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校，正批量“死去”

美国马萨诸塞州汉普郡学院董事会最近宣布，该校将在今年秋季学期结束后永久关闭。这所校龄60年的私立文理学院，以“无固定专业、不设平均绩点（GPA）、学生自定学习计划”著称。

2026年5月2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 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汉普郡学院直言关停原因：“学校已不再拥有维持完整运营和履行监管责任所需的资源”。今年该校入学人数仅达到招生目标的一半，还背负约2500万美元短期债务，相关土地抵押出售计划因合作开发商撤资而告吹；此外，认证机构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NECHE）已将其列入“合规核查”名单，要求校方证明自身仍具备持续运营能力。

汉普郡学院并非个例，而是美国高校关停潮中的一个最新案例。咨询公司Huron最新预测显示，全美1700所私立非营利性四年制高校中，未来10年内，可能有超过四分之一面临关闭或合并。数据显示，2008至2023年间，美国有近300所学位授予类高校已永久关闭。

高校集中关停的多重原因

此番美国高校关停潮，是多重压力叠加作用的结果。

一是生源规模持续萎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出生率长期走低，进入大学年龄段的人口不断减少。叠加新冠疫情影响，选择间隔年后入学、直接就业、线上学习等路径的群体扩大，进一步分流了传统线下高校生源。更关键的是，生源资源逐步向大城市、综合实力强劲的大型院校集中，地处小城镇和乡村的小型私立院校处境愈发艰难。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2023-2024学年，全美具备联邦资助项目申报资质的高校一年内净减少99所，降至5819所。

二是财务抗风险能力薄弱。许多关停院校具有如下共性：体量小、捐赠基金少、几乎完全依赖学费维持运转。过去十多年间，不少院校深陷“设施竞赛”，举债新建宿舍、体育场馆和学生中心以吸引生源，但入学人数实际增长有限，难以负荷长期债务。汉普郡学院的捐赠基金在2025年已缩水至约2500万美元，远不足以支撑一所运营中的大学渡过任何重大危机。

三是“产业化”教育褪色。2000年至2010年期间，营利性大学在联邦助学贷款推动下快速扩张，大量招收低收入成年学生。但受毕业生就业状况不佳、助学贷款违约率攀升、监管趋严等因素影响，营利性高校从21世纪1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量关闭。根据州高等教育执行官协会（SHEEO）和国家学生信息中心对联邦数据的分析，2004至2021年间关停的861所高校中，营利性机构占逾八成，而这类院校的在读人数仅占全美学生总数的约一成。私立非营利院校关停的也不在少数：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数据显示，2000至2010年间共有59所私立非营利院校关闭，2010至2020年间增至114所。

高校突然关停对学生的冲击是直接的。SHEEO针对2004至2020年间467个关停校区、14.3万名学生开展追踪调研，结果显示其中仅约47%的学生成功转入其他院校，而这部分学生中，最终顺利取得学位的也只有约三分之一。大量学生最终被迫成为“有学贷、没文凭”的辍学者。

教育投入产出失衡成深层诱因

关停潮的背后，是美国高等教育成本与回报之间正在加剧的结构性失衡。

从成本看，过去数十年间美国高校学费涨幅远超通胀速度，不少私立院校全年学费、住宿与生活开支超过5万美元。以联邦助学贷款为核心的资助体系，在缓解短期支付压力的同时，也为院校继续抬价提供了空间，导致学费与实际教学成本之间的背离持续扩大，推高了学生债务规模。

从回报看，传统的“本科学历保证更好就业”的叙事正在遭受数据层面的挑战。牛津经济研究院分析指出，自2023年中期以来，近期大学毕业生（22至27岁）的失业率上升约1.6个百分点，涨幅是同期全美平均水平的3倍，失业率逼近6%。这也是自198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首次出现持学士及以上学位者的失业率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现象。牛津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马丁认为，科技行业结构调整、人工智能（AI）替代基础岗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而“技能优先”的用人逻辑正在侵蚀传统学历“含金量”。大型科技公司自办培训和认证体系，与高校争夺“人才认证权”；在线教育和非学位证书项目提供更低成本、更灵活的学习路径，成为更多人的选择。这些变化促使美国形成“少数顶尖名校+技能培训”的二元格局，而处于中间地带的大量普通院校，包括大多数小型文理学院则被边缘化。

对于汉普郡学院这样的院校，困境尤甚。它提供的是高成本的个性化小班教学和跨学科探索，既无法用薪资数据证明“投资回报率”，又无法在学费上与在线平台竞争。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和卢米纳基金会的调查显示，2025年仅约35%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学位“非常重要”，而2010年这一比例高达75%。

高等教育使命与社会“脱节”

