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价抢苗到免费接种，一场跨越20年的“防癌突围”

作为人类史上第一支也是截至目前唯一一支可以预防癌症的疫苗，HPV疫苗的普惠之路足足走了20年。

宫颈癌是人类最有希望彻底消除的第一个癌症，因为99%以上的病例都由HPV（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也是少数可通过疫苗、筛查与治疗手段实现消除的癌症之一。

作为预防HPV感染相关疾病的一级预防措施，HPV疫苗接种可以通过预防初次HPV感染和减少持续性HPV感染，来阻断宫颈癌前病变的发生和发展。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9-14岁是HPV疫苗接种的最佳年龄段，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则是一种高效且具成本效益的公共卫生策略。

自2006年全球首款获批上市开始，HPV疫苗便承载了巨大的期待、关注和争议——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它是守护女性健康的途径，也是财力和潮流的象征，但对医疗领域的医生、学者、决策者而言，它意味着一个更为平等健康的未来，和一条能够复制推广的路径，特别是自2007年开始，中国的国家免疫规划便停滞在“14苗防15病”阶段，未有实质扩容，HPV疫苗或是撬动政策改变的关键。

2025年9月11日上午，中国宣布当年将推出面向适龄女生的HPV疫苗接种服务，并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保护女性健康，2026年还将其纳入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这不仅意味着国家免疫规划18年来的首次扩容，亦预示着其覆盖人群首次从6岁以下儿童拓展至13岁的青少年，预防疾病也从传统的传染病扩至恶性肿瘤。

“这是中国妇女健康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消除宫颈癌行动注入强劲动力。”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马丁表示，“通过为新生代女孩接种HPV疫苗，中国正推动全球让宫颈癌成为历史。”

时值世界免疫周，今年的主题是“疫苗对每一代人都有效”，以讲述疫苗如何安全地跨越世代保护接种者及其家庭和社区，并继续捍卫我们的未来。HPV疫苗的故事正是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

2022年3月12日，部分适龄女生在海口市长流中心卫生院免费接种第一剂次二价HPV疫苗，标志着该省适龄女生HPV疫苗接种工作正式全面展开。

种子

在HPV相关的故事里，“6”或许是一个很特殊的数字：

1976年，德国科学家在宫颈癌中发现了HPV的特异序列，提出了HPV与宫颈癌病因关系的假设，这成为一个巨大的突破口，随即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研究风暴；

2006年，全球第一支HPV疫苗获批上市，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癌症疫苗，它的出现不仅意味着无数生命得以挽救，也意味着宫颈癌就此成为人类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筛查和早诊早治来全面预防，以致消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

2016年，中国正式宣布将HPV疫苗引进国内，一场市场化的抢苗大战与大涨价随后打响；

2020年，近6万中国女性死于宫颈癌，而几乎所有宫颈癌都与HPV感染有关；

2025年，HPV疫苗正式走上普惠之路，撬动近18年未有实质变化的国家免疫规划实现扩容。此时，中国已上市的HPV疫苗已有6款之多。

2026年，HPV疫苗又被纳入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事项目，并于2月起在全国各地陆续启动接种工作。

在同样一个含有6的年份，1976年，段仙芝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在她很小的时候，村子里有一种叫做“倒开花”的病，大人们说这是一种“不治之症”，后来，“倒开花”有了更为科学的解释：女性绝经后的阴道出血，致命原因是宫颈癌。

这一年，段仙芝第一次在亲人身上发现了它的痕迹。那是她的大姨，发现时她的阴部已有大量血块，宫颈呈菜花样溃烂，侵蚀到阴道1/2处，盆腔呈冰冻样改变，是宫颈癌晚期。从确诊到离世，她们总共见过五面，除了病情，什么都没来得及说。

十年后，1986年段仙芝调往鄂尔多斯人民医院工作。鬼使神差下，她要求给大姑做个妇科检查，结果一下查出宫颈癌早期。好在这次没有重复十年前的遗憾——因发现和干预及时，大姑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后，健康地活到了今天。

半个世纪以来，段仙芝在太多女性身上看到宫颈癌带来的生离死别，那里不仅有她诊室里的病人、下乡筛查时的牧民，还有她的邻居、亲人、老师，而这些大都与HPV感染有关。就像一位妇科教授曾说过的：女性感染HPV病毒，就像发烧感冒一样广泛。

