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丢在大雪里的男孩，踢上了世界杯

今天世界杯上演了最抓马的一个剧情：塞内加尔在2-0领先的情况下最后10分钟被比利时连扳两球、加时赛点球绝杀——终场哨响，比利时的阿马杜·奥纳纳没有和队友庆祝，而是径直穿过球场，走向瘫坐在地的塞内加尔球员，拥抱、安慰、陪他们走下场。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身披比利时战袍的年轻人出生在塞内加尔。十一岁那年，他离开达喀尔，跟随母亲奔赴布鲁塞尔，睡在一张充气床垫上，从零开始。

如果你想知道那个站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男孩，是怎么从一张充气床垫、一个雪天、一句“为你骄傲”走到今天的——我建议你读一读他的故事。

以下是奥纳纳在《球星看台》的亲笔：

一个充气床垫。

这是我初到异国的第一段记忆。

有那么几周，我们几乎一无所有。一间空荡荡的公寓，一张老旧沙发，忽明忽暗的灯，暖气还没开通。更别说床了。于是母亲去百货商店，买了一个那种便宜的充气床垫。

我还记得它充气鼓起来的那一刻。像气球一样，特别奇妙——本来一无所有，短短两分钟之后，却拥有了些什么。我知道这是数百万远赴他乡的孩子都经历过的故事，但这段经历深深烙在我心底。

躺上那张床的时候，觉得自己像国王，不是吗？

当年母亲带着11岁的我和3岁的妹妹，从塞内加尔来到布鲁塞尔，只为给我们搏一个更好的未来。父亲多年前就定居了比利时，所以我天生有比利时护照，但母亲是赌上了全部的人生来到这里的。落地之后，我们在哥哥教父家借住了一周。没人愿意租房子给我们。来自布鲁塞尔的一位医生乔治出面担保，我们才有了落脚地。他是我人生中第一位贵人，往后还有更多。

那时我们只能靠社会救助从零开始，没有真正的家具，那张充气床垫也挤不下三个人。所以最初那几周，母亲睡在一张小沙发上，把床垫留给我和年幼的妹妹。还好那时妹妹还是个小豆丁，因为我已经长得挺高了。我们每晚蜷缩在那张床垫上，就这么熬过来了。

万幸我们不是逃离战乱或饥荒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非常幸运。在达喀尔老家，生活朴素却安稳。我们住在祖父母的房子里——一大家子人。不是你在英国看到的那种住法。我说的是二十口人挤在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大概二十个吧。你要是问老家的人，他们可能会说三十个。（“不，四十个！兄弟，四十个！！！”）

亲戚叔伯、堂兄弟姐妹全住一起。祖父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父亲。而我的亲生父亲……嗯，这是个复杂的故事。这么说吧，我心里至今还因此藏着不少伤痕。我心里有一小部分能理解他，当年他也是孤身漂泊海外的非洲移民，拼命想讨生活。我和哥哥每年夏天会去看望他，一起踢球的时光很美好，但我们的关系始终隔着什么。

长大后的某一天，我才突然明白：哦，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是一家人了，是吧？你在这里有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说实话，这件事至今仍让我耿耿于怀。

幸运的是，我的祖父一人便抵得上十个男人。他不是网上吹嘘的那种人设，是真正的那种沉稳有力量的人。嗓音浑厚，低沉到可以震动墙壁。

他甚至不用说什么。只需要沉下嗓子，深深叹一口气，你就会自动坐直。

他极度热爱足球。当家里太吵、大家都惹他心烦的时候，他便独自躲到顶楼的露台去——那是他的殿堂，未经允许谁都不能上去，唯独我总能被他邀请。不知为何，我从来不会惹他心烦。我们过去常坐在那里，他为我诵读文字，传授人生道理，有时是《古兰经》，有时是一本书，或一份报纸。等他心绪平复后，我们就下楼一起吃晚饭。他一定要吃洋葱酱汁配鱼的米饭。如果有球赛，他会把自己收拾得极其讲究。想象一下，这个高大的男人穿着传统的塞内加尔长袍，往自己身上喷古龙水。

我曾问他：“爷爷，你干嘛非得香喷喷地看球赛？”

