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南洋”作品中的“文化乡愁”

编者的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下南洋”这一跨越百年的历史记忆，再次进入大众视野。自19世纪以来，大批中国沿海民众漂洋过海，在东南亚谋生扎根，他们既在异乡重建生活，也始终维系着对故土的情感联结。无论是抗战时期响应号召归国的故事，还是华人家庭的代际记忆与文化传承，奋斗与乡愁始终是东南亚华人题材文艺作品的重要母题。本期报道，我们聚焦东南亚文学与影视中的“下南洋”叙事，感受华侨群体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以及中华文化在南洋土地上的延续与生长。

文学：让南洋“花果”不再飘零

刘奎

1961年，新儒家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有感海外华人的境遇，写下《说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一文。在唐君毅看来，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培植了具体生命，中国人之为中国人，在于“生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并受中国之语言文化社会风习之教养而成”，这是华人应自觉意识到的。东南亚的华文文学，从诞生伊始就从逻辑上呼应了这一思考，他们不断书写着华人在东南亚的开拓史、他们对故土的怀想，以及对当地社会的贡献等。

强烈的反殖民色彩

东南亚华文文学创作的一大主题，是反映华人拓荒的艰难。这不仅在于他们背井离乡，还要面对殖民者的压迫和掠夺，因此作品中往往带着强烈的反殖民色彩。抗战时期中国现代作家王任叔（1901-1972）流亡南洋，曾与郁达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印尼苏门答腊岛等地组织反法西斯运动。二战结束后，王任叔根据在印尼的见闻，写下话剧《五祖庙》——早期“下南洋”的5位华工，因不满殖民压迫愤而反抗，并得到其他同伴的支持，后来为了不牵连他人，他们主动承担后果。当地华侨社会有感于他们的义举，自发为他们建立祠堂，这就是五祖庙，是早期华人开拓史和族群记忆的重要见证。王任叔的创作也是印尼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甚至具有起点意义。

更为直接写华人拓荒史和抗日史的，是东南亚华人作家方北方、郑良树和黄东平等。其中，方北方（1919-2007）最具代表性，他生于广东，10岁到马来西亚，抗日战争时期他回到中国，边读书边参加抗战宣传活动。他的“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刹那的中午》《幻灭的黄昏》）初稿便是在中国完成的，后携至马来西亚修改出版。该三部曲以中国抗战为背景，写一名东南亚华人青年在抗战前夕毅然归国，在战火中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抗战时期，东南亚华侨响应祖国号召，纷纷归国参加抗战，很多人把青春和生命留在祖国。该三部曲是这一伟大壮举的直接反映。

让中华文化落地生根

方北方的“激流三部曲”（《树大根深》《头家门下》《花飘果堕》）则是直接描写马来华人拓荒史的系列长篇。小说深入书写华人的创业维艰，主角华仁与几位同伴远渡重洋，在异地经营橡胶园，他们凭着顽强的拼搏和相互帮衬，在当地扎根。小说还刻画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以及因保护进步人士所遭受的危难。该三部曲不仅写了第一代华人的筚路蓝缕，第二代华人如何继承父辈精神继续奋斗，也写了第三代华人在本土化趋势下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作出新选择。

从书名《花飘果堕》以及书中方北方对华人社会走向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他的目的其实与唐君毅一样——方北方基于上世纪80年代东南亚华文教育衰落、社群混乱等情况，呼吁华人振作起来，积极参与当地社会建设，让中华文化能够落地生根，开出美丽的花朵。

走进雨林、走出雨林

二战后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则展开了别样的乡愁叙事。李永平和黄锦树都是新生代华人作家的代表人物。李永平（1947-2017）出生于马来西亚沙捞越，他的小说既有对中国原乡的执着向往，也有对出身地的留恋，他以细致而华丽的文字重构了雨林图景，构成东南亚华文文学雨林书写的重要一环。他的《大河尽头》以回溯历史的形式，重返一个世纪前华人的开拓史，通过对雨林和历史的书写，表达他的多重乡愁。黄锦树（1967-）对马华的历史和乡土情怀一再顾盼，《乌暗暝》《雨》等作品透过热带雨林的异国情调，呈现出华人复杂的历史，充满了文化乡愁。

黎紫书（1971-）的《流俗地》近年引起广泛关注。该作对东南亚华人生活的书写走出了雨林时代，转向华人社群和日常生活，在烟火中编织华人的人情物理和历史细节。小说以盲女银霞为视角，通过她的经历，串联华人群体的悲欢离合。小说还刻画了华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如华人团体办的华校，在当地发挥着重要的教育功能，不仅招收华人子弟，非华人子弟也可入学。