段仙芝早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宫颈癌成为她想消灭的第一种癌症。

2022年8月1日，准格尔旗妇幼保健院，段仙芝（右）正在问诊一名前来做宫颈癌筛查的女性。

宫颈位于子宫的最下端，是一段大概3公分长、与阴道相连接的圆柱形组织。它会参与女性一生中的每一次月经、受精、妊娠和分娩，亦是妇科内诊时最基础的一个检查项目。但近年来，宫颈癌变得越来越多，患者也越来越年轻了。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15-44岁女性的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女性肿瘤第三位，新发病例数将近11万，死亡病例将近6万。对段仙芝而言，这些数字有着更为具体的意义：一天12台手术，9台都与宫颈癌有关，接诊病人中，最小的一位只有19岁。

几乎所有的宫颈癌（99.7%）都与HPV的感染有关，后者并不罕见，多项数据显示，90%的男性一生中都可能感染该病毒，女性一生的感染风险亦达80%左右。HPV有200多种型别，段仙芝曾将这些病毒比喻为“坏种子”，但并非所有“种子”都足够致命，有的还未察觉，就被免疫系统清除，有的只会冒出表皮，长成恼人的瘊子，只有少数足够高危、持续留存的才有致命风险。

就像种子萌发需要时间，从HPV感染发展为宫颈癌通常需要数年时间，有的甚至或要数十年之久。初期感染往往没有什么明显症状，不易被人觉察，也不会被特地检出——彼时城市人的体检习惯都未养成，何况是段仙芝所在的内蒙古牧区，那里许多女性早年过着贫穷而忙碌的生活，她们的日常是饲养牲畜，照料孩子，每个季节都有该做的事情，谁会走上大老远的路程，去找哪怕最近的体检机构给自己看看呢？直到很长时间以后，她们开始腹痛、流血，才会有人前来就诊，感染和病痛才会被发现，被识别，但总是滞后。

面对病人，特别是年轻病人，段仙芝时常觉得遗憾，“病毒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但凡多警惕一点，多注意一些，多呵护一下自己，就能避免险恶事件发生。”

拓荒

2004年，段仙芝已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这一年，国家层面第一次开展针对HPV感染情况的大人群、多中心研究，这也是中国参加的首个全球HPV人群感染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女性HPV感染率为近20%，其中引起宫颈癌的关键因素高危型HPV感染率约为15%；科里则第一次引进了液基薄层细胞检测（TCT）设备，这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一种宫颈癌细胞学检查技术。段仙芝从身边同事和家属开始动员，一连五周完成了超1000份样本的采样和筛查，一下查出7个。

一年后，有了设备和经验的段仙芝很快申请了一个宫颈癌相关的项目，她计划在5年内，在内蒙古完成10万人的筛查，覆盖20-70岁的已婚妇女。项目的愿景也很宏大：早诊早治，最大限度挽救患者生命，并弄清内蒙古不同地区、民族、年龄患者的疾病负担和分布特征，更重要的是，要将先进的检测技术和防治意识带往基层。

得知这一计划，乔友林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临床一线任务本就很重，怎么能完成如此大规模的人员筛查呢？

彼时，乔友林已是我国人事部引进回国定居的“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癌症防治专家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专家。一直以来，他都是中国HPV感染和宫颈癌防治方面的“拓荒者”，牵头在国内完成了多个流行病学调查，提供引起中国女性宫颈癌的主要HPV基因型、年龄分布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数据，前述中国首个HPV多中心研究就是由他的团队牵头完成的。

事实上，早在1999年，乔友林就带领团队在山西襄垣进行免费筛查，因此深知基层检测能力的局限，和农村女性的种种顾虑——HPV感染常与性接触相联系，对感染毫无知觉的男性通过性将病毒传给女性，并在她们体内埋下癌症的“坏种子”，而涉性的总是敏感的，这让许多女性因怕被冠以“生活不检点”的帽子而不愿受检。他建议段仙芝将目标人数下调至几千人就好。

2022年7月31日，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一间会议室内，乔友林（左）与段仙芝就推动当地宫颈癌消除的工作细节进行讨论。

