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5月23日,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与凤凰网公益联合主办的“六一”儿童保护倡导暨“女童保护”十三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在圆桌讨论环节,围绕“如何建立儿童防性侵综合保护体系”这一主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金诚同达(西安)律师事务所主任方燕,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从法律规制、学校教育、家庭监护及专业支持等维度,深入探讨了构建全链条防护网的路径。
圆桌讨论现场
制度落地遇堵:立法有待细化,部门联动仍存短板
论坛由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徐豪主持。对性侵高危罪犯的长效监管,是从源头遏制儿童性侵犯罪的关键抓手,也是当前防性侵治理的重点难点。方燕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提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实施电子定位、场所禁入、从业禁止等全链条监管举措,为高危罪犯闭环管控提供了制度构想。但该举措在上海、广州等地试点探索过程中,诸多法律与实操层面的难点逐步凸显。
在会上,她通过视频的方式表示,长效监管机制落地的最大法律难点,是全民权利的再平衡。
“对高危性侵罪犯实施电子定位、全程跟踪等强制性监管措施,本质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如何在现行法律框架内,精准界定措施性质、明确实施主体,避免过度执行冲击法治基本原则,是立法的核心难点。”
想要破解法理困境,方燕表示必须从立法层面补齐空白,在刑法中增设特殊监管措施专属章节,明确刑满后高危罪犯特殊监管的法律地位,同步修订假释、监管配套条款,为全国统一落地筑牢法理根基。
除了法理短板,落地实操的多重瓶颈也让长效监管机制难以全国普及。方燕指出,跨部门信息孤岛、财政监管成本、个人隐私边界三大问题,是制约政策落地的关键。当前公安、法院、检察院、教育、民政等部门数据相互割裂,高危罪犯回流社会后,基层无法形成完整风险画像,岗位应聘、场所出入等场景的风险预警完全缺位;而24小时值守、智能布控的常态化监管需要巨额财政支撑,经费权责不统一,造成“发达地区能落地、欠发达地区难运转”的治理失衡;同时,公共安全治理与公民人格尊严的边界难以精准界定,极易导致执行偏差。
对此,方燕建议依托国家立法刚性赋能,推动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统一的犯罪人员信息登记与查询管理办法,打破各地“各扫门前雪”的治理僵局。
张雪梅从司法实践视角补充了制度落地的深层短板:事前预防的专业化力量不足。当前各地“一站式办案中心”,大部分实现案件询问、取证、救助的综合办案功能,事后保障体系日趋完善,但预防环节还缺少专业关口前移的短板。张雪梅提到,教师、社工、基层儿童主任等在风险筛查、安全隐患识别中,常因专业能力不足出现判断盲区,面对熟人侵害、网络诱骗、监护缺失、高危家庭等高发风险,难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阻断,缺乏有效的干预手段。
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雪梅
校园防性侵教育:跳出说教式科普 入心入脑能兜底
校园是儿童成长的主要场景,也是防性侵安全教育的核心阵地,但传统说教式宣教普遍存在“孩子听不懂、记不住、不会用”的问题,校园防性侵教育的实效性短板长期存在。高金凤深耕基础教育普法一线,总结多年校园实践,她用了“破局、走深、致远”六个字概括核心思路:真正有效的校园防性侵教育,必须攻克“好懂、入心、会用”三大核心问题,厘清“教什么、谁来教、怎么教”的完整落地逻辑。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高金凤
为破解宣教碎片化、师资不专业的难题,高金凤所在区域构建了校地联动的专业化授课体系,整合学校心理教师、班主任、体育健康教师与法检部门骨干力量,针对性研发防性侵、防校园欺凌专属微课程,从师资、内容两端补齐校园普法短板。区检察院将地域文化融合未检工作理念,创生“堰阳天”普法精品课程,已初具实践成效。在她看来,防性侵教育绝非简单的知识灌输,更需要陪伴式引导与全场景兜底保障,“预防不仅是规避风险,更要做好意外发生后的兜底保障,成年人的托底能力至关重要。”