从东南亚文学中，我们看到华侨华人“下南洋”的艰辛过程，他们凭借顽强生命力和相互协作创下基业，也通过勤劳和智慧为当地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而这正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是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所系，这种独特价值让华人花果不会飘零，而是会更加根深叶茂。（作者是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电影：《新客》开启百年华人精神图景

黄诗娴

东南亚电影中的华人故事，几乎与当地电影工业的诞生和发展相伴。早在1927年，华侨影人刘贝锦投资并主导创作的《新客》，便使华人“下南洋”的历史、身份与生存经验进入大银幕叙事。这是东南亚首部在本土制作并发行的华语电影，“新客”指的正是初到南洋谋生的中国移民。电影讲述了一名中国孤儿为了生计移居南洋，投靠在马来西亚经营树胶生意的舅父，最初因对南洋风土人情不熟悉而吃了不少苦，但最终经过努力被接受并收获爱情的故事。由此，百年来，东南亚电影围绕离乡、寻根、身份认同、家庭伦理与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创作，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华人影像传统。

二战结束后的上世纪50至60年代，香港的邵氏与国泰在马来（西）亚共同推动当地电影工业进入黄金时期。邵氏旗下的“马来电影制作公司”拍摄了《新加坡之歌》《星岛红船》《南岛相思》等以南洋为背景的华语电影；国泰则推出《风雨牛车水》《娘惹与峇峇》等。两家公司共拍摄数百部电影，构建出极具东南亚地域特色的华语电影景观。热带风景、华人街区、移民家庭、乡愁叙事与传统伦理共同构成了华人文化的影像空间。华语电影不仅是娱乐工业，也成为华侨华人保存文化记忆的媒介。

进入21世纪后，东南亚各国均出现了不少“叫好又叫座”的展现华人生活图景的电影。2010年，马来西亚出现了华语贺岁片浪潮，歌手阿牛（陈庆祥）执导的《初恋红豆冰》与周青元执导的《大日子Woohoo！》分别刷新当年本土华语电影票房纪录。《初恋红豆冰》以上世纪80年代的马来西亚老街为背景，通过浓厚的福建、广东方言运用，讲述青春成长故事。街屋、排房与华人茶室，保留着华人的语言、饮食、习俗与人情伦理，也寄托华侨华人的集体记忆，呈现出一种属于华人社群的文化空间。

2014年，周青元执导的《一路有你》进一步将马来西亚华语电影推向高峰。影片以公路喜剧形式，讲述传统华人岳父与英国女婿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创下马来西亚华语电影至今未被超越的票房纪录。电影中一场闽南传统习俗“拜天公”仪式，通过马来西亚华人祈愿美好生活的文化盛典展现华人文化的传播性和包容性。

相比马来西亚电影强调族群身份，新加坡电影人更关注全球化语境中的华人家庭关系与文化伦理。陈哲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导演。在他执导的《热带雨》中，阿玲的公公在电视里观看胡金铨导演的经典武侠片《大醉侠》《侠女》，象征传统中华文化潜藏于现代家庭内部。男学生伟伦热爱中国武术、崇拜成龙、积极学习中文，希望未来到中国做生意，则体现新一代新加坡华人与“中国文化”的连接。而电影中“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伦理符号的出现，更说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根基依旧建立在中华传统价值观之上。

近年来，泰国电影中的华人文化呈现也开始受到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2024年的电影《姥姥的外孙》。该片以泰国华人家庭为背景，通过祖孙关系、家庭矛盾与葬礼仪式，展现华人家庭中的亲情伦理与文化传承。值得注意的是，《姥姥的外孙》与近期热映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形成了某种有趣的互文关系。两部电影都涉及潮汕人赴泰谋生的历史记忆，也都通过家庭叙事重新回望华人文化传统。而在《姥姥的外孙》中饰演姥姥的演员乌萨·萨梅坎姆，正是《给阿嬷的情书》里老年南枝的饰演者。这种跨文本的“重逢”，也让两部电影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潮汕华人、南洋记忆与文化乡愁的呼应。

百年来，这些创作和拍摄于不同国家的电影，彰显了共同的文化情感：对故乡的眷恋、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对华人情义的坚守，以及身处异乡时始终难以割舍的中国情感，形成了一部关于“文化乡愁”的影像史。这些影视作品意味着，即使身处异国，中华文化依然能够通过家庭、语言、仪式与情感不断延续，并在代际之间重新获得生命力。（作者是集美大学电影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