但段仙芝很坚持。她搬出种种证据，据理力争，这些为她赢得了乔友林的支持，后者调来团队中的人才给基层医护做培训，解决了人力和能力的难题。当年8月，段仙芝便带着7个人，坐着一辆救护车去筛查了。

第一站落在鄂尔多斯的乌审旗，结果数据惊人：411人中筛出4例宫颈癌、29例癌前病变，其中还有当地的妇联主任。接下来五年里，她带着团队辗转内蒙古12个盟市、38个旗县、96个乡苏牧村，完成了120262人的筛查。结果发现，鄂尔多斯的宫颈疾病发病率位居全内蒙古第一，其中乌审旗的HPV感染率更是高达26.3%，这几乎是兴安盟和通辽等地区的两倍。

这次筛查，为包括段仙芝在内的医生和公共卫生人士勾勒出了内蒙古的疾病画像：她们多在45岁以上，蒙族高发于汉族，在早年农牧区，她们在忙碌的生计外，也体验了许多女性经历的痛苦——怀孕，生产，流产，子宫下垂，卵巢囊肿，但过早的婚育、多产，以及草原频繁的干旱、风沙，以及煤炭、天然气和稀土等矿业的无序开发，削弱了她们的免疫力，让体内的HPV不易被清除，最终发展为癌。

后来，两人合作越发密切，主导了多项宫颈癌筛查项目。到2019年，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中国女性面临两个HPV感染高峰，一个在17-24岁，一个在40-44岁；平均每5个25-45岁女性中，就有一个或感染高危型HPV。

2016年4月7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计生服务站，农村妇女等待“两癌”免费筛查。

工作中，两人侧重各有不同，性格和行事方法也有所区别。段仙芝曾撰书回忆，她觉得乔友林似乎更感性些，因为他总会提到一些特定的人，比如清洁工，比如拾荒者。在他看来，公共卫生不只是科学，更是公益，“越是深处贫困中的人，越需要关怀。”这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宫颈癌防治有三道防线：接种预防、及时筛查和患者管理，分别对应癌症从预防到发现到治疗的三个阶段。这其中的后两段更为临床医生出身的段仙芝所熟悉，而公共卫生出身的乔友林则更多看向前两段，因为只有预防做得好，治疗才能少花钱。

但第一段是长期缺失的。他希望不要再让医生赤手空拳战斗，因为“筛查做得再好，也只能针对有性生活的成年女性群体，打疫苗却能在源头上起到预防作用”。

执念

2006年，中国正在43个县区扩大开展农村宫颈癌筛查与早诊早治试点工作时，全球第一支HPV疫苗已在美国获批上市。它来自制药巨头默沙东，背后亦有着华人科学家周健的身影。这支定价235美元的疫苗覆盖四种亚洲常见的HPV亚型，接种3针，便可预防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以及女性的尖锐湿疣。后来，二价、九价HPV疫苗相继问世，共同构成了宫颈癌一级预防的市场格局。

从第一款疫苗上市开始，乔友林就带领团队开始了HPV疫苗在中国的临床数据实验，他希望中国的女孩子也有疫苗可打。但这件事足足等了10年，原因是，根据当时《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进口疫苗在国内上市前，需在中国人身上重新开展临床试验，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才可获批签发。官方的考虑是人种差异，“每种药品在不同人种身上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摸索到（进口疫苗）在中国人身上的有效剂量和不良反应的程度，这也是保证中国公众用药安全的一项举措，任何药品监管部门都必须履行此责任。”时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吴浈说。

但这是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根据当时官方数据，重新开展临床试验通常需要1-3年，后边还要排队等待药监审评，这一看重先来后到的流程又要数年。与此同时，2006年起，国内亦有9家企业申报的18项HPV疫苗临床试验申请获批，但国产疫苗研发是一条更为漫长的险途。

其实，2009年是距离HPV疫苗进入中国最近的一次。彼时，凭借国际影响力和私交，乔友林从默沙东处获得了2万支捐赠疫苗，并将首个试点地区定在鄂尔多斯的准格尔旗。他和段仙芝制定了一个“母亲做筛查，孩子打疫苗”的方案，计划给当地2000位母亲做宫颈癌筛查，并为她们的孩子接种疫苗。

