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陈艺娇，作者：陈艺娇
在感觉最没招儿的时候，他想起了法律。
▲法律援助窗口。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艺娇摄
一切都要从那次“被打事件”说起。
2021年8月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大兴区一小区保安队长酒后打人，被打的是他的“手下”，也是小区的一名保安谢中贤。人伤得虽不算重，但四颗牙“被打活动了”。报警处理后，问询、验伤、做笔录……打人者提出赔偿2000元，谢中贤拒绝了。
一来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工作时间，原因又与工作有关，谢中贤意识到，自己应得的赔偿不止于此；二来，他心里也憋了一口气。“他（保安队长）早就看我不顺眼了。”他有些愤愤地说，就在被打的几天前，这名队长突然要求夜班提早三个小时到岗，白天还有份工作的他很难满足这个要求，因此才被“针对了”。
一开始，物业公司一名姓韩的主管出面劝过他，“看我的面子，算了”。但是谢中贤没答应。调解不成，对方留下一句话，“来上班也行，没钱发给你”。
带着摇摇晃晃的四颗牙和报警的相关证明，谢中贤离开了。但是对于他来说，这也是“反击”的开始。
今年56岁的谢中贤意识到，自己人生的每一次“重大变故”，都是因为被生活逼得“彻底没招儿了”。
2013年以前，谢中贤还是大兴区榆垡镇的农民，结婚之后随着妻子来到市区，在瀛海附近的小区买了房子。有了儿子以后，夫妻俩从双职工变成轮流出来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在打零工。2019年，二儿子出生了，生活压力陡然增加的他四处寻找打工机会。事情发生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家餐馆做刷碗工，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一点，每月工资5000元。当保安是社区干部2020年12月帮他介绍的兼职，从零点做到早上六点，主要负责在小区中控室值班，虽然睡不了踏实觉，但每月能多出2000元的收入。在他看来，这样才刚勉强够全家人的开销。
然而，满足保安队长提早上班的要求，就势必会影响他的“主业”，谢中贤觉得不值，也为后面的矛盾埋下伏笔。
其实早在被打事件几年前，谢中贤就遭遇过类似的劳动纠纷。2017年，四岁的大儿子刚上幼儿园，当时妻子在朝阳区一家购物中心上班，每天晚上十点才下班，谢中贤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仓库做分拣工，按公司正常八小时工作制的时间安排，应该下午五点钟下班，正好能接孩子回家。干了一段时间，公司开始要求加班，有时要到八点以后才能下班。“孩子总放在那没人接，老师不能天天给你看着。”
因为没按要求加班，他感觉到公司那边“不高兴了”。加上当时三年的劳动合同临近到期，谢中贤担心公司会以此为由拒绝续签，便去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援助窗口咨询赔偿金的事。在那里，他了解到了以前不曾听说过的很多法律知识，比如“有劳动合同前提下，被辞退能得到多少补偿”“离职后五险一金怎么追回”，自己平时也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逐渐地，他感觉心里“有底了”。
▲北京市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艺娇摄
意外的是，还没等到续签的节点，谢中贤自己出事了。2017年的夏天，北京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雨，下班回家路上，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他骑的电动车，当场导致左腿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医生一句话提醒了他，“你这要是有工伤证，一分钱不花”。
在医院躺了半个多月，打了十多颗钢钉出院时，谢中贤的医药费已经花了5万多元，后续康复需要的费用和时间成本更是一个未知数。在感觉最没招儿的时候，他想起了法律。当时在骨科门诊，接触了一些专门负责工伤维权的律师，他选了一家价格能接受的，开始了第一次劳动维权。
刚开始，从来没有经验的谢中贤对“打官司”这件事没有概念，只是跟律师说，“你看着能要多少吧。”想着能争取一点是一点。然而，由于事故发生时，实际负责管理他们的第三方公司已经与上一家代缴社保的公司解约，谢中贤的社保记录只有后面接手的代缴公司缴纳的一个月，在确定劳动关系上耗费了不少时间。所以，期间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主张。最终，等他拿到赔偿时，距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三年多。
