴望的那样的写作，是永远达不到了。我已经被现实的流沙吞噬掉了。”他说。

他今年50岁了，突然生发了一种自由的感觉。在最近一两年里，“成为某种人”的想法正在断崖式地减弱，“我就觉得，我只能成为我自己这样的人。在这条路径上，尽量走一点，多走一点。”

他对单向的责任感已经内化。他一度想摆脱这种责任，做个他想象中的游荡者。但如今，这种撕裂感不再对他构成干扰。他意识到他不可能离开他的书店，只做一个纯粹的作家，或是一个专注去做视频访谈的媒体人，只能处在这三种角色的中间点。

在他全然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单向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北京居住的几个下午，我沿着亮马河的河岸向单向空间走去。冬天日照干净炽烈，我在别的地方很少看到这样的阳光，它像剑一样穿进河水中，刺得我眯起眼。手指很快红肿了起来。我好久没感受塞北的寒冷，和我家乡的冷很不一样，它像甩耳光一般，让人时刻保持清醒。

单向空间和它的总部办公室坐落在郎园文化创意产业园。这个产业园的前身是1960年代建设的北京纺织仓库，2011年，园区完成改造，引进创意餐饮和文化品牌，致力于成为“人文精神关怀的城市文化商”。但它附近的公共交通实在太烂，非周末的日子，这里人迹萧索，要跋涉到这里消费，确实需要具备强烈的精神关怀。

单向的店门外面摆着三辆超市购物车，装着书店滞销的周边商品，有钱包、笔记本，还有周边套装。我买了一只滞销的“单小人”玩偶以资支持，售价8块钱。

一月底，单向在这里开了一场例行年会。两周前，内部宣布了裁员的决定，每个部门被分配到相应的裁员名额，于是那场年会显得有些冷清和沉重。和往年不同的是，这次到场的人不超过20个，范围只覆盖核心的中高层管理岗位。过去大家会从不同城市来到北京，聚在一起放好玩的片子，为来年互相打士气，今年他们连多余的差旅费都出不了了。

单向空间的另一位创始人张帆告诉我，2025年是单向近几年来经营最困难的一年，没有一个板块是向上发展的。只有和许知远相关的内容板块维持在正常的状态，其余板块都在向下滑。实体店的负责人们告诉张帆，他们曾经以季度为单位开总结会的频率已经失效了，现在需要每个月开一次会，来应对变化。

书店中央展陈着单向历的纪念墙。去年12月12日，持续售卖11年的单向历宣布在2026年终止纸质版的印刷。它一度是单向空间最大的收入来源。2018年左右，单向历带来的营收高达3000万。这款售卖了10年的产品走到了它的生命末期。原因不仅在于零售板块的衰弱，还因为审查流程过于缓慢。书号难以获得，纸张又一摞摞囤积在仓库里。一切变得不可预测，管理层干脆砍掉了这条线。

“单向现在是生死存亡之际。”我想起那次在粤菜馆，许知远给出了相当严重的判断。

面对这次调整，张帆显得淡然。他和我聊起单向过去数次生生死死。单向已经走了20年，这不是它第一次被推到悬崖边。

张帆形容，早年的单向，是属于纯真年代的单向，完全是一个超越世俗的单向。他记忆里，团队里的小朋友们都是超级理想主义，文青气质非常强。在前面领头的他、于威和许知远，把他们保护得很好。现在去做转型，他们势必会经历阵痛，事实上，这场阵痛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现在的单向呢？

张帆想了想，“现在是一个被时代冲得乱七八糟的单向。”

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他，头上跳出白发，近距离看手机屏幕时，需要戴上一副老花镜。他身后的书架上摆着他年轻时的照片，那是他在十多年前搜狐工作时的一次团建。照片里的他戴着色彩鲜艳的围巾，笑容清爽，站在一片胡杨林前。

那是单向空间刚创办的几年，它还叫做单向街书店。那时张帆、许知远、和另一位创始人于威从《经济观察报》接连辞职。于威有辆小车，她常常开车载着他们跑来跑去。路过圆明园，看到一排房子像是一个长廊，他们想起本雅明笔下19世纪的拱廊街。几个人一拍脑袋，我们把它接过来开书店呗？

2006年元旦，单向街书店在圆明园东门开业。那个年代的媒体人薪水都不错，养个小小的书店不是难事。几个人凑一凑，一人5万块钱，就把书店开起来了。他们在这里办沙龙、办小型对谈，愿景是把作者和读者凑在一起，像在运营一个兴趣小组，建立“一个容纳不那么正规的人类范本的地方”。谁都不指望书店赚钱。