那段时间，段仙芝兴奋地不停工作，到2011年，他们已选定了筛查和接种的人群，签完了接种者的知情同意书，但疫苗没到——因为行政手续上的瑕疵，这批疫苗没能入境。

漫长的等待后，这批在海关存放了近一年之久的疫苗被转赠别处。段仙芝后来悟到，这是这些卫生工作者要上的一门必修课，“这门课的命题就是带着遗憾继续往前走。”

乔友林也从未止步。2009年，他领导的团队参与了进口HPV疫苗在中国人群开展临床试验的项目，地点位于江苏，分别选取了3000多名接种和未接种的女性进行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但整个三期临床试验持续了6年多才完成。

2016年7月，中国内地首次批准HPV疫苗上市，是葛兰素史克的二价疫苗。2017年5月，默沙东的四价疫苗也获批上市。到2018年，默沙东的九价疫苗进入中国时，审批流程已缩短至8天。这一“火箭速度”得益于2015年开始的药审制度改革，临床急需药品（包括疫苗）优先审评审批，采用境外临床数据“有条件上市”等举措是改革措施之一，而九价疫苗则作为“临床急需的境外上市新药”享受了新政带来的加速度。

不过，迟到的代价已不可挽回。研究显示，2016年在全国各种与HPV感染相关的肿瘤病例中，分别有124772例新发病例和41282例死亡病例可归因于HPV感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罹患宫颈癌和非宫颈部位肿瘤的女性。乔友林也曾让学生做过推算，HPV疫苗免疫接种每推迟一年，将有5.5万人罹患宫颈癌，3万人死于宫颈癌。

但也有分析认为，即便疫苗能及时在内地上市，预防效果也未必理想。比如中国香港是最早开放接种HPV疫苗的地区，但上市初期便遇冷，2006-2014年，HPV疫苗接种率仅有8.85%。2015年，为推动适龄女性接种HPV疫苗，香港政府还提供了巨额补贴，将个人全程接种费用由3600港元降至1400港元。

只不过谁也没能料到，随着HPV疫苗被塑造成财富和时髦的象征，这款在香港一度“滞销”的疫苗，日后会在内地中产家庭的争抢下变得一针难求，且溢价严重，黄牛盛行。当然，这是后话了。

2020年8月30日，深圳市龙华区上塘道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接种疫苗登记窗口，当月，九价HPV疫苗摇号的中签率仅为2.58%。

燎原

在国产疫苗上市前，HPV疫苗的中标价格一度高企，其中二价苗每支中标价为580元，四价苗约为800元，九价苗则为近1300元，全程接种下来的花费在1700-4000元左右，这还不算服务、交通、黄牛、溢价等各环节的费用。

支撑这场抢苗大战的，是稳中求进的中国经济。2016年，中国经济总量首破70万亿元人民币，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城乡各种社会消费品的零售额增幅都在10%左右，其中网购零售额增幅更是高达25.6%。这些都给了中国人自费接种HPV疫苗的底气。

但这一公共卫生服务，注定与不平等相关：在全球，疫苗供应链仍朝向较富裕的地方倾斜，仍有约80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引进这种疫苗，而它们承担着全球近2/3的宫颈癌负担；在中国，脱贫攻坚战仍未取得全面胜利，对那些生活在贫困、资源匮乏地区，面临更高发病和死亡威胁的家庭而言，HPV疫苗仍是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为了公平保护更脆弱的人群，推动规模接种，乔友林四处奔走，计划在内蒙古、新疆、四川等低卫生资源地区进行疫苗接种试点，摸索普惠经验。试点首先落在了鄂尔多斯，后者也是最早发出响应的城市。

作为全国宫颈癌最高发的地区之一，早在2016年，鄂尔多斯就决心为城乡地区的常住适龄妇女开展免费的“两癌”筛查（注：“两癌”为乳腺癌和宫颈癌）。而长期的科研合作也令当地的卫生决策者早早接触了“两癌”防治和疫苗预防知识，到2019年，大家都觉得是时候把筛查的钱用到疫苗上了。

一年后的8月1日，鄂尔多斯出台《关于印发适龄女性“两癌”防治项目实施方案》，提出从2021年起，免费为全市近5万13-18周岁的适龄女性接种HPV疫苗，成为国内首个探索HPV疫苗适龄人群免费接种的城市。一个月后，厦门市卫健委也发布《厦门市国产2价HPV疫苗接种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在2020-2022年期间为厦门全市适龄在校女生提供国产2价HPV疫苗并实施自愿免费接种。

