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海外市场不友好，中国外贸还能重回两位数增长，为什么？

特朗普关税战一周年，美以伊战争正酣，当全球观察家们担忧能源危机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却在平静中意外翻红。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累计同比增长14.9%，保持两位数增速，这也是自2022年四季度以来首次重回两位数。

如何看待国际乱局中的中国经济表现？在4月下旬《观察者网》和《香港01》合办的乌镇经济沙龙上，一向对中国经济充满信心的北大新结构经济研究院院长、经济学家林毅夫，与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看法，详细解释了在逆全球化的当下，中国经济的韧性所在，以及他对中国企业“向上，向内和向南”的三个方向策略建议；还批评了那些国际国内流行的中国经济见顶论，为什么站不住脚。中国能不能在2039年前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7年前林毅夫曾与美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有个200万美元、后来被要求降至20万美元的公开赌约，在此次采访中他也做了回应。

以下为林毅夫与观察者网的对话实录。视频部分将于近期推出。

4月下旬，乌镇，观察者网对话经济学家林毅夫 观察者网

【对话/ 观察者网 高艳平】

无论外部面临何种挑战，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能保持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观察者网：首先想请您评价一下当前中国经济的表现。今年设定的增长预期目标为4.5%至5%，并努力争取更好结果；同时我们还有2035年的远景目标。从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我们实现了5%的增长。您如何看待这一表现？此外，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年是全球贸易战，今年是伊朗战争，国际形势正如您所言，怎一个“乱”字了得。在这样的背景下，您对中国经济在全球格局下的表现、其对全球经济的角色定位，以及核心使命有何新的思考？

林毅夫：当前我们确实面临一个“乱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加速演进，各类地缘政治冲突和战争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大挑战。但我们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一方面，我们拥有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空间巨大，国内资源充足，政策回旋余地大。因此，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完全有信心保持稳中向好的合理增长。

特别是今年一季度5%的增速，成绩相当“靓丽”。大家可以看到，美国、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已经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能源通道受阻，引发油价飙升，而且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进口占到了我国石油进口的33%。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去年一季度基数较高、且国际不确定性陡增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实现了5%的增长。这不仅印证了我们此前对中国经济韧性和潜力的判断，更是一份来之不易的成绩单。

自2008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保持在30%左右，已成为全球增长稳定的来源和动力的源泉。我们相信，无论外部面临何种挑战，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能保持这种信心。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伊朗冲突。外界评价这可能是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能源危机。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72.7%。在庞大的进口量中，大约有33%的份额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咽喉要道，这部分约占中国全国石油消费总量的22%。然而，我们一季度取得如此平稳成绩，当然也可能还有一部分负面作用尚未显现。即便如此，很多外媒惊呼，中国是高度依赖该海峡石油进口的国家，却是反应最平静的国家，并纷纷点赞。

回顾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疫情的危机应对，中国经济都表现出很大的韧性。如果此次能源危机持续发酵，您觉得，中国能否顶住压力？如果可以，我们的韧性体现在哪里？

林毅夫：首先，我们衷心希望伊朗局势能够早日平息，战争对当地人民是巨大灾难，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但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例如，我们的能源储备相当丰富，且能源来源日益多元化。一方面，国内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断提升，我们在太阳能、风能设备的生产和应用上均居世界第一；另一方面，我们的进口来源是分散的——除中东外，还有非洲、拉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个供应地。这种多元化的布局能将地缘冲突的影响降至最低。

正所谓“居安思危”，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对外部冲击始终保持警惕并做好预案。因此，我相信即便危机爆发，中国也能像成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那样，保持自身的稳定与发展，并以此带动全球其他国家尽快走出阴霾。

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越是动荡这句话越有道理

观察者网：我们注意到一季度进出口货物贸易重回两位数增长，这是自2022年四季度以来的首次。进出口再次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但同时，对外进出口贸易面临的挑战依然严峻：美国去年虽暂缓对华加征关税，但今年会否重来；欧盟部分国家对华关系稍有改善，但欧盟对中国的制裁、反补贴调查频频发生，仍然在采取“去风险”策略；更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指出，自2024年以来，WTO框架下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大幅上升，且发起方一半以上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对此您怎么看？鉴于进出口对中国经济贡献依然重要，我们应如何应对这种不友好的海外市场的压力？

