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保毅与东北老航校的故事（9）~高粱酒飞天

参考资料：《中国的天空》

原作者：中山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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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酒飞天

从日本战败投降前一年开始，汽油就已极度匮乏，因此日军曾将乙醇混入汽油中飞行。仅仅一两年前的这套应急办法，如今被用到了八路军的这所航空学校里。

哈尔滨有化工厂，可以用中国东北盛产的高粱、玉米、红薯等制造高纯度乙醇。据说原料以当地特产的高粱最多，价格也最便宜。

把化油器的孔径从1.2毫米扩大到2毫米，即便将30%～50%的乙醇混入汽油，也能驱动九九高练、一式双发高练所搭载的 Ha-13甲 九缸450马力空冷发动机。着陆后过一段时间，油箱下部的乙醇浓度会变高，所以通常要把燃料全部放出重新调配。

掺乙醇的汽油大体可以使用，但也曾发生过事故：鹈饲国光教官带着学员驾驶九九高练飞行，在着陆收油门时，出现了普通汽油不会引发的发动机熄火，无法再次启动，只能迫降。还有在教授特技飞行、筋斗到达顶点时发动机熄火的案例。马力更高的900～1000马力级的 “隼” 式战斗机和九九式袭击机，则无法使用这种掺乙醇的汽油。润滑油使用的是蓖麻油。

机上没有通话设备，着陆用的风向只能靠跑道尽头的布制T字布和旗杆上的风向袋来判断。就这样，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东北航校一点点走上了飞行学校的正轨。

1945年秋，东北航校刚开始筹备时，八路军干部曾问林保毅：“选什么样的年轻人当航校学员比较好？”

对方大概期待的是：身高多少以上、数学和器械体操好、视力听力好之类的答案。

林保毅当时回答：“只要是你们认为思想坚定、有干劲的年轻人就行，这就足够了。”

硬件、软件、就连汽油都极度匮乏，但东北老航校的第1、2、3期的学员们却非常出色。

他们多是八路军排长级干部，出身农民，再加上当时还没有简体字，五个人里大概只有一个能读懂复杂汉字。即便如此，飞行训练后的讲评、课程结束后，只要小组里有一个人弄懂了，大家就互相教，第二天早上所有人就都掌握了。

虽然语言不通，但热情满满，当时的日本教官都一致评价：“毫无疑问是一流的飞行学员。”

学员的飞行训练，从1946年7月开始供应乙醇后才得以实现。

当时好不容易从其他机场弄来的轻型脆弱的Bücker Bü 131 “年轻人”（Jungmann）初级教练机（全备重量只有630.8公斤）共有4架，到这个阶段已经全部损坏。

“第一架年轻人在着陆时，起落架向左右张开式折断。” 当时记录如此写道。

没有九五式中级教练机，好不容易乙醇开始供应，一期生能用的成规模教练机，就只有九九高练。

“就用九九高练上。” 林保毅说。

日本飞行员在战争结束前的速成训练之前，都是先飞初教、中教累计75小时之后，再转到九九高练飞50小时左右。双发机则在后续阶段用一式双发高练，练习左右发动机同步、航法、轰炸等。而现在要从第一步开始，直接上九九高练，在当时堪称巨大冒险，自然也出现了反对意见。

九九高练放下35度襟翼时着陆速度为105公里，着陆时拉杆过多，极易发生翼尖失速或地面打转（地旋现象）。因此，要想直接用高练训练并放单飞，教官必须与学员一同进行足够次数的同乘飞行，让学员熟悉飞机，反复进行起降训练。

陆续转场、修复到东北航校的九九高练，最终达到30余架，但很多都是反复修理才勉强能飞，必须极其谨慎地飞行，才能把学员培养成合格飞行员。

修理厂设在牡丹江、东安（今密山）等地。尖端弯曲的螺旋桨，就把两端各切掉5厘米；机体上的破洞，就把周围切掉，从正反面贴上金属板。1946年中期铆接机到来之前，都是手工打孔、用螺丝固定修理。

后来修理厂的人对当时的飞行教官说：“那种破飞机你们居然也敢飞。”

飞行教官则回答：“是你们说能飞，我才飞的啊。”

在跳过初教机、让学员掌握着陆这一点上，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掌握：在跑道上方1米高度从下降改为平飞，收油门，轻轻抬头，保持三点姿态接地滑跑。这被称为“一米平飞”。

为了让学员记住 “一米平飞” 的感觉，教官把学员安排在卡车车厢里，沿着跑道疾驰：“这个高度就是1米，记牢。”

为防备国民党空军奇袭，机场修了多个U形掩体，高度可观。学员们反复在土坡斜面奔跑练习：现在4米、3米、2米、1米，这里改平飞。反复上下，掩体上和周围的草都被踩光了。

1946年9月上旬，东北航校一期生使用掺乙醇汽油的飞行训练正式开始。

但国民党空军的 P-51、P-38 仍在白天不断侦察，伺机袭击，因此无法像普通航校那样安排9点开始、4点结束的正常训练。

教官和学员凌晨 3 点起床。夏季牡丹江以北清晨4点就已大亮，早班学员随即开始训练。

观察结果显示，国民党飞机似乎不愿夜间起降，上午9点前、下午4点后都不来袭。

于是早班组8点结束飞行，把飞机分散、推入掩体。

旧日本飞机的涂装早已剥落，机身下部是银色杜拉铝原色，上部则是各机不一的茶色与绿色地图状迷彩。有的没有任何标识，有的还带着青天白日徽。

晚班组从下午3～4点开始训练。白天在教室听课，或是练习 “一米平飞”。早班组晚上5点就寝，保证8小时睡眠。

主力都是破旧飞机，机械员的工作极为繁重，经常为修理故障通宵作业。在螺旋桨、轮胎不足的基地，早班组训练一结束，就把螺旋桨和轮胎拆下来，换到晚班组的九九高练上。这是世界上任何一所航校都不曾有过的窘迫运作。

就这样，八路军航校作为东北航校在牡丹江开始了飞行训练。

但随着国共内战激化、国民党军北上，航校很快设立了多个分校：牡丹江以北200～300公里的汤原、东安、太平镇、千振等地。飞机、人员、学员分散转移，以保全飞行学校的功能。

国民党军机自然也飞临各个基地。人们修建了大量混凝土掩体，把珍贵的乙醇、汽油桶藏在里面，躲过轰炸扫射。曾是战斗机飞行员的教官愤怒地请战：“让我飞隼式上去，把 P-51 打下来。”但林保毅参谋没有批准。他们来到中国东北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新中国培养飞行员。

太平镇曾驻有日本陆军重爆队，有较大机库，双发机训练便在这里进行。长谷川正、宫田忠明两位教官把一式双发高练、百式司侦、屠龙、三菱 MC 等飞机调到这里，开始培养双发机飞行员与领航员。

据记载，东北航校当时的目标是：到1949年6月，培养单飞合格者120名、领航员24名、地勤人员240～30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