同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加速消除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宫颈癌全球战略》，雄心勃勃地立下未来20年将实现的三项目标：90%的女孩在15岁前接种HPV疫苗，70%的女性在35岁与45岁接受两次高质量筛查，90%的宫颈病变患者有机会获得治疗——这样有望在2050年前，将全球宫颈癌新发病例减少40%以上，并预防500万例相关死亡。全球战略发布后仅1个月，中国政府便公开发文表示支持，并于2023年发布了《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正式开启迈向“无宫颈癌”未来的征程。

自此，草原上的星火终于燎原，越来越多的地方加入试点行列。

2022年1月27日，江苏连云港海州区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在给女大学生接种HPV疫苗。

2021年5月，国家卫健委启动“健康城市建设推动健康中国行动创新模式”试点工作，探索消除宫颈癌综合防治策略措施。山东济南、福建厦门、四川成都、河南郑州、广东深圳等15个城市（区）首批入选，亟待开展的一项工作，就是提高HPV疫苗的覆盖率。

同年，随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在省域范围内推行适龄女生免费HPV疫苗接种的省份，广东、福建等地也陆续跟进。其中，广东早在一年前，就在省级财政经费中新增约6亿元用于保障项目开展，并陆续完成疫苗采购、接种点确定、疫苗配送分发、人员培训、接种意愿摸底调查等工作。公开报道显示，前期摸底调查显示，80%-90%的家长均愿意为孩子接种HPV疫苗。

各地的探索很快获得更高层面的认可。2022年，国家卫健委表示将积极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当地惠民政策，并将大力推广广东、海南、福建等省份经验，总结各地利用政府民生项目和医保基金等多渠道筹资的经验做法，鼓励地方先行先试，重点推动条件成熟的地区率先出台免费HPV疫苗接种政策，不断提高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率。

博弈

普惠政策带来的改变十分显著。2020年时，国内对接种HPV疫苗获益最大的9-14岁女孩接种率仅不到2%，短短五年后，全国已有18个省份和多个地市出台了免费接种政策，免费接种政策覆盖全国约60%的适龄女孩。但这还远远不够。

国际经验显示，全球已有超150个国家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这是提升接种率、保护公共健康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它得以在国家尺度上保证公平——用一位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说，只有当国家中央财政承担接种经费，才能保证不论贫富、不论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平等、公平地获得预防接种服务，“这是国家免疫规划一个重要的目标追求，也是为什么我们更为强调国家而非地方。”

而在另一些专家看来，这条全国普惠的路径代表着更多意义。“本世纪初，我们迅速接受了HPV检测，让我们在筛查方面没有落后于世界，遗憾的是，HPV疫苗稍微晚了一些。”一次宫颈癌防治的公开活动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郎景和称，HPV疫苗2006年已上市，十年后疫苗才引进中国，为响应WHO加速消除宫颈癌的重要动议，中国不能再放慢脚步，必须真正把它当成一件大事来抓，“因为，这将是下一个里程碑。”

2007年，随着内地开始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免疫规划疫苗增至14种，可预防疾病达15种之多，HPV疫苗不在其中。“2008年以后，免疫规划没有进行实质性的扩容，中央财政预算也并未增加。”一位疫苗专家称，近年我国免疫规划投入资金稳定在40亿元左右，尽管在调整脊髓灰质炎、麻风腮等免疫程序上加大了资金投入，但这部分资金是靠新生儿出生下降弥补的，“钱的盘子并没有变大。”

经费是最直观的挑战。

曾有研究测算称，中央财政经费在免疫规划疫苗上的投入约为每个孩子200元，加上地方财政支出、接种费等，最终算得一个孩子接种所有免疫规划疫苗的投入在650元左右，“一针HPV疫苗就把这些钱都花掉了。”

2019年的最后一天，中国首款国产HPV疫苗获批上市，是来自厦门万泰生物的二价“馨可宁”，这不仅直接打破了进口HPV疫苗的垄断，也为降价带了希望。但次年披露的中标数据显示，2021年，二价HPV疫苗的医疗机构实际采购量约为1009.918万支，单支中标价格在329-344元区间。和动辄千元的进口疫苗相比，这已算得上“骨折价”，但与国际采购水平仍有差距——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采购价格是，葛兰素史克二价苗为5.18美元/支，默沙东四价苗4.5美元/支，折算成人民币，只是一杯奶茶的价格。