林毅夫：今年一季度出口重回两位数增长，在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确实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回顾历史，从改革开放到2008年，中国出口常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加入WTO后甚至高达20%以上），但2008年危机后增速一路下滑至5%以内。出口这驾“马车”乏力，曾是造成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过去的高增长让民营企业（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形成了乐观预期并据此投资，一旦外需骤降，便导致产能闲置、企业投资意愿减弱、就业和收入预期承压，进而影响消费。因此，分析国内经济形势时，绝不能忽视作为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的中国所受的国际影响。

一季度的转机令人振奋，它证明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不可替代的比较优势——成本低、质量优，符合全球需求。贸易本是互利共赢之举，小经济体的获益大于大经济体，作为按汇率计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以外的经济体在与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往往大于中国自身。

海关总署发布的2026年4月进出口数据，1-4月累计同比重回两位数增长 海关总署

在逆全球化浪潮、全球不确定性增加的状况下，中国贸易能连续12个季度保持在10万亿元规模，且今年增速回升至两位数，恰恰证明了贸易是有利于每个国家的发展的。而且，不确定性越大，经济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这一经济学基本道理越能得到充分体现，就所谓“板荡识忠臣”。因为和中国保持贸易往来，能给他们带来增长，带来福利的增加。

面对“去全球化”、贸易壁垒和关税战，我认为应积极从三个方向应对：

一是“往上升”。坚持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生产附加值更高、质量更优的产品。只要产品“物美价廉”并能满足他国需求，壁垒就难以完全阻断市场。例如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这“新三样”，既是全球低碳转型的刚需，也是我们出口增长的新动能。高端制造业同样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二是“往内走”或“本地化”。鼓励企业出海投资，通过本地化生产规避贸易壁垒。将研发和核心部件留在国内，而在当地利用劳动力优势进行加工组装或设立整机厂，实现“当地投资、当地生产、当地销售”。这既能绕过关税限制，又能为东道国带去就业和技术溢出，实现互利共赢。

三是“往南方走”。深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全球南方市场（拉美、非洲等）。目前，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占比已超过50%，对全球南方国家出口占比超60%。这表明，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中国应继续做全球化的推动者。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自身，也有利于世界。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秉持“己立立人”的理念。我们希望自己发展得好，同时，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通过贸易和合作，帮助各国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创造就业、提升收入。在当前的逆境中，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强劲表现，正是构建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路的最好证明。

中国的企业补贴，像专利制度一样，是对先行者的激励补偿

观察者网： 您刚提到了应对逆全球化的三个方向——“向上”、“向南”和“向内”。先说说“向南”，前面我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连巴西、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通过WTO发起了很多针对我们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而且数量越来越多。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林毅夫： 关于反补贴，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基本经济学原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都需要运用产业政策和“有为政府”来扶持企业转型与升级，这是必要的制度安排。政府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主要是对“先行者”进行激励和外部性补偿。因为先行者要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失败了要自担成本，成功了却会因竞争而失去垄断利润，不管成功与失败都给后来者提供了有用的信息，这种信息外溢无法转化为私人收益。因此，给予先行者激励补偿是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的。

举例来说，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本质上就是给予先行者一段时间的垄断权作为激励。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时同样需要此类机制，例如，给先行企业公司所得税的“三减两免”。但这与“违反比较优势的补贴”是两码事。如果一个产业违反了比较优势，即使政府长期补贴，建起来的企业也无法出口，只能做进口替代。

中国政府目前做的，更多是对先行者的短缺激励补偿，而非无底线的违反比较优势的补贴。此外，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如提供充足的电力、道路、港口以降低物流成本）、保护产权、构建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这些本就是政府的应有之责，绝不能简单等同于“补贴”。这个道理我们必须向国际社会讲清楚。

在国际规则层面，我们可以利用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据理力争。过去WTO上诉机构之所以陷入瘫痪，是因为美国一直阻挠法官的任命。但回顾中国加入WTO的前十年，我们经历了约40起关于补贴等的贸易纠纷，绝大多数我们都打赢了。所以对于国际上与事实不符的抹黑，我们要依法抗辩；对于像荷兰、巴拿马运河港口等企业遭遇的不公正待遇，只要对方违背了本国法律和国际法，我们更要依法抗争到底。

5月8日，武汉的莲花Eletre正式装船启运，发往加拿大 黄冈新闻网

但从大方向上讲，我相信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我们出口的是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对进口国也是有利的，而且通常在贸易中小国获得的好处比大国更多。