我猜，那是他尊重比赛的方式，就像参加婚礼要穿西装一样。

他有一把巨大的棕色椅子，那是他的专属王座。没人敢坐那把椅子。我会趴在地毯上陪他看比赛。至今我都能清晰回忆起地毯上的味道，混合着当地熏香与岁月沉淀的旧气息。

我总是跟他说：“我一定要去比利时踢球，成为职业球员！”

我和哥哥每天都在软磨硬泡母亲。

“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带我们走吧！”

母亲花了多年时间，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理疗工作室，她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女人。你能想象吗？一个11岁孩子跟你说：“你必须舍弃你的一切，因为我要去追梦。”

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

她真的甘愿舍弃自己所有的一切，就为了让我们去追梦。

此刻想到这件事，我依然热泪盈眶。当时，我根本不知道她在冒多大的险。我只是一个怀揣着愚蠢梦想的孩子，我并不特殊，我只是达喀尔一个踢球还不错的男孩。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我记得，一天晚上，母亲终于情绪崩溃。她问我们：“你们真的是认真的吗？”

我们说：“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定能做到！”

她说了（脏话）……哈哈……她要知道我把这话传出去，非杀了我不可。她说：“既然我要大老远搬去比利时，我可不是来闹着玩的。”

与祖父道别是最艰难的部分。他反对了很久。我想，他知道，没有我们，他会很寂寞。

“谁来陪我看球？我对所有人感到厌烦的时候，谁来陪我说话？”

但他看到了我们有多渴望，于是最终给了我们他的祝福。在塞内加尔，没有长辈的祝福，一切都无从谈起。最后，哥哥不得不留在塞内加尔完成学业。所以，只剩母亲、妹妹和我，在一个新的国家，从零开始。

我记得临走前，祖父叮嘱我：“从今天起，你就是家里的男人了。保护好你的母亲。”

那年，我11岁。

我们带着行李上了飞机，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这时候，我同父异母的姐姐梅丽莎走进了我的生活，她是我生命里的第二位贵人。她比我大12岁，大半辈子都在比利时生活。初见时，她对我来说就像一个陌生人，后来她成了我的救赎。是她一直接送我去踢球；她在医院有稳定工作，源源不断给我们送来餐具、被褥，填补家里所有空缺，就连她的生母也时常对我们伸出援手。就像那句谚语说的，“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我们便是如此，日复一日拼凑出属于自己的家。

我记得刚入学那会儿，我只有五条裤子。刚好够一周一天换一条。所以我不得不练就一身混搭的好本事，就着仅有的两双鞋反复搭配。

我总暗自打趣：别人看不出我周一穿了本该周四搭配的裤子。

每个移民小孩都有这样一条“星期四裤子”，即便拮据，我们也总能勉强应付。

初到比利时，巨大的文化冲击扑面而来，我没法撒谎。我原本超级兴奋能交到新朋友，因为在塞内加尔，人们特别开朗，你转学第一天所有人都会围上来，一天课结束就能收获二十多个新朋友。

但在比利时……

这不是贬低，但这里确实不一样。

开学第一天我迟到了，全班只有我一个黑人穆斯林小孩，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

那是当地最好的学校之一，比利时的福利令人动容——就算你没钱，只要过往成绩达标就能免费入学。问题是，班上同学彼此早就熟了。到了午饭时间，有同学来问了我第一个问题——没有任何铺垫，甚至没说“你好”，这孩子用英语来了一句：“你住的地方，有狮子吗？”

我当时就愣住了：“狮子？我住在城市里啊。你不知道达喀尔吗？我们早就有Skype了，兄弟。”

他并非刻意冒犯，他是真的对塞内加尔一无所知。

当我开口讲法语，同学们才慢慢放下隔阂。那周过后，我们已经玩得很好了，其中有几个至今仍是我的好朋友。但说实话，融入日常生活，远比融入足球圈简单得多。这和公关稿宣传的“球场之上人人平等”截然不同。

现实远比宣传语复杂得多。

15岁那年，我加盟第一家正式俱乐部祖尔特瓦雷根，球队位于比利时荷语区，而我完全不会说荷兰语。他们可没让我忘记这件事。我只是在说大实话。每个人看我的眼神就像：“不会荷兰语，哈？行，我们不认识你。”