同年，一项调研亦显示，近八成受访政府及机构决策者均指出，政府推广HPV疫苗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来自资金欠缺。还有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和民众应按比例支付疫苗价格。

2019年，厦门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研发新一代HPV疫苗。

在最早推行普惠接种的鄂尔多斯，价格同样是决策者最大的焦虑源之一。这里人口不多，全市初高中女生加在一起也只有5万人，而当时最便宜的疫苗单支报价为580元，全程接种下来是一笔高达8700万的巨款，而这一年，财政部和国家卫健委下发的重大传染病防控经费预算中，内蒙古全省（区）计划用于实施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的预算只有4486万元。

段仙芝回忆，当地的解法是将HPV疫苗普惠接种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和企业价格谈判、带量采购，最终促使葛兰素史克做出了买一送二的决定，“实话实说，这是一个超出我们预料的优惠力度。”

这一做法随后被众多省市复制推广。2025年，昆山杜克大学疫苗交付研究创新实验室的一份简报指出，纳入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地区的资金由财政全额支持，且省、市、县区按照经济发展状况有成熟的分担机制。财政补贴的使用方式，既可以通过政府集中采购、免费接种的办法确保普惠，也可以通过定额补贴方式给予公众更多选择。除此之外，亦有部分地市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报销，或借助企业捐赠等方式惠及低卫生资源地区或困难家庭。“整体而言，多渠道筹资可以对降低非免疫规划疫苗费用负担、提高接种率发挥积极作用。”

采购模式的变化，几乎重塑了政府和企业博弈的格局。

非免疫规划疫苗主要由各省遴选目录，区县按需采购，后者往往由于采购规模分散、有限，几乎没有与企业议价的筹码。加之非免疫规划疫苗都是自愿接种，受季节性流行病趋势等多种因素影响，各年度接种需求存在较大波动，面对种种不确定性，企业往往坚持全国统一价格，涨价情况也不鲜见。但新的采购模式则将省级政府推向台前，集中且庞大的采购规模促成了一个更有存在感的公费市场，这显然是一个全新的，更有潜力、更可持续的市场。

“不应该把疫苗做成奢侈品，而应是基本的公共卫生保障，但自费HPV疫苗在中国已经完全被异化了，形成了一个畸形的市场，企业对市场的理解也不是很好。”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项目官杜珩称，业界用“catch-up（存量）”来形容接种HPV疫苗的成年女性市场，它指代的是那些因之前疫苗未上市或其他缘故未按最佳时间表完成全程疫苗接种的人，后续补打所需疫苗的过程，潜台词是，一旦人们按要求完成接种——比如在十三四岁的年纪就及时接种HPV疫苗，等他们成人后，这个“catch-up”的市场也就不存在了或者非常小，“真正长期的市场应该是每一个进入13岁的女性人群。”

敏感的疫苗企业怎会看不到呢？2022年起，盯准公费市场的国产疫苗企业开始主动卷价格，到2024年，山东省国产二价HPV疫苗中标价格已降至27.5元/剂，仅为最初价格的1/12。而深耕自费市场的九价疫苗厂商转而将男性接种者纳入考量。

扳机

在一些国际专家看来，钱从来都不是问题。

一次演讲中，原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扩大免疫计划组组长兰斯·罗德瓦尔德称，美国纳入疫苗的标准里从不考虑费用问题，因此当他发现英国引入新疫苗还要评估卫生经济学时，他感到十分无语。放到中国，一位接近免疫规划决策的人士也有类似观点：最重要的问题并非筹资的方式，或疫苗的价格，“重要的是如何启动（纳入）这件事，启动它的扳机是什么？”

在该人士的语境下，“扳机”一方面意味着制度——中国等待纳入的免疫规划的种类太多了，HPV、肺炎球菌（PCV）、b型流感嗜血杆菌（Hib）、轮状病毒疫苗（RV）、水痘，随便哪个纳入都是惠及儿童的大好事，只是谁先谁后，需要制度化的评估，“但说实话，没有形成共识，甚至连框架都没能达成共识。”