我们“向内”走，去当地绿地投资，能为当地带去就业和技术外溢；我们“向南”走，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现代化理念。这正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中汲取的成功经验——正是当年的对外开放，积极招商引资，让我们接触到了现代化的产品、技术和经营理念，从而实现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们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非常好的借鉴。

“中国+全球”模式，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

观察者网：但现在有一种担忧：为了规避特朗普的关税壁垒，很多企业跑去越南、墨西哥等地投资，国内会不会因此流失大量就业机会？

林毅夫：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海外，其实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规律。

随着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工资水平必然上涨。这就导致那些劳动密集型、不符合我们当前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如果强行留在国内，不仅没有竞争力，还会拖累整体的增长活力。将这些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是利用当地比较优势的最佳选择。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在“空心化”。相反，这遵循的是“中国+全球”的模式：最核心的技术、附加值最高的生产环节依然牢牢扎根在国内。企业在海外的绿地投资，反过来又会拉动对国内高端设备、核心零部件的需求，促进国内的出口和产业升级。

这不仅是我们产业升级的必要过程，也是在用中国的发展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用中国的就业增长带动全球的就业增长。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外部压力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必然过程的到来。

内需增长不足 主要是信心不足引起的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国内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而且从一季度的数据看起来更加明显了：我们的外需一直表现得非常强劲，但内需方面：投资增速只有1.7%（去年还是负增长）；消费是2.4%，前期甚至还要更低一点。虽然内需有缓慢缓和上升的迹象，但在“三驾马车”里，现在主要靠进出口在支撑，内需的两部分仍处于非常疲软的状态。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但似乎收效不大。中央其实手里有很多牌可以打的，包括您和很多学者也一直在写文章强调投资仍然是拉动经济最重要的部分，但投资的增长一直比较低。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林毅夫：首先，我们提扩大内需确实有一段时间了，但效果总让人觉得有限。我想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对我们自身持续发展缺乏信心。确实，从2011年以后，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逐年下滑的，这一定有原因。但国际上和国内学界经常把这完全归结为中国内部的原因，而且经常说是结构性的。

比如，有人说民营企业效率高、国有企业效率低，但中国的经济政策强调国有经济，贷款给了国有经济，不给民营经济，这是造成中国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有人说，中国过去增长快是靠人口红利，现在人口老龄化了，劳动力增长到了顶点并开始减少，而且你看日本出现人口老龄化后，经济增长就长期疲软，在0到1%之间徘徊，所以中国现在同样面临老龄化，可能也会往那个方向去。

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日本经济增长表现这么差，除了老龄化，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导致企业和家庭负债累累，不得不去修补资产负债表，企业不投资、家庭不消费，造成了日本经济三十年的低增长。中国现在也有这种情况。

这些说法听起来有鼻子有眼，也有理论分析，国外就有舆论讲中国经济见顶了，说日本在80年代、90年代时GDP占美国的65%，跟中国现在一样，但日本后来收入不增长了，GDP从占美国65%降到连20%都不到。所以他们认为中国会步日本的后尘。

这种非常暗淡的前景描述，当然会让大家产生未雨绸缪的心态。大家不太敢消费，即使现在有钱也不太敢花。很明显，2024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增加额占到GDP的10%，2025年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134%，确实没有达到我们提振消费政策所希望的状态，消费增长确实比较慢。

我国居民存款余额持续增长，其中 2021、2023、2024、2025年，居民新增存款分别为 9.9、16.67、14.26 、14.64万亿元，人均存款超过11万元 国金证券研究所

这当然和信心有关。所以我们承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确实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和结构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说，改革永无止境，要不断完善我们的体制。

但是，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是不是真的像海外媒体、学界甚至国内一些学者讲的那样？从表面理论看似乎有道理，但问题是不是真的这样？比如说，从统计数字看，国有经济的占比确实上升了，民营经济的占比下滑了；银行的贷款里，民营企业的占比也确实下滑了。但这是原因还是结果？按照流行的说法，是因为我们的政策“打压民营经济”，扶持国有经济，所以效率下降，经济增长变慢。

