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以勋（公益慈善论坛联合创始人、主编）
前两天跟一位公益圈的老友聊天，他感慨了一句：以前跟着一起做事的那些前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悄没声息地老了，有的走了，有的病倒了。回想我们这代人刚开始接触公益，就是跟着他们踉踉跄跄上路的。如今看着新生代公益人陆续走出来，既觉得欣慰，又有点恍惚——他们，将会创造一个怎样的未来？
说实话，新老公益人在成长经历、时代任务以及各自贡献上，确实大不相同。不必刻意拔高或贬低谁，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在历史的夹缝中奋力前行。
今天，我随机挑了几位印象比较深的老、中、新三代公益人。没别的意思，纯属个人视角——我并不打算给谁排座次，就是想记录一份真实的公益代际图谱：老一辈怎么开的荒，70、80后怎么搭的梁，新生代又在鼓捣什么新花样。每一代都有自己的使命和本事，谁也别嫌谁老，谁也别笑谁嫩——世间的路，本就是一代一代走出来的。
01
老一辈：在体制夹缝里打开一扇窗
先说说老一辈。跟现在的年轻人不同，大多数老一辈公益人最初进入这个领域，几乎都带着一股“体制内的苦衷与敏感”。
最先要提的，是梁从诫。这位老先生2010年去世时，媒体给他的头衔是“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自然之友，就是他1994年在北京创办的。1932年出生的他，身上标签太多了：梁启超的孙子、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儿子、全国政协委员、历史学家……但他晚年最看重的一件事，就是环保。
在那个“环保”还被认为是“吃饱了撑的”年代，梁从诫带着会员去捡垃圾、观鸟、抗议破坏生态的项目。他敢当着官员的面说“你们这样做是在犯罪”，也敢在联合国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为中国民间环保发声。他出门办事，骑的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行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没什么“名门之后”的排场。他最著名的一件事：1999年，云南怒江建坝争议中，他联合多方力量推动公众讨论，最终让那个“大坝方案”暂时搁置。
梁从诫那一代人的逻辑很简单：国家没顾上的事，我先动手干。他们不指望政策全到位、法律全完善，凭的是知识分子骨子里的那点良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倔劲。
再说徐永光，今年77岁，浙江温州人。他的人生也很“标签化”——当过兵，蹲过机关，后来成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秘书长。但最能体现他的，是“希望工程”。这个项目从1989年发起，撬动了中国民间助学的洪流。1991年，受他委托的纪实摄影家解海龙在安徽金寨县拍下了那张著名的“大眼睛”苏明娟照片。这张照片后来成了整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也把希望工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度。
此后，“希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近两百亿元，援建数万所希望小学，让数百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徐永光那代人的任务，那一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制度夹缝里，打开一扇民间慈善的暗窗。他们这批人，自己先克服了体制内的路径依赖，再用锲而不舍的奔走、游说，把社会组织拉到了前台。
还有孟维娜，1954年出生，今年72岁。她跟徐永光走的路数不一样，但韧性一点都不少。1985年，孟维娜在广州创办了至灵学校，1990年成立慧灵机构，算是国内最早为心智障碍者提供社区化服务的先行者。各位可能不太了解，在我国心智障碍服务领域，慧灵几乎是“活化石”一样的存在，服务覆盖了全国几十个城市。
但这条路走得多难，只有她自己清楚。2023年，70岁的孟维娜宣布，计划在2025年交出接力棒，公开以30万到50万的年薪招接班人。结果呢？2025年底，72岁高龄的她再次坐上被告席，和北京慧灵82岁的法定代表人方玉祥（家长）一起应诉，赔偿金额超过200万。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些在壮年时投身心智障碍服务的老前辈，本该在七八十岁含饴弄孙，却还在法庭上较劲，仍在承担着制度缺位时代遗留下的重负。