我通晓四门语言，唯独不懂荷兰语。我拼命磨合，心想：行吧，四门语言都学了，就差这一门，我在努力了好吧——却始终得不到上场机会。

排在我前面出场的那个球员，父亲是俱乐部赞助商之一。我和教练的相处也十分不融洽，他会故意让我从第一分钟就开始热身，在场边来回冲刺整整89分钟。然后，如果我运气好，也许能在最后两分钟被换上场。

我当时一直在想：老天爷……我妈舍弃一切陪我来到这里，就为了这？？

那段时间，就在局面似乎不可能更糟了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训练完回家……一切都陷入了至暗时刻。

那时候，我和姐姐梅丽莎有个固定习惯。我浑身是泥、湿漉漉地回到家，她会裹着毯子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看《与卡戴珊同行》——这档综艺就像她冒着刺骨寒风等我训练三小时后治愈疲惫的慰藉。

我呢，就会假装路过电视，站在电视侧面，装出一副“我才没在看呢”的样子，但实则看得津津有味。

“拜托，真的假的？居然爱看卡戴珊一家？”

你知道那种感觉。嘴上百般嫌弃，身体却诚实地靠过去，双手背在身后，不肯坦然坐下。我姐就会斜眼看着我，那眼神分明在说：“得了，我知道你想坐下来看。”

年少的我死要面子，嘴硬到底。

“行吧，我只是有点冷，借下毯子。科勒最近怎么样了？”

全是嘴硬，我现在可以坦白了。我甚至想对卡戴珊家族致歉——当年我私下追完了整季剧情，看得十分投入，哈哈哈哈。

结束疲惫训练回到家的时刻有种说不出的特别，不是吗？尤其是在寒冷又痛苦的天气里，足球运动员会懂我什么意思。全身又酸又累——但那是种“充实的疲惫”。你只想和家人窝在一起，看些轻松无聊的剧集，你深知那是你拼死拼活换来的片刻。你在脑海里回放自己的所有高光时刻，暖着自己的双脚，这是一天中最治愈的时刻，我爱这种时刻。那段日子，这是我和姐姐不变的日常。

一天晚上，我们像往常一样瘫着，突然她没来由地说：“嘿，有件事压在我心里几周了，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她突然来了句网飞电影台词般的开场白——在我们家，可不兴用这种方式说话。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但我心里隐隐有预感：我的生活，要变了。

她说：“……我得了癌症。”

“什么？别开玩笑了。”

“我得了癌症。下周开始化疗。”

如今回想起来，我都觉得难堪。因为身为球员，我下意识开启了强硬伪装，表现得好像她刚告诉我球队丢了三分而已。我说：“癌症？去他妈的。我们硬扛过去，战斗就完了。”

我想，这一直是我自我保护的方式。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早已泪流满面。

我说：“事已至此，坦然接受。马可·奥勒留。砰。继续走。”

（来自姐姐后来补充的信息：我当时的原话其实是，“得了吧，我们可不是软蛋。”）

😂

实在太荒谬了，以至于她当场笑出了声。

“我弟真是疯了。”

她脸上笑中带泪，泪中带笑。迅速冷静下来规划后续：“我做化疗期间，没法送你去训练了。但我们会有办法的。”

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生活，假装一切没有改变。我记得那周末有一场锦标赛，大雪封路，所有列车都停运了，需要有人开车一个半小时把我送去球场。姐姐拜托她的朋友接送，当我们抵达球场停车场时，场内冷冷清清，几乎没有车。我当时觉得奇怪，因为对荷兰人来说，如果你刚刚好准时到，那你已经迟到十分钟了。但还没等我弄清楚状况，我姐的朋友就已经开车回家了。

大门紧锁。四周空无一人。我站在雪地里干等。试着给队友们打电话，没一个人接。

大概二十分钟后，教练打开了门。

他用荷兰语问：“嘿，阿马杜，你来这儿干什么？”

我说：“什么？我们不是有比赛吗。”

他说：“哦，他们没通知你吗？”