但实际情形是，如果是政策打压，那怎么解释现在“新三样”基本上都是民营经济主导的？这和实际状况不符。

我们现在国有经济占比上升，实际上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我们的出口额三分之二、出口企业数量九成是民营企业，但由于整个国际经济放缓，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恢复。发达国家在2008年以前的增长基本上都在3%以上，比如OECD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从1960年到2008年是3.4%，现在只有1.6%；欧元区国家长期增长是3.1%，现在只有1.1%；美国稍微好一点，1960年到2008年是3.3%，2008年到现在也不过2.1%。由于这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低迷，他们的进口需求增长当然就慢了。

我们知道，2008年之前，国际贸易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以上，现在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了，而且贸易增长速度比经济增长速度更慢。这就带来了我前面讲的局面：从1978年到2008年，我们年均出口增长是18%，单看加入WTO以后2000年到2008年，我们的出口增长每年都在百分之二十几。这给民营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需求，所以他们的投资非常多。

但2008年以后，国际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增长巨幅下滑，我们的出口增长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甚至降5%以下，所以就出现了巨大的产能过剩。

有了产能过剩，企业就不愿意投资，投资需求就少了，他们就不去银行贷款，所以他们在银行贷款中的占比下滑了，投资和就业都受到了影响。

但我们要稳就业、稳增长，所以政府就要做一些逆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我们做的这些积极财政政策的项目都是大项目，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新基建，像5G通信的铺设等等，这些大项目投入大，回报慢，当然由国有企业来做。这些项目需要银行贷款，所以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中的比重就上升了，在经济中的比重也同样上升了。这表现出来像是“国进民退”，但实际上是民企退，国企不得不进。

而且这些国企做的项目固然由国企承建，但有利于民营企业，因为他投资这些项目总需要钢筋、水泥、设备、建材，这都是民营企业生产的。正是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在全球经济放缓、持续低迷的状况下，每年还能够对世界增长贡献30%的份额。

如果不去分析背后的外部性因素，只是拿着西方的产权理论来看中国的经济结构变化，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这当然会带来大家对中国发展、对中国政策的信心问题。

再说人口老龄化，确实我们面临人口老龄化，日本在人口老龄化的时候经济增长也慢。可是全世界不只有日本有人口老龄化。

我查了一下，全世界有53个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你看这53个国家的整体表现，并没有因为人口老龄化导致人均GDP增长受到影响。甚至如果你把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所谓“先富再老”的，一般认为问题比较少；一组是“未富先老”的，像我们。

这组“先富再老”的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0%或更高，这组国家进入老龄化以后，人均GDP的增长基本没变化，GDP的增长只是略微下滑一点。另一组“未富先老”的国家，他们进入老龄化以后，人均GDP的增长和GDP的增长都是加速的，跟我们的认识正好相反。

一开始我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才理清了这个逻辑。首先，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是劳动力的增长慢了，但我们知道对经济增长重要的不是劳动者的数量，而是有效劳动的数量。有效劳动的数量是劳动者数量乘以劳动者的质量（主要是受教育年限）。人口老龄化不是黑天鹅事件，20年前、15年前就能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因此政府都会采取应对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劳动者的质量。

从国内来看也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平均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大概是11.3年，60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教育水平大概7年多，而新进入劳动力的教育水平是14年。所以固然因为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增长放缓了，但是我们有效劳动的增加反而是加速的。因此，人口老龄化并不是我们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其他“未富先老”的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效劳动增加，反而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是在加速。

而那些“先富再老”的国家，因为原来教育水平就已经比较高了，继续靠投资教育提高劳动质量的空间小，在这种状况之下，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其人均GDP的增长能够保持，但因为人口下降，所以GDP的增长率略有下滑。

所以我想，认为中国过去的增长是因为人口红利，现在没有人口红利就导致经济增长下滑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

那么，日本作为“先富再老”的国家，人均GDP增长下滑得那么厉害？我想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都应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克服先行者激励的问题，并根据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需要支持相关基础科研、进行教育投资和其他制度的完善，这都需要产业政策。

作者认为，日本经济跌入迷失的30年，主要是在美国的洗脑之下，放弃了产业政策，没有新技术创新和新产业升级导致的，不是老龄化。

“产业政策”一词本来是日本发明出来的，政府利用各种举措来帮助产业升级，这是近代以来每个国家都在做的，只不过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正式使用了“产业政策”这个词。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日本的GDP达到美国的65%，人均GDP超过美国。这时候美国就对日本进行打压，大家都知道《广场协议》，就是逼迫日元升值，从原来的260日元兑1美元升值到120日元，升值超过110%。