圆明园店开到第三年的时候，已经摇摇欲坠。他们续不上每年10万块钱的房租，不得不拖欠了好几个月。那时候房东就住在隔壁的工作室，为了躲着他，一到周末，张帆就躲到香山爬山去。

张帆每年都担心单向第二年就开不下去了，总是为钱发愁。为了结束这个担心，2013年底，他接受了一家投资机构的邀请。这笔高达5000万人民币的投资让单向街从独立书店转入商业化运营的模式。

狂热的资金涌进单向这个品牌，创始人们玩起了砸钱的游戏。拿到投资以后，按张帆的话说，是“被钱砸晕了。”他们进入了迷失的三年。因为是媒体出身，见过牛人，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好像那些东西自己也能做，于是开了咖啡店，做了餐饮品牌“单厨”，做了APP“微在”，后来还要做百货业态。“我们膨胀到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汇集线上线下的媒体帝国，天天给自己催眠。”

很快，钱烧光了。

2019年杭州乐堤港店的开业，是金钱狂欢的尾声。那家店共有三楼，营业面积达2800平米，他们冲着“更高、更大、更强”的目标去的，向诚品书店学习。开业第一天是销售额最高的一天，后来再也没赶上那个成绩。张帆他们互相打趣，开业即巅峰。

那年，许知远在《十三邀》问财经作家吴晓波：“你帮我算个命，单向街书店到去年熬了十几年了，品牌开始慢慢出来，它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更好吗，还是会突然下去？”

第二年他就有了答案。2020年2月，单向空间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呼吁大家一起救救书店。

和张帆交谈以前，我在媒体资料上看过单向空间简短的编年史，这对我不再新鲜。但是在翻阅资料时，我莫名升起一股羡慕的情愫。

回过头看，那一代文化创业者拥有着今天已经很难复制的条件。城市仍在扩张，文化空间尚未完全被商业逻辑收编，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和市场共存。那是一个仍然允许勇敢者试错的年代，逼进角落的都能起死回生。

新冠疫情像一声枪响，在各种意义上，直接划开了前后不同的秩序和想象。许知远向我袒露，那次不得已的众筹让他们意识到，单向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任性运转、屡次逢凶化吉，它真的有死掉的可能。

单向街还在大悦城那几年，恰好是我来北京工作的日子。2019年的夏天，我住在地铁6号线的末尾，偶尔离开荒凉的东五环，来这里找工作的氛围。

我对单向最初印象就是一家藏在卖场里的书店。这里全年温暖，每个周末，地下一层的青年路地铁站涌来人潮。这是大众商品的卖场。有时候临近新年，商场里循环播放的《七个隆咚锵》会盖过书店里的音乐。进入书店，要穿过低楼层密集的人流，穿过潮牌服饰店，穿过弥漫饭菜香味的餐厅，抵达顶楼。通往电梯的扶手常有射灯照着，反射出金色弧光。

当我的同行前辈们在怀念过去的那个北京时，刚到北京落脚的我却觉得那是我极好的一段时光。我被它最后的光辉哺育过。25岁的我，穿梭在街巷里的书店和酒吧，听各式各样的沙龙和小型现场，淋着一场大雨回家的路上，还在咀嚼回味几个小时前的讨论。我同时做着一份可以采访文化名流、社会热点的工作，这让我相信自己正站在某个重要故事的边缘，我这个个体如此重要。

这些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像单向这样的空间。它们提供着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想象，很长时间里，我以此为食，乐此不疲。

后来，除了疫症对实体行业的影响，公众的阅读习惯也在被更快、更轻的内容分流，实体书店和出版机构的衰弱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我前后参与了三四次救书店、救文学杂志、救出版社的众筹活动，包括单向在疫情期间面临的危机。我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这种文化生活的脆弱，好像这个社会时刻埋伏着粗暴的力量，它会将那些有存续希望的事物统统打断。

直到某种物质彻底撕裂一切。北京变得不再可爱了。2023年的某个夜晚，我和朋友们走过和平里附近的桥洞，互相问对方，什么时候离开北京？接下来去哪里？

作家查建英写过，北京于她，像一种令人“奇痒难耐”的皮肤病，她在北京待久了，心情会变得极其苦涩和脆弱、大起大落，最终使她血流不止。但当她离开北京，她再次感受到它的魔力，“先前的奇痒卷土重来，我开始渴望返回中国，开始向往所有那些杂乱无章的顽强斗志，所有那些赤裸粗糙却令人精神振奋的生活追求。”

