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丨罗米 编辑覃柳笛
沉船上更打捞出一件稀世珍品——色彩明艳绚丽的珐华瓷。资料显示,珐华器的外销存世量极少,此次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
2025年12月,“向海而行——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展览现场(罗米/摄)
1500米之下的深海,几乎没有光线,只有茫茫无尽的黑暗和严寒刺骨的海水,连生物种类都很少,安静得像是寂寥的午夜,但这里却深埋着关于财富、远方、交流、探索的梦想。
借助深海科技的突破性进展,水下考古工作者成功发现并开展南海西北陆坡两条古代沉船的考古调查与打捞工作,让那些原本可能永远隐于海底、无人知晓的前人恢宏瑰丽的梦想,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推出的“向海而行——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带我们深潜海底,在沉船遗迹中探寻千年瑰宝,也带我们感受海上丝绸之路上千帆往来、万商云集的盛景。
2025年12月16日,观众在“向海而行——中国南海西北陆坡海域深海考古特展”上观看展品(罗鑫/摄)
沉舟载梦
时间回到500年前。明朝弘治(公元1488-1505年)、正德(公元1506-1521年)年间,朝廷海禁稍弛,沿海地区迎来了远洋贸易的良机,可以预见的巨额回报让无数船主前仆后继,押上全部身家投入到这场造富的梦里。
这些梦想家们要面对的不仅有政策、市场和海盗等因素带来的巨大风险,更要闯过暗礁密布、风暴骤起的自然险关,一不小心便会人财两失。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成为这场豪赌中的失意者,不知遭遇了怎样的险情,它们最终永沉海底,再未踏上归途。
根据出水器物分析,一号沉船为正德年间遗物,船上装载着大量瓷器和一些金属器,显然它刚从中国启程,出发的港口推测为福建或广东沿海,经过华南海域之后,从海南岛东部穿过南海西北陆坡海域,其目的地是东南亚的国际贸易中转地点。
这是当年远洋贸易的惯例:来自中国的货物抵达之后,一部分在当地消化,另外一部分则由等候在那里的印度、阿拉伯及欧洲商人转销至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
二号沉船年代稍早,属弘治时期,根据船上大量原木和少量陶瓷器判断,航行方向恰与一号相反,应该是远洋归航的货船。
只是很不幸,它们都梦碎深海,却为我们留存下珍贵的历史印迹,让后人得以窥见当年出海和返航的船只,究竟装载着怎样截然不同却又彼此向往的财富梦想:出海的船上装着的是“中国的品位”,返航的船上装着的是“世界的回响”。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历史悠久、辐射广袤、贸易繁荣,古代沉船并不鲜见。仅东南亚海域,迄今发现的古代沉船粗略估计就有200余处,实际数量当然远不止于此。其中著名的代表有唐代“黑石号”,它展现了长沙窑、巩县窑的活泼生动;宋代“南海一号”上,龙泉青瓷、德化白瓷、景德镇青白瓷齐聚,尽显宋瓷的极致优雅;宋元之际“华光礁一号”堪称出口瓷器的种类大全;明代“老牛礁一号”“南澳一号”绽放着青花瓷的幽蓝雅致;清代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碗礁一号”则定格了清代瓷器外销的高光时刻……每一艘沉船,都是文明之间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重要物证。
深海遗珍
自元代后期起,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开始兴起外销。在明代,中国出口的大宗商品是生丝、丝织品和瓷器,因为瓷器更加坚固耐久,所以从沉船里打捞提取的数量最大。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上出水了大量青花瓷器,包括碗、盘、罐、执壶、玉壶春瓶等传统器形。这些瓷器虽然制作精良,但终究是民窑出品的普通商品,较之当时的官窑精品,并无出奇之处。不过,当它们远涉重洋之后,身价就会倍增,其中极少数还会变身为敬献王公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的珍稀礼品,最终抵达欧洲。