他联系了所有球员家长，唯独漏掉了我母亲和姐姐。我们是唯一被撇下的人。

但这都不算什么。比起他冷漠的话，更刺痛我的是他脸上幸灾乐祸的笑容，那个笑根本藏不住。我到死都会记得那个笑容。

我这一辈子，都在脑子里记着这笔账。就在我快要放弃足球的时候，是这件事给了我动力。

他转身回去了，我站在雪地里，等车来接我。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早晚要复仇。总有一天，当你不得不在电视上看着我身披国家队战袍登场的时候，我们再看看，到底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那段日子，比教练的冷遇更难熬的，是看着姐姐开始第二轮化疗，看着她的头发大把大把地往下掉，我心痛到极致。我把所有情绪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见，在外人面前强装乐观。但看着她上气不接下气、走路都费劲的时候，我每天都忍不住想哭。我们一同回塞内加尔探亲，在祖父家的露台上，我们决定剃光她的头发。我本来以为她会自己动手。但她看向我，说：“我想让你来。”

那一刻我几近崩溃。可看着她摸着自己的光头微笑，好像真的很喜欢这个新发型时，我终于又能呼吸了。那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回到家乡，故土和亲人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让我们能继续撑下去。我记得我就那样躺在地板上，闻着地毯的味道——还是那股焚香和旧日时光混在一起的味道。

回到比利时后，我只获得了几次上场机会——真的，总共也就摸到草皮五六次。姐姐生病之前买了一个手持摄像机，每次训练都站在场边为我拍摄。她拿的是国际商务学位，对足球压根没半点兴趣。但她会为了我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上谷歌搜索欧洲每一家俱乐部的球探邮箱。

一夜间，她仿佛化身超级经纪人。

她用一封封商业邮件，把她剪的那些我的比赛集锦发出去。

“您好，不知您是否了解阿马杜·奥纳纳，期待与您沟通洽谈，顺颂时祺，梅丽莎敬上。”

我当时都惊了：“喂，你不能就这么直接发啊！”

她说：“为什么不行？点发送。”

是啊，老实说，为什么不行呢？

欧洲几乎所有俱乐部的垃圾邮箱里，都躺着一封姐姐发来的自荐邮件。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皇家贝蒂斯、狼队、伯恩利……各位，去翻翻你们的垃圾箱吧，你们本来有机会在15岁就签下我的。

从塞内加尔回来数周后，我们终于等来了那个消息。

“霍芬海姆邀请你前往试训。”

未满十八岁的时候，你的母队必须签署一份放行文件，你才能去别的俱乐部试训。我的教练，拖延了整整几个星期才签字。当他把文件递给我时，嘴里还在说：“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想去德国试训，在比利时你都捞不到几分钟出场时间。”

好。又一笔账，我记下了。

化疗后，姐姐梅丽莎不拄拐杖几乎走不了路，但她依旧陪我坐上火车前往霍芬海姆。天寒地冻，零下12度。我们中途需要在法兰克福换乘，车站里一片混乱。我记得我跳下火车，扛着所有行李，冲到前面，想找人问下一班火车的站台怎么走。

我回头时，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脑海：我看到了我的姐姐。她穿着黑色大衣，围着一条红色脖套，戴着勃艮第红的帽子，头上没有头发，拄着拐杖。她正在拼命穿过站台，每走几步便气喘吁吁，身形单薄却不肯停下。就那样虚弱……却又那样拼了命地……拼了命地往前挪。

我们四目相对，沉默无言。

那一刻彻底重塑了我的人生。

我忽然醒悟：我没有任何资格失败。

如果她能为了让我追梦，拖着病体，硬生生把自己拖过那个站台，那我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自那以后，踏上球场，我再无半分胆怯。

第二天早上，我们抵达霍芬海姆，俱乐部安排我进入Footbonaut智能训练舱。那是一个仿佛来自未来的立方体，完全机械化，球从不同角度弹射出来，我需要控球并将球传入对应亮起的方格。简直就是《鱿鱼游戏》里的东西，我甚至无从判断自己到底算发挥得好还是坏。

训练结束后，一位教练走到姐姐面前，说：“看过他刚才的表现之后，我甚至都不需要再看他训练了。我要签他。”

这位教练的名字叫丹尼·加尔姆。至今我仍时常和他互通消息，即使登陆英超之后，也特意给他发消息致谢。短短一年，我从在祖尔特瓦雷根几乎放弃足球、独自一人站在雪地里，走到了转会德国。

