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荃麟和夫人葛琴合影
今年是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出版家邵荃麟120周年诞辰。本刊三篇文章，分别聚焦他生命中三个具体而微的现场：桂林时期主编《文化杂志》的缝隙求存，与茅盾跨越数十年的相知相惜，以及由朱光潜来信牵引出的美学论争幕后。他的文学主张曾沉寂多年，他的身影常隐于他人之后，但今天回望，他恰是那个时代文学现场绕不过去的坐标。谨以此三文，纪念双甲子之诞，也致敬一代知识分子的韧性与清醒。——编者
1979年，病榻上的茅盾已是83岁高龄。当他提笔写下《沉痛哀悼邵荃麟同志》时，距离邵荃麟病逝已整整八年。今年，是中国作协第一任主席茅盾诞辰130周年，也是两次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诞辰120周年，两人在作协工作中长期搭档。重温这两位中国文学重要组织者的交往，历史深处便透露出相知相惜的光芒来。
茅盾第一次见到邵荃麟，是在抗战时期的桂林。那时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香港沦陷，东江游击队以“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的计划和宏伟的规模”，将一千多名文化人护送到安全地区。茅盾夫妇也在其中，抵达桂林后却面临着无处安身的窘境。是葛琴，邵荃麟的妻子，把自家用作厨房的小屋腾了出来。那间屋子本是灶间，逼仄潮湿，终年不见阳光，但乱世之中，茅盾夫妇总算有了落脚之地。
邵荃麟和葛琴自己住的是楼上朝北的小房间，同样阴暗。楼上朝南阳光充足的几大间，住着其他几位。茅盾在回忆中写道，宋云彬“每夜都拉人打牌，直到深夜”，时而大笑，时而高声抱怨，“静夜听了，特别刺耳，使人不能安寝”。他有时会从楼下大声抗议，但邵荃麟夫妇却始终默默忍受。茅盾后来才明白，这大概是因为那几位是统战对象，所以邵荃麟“特别表示优容”。这个细节，折射出邵荃麟性格中最核心的特质——隐忍、包容，以大局为重。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退让，但在关乎个人舒适的事情上，他却有着近乎苛刻的自律。
那时的邵荃麟在文化供应社工作，主编《文化杂志》。他还领导着桂林一些青年组织，举办讲演会。茅盾应邀去讲过一回，讲稿后来整理发表在刊物上。他回忆说，邵荃麟当时“实在太忙”，他自己只写文章，白天忙完，晚上便休息了，但邵荃麟“却常常晚上还在写作或看书”。茅盾比他年长十余岁，却在这位瘦弱的后辈身上，看到了一种近乎把自己点燃的工作热情。
如果说桂林的相遇是患难中的相识，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共事便是相知。邵荃麟到作协工作后，茅盾有了更多机会向他请教。他这样评价：“他考虑问题的周到，见解的深刻，以及从容安详的态度，都使我很钦佩。”但让他“惊骇”的是邵荃麟的身体——“骨瘦如柴，常常咳嗽”。邵荃麟确实是在抱病工作，而且“丝毫不苟”。这种工作态度，在茅盾看来是可敬的，却也叫人隐隐不安。
两人的合作深入而默契。茅盾起草中国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时，邵荃麟做了“详细修改”，这才定稿。茅盾坦承自己不擅长写报告，邵荃麟的帮助让他能够胜任那些对文学事业至关重要的工作。更让茅盾难忘的，是有一次他写了一篇文章，第一稿送请邵荃麟过目，邵荃麟看后坦率地指出“没有抓住要点”，并做了详细解释。茅盾据此重写，第二稿终于获得肯定，“和第一稿大不同了”。茅盾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我当时也很高兴，因为提高了对自己的信心，原来我也还不太笨，经过学习努力是可以一点一点进步的。”这番朴实的话语出自一位文坛巨匠之口，足见邵荃麟的指导对他是何等重要的激励。
而这种坦诚相见、彼此切磋的交往，在他们1959年的一次通信中体现得尤为动人。那年夏天，茅盾在庐山养病，睡眠极差，心情烦闷。更让他忧虑的，是一场关于文学理论的讨论。他看到有些批评文章对年轻学人编写的文学史过于苛责，便在8月4日给邵荃麟的信中倾诉了自己的不安：“我怕，这样下去，要把青年人弄糊涂了”。他担心讨论会以简单化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观点被误解或搁置。信末，他自嘲地套用陶渊明的诗句：“语言无伦次，应怜脑病人。”这是一个病中老人的焦灼，也是一个老作家对文学理论命运的深深关切。那些文字背后，是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波澜。
信到北京时，邵荃麟正在北戴河休养，身体同样不好，“主要也是脑弱”。等到这封信辗转送到他手中，已是8月18日。邵荃麟立刻提笔回信，写了一半，忽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返京。这封信于是带着北戴河的海风，跟着他回到北京，8月25日才最终写完寄出。
在这封两千余字的长信中，邵荃麟首先做的是安抚朋友的心。他详细说明了讨论会的真实情况：第一次会上他就说明“不企图在这次讨论会上得到理论上的结论，目的是促进学术的百家争鸣”；最后一次会上又说明“不作任何结论或总结”。他恳切地说：“我希望您不必介意这些。仍按原定计划把《偶记》的后记写出来。”这番话，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的宽慰，更是一位理论工作者对学术讨论应有态度的坚持——不急于下结论，不轻易否定不同的声音，让讨论在争鸣中走向深入。
更可贵的是，邵荃麟没有因为是给前辈写信就一味附和。他认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同意茅盾对文学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强调探讨文学规律“首先不能离开社会和社会思想斗争的规律”；但他同时也指出，问题需要从多个层面来理解，不应把复杂的文学现象简单化。他既坚守自己的理论立场，又充分肯定茅盾工作的价值，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在学术讨论上又保持着难得的包容和开放。这封信展现了一个完整的邵荃麟——严谨而不固执，坚定而不偏狭，既有深厚的理论修养，又有坦诚待人的品格。茅盾没有“介意”，《夜读偶记》的后记也终于完成了。行动本身，便是最好的回答。
1962年大连会议是两人交往中另一个重要的坐标。那是因茅盾计划去大连度夏，邵荃麟当时身体极差，但为方便茅盾，特地将会议地点定在了那里。茅盾白天参会，晚上便无事，但荃麟和其他同志“晚上还有分组会，还要作总结，所以是日夜操劳的”。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邵荃麟提出了“写中间人物”的主张。茅盾在悼文中明确表示：“要不要描写中间人物？我与荃麟同志意见一样。”这是一个作家对另一个理论家最朴素也最有力的支持。
然而后来的岁月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邵荃麟因为那些关于文学的真知灼见而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1971年病逝于狱中，最终没能等到云开雾散的那一天。茅盾在悼文里写道：“我们要学习荃麟同志的考虑周到、细致深入的工作方法，和坚持原则的精神，为‘双百’方针之贯彻，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请，将这篇悼文作为《邵荃麟评论选集》的“代序”——让这篇朴素的文字，永远地站在故人遗著的门前。
回望邵荃麟的一生，他关于“中间人物”的思考，并非一时的理论冲动，而是长期文艺实践的结晶。茅盾理解他，支持他，因为他们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上有着深刻的共鸣。他们都相信，文学应该真实地反映生活，应该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应该为时代留下真实的记录。从桂林那间昏暗的小屋，到北戴河那封深夜写就的长信，从大连会议上共同的文学主张，到漫长沉默中无言的守护——他们的交往，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温润而坚韧的精神纽带。暗夜里有光，便不觉得路长。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