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家郑振铎在抗战期间冒险抢救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就达1.5万余种。上海书店出版社近期推出《郑振铎日记(1939年)》系首次整理出版，详细记录其买书、编书目、教学、交游等，进一步补充抗战期间文献抢救这一壮举的细节。
“1939年日记显示，郑振铎几乎每天下午都会去往三马路、四马路的书店，与书商们接洽，抢救当时流散在江南的古籍。”日前，郑振铎嫡孙、民进郑振铎研究会顾问郑源亮相行知读书会，分享新书《郑振铎日记(1939年)》背后的故事，以后代视角追忆祖父文化抗战的峥嵘历程，讲述郑氏家族如何跨越四代守护文脉。
1937年8月14日，郑振铎站在自家天台上，目睹远处开明书店遭日军炸毁。彼时，日军不仅用炮火轰炸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店等文化机构，还派出“兵要地志调查班”，掠夺中国文献古籍。为了抢救这些古籍，郑振铎没有跟着朋友去大后方，而是留在上海，直到抗战胜利。“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郑振铎书中所写的责任，正是“书生报国”为书而战，“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
1939年秋天，江南大批古籍如潮水般涌入上海，郑振铎深感个人力量有限，于是联合张寿镛、何炳松、张元济等人，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依托中英庚款抢救流散的古籍文献。在日伪环伺的高压之下，他筑起一道拦截文献外流的“大坝”。据不完全统计，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成功从日本追索回15万多册书籍，其中最珍贵的3.4万余册都与郑振铎有关。
这本新出现的日记，还将“文献保存同志会”成立时间提前到了1939年11月。1939年日记中，郑振铎叙述最多的便是各类聚餐，他在星期二去青年会33次，星期六去航运俱乐部36次。当时不能公开开会讨论抗日，他们只能以聚餐会的名义，秘密组织抗日救亡。
日记为公众打开一扇窗，窥见民族危难之际，一群手无寸铁的文化人如何以笔为剑，以纸为阵，进行着一场无声而坚韧的文化保卫战，为人们进一步了解郑振铎在沪上孤岛时期坚持文化救亡的历程，提供了真实直接的史料支撑。
从这部1939年日记可见，郑振铎秉持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且对每一页记录均精心保存——即便是台历散页，亦细心粘贴于日记本对应日期页，全年365天无一日空缺，完整性实属罕见。日记中也透露出种种日常细节。比如，1939年郑振铎观看了大量外国原文电影，据统计全年观影达182场，有时一日竟达两三场。这些电影多为英文原版，郑振铎精通英文，故日记中电影名称均以英文书写。“要感谢将这本小小日记本悉心保管八十余载的人士及其家族——这背后是三代乃至四代人的坚守，殊为不易。”郑源感慨地说。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