离开北京后，在朋友圈刷到北京的某一场大雪，我给朋友发消息说，我有点想北京了，说完胃里泛起一阵羞耻感。不知道是怎么了，你可以说自己想念大理和广州，可就是不好意思说自己想念北京，那相当于你在说你想念主流和中心。想念挺可笑的，逃离比较酷。

我选择了低成本离开的方式，申请了比利时的一所大学，企图在那里疗养生息，恢复对世界的知觉。这确实有效。去年三月，我在布鲁塞尔参加了一场妇女节的游行。我第一次在街头大喊。喊叫很有用。话语滚过喉咙的时候，它让我有了力气。我瞬间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这种虚伪的能量只能保持在具体的气压环境中，很快就会塌缩。五个月前我毕业回国，在北京转机。行李重新安检时，我和安检人员发生了争吵。

我正在一件件地往包外掏东西，准备放在安检筐中。一只手出现在我面前，动作急躁地伸进了我的背包，在里面捣弄着。我突然大喊一声，不要动我的东西。

手的主人——一个穿着制服的男人被这句喊声愣住了，从他的表情里我辨认出尴尬。他嘟囔着，好好好。扁了嘴巴，向后退了几步。

我很少表现得如此愤怒，所以被自己的愤怒吓到了。我当然知道，他伸进来的手是想要加快安检速度，而我阻碍了这个流程的高速运转。我成了一只应激的动物，被这些过去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烫得叫了起来。我也患上了皮肤病。

有时候，我觉得我身处在一个失去弹性的社会。因此，我听单向的创业故事，如同听一个远古世纪的神话。

于威长居在瑞士，每天需要跨过6到7小时的时差，远程处理单向的事务。每两个月她会回中国一趟，住一个月。我给她打去电话的时候，她才醒不久，声音高昂亲和。

通话里，她向我回忆那个重要的节点，2013年。彼时于威接到张帆的电话：这边有一个投资人想要投咱们书店。于威问，他们疯了吗？张帆笃定地和她说，真的，不骗你。正在柏林生活的她，马上决定回到北京。

当时为了照顾年纪还小的女儿，于威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处理了所有闲置，举家搬迁德国。于威后来回忆那段日子并不快乐，她始终觉得德国不是她的地方。她意识到，回到北京，和朋友们一起经营单向才是她在场的方式，是她生命的核心。

于威在大庆出生，出生后不久就被父母送到了北京，寄养在姑姑家里。等再回到父母身边，她对他们只剩下疏离与陌生。后来他们常常搬家，她接连换了数个学校，刚熟悉一个环境就要被迫离开，因为外来的口音遭到嘲笑。和于威四处迁徙的童年相似，作为一名铁道兵的儿子，许知远的生活也时刻在流动之中。

“我和老许很像，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我们不能老是变成一个外来者、一个闯入者，一个被人嘲笑的对象。我们得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让自己舒服的世界。”于威说。

于威、张帆和许知远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许知远把他们这群人称为“最后一代谷登堡的孩子”。

那时，在经历了长期文化断裂之后，中国社会重新打开了思想的窗口。他们成长的青年时期，大量思想资源通过翻译和出版进入公共视野。他们置身在知识沃土，长出对公共讨论的热情，还有某种近乎理想主义的文化抱负。于威回忆，他们常常从下午6点一直聊到早上6点，谈自己喜欢的作品和自己想写的书，或是一起读一首美国诗人奥登的诗，感受诗歌与文学带来的绵长的快乐。

张帆是厂矿子弟，后来进入人大学经济，大学的生活对他并未构成任何的精神启蒙。他说，他真正的精神启蒙来自和于威、许知远在《经济观察报》的共事。他们做报道，编各种学者的专栏，约访的是周其仁、茅于轼、江平、钱理群这样的大家。那是群星闪耀同时喧哗的时代，年轻的张帆在旁边冷静地、开心地观看着，获得一种“巨大的滋养”。

他们集体离开《经济观察报》是一次率性的行动。和当时的社长闹掰，于威带头决定不干了。许知远随后做出一样的选择。走之前，于威对同事们说，你们如果有生计考虑的，可以暂时待在这里，但是我要带走张帆。张帆想，走就走呗。

他们三个人，彼此建立了坚固不摧的信任，在创业的20年里几乎没有起过冲突。如果有一个人提出想法，剩下两个人就支持、放任，随时做好准备承担后果。许知远是拉着单向这辆车在前面跑的人，于威擅长管理，有天生的直觉和敏感，她的角色是处理摩擦与冲突。张帆形容自己是单向的重心，在他们俩飞起来的时候，把他们往里拽拽。