老一辈公益人的共同底色是什么？是一边跟政策博弈，一边跟观念对抗。要知道我国《慈善法》是2016年才出台，此后经过修正，2024年又施行了修正版。在他们之前长达二三十年的探索期里，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没有公益捐赠税前扣除的政策，甚至连“慈善组织”这个身份都常常含糊不清。他们就凭一腔热血，用个人的信义撑起了整个行业的地基。
他们的时代贡献，一句话就能说透：用肉身在荒原上踩出第一条路。
02
70、80后：拿着图纸搭脚手架的专业工兵
如果说梁从诫他们是“举手为旗”的号召者，那70、80后的公益人，更像是一群拿着图纸、搭脚手架的专业工兵。他们的时代任务不再是“从无到有”的平地一声雷，而是“从有到好”的系统化、组织化、专业化。
这批人里，吕朝是个典型。
2006年，他在上海创办恩派，做公益组织的“孵化器”——你没场地给工位，不懂注册帮理顺流程，缺资金对接资源。老一辈用肉身开路，他是在路边搭维修站，让后来人不用一上来就爆胎。
但他没停在孵化这一步。2010年前后他开始推社会企业——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赚的钱不分红，继续投回公益。恩派做了社企孵化器、影响力投资，联合渣打银行搞了“社会企业助力计划”，到2025年已支持超700家社企。他自己还搞了个“724空间”，7天×24小时给社会创业者提供工位和导师。
他提过一个“不可能三角”——普惠、质优价廉、能规模化可持续，这三件事很难同时做到。公益人和社企家的使命，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结解开。吕朝这批人给70、80后公益人打了一个样：公益不能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得自己长出骨头来。
刘正琛是另一个方向。
2001年，北大研究生刘正琛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医生告诉他，骨髓移植是唯一治愈的希望。那个年代，中国没有自己的骨髓库，患者只能靠碰运气。刘正琛在病床上决定，自己来建。他创办了“阳光骨髓库”，后来发展成“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到今天，中国已经有几百万人登记加入骨髓库，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患者因此获救。而这一切的起点，是一个病人手里那台笔记本电脑。
刘正琛的故事说明70、80后公益人的另一个特征：他们不再满足于“送温暖”，而是致力于“改系统”——从个人救助到制度推动，从个案解决到体系搭建。
郝南的选择更“冷门”。
这位北大毕业的牙科医生，2008年汶川地震后去当志愿者。他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灾区不缺物资，不缺人手，缺的是信息——哪里缺什么、谁在送、路通不通，这些信息根本对不上。回来后他辞了职，创办“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每次大灾，卓明的团队像情报部门一样，用公开信息绘制灾害地图、匹配供需、协调救援力量。2021年郑州暴雨，卓明的信息简报成了当地应急部门和民间救援队的“作战手册”。
郝南的贡献很“低调”，但极其关键：他把公益从一个“情感驱动的行为”，变成了一种“技术驱动的专业”。这是一代人的升级。
还有王奕鸥，1980年代生人，成骨不全症患者，俗称“瓷娃娃”。她自己就是患者，但她没有停留在“被救助”的位置上。2008年她和病友一起创办“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后来升级为“病痛挑战基金会”。2014年“冰桶挑战”火遍全球，王奕鸥的团队在中国接住了这波流量，筹到数百万元用于渐冻症等罕见病群体。更重要的是，她推动了罕见病药物纳入医保的政策讨论，让“罕见病不罕见”这个观念进入公共视野。
王奕鸥代表的公益人特质是：从“被帮扶者”变成“规则制定者”。他们不再是悲情的求助对象，而是谈判桌上坐得稳稳的利益相关方。
把这几位70、80后公益人放在一起看，他们的共同点很清晰：
第一，职业化。老一辈公益人很多是“跨界英雄”——记者、作家、官员、学者，半路出家。70、80后的不少人直接把公益当成了第一份工作，甚至是从专业领域带着技能进来的（郝南是医生、刘正琛是研究生、王奕鸥是患者即专家）。他们不再靠“好人缘”和“社会声望”做事，而是靠组织管理、财务透明、项目评估这些硬功夫。
第二，系统化。老一辈擅长“打一个漂亮的仗”——筹一笔款、救一批人、上一回头条。70、80后更愿意“修一条路”——建孵化器、搭信息平台、推动立法。他们关注的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成败，而是这个行业能不能可持续运转。
第三，去悲情化。老一辈的叙事里常有“坚持”“牺牲”“不容易”。70、80后的口头禅变成了“解决问题”“效率”“可持续”。他们不拒绝眼泪，但更相信数据和流程。