到底归谁管
让谢中贤没有想到的是，几年后的另一场官司里，最大的问题还是“管谁要钱”。
后来，谢中贤找到了北京正彤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林琛。后者虽然入行时间不长，但已经接触过不少类似的劳动争议案。李林琛很快发现，这个案子虽然看上去简单，但是背后的劳动关系比较复杂，涉及两家物业公司、一家保安公司。而谢中贤既没与任何公司签订合同，也没留下任何社保记录。
后来他们发现，两家物业公司先后负责小区的管理，而第一家物业公司曾给谢中贤打过一笔工资，留下了银行流水记录，因此第一次申请仲裁时，便把矛头指向了第一家物业公司。
然而，在那次庭审中，谢中贤的请求被驳回。据李林琛回忆，当时问题主要就出在“劳动关系认定”上。“认定的依据主要看合同、社保、工资发放，还有被谁管理。”他说，而实际上这几个因素当时都没有直接证据被确定下来，唯一与谢中贤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打人的保安队长，两人有工作交流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但保安队长与两家物业公司也都没有直接的关联，无法证明“到底归谁管”。
“当时我们的证据里有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其中保安队长自述是第二家物业公司的员工。”李林琛说，但很快被第二家物业公司否认了。而在整个取证的过程中，他们注意到了另一个关键人物——韩主管。谢中贤通过介绍人来到小区工作，面试他的正是这个人。
请求被驳回后，李林琛马上再次到法院起诉，这次他们锚定的对象是第二家物业公司。在取证阶段，他们做了两件事，一是申请调取了韩主管的社保记录，证明他实际上就是第二家物业公司的员工；接着，李林琛告诉谢中贤，目前证据还比较薄弱，得“留个心眼儿”，与韩主管等人打电话时注意录音。拿到证据后，他们又申请调取了韩主管手机号码的实名认证信息，结合录音和其他相关佐证，最终证明了谢中贤受韩主管的管理，进而说明谢中贤与第二家物业公司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符合劳动法劳动关系认定的主要因素之一”。
然而，对于保安队长和谢中贤的劳动关系问题，第二家物业公司的委托律师赵心琪认为，物业公司已经与保安公司签署过安保服务协议，把小区的安保工作整体交给了保安公司，“保安队长实际上也是由保安公司安排到这里负责人员管理的”。她说，“但不排除保安与物业公司的人有一些工作接触。”
2023年5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确认谢中贤与第二家物业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判决公司支付未签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等共计3万多元。
在庭审的质证环节，李林琛提到一个细节，物业公司拿出一份由保安公司出具的承诺书：“由于我公司管理制度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贵公司在与谢中贤劳动争议一案中败诉。”并承诺这笔赔偿费用将由保安公司承担。但面对法庭的询问，这家保安公司却表示，是第二家物业公司“要求”他们这么写的，如果不写的话，尾款就不给结。后来这些情况全部被如实记录在判决书里。
至此，无论是物业公司还是保安公司似乎都“松了一口气”，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谢中贤会再次提起仲裁，而那才是这次维权真正的目的。
被模糊的规则
有段时间，李林琛在社交网站注册了一个账号开直播，名字就叫“李律师劳动法”，断断续续播了15天，粉丝从0涨到了800多。“晚上八九点那会儿人特别多，连麦基本没有断过。”他说，其实大家咨询的问题大部分都差不多，类似“拖欠工资如何维权”“公司强迫调岗、加班怎么办”，特别是关于“被迫离职”的问题，很多人都处于一定的法律盲区。“比如公司恶意拖欠工资的情况下，主张被迫离职要向单位明确被迫原因，并留下痕迹，这样后续主张经济补偿金才是符合程序的。”他强调，“要符合程序才能得到支持。”
▲李林琛为社区居民做普法讲座。受访者提供
这句话在谢中贤身上得到印证。拿到法院判决之后，谢中贤的下一步就是为那次挨打做了工伤鉴定，被北京市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为10级工伤。依据之前法院判定的劳动关系与这份工伤鉴定，除了申请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之外，他还提出要求对方支付打人事件以来，到两次仲裁之间的工资以及解除劳动关系补偿金，共计20多万元。