青花鱼跃龙门应龙纹大盘,明,西北陆坡一号
威尼斯画家贝利尼的油画《众神之宴》就可为证。这是较早表现中国青花瓷的著名画作,画中瓷器细节精准、描摹细致,有考证认为,画家是在威尼斯总督处看到过实物,而这件瓷器正是总督从马穆鲁克苏丹手中获赠的外交礼物。它的流传脉络,勾勒出当时中国瓷器的远洋路径——从印度洋进入红海,再经由埃及、叙利亚等地运达欧洲。展览中,一件青花缠枝牡丹纹大碗与《众神之宴》上的青花瓷何其相似,这类大碗的主要买家正是西亚的王公贵族。
《众神之宴》
在青花瓷大量传入欧洲前,欧洲人曾将其视为具有魔力或神性的器物,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作中,青花瓷常以圣器的形象出现。
后来,中国瓷器出口欧洲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17世纪初,欧洲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也有机会拥有中国瓷器。这时的欧洲静物画中,青花瓷开始大量出现,成为彰显财富和品位的符号。
当时的欧洲人会根据自己的生活需要,对瓷器进行改造,例如为执壶加装镀金的金属壶嘴和壶盖,将其改造为咖啡壶;或是在瓷碗两侧添加镀金把手,用作果盘。随着明末瓷器外销贸易进一步繁荣,精明的荷兰商人又开始将欧洲人常用的水罐、芥末瓶、咖啡壶、酱汁杯等生活器具做成木制模型,再带到景德镇请工匠依样烧制,让产品更贴合欧洲市场的需求。
沉船货物虽以青花瓷为绝对主力,但龙泉青瓷仍在捍卫着它的荣耀。龙泉窑创烧于三国西晋时期,自宋代起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大宗商品,所到之处留下了无数神话,例如阿拉伯国家称其为“海洋绿”,他们相信把龙泉青瓷磨成粉可以解毒。欧洲人也狂热地喜爱龙泉青瓷,还为它取了充满浪漫色彩的名字“塞拉同”。可惜的是,龙泉窑自明代中期开始衰落。展览中为数不多的几件龙泉青釉大盘大碗仍堪称精美,尽显千年龙泉的落日余晖。
沉船上更打捞出一件稀世珍品——色彩明艳绚丽的珐华瓷。资料显示,珐华器的外销存世量极少,此次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珐华器是创烧于元代的低温釉彩陶瓷,最初以山西产地的制品为佳。至明代,景德镇工匠艺高胆大,先仿制再创新,凭借更精细的胎釉工艺后来居上,将珐华瓷的烧制技艺推向鼎盛。
珐华贴金镂空孔雀牡丹纹大罐,明,西北陆坡一号
珐华器以黄、绿、紫、蓝等明艳色彩为主,常采用沥粉、贴花、堆塑、镂空等装饰手法,热闹活泼的民间气息扑面而来。此次沉船出水的珐华器中,一件大罐堪称明星,罐颈环绕沥粉云纹、覆莲纹,罐肩是镂空的凤穿牡丹纹,罐腹密布花叶树石,其间穿插贴金孔雀、仙鹤和牡丹纹饰,罐胫绕着一圈仰莲纹,莲瓣内饰有贴金花朵,真叫人不知看哪一处才好。因为体型比较大,所以罐内还密集码放着白釉小杯,这无疑是为了最大限度利用空间——远洋贸易中,多塞进一件杯盘,便意味着多一份收益,纵使是富丽华贵的珍品,有时也只得充当装载小件器物的“容器”。
白釉瓷器
而返航的二号沉船,货物以东南亚的原木为主,虽视觉效果远不如瓷器,重要性和受欢迎程度却不逊色。展览中两根打捞出水的乌木,长眠深海数百年却保存完好、少见蛀痕,可见质地之坚硬。据《本草纲目》记载,乌木有利吐解毒的药用功效,对蛀虫、微生物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这种药性也为其深海保存提供了助力。
据史书记载,乌木一直是东南亚国家向明朝进贡的重要贡品,至明代中后期,国内对乌木的需求更是激增,大到床榻、橱柜、桌椅等家具,小到文房用品、扇骨、筷箸等器物,随处可见乌木的身影。若在乌木器物上加以镶金、螺钿镶嵌等装饰,更是身价倍增。
在当时,来自东南亚的紫檀、沉香、楠木、桧木等木材是中国大宗进口的商品,它们不仅供国内使用,有些还会继续转卖到日本、朝鲜等地,成为中外远洋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瓷上乾坤
当我们凝视过沉船上的瓷器,脑海或许会闪过一丝疑问——这些瓷器上的装饰,都承载着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故事与意象,海外的买主能否看懂?他们又会以怎样的视角去解读这份东方意蕴?