有一天，我的手机突然响起。

是祖父打来的电话。

“爷爷！怎么了？你今天又闹脾气了？”

他说：“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别迷失。”

然后他挂了电话。

他说的没错。

从霍芬海姆，到汉堡，到里尔，到埃弗顿，再到阿斯顿维拉。一路走到今天，如果你只想听精彩的足球故事，去看一场好球赛就行。足球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真正值得诉说的，是生活本身——那些被我们忽略的细碎过往，才是我活下去的理由，日语里称之为“Ikigai（生存价值）”。这些故事，这些画面——它们是我的Ikigai，是我为什么而存在的意义。

母亲睡在狭小沙发上，把充气床垫让给我们；

姐姐拄着拐杖艰难地穿过车站站台；

祖父独坐在露台的王座上，在他想远离所有人的时候，愿意接纳年少的我。

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我的Ikigai。那些痛苦的经历也一样，我不会忘记它们。

雪天球场教练得意的笑容；看台观众大喊“滚回你的国家”的刺耳嘲讽。

所有的这些账，我都记在心里。我从来不去怨愤，但我也绝对不会忘记。

说到底，比利时给予了我一切。当年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社会救助让餐桌上有了食物，医院挽救了姐姐的生命，学校给了我相伴一生的挚友，青训学院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我亏欠这片土地太多，那些伤痕，也一同构成了完整的我。

这段人生何其奇妙：11岁时，我只是一名来自塞内加尔的黑人穆斯林移民；通过足球，我站上了世界杯的舞台。记得在世界杯上，我首发出场对阵摩洛哥，赛前奏国歌的时候，我抬头望向家人们坐的那片看台。卡塔尔的球场里，九成都是身着红色队服的摩洛哥球迷——他们的红，不是我们的红。所以我一眼就认出了母亲、姐姐和妹妹，她们在人群中微笑着朝我挥手。

那一刻我内心只剩震撼：“你能想到吗，我们一家人如今真的站在世界杯的赛场上！！！！！”

每每回想那个瞬间，我依旧浑身战栗。

而远在塞内加尔的祖父，坐在他专属的木椅上，隔着屏幕念叨着：“专注，专注，孩子。”

那是我人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踢完那届世界杯后的第二年，凯文·德布劳内第一次把队长袖标交到了我手中。那是在一场友谊赛的尾声，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对我而言，这种荣耀的重量丝毫不亚于在世界杯上首发。它太深远了。凯文环视球场，他看到了我，不知为何，他选择了我。

我知道足球并不完美，比利时也并不完美。但你怎么能否认那一刻所蕴含的力量？这才是真正的移民故事，也是我希望世人讲述的故事。

你知道吗，那甚至让我的祖父都动了情。在我戴上队长袖标的几个月后，有一部讲述我人生的纪录片推出，记者专程远赴塞内加尔采访了我的祖父，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年近九旬的祖父，向来内敛，大概是人老了，也变柔软了吧。他们让他给我录了一段视频寄语。从小到大，我从没听过他亲口对我说他爱我，或者为我感到骄傲。在我们日常的话语里，这些情绪几乎不存在。它更像是一种……心照不宣。我能感觉到它，但我从没听到过。

直到那一天。

他的声音，比我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更柔和。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祖父母永远是那个不会老的样子。就像于我而言，祖父永远是坐在王座上的那个王。我必须不停提醒自己，他马上就快90岁了。镜头里他身着白色传统长袍与头巾，周身大概还是那么香喷喷的。

他说：“阿马杜？噢，他是个快乐的孩子，特别随和，一个非常懂礼貌的男孩。”

然后，他聊起我的球技。哈哈，太经典了！

“技术非常好。视野开阔。总是准备好为团队牺牲……”

一如既往的祖父风格。

可他紧接着说出一句话，让我永生难忘：

“他背井离乡追逐梦想，现在得到的一切，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他是个好孩子。而我，为他感到骄傲。”

我想，我这辈子从未哭得那么凶过。此刻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仍然打湿了纸张。

那是我用一生去追逐的东西。

祖父，感谢你赐予我一生的智慧。更感谢你当年愿意放手，让我奔赴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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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周青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