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文献考定的唐长安城坊图
狄仁杰《袁公瑜墓志》拓片
前不久，一则“博物馆再现狄仁杰真迹”的消息在网上传开。众人惊异之余，纷纷跑到新闻评论区扎堆留言，玩起经典影视梗，齐刷刷留下那句经典台词：“元芳，你怎么看？”
受那部风靡一时的影视剧影响，狄仁杰在今日大众心中，早已成为一位“名侦探”。而在大多数侦探悬疑剧里，往往有着这样一个固定套路：世上绝没有纯粹的巧合，所有的巧合背后，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必然联系。
戏剧照进现实，狄仁杰现存的唯二书法真迹中，恰恰就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巧合”。这两幅真迹，实际上是两方墓碑的墓志，更巧的是，这两方墓志的主人并非旁人，而是一对父子——父亲袁公瑜与儿子袁承嘉。
既然网友们纷纷喊话问元芳，那么答案必然是“此事背后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我们不妨化身元芳，循着这两方墓志的文字去探寻历史深处的玄机，看看剥离了史书的宏大叙事后，唐代古人身上最真实鲜活的那一面。
45年迟葬之谜
狄仁杰亲笔书写的两方墓志中所提及的人物，撇开袁家的各位远祖不谈，实际关联着三位关系紧密之人：父亲袁公瑜、袁公瑜的原配夫人孟氏，以及他们的儿子袁承嘉。
三人之中，夫人孟氏最早离世。正如狄仁杰在墓志中所写：“享年卅五，永徽六年十月五日，终于京第。”意思是说，孟氏太夫人享年三十五岁，于655年农历十月初五在长安府邸溘然长逝。
相比之下，丈夫袁公瑜则长寿得多。他足足比夫人多活了30年，是以七十三岁的高龄，于“垂拱元年七月廿五日（685年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寝疾”而终。
单看二人离世的时间线，尚且合乎常理，但接下来，真正蹊跷的地方浮出了水面。狄仁杰在墓志中记载：直到700年的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这对夫妻才被正式合葬于洛阳北邙山。此时，距离袁公瑜去世已经过了15年，而距离孟氏夫人去世更是足足过去了45年。
在唐代，如果夫妻双方中有一方先走，出于种种原因，可先将其简单入殓、临时安葬，等另一方也过世后，再将二人迁至一处合葬，这种制度被称为“权葬”。需要指出的是，受古代男尊女卑观念与“既嫁从夫”礼法的影响，临时权葬的大多是妻子。柳宗元的姑姑柳氏夫人便是典型一例，柳宗元曾撰文记录，姑姑临终前特意嘱托丈夫，希望自己先行简单临时安葬，不必铺张办丧。“将俟君之不讳，而归复于正，其可也。”意思就是，等将来丈夫百年之后，再将夫妻俩一同迁回家族祖茔正式合葬。
古人笃信风水命理，夫妻合葬时往往要特意挑选吉日良辰，这也导致了合葬的跨度有时会变得旷日持久。据《唐代墓志汇编》记载，元和十二年（817年）南阳某张氏夫人不幸过世，她同样被临时权葬，直到23年后的开成五年（840年），才终于等到了所谓的“吉时”，张夫人的大女儿这才将母亲的灵柩与父亲合葬。张氏的墓志对此评价道：“礼也。”言下之意，认为这种漫长的等待完全符合礼法。
等待23年姑且能让人理解，可把视线拉回袁公瑜夫妻身上，他们一家的情况，就显得格外反常：让夫人临时安葬45年已是少见，更离谱的是，让袁公瑜本人也“权葬”了15年，家族才后知后觉地将他们合葬。
答案或许就藏在他们的次子袁承嘉身上。根据狄仁杰所写的袁承嘉的墓志，袁承嘉享年四十七岁，卒于今广东化州。他去世后不久，“即以久视元年十月廿八日（700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迁葬于洛阳县北邙山”。
正所谓“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齐齐整整”，那么，在这几十年的漫长岁月里，袁氏家族究竟在等待什么？是一心认准公元700年这一年份有什么特殊寓意，还是长久以来都在等待一个机会，让全家老小得以齐聚北邙、归葬洛阳？
答案似乎是后者。而这种对洛阳的执着，背后未尝没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要知道，作为唐代都城的长安，当年便有“居大不易”的说法，普通士人想要在长安扎根立足本就万分艰难，若想身故之后长久安葬于此，更是难上加难。