杜珩仍记得2017年时，她离开工作了12年的疫苗企业，来到盖茨基金会任职，当她向多位专家咨询HPV疫苗等纳入免疫规划的进程时，得到的回答都是“短期不可能”“难度太大”“不现实”。原因五花八门：国产疫苗尚未上市或刚刚上市，市场供应严重不足，价格昂贵，还有很多上市多年的自费疫苗也等待纳入，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免疫规划疫苗等待升级或更新免疫程序。

这一年，国务院办公厅已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意见》中提出，“逐步推动将安全、有效、财政可负担的第二类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使群众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接种服务”，类似表述透露出政府增补免疫规划名单的意愿。

同年10月，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正式成立。根据次年公开的《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章程》，首批专家咨询委员会由27名不同领域专家组成，其核心职能是为国家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疫苗使用和免疫策略的循证建议，包括但不限于：疫苗引入与调整建议、接种对象与程序、免疫策略优化、新疫苗成本效益评估、疫情应对策略等。

2021年3月，一名妇产科医生成为国产二价HPV疫苗首位接种者。

据了解，专家覆盖流行病学、卫生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等不同学科，每年会定期举办1-2次会议，会议议题则由国家卫健委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设工作组提出的建议设定。前述人士透露，疾控中心最初设有19个技术工作组，其中3个为常设工作组，覆盖循证的疫苗政策制定方法学、免疫规划协调、接种规范等议题，其余则为临时工作组，以具体疫苗和疫苗可预防疾病为主题。工作中，工作组要先形成议题和建议性结论，和行政部门共同协商能否提交，确定能提交的，要在既定会期的1个月前提交给委员会。

会上将重点讨论纳入免疫规划的理由和证据，包括该种疾病是否为严重威胁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值不值得普遍接种，它的主要侵害人群、危害和疾病负担如何；疫苗有效性有多高，效果如何；疫苗安全性、耐受性好不好，有没有研究和监测数据支持；疫苗接种是否符合卫生经济学的成本-效益比，接种后能否节省医疗花费；疫苗产能能否保证足够供应；公众对疾病的认识和对疫苗的接受程度如何；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是否需要对应完成人员、设备等方面的准备等，经受反复质询，集体投票决定。通常来说，获得委员会80%投票支持的议题，才能往下走行政审批程序——经国家卫健委会同财政部提请，国务院批准后方可调整。

前述人士透露，历次会议上，只有2018年4月召开的第一次会议涉及将自费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讨论，讨论的主角是Hib疫苗，但它没能作为投票表决议题进行审议。“Hib疫苗是非免疫规划疫苗里接种率最高的疫苗，我们认为纳入免疫规划的条件比较成熟，但技术工作组想上会，行政部门没想筹资，如果硬推，会给行政部门的资金筹集带来困难。”

另一个问题是，Hib的循证有效性比较困难——作为一种非法定强制报告的传染病，有关数据本身就少，临床数据还会受到抗生素使用、基层检测能力等因素的干扰，能够用于高质量研究的数据不足；即使在接种率较高的发达城市，也往往没有接种前后的对比研究。最终，那次讨论沦为了一场带有预热性质、用来跑通流程的演练。

2022年3月4日，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开展“让世界少一份忧虑，及早接种宫颈癌疫苗——民生实事宣传活动”。

相比之下，HPV疫苗可以说是一个很完美的扩大对象，肿瘤备受政府和公众重视，有关数据和研究资源也足够丰富，循证证据最为丰富，但它仍需要“扳机”，这在另一层意义上代表“契机”。

在这方面，并非没有先例。

2002年，乙肝疫苗被正式纳入计划免疫，疫苗免费，但家长仍需支付少量接种费。决定性时刻出现在2005年3月2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布第434号国务院令，公布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全国所有新生儿，实行全部免费的乙肝疫苗接种。这一决策背后的“扳机”，被指是一些写给总理的联名信，信中提到要给孩子办好事，要解决疫苗的问题，温家宝被深深触动，继而促成了新政的落地。

即使在海外，从印尼的佐科威到印度的莫迪，普惠的疫苗新政往往也会构成选战策略，以强化他们亲民谦和的形象和姿态，“前提是如何能让它进入到决策者的视野，这是关键。”