经济压力之外，美国高等教育还面临着一个更加隐蔽的大问题：高校“教什么”与社会“需要什么”正在脱节。

2026年2月，《华盛顿邮报》刊发的评论文章《美国大学已经偏离了自身的核心任务》以两所学校的同期图景开篇：弗吉尼亚大学正深陷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政策的激烈争论；而就在同一时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高层管理人员正低调接待来自韩国高职院校的30人代表团，研究如何学习后者在培养AI时代劳动力方面的经验。这一对比的暗喻耐人寻味：当一些美国顶尖大学正在消耗精力于文化战争时，另一些已经在向新的技术现实转型。

文章并非简单论证实用主义与人文主义孰优孰劣，其核心关切在于：美国目前仍是人工智能、软件创新、可扩展核能与新药研发等前沿领域的领跑者，但这种优势高度依赖大学体系持续输出具备相应能力的人才。问题在于，许多高校被“过时的学术模式”束缚，在课程结构和人才培养上对技术范式的迭代反应迟缓。而课程调整往往需要数年的行政和学术周期，远跟不上产业技术迭代速度。

人文通识教育也因此陷入微妙困境。批判性思维、写作表达、跨学科理解等综合素养，从长周期看仍是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基础能力，但在高债务、短期回报逻辑主导的环境里，这类价值难以被即时量化。汉普郡学院倡导的自由式教育理念，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语境中被视为创新先锋，但在如今学生和家长高度关注就业前景、背负助学贷款的背景下，其办学价值难以获得广泛认可。

叠加政治冲击

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变化，也给高等教育造成诸多冲击。右翼批评高校“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偏左”，左翼则批评其与资本和精英利益深度绑定，忽视社会公平。在这种夹击之下，高等教育的公共服务属性被弱化，在政策制定、财政预算分配中逐渐陷入被动。

二战后形成的“联邦-大学科研资助联盟”，是美国研究型大学数十年来的制度基础。联邦资金以合同和项目形式源源不断进入大学，换取技术创新、军民科研成果和高技能人才的持续输出。

《纽约客》杂志在2026年3月刊发的长文《走向解体的美国大学体系》中详细记录了这一联盟如何遭受破坏。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联邦政府对高校的干预呈现出系统性特征：冻结或撤销对被认为“觉醒”的高校的科研拨款，向超过600所大学发起联邦调查，数千名国际学生签证遭到撤销；2025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等联邦机构相继推出大幅压缩间接经费的政策，相关法律争议至今仍在联邦法院审理中。

同时，特朗普提出的2026财年预算案拟将NSF预算削减逾半，NIH预算削减约40%，尽管国会最终未完全接受，但政策的不确定性已对高校的财务规划、国际招生和学术项目设置造成实质影响。部分高校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大幅下滑，多所学校因此出现预算危机。

美国高校变局带来的启示

当前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分化态势显著：一端是少数拥有数十亿乃至数百亿美元捐赠基金的精英研究型高校。面对危机它们仍能获得更多捐赠与优秀生源，对联邦政策冲击的抵御能力也远强于普通院校。另一端是众多依赖学费、捐赠薄弱的中小型私立学院。它们既无规模优势，又无资本缓冲，在生源竞争和债务压力的双重夹击下只能黯然退场。结合当下美国高校生态变局，可总结出诸多值得思考的方向。

第一，高等教育体系需要构建分层分类的良性发展生态。不同办学定位、不同规模的院校，承担着差异化的育人功能。头部名校侧重前沿科技与高端人才培养，地方中小型院校则立足区域发展，服务本地学子与基层人才供给。单一依靠市场竞争进行行业优胜劣汰，容易挤压地方院校的生存空间，影响区域人才培养布局。

第二，高等教育的发展需兼顾效率与公平。高等教育若被视为“高投入、高回报”的私人投资领域，公平危机会被制度性放大而不是自动纠正。高学费、高债务、高风险，叠加高度分化的学校质量，意味着资源更充裕的家庭更有能力押注“安全的精英院校”，而普通家庭只能在质量不稳，甚至存在关停风险的学校之间摇摆。长期来看，这会把高等教育从“缩小差距的工具”推向“固化差距的机制”。美国2020年以来关闭的逾80所私立非营利院校，绝大多数是服务本地、依赖学费的中小型学校，而非办学质量真正低劣的机构。这样的“出清”，在底部和中段切断了许多人本来就不宽的人生上升通道。

第三，在制度层面要为“中间层”院校和弱势学生提供“保护与缓冲”，以免高等教育的社会合法性被蚕食。当越来越多年轻人发现好大学进不去、能上的学校不稳定、付出高成本却难以获得相应回报，他们不只是对某一所学校失望，而是对“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产生怀疑。信任一旦流失，重建极为困难。如何防止高等教育体系在危机中“只保顶端、不顾底层”，是一个关乎社会流动性、社会信任与代际契约是否还能成立的根本问题。

作者：杨士龙

来源：《环球》2026年第14期

编辑：胡艳芬

监 制：刘延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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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林睎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