为破解孩子“不敢说、不愿说”的心理困境,高金凤介绍了其学校的创新模式,打造心理健康场景阵地,设立“我的小甜蜜角落”“烦恼回收站”“情绪杂货铺”等功能空间,为孩子提供情绪宣泄、心声表达的渠道,打通心理防护最后一公里。同时联动市级检察院创新推出防性侵、防欺凌主题“剧本杀”沉浸式课程,让孩子百分百代入场景、直观感知风险,大幅提升安全教育实效。
而在校园防护的外部环境搭建上,高金凤特别强调全社会包容氛围的重要性。她坦言,公益普法团队进校园时常遭遇质疑与不解,“若没有全社会的包容支持,再好的课程、再专业的团队,也走不进校园、走不进孩子心里。”为此,她推动学校联动公安、检察、妇联、家庭等多方主体,织密全域防护网络,为儿童防性侵宣教撑开全方位保护伞。
家庭教育短板:家长认知薄弱,城乡差距问题突出
家庭是儿童防性侵的第一道防线,家长的风险认知、防护能力与教育方式,直接决定源头治理的成效,但当前家庭防护的普遍性短板,成为整个保护体系最薄弱的一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长期深耕儿童保护一线调研,她直言,国内家长的儿童防性侵整体认知水平偏弱,成长提升速度缓慢,且存在极其显著的城乡差距。
“儿童性侵并非小众事件,而是普遍存在的儿童伤害问题。”童小军表示,不同于肢体、情感虐待,儿童性侵大多发生在家庭之外,但多数家长普遍存在侥幸心理,既不了解高危受害儿童特征、高发侵害场景,也不掌握与孩子沟通安全话题、引导孩子求助的正确方式。即便是具备一定认知的精英家长群体,也普遍存在“不会和孩子聊风险、不会帮孩子避风险”的困境。
认知失衡的问题在城乡之间尤为明显。童小军调研发现,城市家长对儿童性侵防护的重视程度、风险识别与处置能力,远高于农村家长,农村家庭存在大面积防护盲区。同时,国内针对家长的系统化防护科普、专业培育体系尚未建成,家长只能依靠碎片化信息认知风险,无法形成科学、完整的家庭防护体系,从根源上制约了防性侵治理成效。
除此之外,童小军特别提出,当前治理体系存在“普惠预防有余、精准防控不足”。现有宣教多面向全体儿童开展普惠性科普,但对残障儿童、监护缺失儿童、家庭关系薄弱儿童等高危群体,缺乏针对性的精准防护,这类群体被性侵的风险极高,却长期处于监管与保护的灰色地带,是当前综合治理亟待补齐的短板。
法律服务前移:不止事后维权 律师深度参与前端预防
长期以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多集中在案件发生后的查处追责、权益保护上。强制报告、入职查询、校园安全管理等预防性制度,不少停留在表面上。
对此,张雪梅结合2025年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发布的关爱困境儿童六项措施,强调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律师法律服务正在从“事后办案”向“事前预防、全链赋能”转型升级,重构专业法律力量在未保体系中的核心定位。
张雪梅介绍,律师群体除了在案件发生后提供法律服务、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还可通过专项普法、合规监督、专业赋能、联动协调等多元方式,深度参与前端防护工作。一方面,律师可走出办案场景,面向学校教职工、基层儿童主任、社工、校外机构从业者开展法治赋能,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识别能力与法治素养,让基层防护更专业、更规范。
另一方面,律师可深度参与、助力学校及未成年人服务机构的合规建设,监督强制报告、入职查询、校园安全管理等关键制度落地落实,推动前端预防工作常态化、专业化开展。同时,依托自身专业优势发挥协调作用,联动联动多方专业力量协同服务,提供综合帮扶,提升保护合力与效率。
圆桌尾声,徐豪总结到,完善儿童防性侵综合保护体系,核心在于坚守“目标共识、各司其职、合作共赢”的治理原则。在此过程中,需要各方面发力:教育预防更加普及,法律制度更加完善,社会协同更加紧密,“也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来持续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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