国内有关人士的观点各不相同，有人寄希望于全国“两会”，认为代表委员要向政府问责，形成行政压力，也有人认为理想的“扳机”已经错过了，那是2023年中国响应世卫组织号召，迈向“无宫颈癌”未来征程的政治承诺，更多人则将希望投向下一个“扳机”：2025年的全球妇女峰会。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尚未宣布会期的2023年底就不断在公卫圈里流传。

启示

在许多次采访中，乔友林都曾提及这段经历：那是2009年的国庆，乔友林在成都陪父母亲看电视，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正在采访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白岩松说，前部长陈敏章有一个愿望，是能看到中国每个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但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实现。陈竺答，我国已经在2005年实现免费国家全面计划免疫了，可以告慰部长的在天之灵了。然后，采访话题就转移了。

乔友林觉得，当时还差一个深层次的提问，“他应该进一步问部长，从这个典型案例上我们如何吸取教训，以便将来类似情况不再发生？”“类似情况”指的就是HPV疫苗。

好在，他没有等待太久。就像人们所猜测、所希冀的那样，2025年9月11日上午，国新办举行的高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国家疾控局局长沈洪兵正式宣布，当年国家还将推出面向适龄女生的HPV疫苗接种服务，并将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消息引人振奋，当天便引发国内外密集关注和报道。

10月30日，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亦发出通知，称经国务院同意，将人乳头瘤病毒疫苗也就是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自2025年11月10日起，组织各地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2剂次双价HPV疫苗(间隔6个月)，此前已自费接种首针疫苗的适龄女孩也可免费接种第二针。

根据通知要求，国务院疾控部门要同教育、卫生健康等部门，认真开展重点关注区域目标人群数量及既往接种HPV疫苗情况的摸底，精准掌握目标人群数量，并按照免疫程序要求做好疫苗需求统计。《按照预防接种工作规范（2023年版）》和中国预科院制定的技术方案（另印发）等要求，抓好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改进，针对疫苗使用管理及预防接种的操作、记录、报告、监测、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发作等，提前对预防接种单位人员进行全员培训。

2025年10月18日，我国首支国产九价HPV疫苗陕西上市会在西安举办，同日首针在西安接种。

“这是中国妇女健康领域的重大突破，也为全球消除宫颈癌行动注入强劲动力。”当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网站亦发表评述文章，祝贺中国作出这一里程碑式决定，并称这标志着中国在保障妇女健康方面迈出了历史性一步，它体现了中国对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中国《加速消除宫颈癌行动计划（2023-2030年）》的庄严承诺，也直接推动了世卫组织《加速消除宫颈癌全球战略》的落实。

“中国实践证明，当科学、政治意愿和公共卫生形成合力时，就能创造奇迹。”马丁称，世卫组织为能支持这一历史性举措感到自豪，并正与中国主管部门密切合作，参照国际最佳实践，从宣传教育与社会动员、医务人员培训、项目效果评估等方面支持HPV疫苗接种计划的有效实施，以确保每个女孩都能拥有免于宫颈癌威胁的健康未来。

当然，疫苗只是一方面，为了消除宫颈癌，筛查和治疗也不能停滞。

许多人都很好奇，HPV疫苗走上普惠之路究竟是一场偶然还是必然。一路回溯，看起来它经历了太多的“天时地利人和”——海量的关注度和话题性、不断增长的资金和人才、国内外的政治愿景、适时的关键契机，这股巨大的合力最终推动中国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是偶然。但必须指出的是，故事里也多的是必然的部分，它们是想尽办法也坚定做实事、守护些什么的临床医生、公共卫生专家、政策决策者，是不断提高的社会经济水平、健康防护意识和自主研发能力，是持续更新优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更多像HPV疫苗这样的自费疫苗——特别是Hib、PCV、RV这三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儿童疫苗，HPV疫苗为它们提供了可以期待、可以复制的一条路径，一些经验，和一种可能。

很多年前，杜珩曾经这样写道：“将HPV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幸运的是，在这条挑战重重的道路上，我并非孤身一人——从疫苗的研发生产、循证研究、区域试点到公平分配，凝聚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个伙伴的力量，他们正和我一起凭借着各自的经验、专长、乐观和信念，向着我们共同的愿景携手前行。”

他们做到了，然后，接力棒还要继续传下去。

记者：卢伊

编辑：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