此次展出的瓷器上,有为数不少的仙道故事画,包括仙人醉酒、仙人乘槎、琴高乘鲤、和合二仙等经典意象,也有高士图、昭君出塞等历史人物场景,其中有些故事,即便是中国观众也未必全然熟知。但有趣的是,人物故事图案在海外一直备受青睐——虽然海外买家常常误读其真实涵义。
或许,对于那些无法踏足中国、却又向往这片传说中“世外桃源”的人来说,这是他们窥探中国面貌的一扇窗口:仙道人物为他们对中国的想象添上了神秘瑰丽的色彩,而高士故事则印证并加深了他们心中“中国为道德楷模之地”的印象。
除了人物故事,数量更多的动植物图案同样寓意丰富:鱼跃龙门、狮子戏球、富贵牡丹寄托着吉庆祥瑞的期许,岁寒三友以草木喻人、彰显君子品格,还有莱菔、鳜鱼、青莲等巧用谐音的趣味纹样,蕴含着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祝福。
要读懂它们的内涵,需要对中国文化有深厚积淀,不过,当年的制瓷工匠们大抵无暇顾及——他们来不及考虑外国人能否读懂汉字的谐音、能否理解以植物比德,只是在落笔之际,本能地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注入瓷坯之上。可以推想,接过这些杯盘碗盏的海外友人,即便不能完全读懂其中的寓意,也定然能感受到每一笔每一画、每一碟每一碗透出的美好。
随着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国瓷器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更广阔的区域,尤其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更是引发了一场仰慕中国的狂潮,西方人对中国瓷器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们慢慢知道了葫芦就是“福禄”,甚至还理解了杨柳与送别的关联。18世纪的欧洲人就格外欣赏一种绘有中国小桥、楼塔和杨柳的瓷器,并为之杜撰了一个“贫穷男孩爱上富家女孩,最终双双化鸟”的中国式故事。
如此看来,我们完全无需担忧遥远的外国人读不懂瓷器上的图案。而在读懂的那一刻,空间上相隔万里、时间上相距百年的人们,便能穿透时空的阻隔,相视一笑,达成一场无声的共鸣。
展览中,一只小碗常引观众驻足片刻——碗底写着“吴文自造”,这是陶工的私人署名。寻常所见,多为官窑瓷器上的年号款识,这般私人签名实属少见。可惜的是,除了“吴文”这个名字,我们没有更多线索可循,不知他的具体来历、人生际遇,更不知他这一窑烧成了多少瓷器,获得了多少利润。可正是无数面目模糊甚至不具姓名的工匠,用一个个瓷碗、一片片绸缎,实实在在地支撑起了中外交通的史诗巨篇。
回头再看这一艘艘满载中国货物的远洋帆船,它们在海面上划出道道航迹,犹如一条条绵长丝线,织就一张密网,既串起了跨洋的贸易,更勾连着不同的文明。数百年来,经由这张巨网,多元文明得以相遇、相知,在碰撞中达成了深度的理解和欣赏。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著有《博物馆里的中国历史》《藏在名画里的秘密》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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