谢中贤的诉求有一个合理的法律支撑——挨打之后，物业公司一直没有出具任何书面通知正式解除这段劳动关系。仲裁期间，李林琛让他给公司邮寄了一份“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这意味着在此期间他与物业公司一直在产生劳务费用。随后，物业公司向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与谢中贤不存在劳动关系。
2024年1月，大兴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支持了谢中贤的部分赔偿请求，并认定截至庭审当日，物业公司与谢中贤之间仍存在劳动关系，公司面临的赔偿金额达到了15万元。
在谢中贤这个案件里，李林琛认为企业更多的是用工不规范的问题。
首先是在用工时间上，“非全日制用工的要求是每天不超过4个小时，每周不超过24小时”，而公司要求谢中贤在岗时间是6小时，甚至让他提早三个小时到岗，直接导致了所谓的“兼职”变“全职”，相应的法律关系就变了；其次，物业公司把小区安保工作外包给了保安公司，但韩主管又越过保安公司参与选人。“规则就这样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被模糊了。”
收到仲裁结果后，物业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法律监督。2024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开始重新走访案件相关人员，这件看似简单的劳动纠纷演变成的“拉锯战”，最终拖到了第四个年头。
一名律师的建议
谢中贤的经历并非个案。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建议全面废除劳务派遣制度，防止“劳动关系与用工管理分离”的“假外包真派遣”等违规行为存在，其重要原因就是当“欠薪、工伤、违法辞退”等一系列问题发生时，避免用工单位与第三方机构互相推诿，劳动者申诉无门的情况。“但在现实中，这种制度往往就演化成了一些用工单位规避劳动风险的手段。”李林琛说。
负责谢中贤案件的大兴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苏侃在调查保安公司的银行转账记录时就发现，这家公司的工资发放主要是代发，当时也没找到谢中贤本人的工资流水记录，调查一度陷入困局。
2025年5月，经过几个月的走访调查，苏侃在调取保安公司的社保记录时又发现，自2020年以来，保安公司名下的150多名员工只有13人缴纳了社保，这成为了案件的一个突破口。由此，检察机关与大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区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合力找到了保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方承认了通过保安队长向谢中贤发放工资的事实。与此同时，检法双方多次与当事人沟通，深入释法说理，阐明保安公司的用工责任、物业公司的外包监管义务，最终促成三方达成和解：物业公司与保安公司共同承担谢中贤的赔偿款。其中物业公司承担2万元，保安公司承担13万元。同时物业公司支付拖欠保安公司的39万余元安保服务费。
▲2025年9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谢中贤拿到了赔偿款。受访者提供
“劳动法对劳动者的偏向性是明确的。就像这个案件中，除了认定劳动关系需要劳动者举证，其他举证的责任基本都在被仲裁的用人企业身上。”经此一案，赵心琪也向物业公司一方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是对提供服务的保安公司，在合作前要有一定调查和了解，比如对方员工缴纳社保的情况。其次是签订协议以后，一定要做到人员的固定化，要有花名册，具体身份信息都要明确，不能随意调配人员。”她说，“各个环节都要更加审慎。”
打了这么多年官司，谢中贤最大的感触就是“累”，他还记得刚撞车的那年，自己架着拐一次次从大兴区赶去公司所在地平谷区的情形。“咱们本地人‘守家待地’的还好一些，要是外地人早就撑不住了。”
在等待最终判决的这几年，谢中贤一直送外卖维持家庭生计，从早上六点干到下午三点。
“看以后的光景，实在不行了就搬回农村去。”
他说，现在家里还有三亩半地，每年有5000多元流转费，儿子的户口也都在村里。“回去生活成本能节省不少。”想到自己为这个家留下的“后路”，他语气放松不少。
生活还在继续。2025年9月，在法院出具调解书，彻底解决所有关联纠纷之后，谢中贤最后一次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门口自拍了一张照片用作自己的微信头像。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