《新唐书》中记载过宰相杜正伦的往事，足以印证长安墓地资源的稀缺。唐太宗贞观年间，杜正伦曾想将自己这一支脉并入当时关中的顶级望族——城南杜氏的族谱之中，怎奈却被对方一口回绝。为了报复这一羞辱，杜正伦在执掌大权后，力主开凿城南一个叫杜固的地方。史书记载：“既凿，川流如血，阅十日止。”意思是说开凿通水之时，河水竟然呈现出如鲜血般的异色，整整过了十天才恢复正常。
城南杜固，大概率就是杜氏家族墓葬的核心区域，也是他们视若生命线的“风水宝地”。史书用如此夸张玄幻的字眼来描写墓地风水被破坏后的惨状，除了体现古人对阴宅的极端重视外，也无形中透露出了一个残酷的细节：早在唐朝初年，长安周边最好的风水宝地，早就被关中旧族垄断殆尽了。
墓葬胜地北邙之谜
史料另载，隋代开科取士之时，全天下秀才不足十人，杜正伦家中一门三秀才，且成绩全部位列上等。换言之，青年时期的杜正伦即使尚未登临高位，也已是惊才绝艳的时代翘楚。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天纵之才，依旧入不了关中旧族的法眼。连杜正伦这般人物都四处碰壁，那些远赴长安任职、无宗族根基的普通官员，处境可想而知。
与今日的商品房市场颇为相似，唐代的宅院同样具备商品属性，可以进行正常的市场交易；反观作为阴宅的墓地，由于其深植于传统祖先信仰，且关乎子孙后代的家族气运，是几乎绝不可能被轻易买卖的。这就意味着，官员们即便有能力在长安置办宅院，也绝无可能在这片土地上为自己寻得一方上佳的安葬之所。
于是，退而求其次，很多官员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洛阳，将其作为自己死后的安身之所。
白居易曾作诗盛赞洛阳风光：“地称高情多水竹，山宜闲望少风尘。”除去宜人的山水景致，在当时的堪舆家眼中，洛阳更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吉壤。后世诗人有诗云：“神魂赴东岳，体魄归北邙。”洛阳，尤其是洛阳北邙山一带，历来便是风水绝佳、名人趋之若鹜的“黄金墓区”。中唐诗人王建曾赋诗感慨道：“北邙山头少闲土，尽是洛阳人旧墓。旧墓人家归葬多，堆著黄金无买处。”透过这几句诗，我们大可体会到，北邙山的墓地在当时是何等的紧俏与炙手可热。
说回袁氏的迁坟之举。一种观点认为，袁公瑜之所以在过世15年后才得以迁坟，是因为他生前曾卷入朝堂风波遭受牵连，死后很多年获得朝廷平反，家族才有机会与条件进行合葬。可对照史料细细推敲便能发现矛盾：袁公瑜早在692年就被武则天追赠刺史，距离700年全家迁葬相隔整整8年。
袁氏一家之所以又苦苦等待了8年，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恰逢其子袁承嘉不幸离世、需要合葬，而另一个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为了排队等候极其稀缺的“洛阳县北邙山”墓地指标吧。
然而，一座名山的墓地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在此我们不妨将思维发散开来：当北邙山的墓穴彻底饱和时，古人又会如何解决安葬难题？翻阅各地地方志，又能发现各种有意思的巧合。《陕西通志》记载，安塞县城西南二里处有一座山，形若飞凤，名为凤凰山，当地百姓也将其称作北邙山；无独有偶，中唐诗人李绅在创作《晏安寺》时，曾于诗歌注解中写道，晏安寺位于越州城（今浙江绍兴）东北一隅，当地百姓亦亲切地称呼那里为“小北邙”；再往南寻，据《雩都县志》记载，当年岳飞在平定江西赣州一带的流寇时，其驻军的银坑镇旁，亦有一座赫然在目的北邙山……既然天底下只有一个北邙山不够用，那么在各地多“创造”出几个便是了。古人面对各类难题时，自有一套变通处事的独到智慧。
久视元年（700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袁氏全家举行了集体迁葬。“700年农历十月”貌似不是迁坟的原因，但这一看似确凿的迁葬时间节点上，其实依旧隐藏着一个巨大的历史矛盾：根据正史记载，在这一天，撰写墓志的狄仁杰恐怕早已不在人世。
狄仁杰究竟逝于何时？两唐书的《狄仁杰传》中均无明文记载。但在《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却有这样的描述：“（圣历三年）五月癸丑，上以所疾康复，大赦天下，改元为久视……九月，内史狄仁杰卒。”而《资治通鉴》则将狄公的离世精确到了具体日期，司马光在700年农历九月的条目中写道：“辛丑（即二十六日）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