有限度地使用许知远，尽量不要影响他的写作状态，不要把他变成一个赚钱工具，是张帆和于威的共识。许知远感受得到这种保护，“让我兴奋的，或是我心里孕育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是单向真正可贵的东西吧。”

从这个角度看，单向是不可复制的，“让一件事情、一个组织消失很容易，出于某种任性，它就会结束。但如果你再去创造它是很难的。这样一群人是各种机缘巧合造就的。你不一定能够再碰到，不一定能再拥有了。”许知远说。这几年，他试图多参与单向的事务，比如往三人小群里发送不知道哪里找到的管理学习资料。于威说，那些资料她没点开过。

他们身上有一种很明显的年代印记，就是经济上升的时期留下的，对机会的敏感和对尝试的从容。和后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相比，那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

我问于威，最近一次愉悦的时刻是什么，“狮子叔叔出来的那一天。天哪，我爱那一刻。”于威说。她指的是在去年12月上线的动画短片《狮子叔叔漫游记》，单向通过AI技术复刻了许知远的动漫形象，把之前的音视频内容进行再生产。第一期做出来的时候，于威开心得不行，逢人就问，喜不喜欢？

狮子叔叔是许知远的虚拟分身，“他”可以代替他做更多的工作。于威和张帆都被这项产品创新点燃。他们很快投入对新技术的研发中。在张帆的办公室，我看到他的书桌上摆放着《零基础开发AI Agent》《AI启示录》。但除了他们，单向团队里的年轻人们都对它兴致寥寥。她请来人给内部做培训，准备好了账号，结果没有人用。

这种热情在团队内部无法得到回应，于威表达了她的失望，“《狮子叔叔》传出来以后非常受欢迎。我对我的团队说，别跟我叽歪，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如果我们都行，你别说你们不行。你们比我们受的教育更好，比我们接触新事物的机会更多。你们懂得，但是你们不做。”

在张帆看来，鲜明、有冲劲的年轻人，现在在单向已经看不到了。单向空间像个保守的老人，“几乎没有碰到哪个年轻人，天生就自带那种，我要发光，我要shine的气质。几乎没有。”

许知远喝多了，往工作群里发消息打鸡血，例如，我们要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给他人带来惊喜，诸如此类的话。没有人回复。他心里面有些不爽。过去，他四处批判时代，现在要为了组织变成一个“啦啦队员”。他对于威抱怨，“我在外面都是人山人海的，一回到公司存在感就变成了负值，完全没有人接，没有人理，像对着一群空气在说话。”

出发采访许知远之前，我在重庆一家书店度过了一个跨年夜。那天晚上分享的主题是关于2025年的回望和对新一年的展望。忘记是在哪一刻，话题突然变了，变成了不同世代的争论。年轻的朋友们认为，为新年列计划是奢侈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所有阵地，这个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激励。由此，选择工作就是一份工作而已，保有健康身心，对他们来说已经不容易。

我听得一阵脸红。在讨论方向发生变化之前，我还在大谈新年想完成的宏图伟业，企图提起希望。这种希望感在这个场合显得不合时宜。也许不只在这个场合。

这让我感到怀疑，会不会在一个现代组织内部，年轻人常常是失声和失权的？

单向的管理者们否认了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单向已经算是一个为年轻一代提供机会的平台。许知远希望员工能更胡作非为一点，“其实单向是相对宽松的气氛，如果想去做新的尝试，新的努力，大家都会支持你。但有时候大家的自发性不足，感受不到这种内驱的动力。”

“我不是在怪他们。”他补充，“整个社会让大家都无所适从，分散注意的东西特别多。在这个时刻有一个更坚定的自我，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这是很大很大的挑战。这和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大概知道那个方向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朝哪个方向努力。”

组织臃肿的走向是，每个人可以不那么为结果负责。许知远判断，单向缺乏一点残酷性。为了迎接挑战，它必须“瘦身”，把体量放轻，变得更加机敏。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只小型哺乳动物的影子，它保持警惕、左右闪躲，轻巧地穿过丛林。

一年以前，于威在内部下了通牒，“我跟他们说，这个事情一年之后如果大家还不动的话，有些岗位就不存在了。预警了一年了，够长了吧？”

“在关键的时刻，比如说像现在的时候，当你希望大家再加把劲一起度过难关的时候，你发现大家没反应。如果你都没反应，那我不跟你一起了。”于威说，“我有选择权。”