第二个是让日本自我受限。比如当时日本汽车产业非常有竞争力，就规定日本每年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不能超过一定数量。然后日本芯片产业当时全世界领先，就被要求跟美国企业合资、转让技术，并且不能集中在日本生产，要去扶持韩国、中国台湾去发展芯片产业等等。

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日本被洗脑了，认为政府不应该用产业政策去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日本当时学界和政界接受了这个观点，就放弃了针对特定产业的产业政策。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不管汽车产业还是芯片产业，日本都是全世界领先的，是全世界新技术的主要来源国。但是80年代以后，日本放弃产业政策，日本再没有领先世界的新技术、新产业出现。

在这种状况之下，日本原来的产业技术处在世界最前沿。一旦没有了新技术、新产业的突破，就没有投资机会，生产力水平就不可能提高，于是经济增长就慢了，人均收入增长就慢了。

所以，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以后经济增长慢是事实，但把它归因于人口老龄化，跟前面所谓的“国进民退”说法一样，实际上是没有真正了解问题的原因，把人口老龄化当成了替罪羊。

我们要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们的确应该积极应对，因为我们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让退休老人也有美好生活，所以要调整生产结构和社会政策等。强调人口老龄化，从而去积极应对，这是需要的。但实际上人口老龄化并不会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阻碍。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不然也容易产生悲观情绪。

再来说资产负债表衰退。确实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企业负债很高，家庭负债也很高。但是，日本企业不投资、不消费，不是因为负债高，更重要的是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企业有好的投资机会，即使现在有负债，企业还是会继续投资，而且银行也愿意给贷款支持，因为企业抓住了好的投资机会，企业发展了，盈利多了，还债能力就更强。

家庭也是这样，即使现在有负债，但如果你对未来增长、工资增长有信心，也愿意举债去消费。更何况我们家庭居民有银行举债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日本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负债，而是跟前面分析的一样，因为日本放弃了支持新技术、新产业涌现的产业政策，造成缺乏好的投资机会，经济不增长。这才是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把从2011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弄清楚。这些原因并不是像国外“中国经济见顶论”的原因，也不是国内不少学者认为的那些结构性因素。把原因看清楚，才能恢复信心。

当然政府也要采取一些举措来推动内需。比如政府这些年努力让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以去年为例，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达到5%，和我们经济增长的5%一致；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高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更有利于增加消费，说明我们的收入结构在不断改善。

另外，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支持消费的举措，比如耐用消费品的以旧换新，也是支持消费的一项举措。我想随着信心增加，居民收入增长，加上政府的刺激消费的举措，我们的消费潜力是能够释放出来的。

同时，内需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投资。我们可以推动投资投向新基建，像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所需要的新基建，还有绿色发展、新能源，包括太阳能、风力发电等，这些都是新基建，我们还有相当大的投资空间。

还有一些重大项目，比如贯穿天山的公路、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等这些基建项目的投资。还有产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有新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这些都需要投资。传统产业也有投资机会，我们要进行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这种改造不仅可以提升生产力水平，甚至给我们换道超车的机会，电动汽车就是很好的例子。

2025年7月，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仪式。该工程主要采取截弯取直、隧洞引水的开发方式，建设5座梯级电站，总投资约1.2万亿元。工程电力以外送消纳为主，兼顾西藏本地自用需求 新华社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相信只要我们对自己增长有信心，消费潜力就能够释放出来，并且利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机会进行制造业投资、在基建上配套，我认为在“十五五”时期，我们的经济发展还是可以维持在5%左右，甚至实现比5%更高的增长。

观察者网：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想请您回应一下您在2019年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赌约：您认为20年内，就是到2039年，中国经济总量以汇率计算，会超过美国。结合您刚才的分析，从中美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您对这个赌约的信心是不是更足了？我昨天特意查了AI，它说您赢下赌约的可能性目前保持在60%以上。

林毅夫：我相信是的。因为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率都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当初和他打赌时，预计是在2039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只要我们每年保持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以上的实质增长，我相信到那时候，即使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的经济规模也会超过美国。

观察者网：当时的赌注是200万美元，最后降为20万美元？

林毅夫：是的。这个是真的，当时是在公开论坛上的现场直播，有视频为证的。

观察者网：没错，确有此事。还有13年，我们期待着您能够赢得这个赌约！

林毅夫：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