既然狄公已于700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溘然长逝，那么，一个已经作古之人，又如何能在十月为他人撰写墓志铭呢？莫非，给袁氏父子撰写墓志的“狄仁杰”，与我们熟知的那个大唐神探，只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狄仁杰落款之谜
这种可能性几乎可以完全排除。狄仁杰在给袁公瑜撰写墓志、介绍自己的官职身份时，落款清晰地写着：“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据正史记载，698年突厥大举入侵河北，狄仁杰临危受命，被武则天钦点为这一要职，用以抵御外侮，安抚当地百姓。“河北道安抚大使”是地位显赫的重要官职，同一时期朝堂之中，绝不可能出现两位同名同姓且担任同一重要官职的官员。
对此，另一位世界著名的异国神探福尔摩斯曾有一句经典名言：“排除一切不可能，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真相。”既然如今文物界与考古界已经盖棺定论，认定这两方墓志确为狄仁杰的书法真迹，那么大可以反向推论：史书中关于狄仁杰去世时间的精确记载极大概率是有误的。
这属于专业史学的考证范畴，暂且略去不表，我们倒是可以依托这两份一手墓志，用“抠字眼”的方式，试图还原作为臣子的狄仁杰，在其人生暮年时的仕途履历，窥见他身居高位时暗藏的处事心态。
看过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观众，应该都对剧中“狄胖胖”一段超燃的自报家门环节记忆犹新：“在下姓狄，名仁杰，并州人氏，官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加黜陟使……”
台词中的“凤阁鸾台”，是武则天称帝后独有的官署名称，对应传统三省六部制里的门下省，换言之，狄仁杰所担任的其实是“同门下平章事”，也便是世人常说的宰相。唐代宰相分为两类，一类是法定宰相，也就是三省最高长官仆射、侍中、中书令；另一类属于加衔宰相，那更像是一种政治资格、荣誉头衔，而非某个具体的实权岗位。“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便是典型的“加衔宰相”。
史料记载，狄仁杰于天授元年（690年）首次被授予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到了698年农历八月，据《资治通鉴》记载：“以狄仁杰兼纳言。”九月份，狄仁杰因突厥战事被派往河北出任外职。在河北期间，他被授予了“河北道安抚大使”之职，也正是在此阶段之后，他才有可能替袁氏家族撰写墓志铭。
时间线与仕途履历看似完全吻合，但这里又衍生出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新矛盾：武则天时期的“纳言”，亦即门下省的最高长官“侍中”，那是妥妥的“法定宰相”，论政治地位比地方上的安抚大使要高得多。那么，狄仁杰在撰写墓志介绍自己时，为何放着堂堂“纳言”的宰相大衔不写，非要“屈尊”在落款中写上一个“河北道安抚大使”呢？
700年，武则天再度提拔狄仁杰，授予其内史（相当于中书令）一职，还专门颁布《授狄仁杰内史制》，制书提及此前狄仁杰的官职为“守纳言”。隋唐官制中，“守官”代表官员暂代、试署正职，尚未正式转正，这也对应了698年狄仁杰的任职状态。
于是，我们大可做出这样一种合乎情理的推测：在为袁氏撰写墓志的那一刻，狄仁杰或许还处于“实习纳言”的微妙阶段。出于对波谲云诡的武周政局的谨慎考虑，处事圆融的他不太愿意在私家文章中过分强调自己尚不稳固的宰相身份。仅仅一方墓志的署名，狄仁杰都能反复斟酌、谨慎取舍，足以看出他身居朝堂，始终谨小慎微、思虑周全。
狄仁杰晚年跌宕曲折、步步审慎的仕途经历，也道出了一个有趣的道理：一个不愿意动脑子的书法家，当不了好的政治家。封建王朝时代，伴君如伴虎，步步皆是权衡。时至今日，狄仁杰凡事深思熟虑、行事克制稳重的处事风骨，依旧值得我们细细品读、躬身学习。
文并供图/老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