许知远很少怀念过去的那家坐落在圆明园的小小的书店。那段时光挺可爱，挺有意思，但是他更喜欢现在的单向。它经过一些考验，有了新的生命。在他看来，单向在度过一个难关，但它只是经济下行期的一环，“一个链家店崩了没人在乎，一个米粉店崩了也没人在乎，但是你一个文化机构崩了大家就说，哎，你看，文化人不会搞生意吧？你提到这儿的气氛比较低沉，你问问哪个公司不低沉？”

我们聊到单向如今的“臃肿”。20年过去，单向空间已经从一家书店发展成了体量庞大的组织。它有了出版品牌“单读”、与腾讯视频合作的对话节目《十三邀》，还衍生出了单向街书店文学节和文学奖。为了应对汹涌的人工智能时代，他们继续做了《狮子叔叔漫游记》和AI文学影像计划。2026年，单向新增了四家分店，分布宁波、苏州、上海，还有广州。

为什么单向要变得如此庞大？在许知远看来，单向空间承担了许多非盈利组织和大学的职责——提供一定的公民教育，为创作者找机会。

“应该有很多文化部，有很多文化补贴来做这些事情的，但我们中国都不发生。”他认为，如果在中国，文化机构和组织可以蓬勃发展，那么单向不至于这么臃肿。这些机构如果能够稳定运转数十年、上百年，那在其中的人只要做好自己细分的工作就好，“我可以一辈子都在《经济学人》里面做一个好编辑，越来越理解这个地方，这也很好，但中国社会不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

我点头表示同意。三年前，从所在媒体平台辞职后，我希望脱离机构做一名写作者。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放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寻找临时的、零碎的撰稿机会，运气好的时候能撞上自己感兴趣的议题。另一条是像国外创作者那样，寻找项目制的资助计划，它可以支持写作者长期投入某个议题的调研和写作。当时国内仅仅只有单向基金会提供这样的机会。对于我这个个体来说，它很可贵。后来，我几次向《单读》投稿，冷门的，抑或是敏感的议题，单读的编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我被这种包容性打动过。

“思想没有办法凭空在天上飞的，它需要有它的寄居地。”许知远向我解释单向存活的价值。纯粹的学院和纯粹的大众都代表一种声音，他们想找一个中间的交汇的声音。

我不理解，如果单向处在亏损状态，为什么老板们还要在寸土寸金的银座开一家新店？

2023年8月，单向空间东京银座店开幕。那家店有120平方米，很精致，有一座旋转楼梯。这里的书七成是中文书籍，其余为日语、英语、韩语。单向空间的官网写明了它的使命：“消除文化偏见”。

开店是许知远的决定。许知远承认，这个决定是鲁莽的。直到今年，它仍然在亏损状态，但是他就是执拗地要把它开起来。

决定开这家店的那个当下，国家之间竖起了无形之墙。这和许知远所信奉的全球主义是相悖的，他对世界仍然有理解的渴望。他举了内山书店的例子。1917年，日本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设了内山书店，庇护了当时重要的文人知识分子，包括鲁迅，包括佐藤春夫，但坚持运营30年后，内山完造被国民政府以亲共之名遣返日本，书店由此关闭。

说到这里，许知远停顿了一下，不知道是在问谁，“现在想起内山，你内心不是还是充满温暖吗？”

开银座分店这件事，又有点古朴理想主义的意思了。

可是我们不再身处那样美美与共世界大同的时代。我们谈话的当下，世界战火四起，疯狂的执政者们为争夺资源而拼杀，公共讨论走向极化，在左与右之间站队。我很好奇，一个向往世界主义的人，面对如今撕裂的世界，会是什么感受？

“非常不适应。很震惊，非常震惊。方向标突然消失了。世界主义的未来越来越暗淡。”许知远说，“但你看到很多让你敬仰的文化机构也穿越了很多不同的时间周期，你会有一种复杂的天真。仍然要发出一些微小的光亮嘛。至少告诉周围的人，或者未来的人，还是有人在做这些努力。”

许知远对单向的期盼，是在全球不同城市开十几家店，把单向变成一个小而美的全球品牌。但那个梦太遥远了。真正的挑战还没来。过去他们一直骄傲，单向是一个对文化与人物理解深刻的团队，有最独特的创意能力，能做出有质感的产品。现在这个可能性不存在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2026年已经来了，他们怎么生存下去？

或许于我也是这样。我也在好奇，2026年来了，一个脱离组织的我，应该怎么生存下去。

不论如何，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都在等待新的可能性的到来。

撰文 林秋铭

摄影 黎晓亮（ASTUDIO）

形象 ZHIYONG

妆发 Anly

制片、美术 JIA.Studio

执行制片 尤青

妆发助理 康康

时装助理 Lucky

监制 王琛 徐云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