第四，承上启下。70、80后是夹在中间的那批人。他们接过梁从诫、徐永光们传下来的火种，又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把这把火烧得更旺、更稳，然后递到90后、00后手里。没有这代人，中国公益会从“草莽英雄”直接跳到“网红流量”——中间缺了最要紧的那层混凝土。
03
新生代：不再谈论牺牲，转身追求可持续
那新生代公益人又是怎样一群人？这个变化挺大的。
如果说老一辈眼里充满“上下求索”的悲壮感，70、80后手里拿着专业化的施工图，那新生代眼里更多的是“自我驱动力”和“工具理性”。他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在夹缝里突围，而是直接站到了更开阔的舞台上选择赛道。他们的成长，一开始就伴随着互联网、法治基础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
90后的庄子云和团队在南昌运营着一家只有三四名专职人员的小机构“崛美公益”，却凭着一股巧劲，干出了大动静。
2018年，她在乡间听到一个孩子怯生生地问：“‘名猪’是什么猪？能吃吗？”那一刻心酸的误会，催生了“名著小书包”项目。她不仅把一摞摞经典名著送到全国超10万名乡村孩子手上，更为此死磕品质：联合专业出版社推出分级阅读丛书，邀请“世界最美的书”设计团队装帧，余秋雨、曹文轩等名家题词，硬是把一个公益捐赠做成了专业出版的模样。
当别的平台拿出更优厚的条件向她招手时，她选择留下：“重要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与自身精神的契合”。凭这份执拗，她拿下“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等荣誉，成了孩子们口中亲近又温暖的“子云姐姐”。
更值得说的是，新生代不仅自己冲在一线，还极度擅长设计“可造血”的机制。比如南京的90后双胞胎社工胡晶晶和胡鑫鑫，她们拿出了近10年的一线社工经验，开了一家叫“街角面包店”的社区空间。这家店不到100平方米，既卖面包，又给孤寡老人送爱心餐，又为困境儿童提供支持——它的核心逻辑是：靠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自我造血”，让善意流动起来。你把这种探索放在10年前的公益语境里，简直不可想象。那时候谁要敢说公益机构卖面包养活自己，怕是马上要被打上“变相商业”的标签。
再者，是从公益“舞台”切换到“数字平台”。B站Up主GenJi（李艮基），坐拥千万粉丝，他的核心贡献就是利用AI工具和数字课程实现知识普惠。还有谢晓莹，她扎根互联网乡村支教，通过线上直播教学覆盖了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让30多万山区孩子直接受益。这种事情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之前，别说做，连做梦都梦不到。
新生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公益当成“牺牲”，而是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最近两年年轻人搞的“在外互助父母计划”，签“赛博助老协议”，见路上提重物的叔叔阿姨就去搭把手。你放在老一辈眼里，可能觉得有点“矫情”，搞什么共签协议，学雷锋做点好事还要仪式感？但它恰恰是新生代数字公益的典型体征：轻松、随意、无负担，但善意是真实的。
相比之下，新生代也更在意合规和专业。老一辈人听到机构出事，多半去刨制度问题；新生代听完大概率会皱眉头，第一反应是：运营违规了，财务审计跟不上，还是专业管理没有落实？他们是法治观念、契约意识、专业思维浸润下长大的一代，更在意的是项目能不能持续、账目清不清、组织能不能良性运转。
04
这不是一场告别，是接力棒的传递
每一代人的公益，都不必非得跟上一代比。
梁从诫、徐永光打下的地基，让新生代不必再从打砖头做起；孟维娜将近40年的坚守，让慧灵的社区化理念扎下了根；吕朝、刘正琛、郝南、王奕鸥这些70、80后则在桩子之间架起了梁和柱，搭好了脚手架和维修站；而今天的新生代则借助更新的赛道和工具，让“善”落地得更轻盈，传播得更远。
代际之间的真相，从来不是谁替代谁的死磕，而是接力竞赛的相互放行。
所以别为前辈的迟暮伤感了，反倒应该庆幸，我们这个行当居然有了代际更迭的迹象。当你看到70多岁的老前辈仍在一线和90后、00后并肩同行，你不会觉得悲壮，反而会觉得：哦，原来大家都在为自己相信的东西努力——只不过努力的方式，隔了整整一个时代。
新生代的力量一定会给公益圈带来新的可能性。而我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他们干得不会比前辈差。因为前辈走过的弯路、吃过的亏，他们多少都看在眼里；前辈铺好的路、搭好的桥，他们也脚踏实踏在上面。
梁从诫那一代人用良知钉下了第一颗桩，70、80后架好了梁柱，新生代正在这栋已经立起来的房子里，住进去、装修改造、点亮每一盏灯。
这不是一场告别，而是接力棒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